第一章 导论
社区，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单元，也是贯穿于中国社会学发展始终的一条主线，这个由Gemeinschaft到Community再到社区长途旅行来到中国的学术词语，曾经主导了中国社会学发端扩展的重要时段。乡村社区不但是中国社会学早期研究的焦点，而且在相当意义上成就了早期中国社会学。然而，伴随着中国社会转型与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与城市社区的扩展，大量新型社区的出现对社会学研究提出了全新的挑战。社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承接这一转变的一个容器，原有在社会学中略带乡愁般的一个学术名词经过政府部门的采借，竟成为影响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整合性话语，并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关联起来。由此，我们在谈及社区时首先面对的是社区的多重面相：作为行政管理的社区、作为学术研究的社区、作为共同体的社区。概念与界定的多歧必然有其深层的原因，这种紧张，不仅仅反映在研究与实践的冲突上，而且在深层次上揭示了社区治理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重要价值。对于中国社会的理解实际上必须从这些看似平淡琐碎的社区生活中开始，理论的使命也恰恰是在这些看似平淡的社会现实中发现社会变迁的深层动因。以往的研究多建立在经验性的分析总结上，对社区观察的视角也存在着冲突，比如关注于国家政权建设的研究发现的是国家不断地对社会的侵入，社区不过是国家治理的单元；而关注于社会的研究则发现了社区中社会不断成长的历程，社区中的业主委员会堪称中国公民社会的先声。这种分裂的图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国家—社会或国家—社会—市场分析范式上，而这样范式的形成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学研究中定性研究及其方法的限制，难以对社区组织的结构、组织网络及其关系进行实证性的研究。社会网络理论及社会网络分析软件的发展，从理论和方法上为研究社区中复杂社会组织网络关系开辟了新的视野，本书通过对北京市三个社区中社区组织全网及其组织网络关系的比较研究，力图为理解城市社区组织建立新的认知框架。
从社区组织网络来认知社区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普特南开创性研究引发的讨论。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中，普特南提出公民团体和社会资本对于社会治理的影响，但是除了对两种类型的公民社团做了一般性的区分之外，普特南并没有在这些团体如何在更大范围促成有关社区事务和整体性社会形成上面做出更为详细的区别和说明，横向联系的组织与纵向联系的组织对于社区治理影响的研究也是模糊的。毫无疑问，由社区转型所开启的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的问题将远比主导已久的市场转型研究更为复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制度—生活”正在取代“国家—社会”成为分析中国的新框架。[1]超越普特南研究中浓重的文化历史意味，在更为具体的社区组织层面研究不同的组织关系对于社区治理的影响，将有助于廓清我们对于社区本身和社区层面社会转型的认识。本书比较性地考察了三个社区中不同组织关系与社区治理的关系，力图为认识中国社会转型开辟一个社会生活层面的新视野。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以社区组织网络认识社区
研究无非是对现实变迁和理论发展两个方面的回应与反思。中国城市社区的发育发展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伴随着城市化、法律环境等一系列结构性因素的变迁，城市社区治理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整合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学术界面临的尴尬往往是不能对社区中的种种变化做出有效应对，对社区主体的分析也往往是顾此失彼、歧见纷呈。在福柯的隐喻中，现代社会结构是一种断裂的和异质性的社会空间，只能通过动态和分散的制度与关系结构的型构（figurations）来加以概念化。[2]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少有一个社会像中国城市社区这样符合福柯的构想，不过以往人们习惯于以地理空间的静态视角看待社区，无论对社区结构还是对社区资源的分析，都显得过于僵死而缺乏整体性与有机性。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学家试图走出滕尼斯式社区研究的传统，选择更为具体的社区组织作为研究对象，社区组织被认为是连接微观与宏观的一个合适工具而受到社会学家的青睐。[3]以社区组织网络认识社区，意味着需要突破以地理空间的静态视角观察社区的局限，将社区治理和运转置于结构性要素与各类社区资源组合互动的网络化格局之中。社会网络概念，由于内在地具有穿透这类空间构型的潜质，很有希望发展成为继社会结构之后社会学的又一个敏感化概念（sensitizing concept）。
一 社区成长：现实的挑战
在中国城市公民社会崛起的进程中，存在着两条清晰的发展路线：其一是由政府放权、授权、居委会和街道职能重塑等一系列改革，以培育公民社会、追求共同治理为目标，自上而下推动的民主治理改革；其二是由市场化进程相配套的一系列制度性改革，特别是住房制度改革形成的日益庞大的业主群体，和特殊利益群体因自身利益觉醒而主动开展的、以居住社区为单位的一系列自下而上追求自我发展的公民有组织活动，造就了中国最具实际意义、拥有最广泛社会基础的公民社会的崛起，并成为推动城市变革的重要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4]因此，国家基层建设和市民社会的生成在时间顺序上具有高度的同一性，社区的崛起既是国家建设的直接后果又是公民社会发展的积极动因。在政府推动的社区建设中，社区组织、社区服务、社区卫生、社区文化、社区环境和社区治安等社会建设所有的内容几乎都被纳入其中，本身已经造就了社区建设的复杂性，而两条线索上不同群体相异甚至是对立的需求也使得社区建设的发展轨迹充满了变数。
从政府推进的角度来看，单位制终结后国家如何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成为最为关键的问题[5]，社区几乎是在偶然间成为重新整合社会的新单元形式。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大中城市掀起了社区建设的热潮，民政部首先选择在北京、上海、天津、沈阳、武汉、青岛等城市设立了26个“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在基层政府管理体制上先后出现了上海模式、沈阳模式和江汉模式等，对具体的社区管理多样性的探索更为普遍。
虽然当下的研究将关注点放置于惯常所说的社区“三驾马车”——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之上，[6]但是如何培育社区组织，协调社区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的角色逐渐成为讨论的焦点。对于社区中出现的大量民间组织，政府对其发展是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政府已经意识到，应该发展民间组织来共同承担公共服务职能；另一方面，政府又担心在发展过程中失去对民间组织的控制，担心民间组织的发展会危及国家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因此政府对民间组织采取较为严格的政策。[7]
作为社区建设的核心组织，居委会自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原来的“小脚老太太”改为社区工作者，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形象地描述了自己是仙鹤的头（情况明、底数清）、兔子的腿（社区的琐事、杂事多，跑得快）、青蛙的肚子（社区人口复杂，大量弱势群体、“两劳帮教”和社会闲散人员的不满和怨气多）、百灵的嘴（人民调解与邻里纠纷解决、政策法规和管理条例的学习解释）。[8]在这样一个多面居委会中，居委会如何处理好贯彻执行政府任务和发挥居委会居民自治组织的作用，成为争论的焦点。
从社会发育的角度而言，在城市住房体制改革和居民由体制内快速流出的背景下，大量基于居民自组织的社会群体和组织出现，其中既有从原有政府中分化出来的组织形态，又有大量出于娱乐联谊需要产生的居民组织，还有大量居民结成的互助型组织，特别是作为新型社区代表的业主委员会的出现，堪称中国公民社会的先声。[9]由于缺乏与政府、市场进行互动的规则和制度，社区居民在维权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纠纷乃至流血事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物权法》等相关法规政策的颁布及实施，使业主委员会等维权类社区组织的制度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互联网在城市社区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通过社区互联网的居民组织与活动日趋活跃，社会网络、虚拟网络和社区现实空间中的社区组织交相互动，织就了社区生活的另一幅图景。[10]
社区秩序的关键，社区建设的归宿，都在于社区共同体的形成与逐步强化。当前，街区空间中行政权力整合的程度已经大大增强，社区成员的整合虽然较为滞后，但业已开始，业主委员会、社区志愿者队伍、“改制”后的居委会，都显示出这样一种趋势。在发展过程中，如何将这些利益取向不同的社区组织“组织”到将要形成的社区共同体中，更进一步，如何将行政力量与这个共同体在更高的层次上融合起来，从而实现社会稳定与政治稳定的统一将是社区发展与建设面临的深层问题。随着社区建设的深入，社区共同体将从地区性、社会性、群众性、公益性事业中日益发展成为一个中介体和网络组织，并在内部实现非行政的纵向沟通和横向联系。在国家政府、单位组织和个人相分离的边缘地带，社区共同体与社团组织一起提供了介乎三者之间、协调各方利益、缓和冲突矛盾、沟通相互联系的组织形式，社区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未来社会结构整合的模型。[11]从根本上讲，社区中政府、居民、社团、专业性组织等各种主体存在着面对面的接触，社区的发育发展，一定要建立在多种利益团体的协商合作基础上，需要团体多样化、多元化，没有这些，社区的生活就是死水一潭，没有真正社区意义上的生活。要使社区制度健康、快速地发展，必须加快培育社会组织的多样性，要扩大社会空间。多元利益的代表和团体能够有一个平等、和谐的协商合作的平台，社区应该朝这个方向发展。当下的社区建设实践也好，社区理论研究也好，在不同程度上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些组织主体所镶嵌的社区环境，而孤立地分析组织间的互动。进一步来看，社区背后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也被悬置起来，从而影响了我们用整体性的视角来探究社区发展的可能。社区地区性社会与社会缩影的特性，都要求我们从社区共同体发现社会整合方式的发展趋势，社区组织之间关系的协调不但是社区建设本身的核心问题，更是社会建设的根基所在。在这个意义上，这一阶段社区研究的议题必然要求有新的开拓。刘继同将中国社区建设划分为八个阶段，2006—2010年被称为体系形成阶段，这一阶段既是社区体制改革彻底完成、新型社区组织体系与社区运作机制最终全面建立的社区体制改革终结期，又是新型现代社区体制、组织体系与运作机制的磨合及适应期。这个时期社区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国家如何处理社区管理、市场经济与社区自治三者之间的关系，真正实现社区自治，培育中国城市社会中的市民社会生活体系、文化价值与整体氛围。[12]
二 社区观察：理论的革新
实践的发展与理论的革新是两股铰接的力量，社会学回应社会变迁的能力显然体现于理论一次次凤凰涅槃般的自我革新。在经历了对帕森斯宏大理论的批判之后，西方社会学分化和整合的方向发生了巨大变化，当代社会学理论对社会的判断发生了很大变化。现代社会学理论更倾向于认为社会不是单一的（unitary）、不是封闭的或开放的系统（systems）、不是整体（totalities）。因此，在地理或社会空间内，我们绝不会找到一个受到单一限定的社会。换言之，不再将社会看作一个整体性的事实，而更倾向于视其为多重交叠和交错的社会空间的权力网络构成，在这一网络的边界，存在它和它的环境之间的一定层次的互动的离断（cleavage）。[13]既然整体性的社会结构不再存在，那么在研究社会结构时就需要调整我们的思维框架，社会结构的网络研究又重回视野，社会结构被视为“社会系统内联结与分裂的模式”。社会结构是对行动者之间关系模式的抽象表达。[14]研究社会结构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组行动者在社会空间里聚集在一起的方式[15]，使用网络研究的方法，可以同时对整个关系系统和该系统中的构成部分进行分析。与文化决定论相比，网络视角为人的动因预留了空间；与原子化的个体主义相比，网络视角又突出了结构和限制。正因如此，社会网络分析又以社会学中的“中间路线”或“第三条道路”而著称。[16]
社会学理论的这种深层变革，同样在社区研究中体现出来。在关于城市性的种种研究论争告一段落之后，社区研究的生态学理论走向终结，社会学将视角投向了更为微观和可观察的邻里与社区研究，但是浓重的空间局限很快凸显出来，如何处理好社区的地方性和社会性这一问题又一次摆在了社会学面前。社区的研究逐渐被引向其他两个路向：对于团结性情感得以维持条件的聚焦，反映了对于规范性整合和一致的持续关注；对于本地区域地方化初级纽带的聚焦则反映了社会学思想遗产中浓厚的空间分布（spatial distributions）意味。然而，共同体概念的深意在于，要理解信任、合作以及其他社会资本研究所涉及的概念，我们必须研究社会交往的结构、弄明白同一个人为何在不同场合的社会交往中表现出不同的社会资本水平和类型，这就要求我们从动态化和网络化的角度对共同体做出新的研究。
随着研究技术的进步和理论综合性的进一步增强，网络分析和行为模式研究结合起来，最新的社区研究动向展现了将社会空间中的网络与社区空间中的路径结合起来，力图通过社会网络的视野，将社区的地方性和社会性有效联结起来。[17]这样的研究视野，毫无疑问有助于社区研究应对后现代社会学理论对于传统社会学的冲击，并能真正回应信息社会、互联网、全球化这样一些深层次的社会变迁，从而能使社会学在解释现实与理论发展上获得新生。
从社会学理论变革当中确定自身研究位置的社区研究，最终的指向毫无疑问要返回到中国城市社会的转型中获得理解。自社区概念在20世纪30年代传入中国以来，一方面因强调地域特征和社区内部的自我平衡而经历了一个辉煌的本土化过程，另一方面也因注重空间与内部社会关系的互动，而忽视了更为宏大的社会变迁与社区之间的关系。[18]新时期的社区建设实际上是社会转型后基层社会管理困境的务实选择，更加强调社区对于基层社会的稳定作用，这种实践性的逻辑固然使社区经历了从宏观变迁到微观调整的视点转换，但实际上是对社区建设必要性的功能性解释，并不能对社区建设的宏观意义做出有预见性的全面说明。最为重要的是，它没有实现从微观回到宏观的另一次转变，因而在当下的情势中社区建设仅仅被模糊地看作推进改革继续深化的配套工程，研究也只能停留于社区社会资本、治理理论等浅层次主观性的讨论上。实际上，从社会学实证研究的传统来看，社会学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中的实然成分，将研究的关注点放置于社区中存在的社区组织网络，不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探析治理及其社会资本产生的客观依托，更能将一直隐含在社区研究中矛盾性的诸多主体放置在网络的视野中，对其展开互动性的分析。
社区组织网络的分析不但能使我们分析不同组织间的权力冲突、社区组织的角色定位和错位等问题，而且将通过社区网络研究的整体主义思路，从中发现那些始终存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社区组织体系之间、组织行为的认同机制与指令协调机制之间的制度张力。从历史的视角来看，“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经济增长不单单是发展、技术与选择的作用，它是一个复杂的历程，在这一历程中，社会组织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社会组织只是反映了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进程。比较历史分析恰恰宣扬了我们对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发展演变的理解，因为这种进程从本质上讲是有历史根据的。而且，这样一种分析为研究制度的演变和文化、社会组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相联系提供了历史的视角和多样性”[19]。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实践的发展正在进入一个组织化的发展新阶段，我国的社会组织将会有一个较快的发育，它的功能及其与政府的关系也会令人瞩目。我国的社会建设、社会体制、社会管理体制也会呈现出自己的特点，研究社会组织可能会成为我国社会学的一个新的“发展极”[20]。通过社会组织网络研究的介入，我们在更好地回应社会学理论变迁的同时，对社会学理论本身的发展也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第二节 相关研究述评
从社区生成和理论发展的逻辑看，中国城市社区组织的研究经历了从个人到组织再到网络的研究历程，我们沿着这一理路对涉及的主要文献进行了梳理，并论证了我们研究的主要思路。当然，这样一种梳理是一种带有理想类型色彩的安排，实际的社区建设实践必然要更为复杂，各个阶段也不一定完全符合本研究的归纳，但是社区实践的基本趋势和进程与本研究的论述是一致的。
一 从居民参与到社区组织
居民与地方社区的关系在社会学研究中具有长久的传统，美国学者W.萨顿和J.柯拉渣认为，与社区相关的行动均以其具有多大的社区性而定。而社区性则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①与地方性相关的活动；②行动者都认同于某一地方性；③当地的人们参与其活动。如某一地方的选举活动，就具有较大的社区性。与区位理论相比，这一理论更强调个体的价值观、动机和行动。当社区被视为交往场地时，社区里的人们都是作为个体的行动者来加以考虑的。[21]从以个体为中心的社会关系出发，威尔曼（Wellman）等认为社区研究的根本并不是邻里团结或集体情感，而是个体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与社会连接而成的社区网络，研究者可以从个体直接的亲属和朋友、联系频率、社区的范围（规模、密度和异质性）、社区中的亲密关系的数量和比例（亲密性）这四个要素来分析具体的个体社区到底是哪一种类型的网络结构。[22]斯科克波（Theda Skocpol）与菲奥里纳（Morris P.Fiorina）主编的《美国民主的公民参与》一书概括了公民参与的三种理论模式：社会资本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历史—制度主义理论。
从中国社会的实践来看，城市单位制度终结以后，如何发现新的整合手段成为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社区由此进入社会制度建设的整体性视野，而这一过程恰恰又与当时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推广的社区发展结合起来，遂使社区的发展走向前沿，并和诸多新兴的理念结合起来。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参与”已经从一个挑战主流发展实践的激进观点演化为公民社会和善治概念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它已经在正式的发展文件当中得到广泛的接受和认可，中国当前以社区为中心的城市发展战略中，公共参与——作为政策目标以及治理模式，已经成为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3]事实上，“社区”总是和“参与”一起出现在政府和国际机构各类经济和社会政策的话语中。[24]但是言辞虽多，对“参与”的真正理解却甚少，更罕有真正的实践，大多数社区参与有流于形式的风险，可能会将“参与”形式化甚至把其真正的含义抽空。[25]特别是在中国的城市，社区参与更多的是一种出于国家治理需要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社区参与具有很强的革命时期形成的国家动员、群众参与的传统烙印，在动员居民参与社区事务过程中，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采取地方性权威式动员，它是社会转型背景下适应城市社会变迁的一种新型的权力技术，既运用原有行政组织网络的强大动员力量，又借用基于人情的地方性互动网络等非正式因素，将社区居民纳入社区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之中。[26]因此，学术界对社区中不同的参与者的角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比如，斯科特提出的庇护说；华尔德在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提出了庇护关系模式和积极分子；贺雪峰等人则将乡村社区中的行动者称为村庄精英，并区分了体制精英与非体制精英；还有其他研究者提出关键群众等研究概念。
越来越多的研究由社区参与和社区自治方面的制度建构转向居民的社区意识和参与行为。[27]目前城市居民社区参与水平低；参与主体不足且结构失衡；回报性参与多，奉献性参与少；文体型参与多，政治型参与少；参与内在动力多是基于人际关系，公共参与精神尚未形成。[28]随着对参与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开始从抽象层面、经验层面两个方面提升对社区的认知，认为居民参与可以分为仪式性参与和实质性参与两类，不同的参与实际上折射着不同的国家—社会关系；杨敏进一步建构出四种社区参与类型：强制性参与、引导性参与、自发性参与和计划性参与，并通过在社区中分析四种参与的相应的经验代表：福利性参与、志愿性参与、娱乐性参与和权益性参与，分析了不同参与具有的自主性和对社区共同体形成的影响。[29]
然而，个人性的微观研究视角毕竟有着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而且由于整体性制度的限制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在中国的社区建设中这类参与的空间亦相当有限。反映在当前中国城市社区的研究现实，我们可以发现，在当前的研究中，由于城市社区生活实践中工作与生活的分离，研究的主题停留在老年人、女性、在家工作者等群体上，使社会学的研究难以深入社区的实践，同时也使得社会学的研究边缘化，更不用说学理上批评和为社区实践发展提供知识上的指导。将关注点放置在社区居民个人身上，导致社区社会资本的研究也多以个体为中心，但实际上这样的研究取向是与社区作为整体性的生活共同体的诉求和本质相背离的。总之，这种个体为中心的社区研究路向，对于诸多牵涉到文化、历史与制度性的宏观因素则缺乏考量，将社区研究的路径引向一个难以与整体社会理论对话的困境，同时也对社区实践的发展造成某种误导。
正如普特南所说，公民参与是考量社会成熟的一个重要维度，但这仅仅是考察公民社团“内部效应”的体现，更重要的是，如何考量这些社团对于社区、社会进而在与代表国家的政府发生互动时所具有的作用，这种转换将狭窄的个体——社团转换为更为宽广的视域，大量的二级社团组成的密集网络既体现又增进了有效的社会合作。[30]实际上，在中国城市的许多社区中，群众性组织的数量都甚为可观，某些组织的活动能力，及其在对私人生活所发挥的作用，如代管邻居的钥匙等如此私密性质的互助行为是西方城市社区中所难以想象的，那么，为什么在中国的城市社区中没有出现普特南所说的那种使民主运转起来的力量呢？除了政治体制上的巨大差别之外，是否还有一些有待我们发现的东西隐藏于其中？从根本上说，社区组织才是居民深度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决策和公共事务处理的有效渠道。通过社区组织，一方面将分散的社区居民个体聚集起来，为社区居民的横向联结提供可靠的纽带；另一方面构成社区治理架构的基本支撑，构成社区纵向合作的联结点。只有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社区作为共同体的特质才能得以完整的显现。[31]
研究由此转向较为中观的组织研究。夏建中等认为，在商品房住宅小区——城市新型社区，居民参与维权成为研究的焦点，作为新型社区代表的业主委员会是真正的居民自治组织，堪称中国公民社会的先声，在社区治理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主体作用。围绕业主委员会的研究成为居民参与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从整体社区发展的角度可以考察街区场域中主要行动者如基层政府机构、居委会、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相关的居民娱乐性、志愿服务组织和维权组织。[32]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体系综合理论开始在社区研究中得到发展。社会体系理论把社会看作由一系列相关部分组成的巨大体系，考察体系中各部分之间以及这一体系与其他各社会体系之间的关系。将社会体系理论应用于社区研究，就是把社区视为集中于某一地方而又比较持久的相互作用的体系，把社区视为许多个人、群体、机构之间相互交往、相互作用的网络。社区日常生活总是通过社区里的网络来进行的，这些社会关系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各种组织与制度，是构成一个社区的要素。美国学者I.T.桑德斯在1958年出版的《社区》一书中提出，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的社区，包含的主要体系有家庭、政治、经济、教育、宗教、社会、卫生、福利及娱乐等，而在每一主要体系之中，又包含有若干个次体系，例如政治体系之中就有政党、官吏、警察等次体系。此后，美国社会学者E.O.莫依明确提出了作为社会体系的社区的三个重要特点：①社区是一个由诸体系组成的体系。每一个社区都包含有许多不同的制度、组织以及在其中发展起来的正规或非正规的次群体，这些组织和群体本身都是一些社会体系，它们是社区这个社会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②在结构与功能上，社区不如正规组织那样集中。社区成员的各种需要、利益、目标和活动，都通过不同的制度与群体来实现和满足。③作为社会体系，社区的明确性不如正规组织，无论是社区的整体或是它的各种要素，诸如社区成员的目标、规定达到目标的手段，以及根本的价值观等，都是如此。
个人不是孤立地站立在社会面前，同理，社会对个人的动员与组织也是通过组织来进行。要对社会资源进行有效的动员，就必须利用已有的体制和组织因素，这种动员被研究者概括为“准组织化”动员[33]。组织参与、活动参与和场所参与是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三种主要方式，共同构成了社区网络的基本结构。其实，深入来思考居民参与所具有的社会意义时，我们便可以发现“行动者通过他们有目的的行动，织造了关系和意义（结构）的网络，这网络又进一步帮助或限制他们做出某些行动；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34]。由居民参与所具有的组织意义延展开来时，研究者自然地将目光投向了社区组织之间的关系。
然而，并非所有的社区共同体都具有我们所向往的理想价值，早在威廉·怀特的《街角社会》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各种共同体不同的作用和地位。珍奥斯基（Sanchez Jankowski）在关于地区帮派的研究中，富有见地地指出，地方居民对于帮派有模棱两可的感觉——一部分是惧怕，但另一部分他们觉得帮派社会比起主流社会更与自己有关联，主流社会对他们而言只有压迫。[35]这些研究的深意不仅仅在于研究群体的特殊性，而且揭示了市民社会内部本身的复杂性，丹尼尔·A.贝尔进一步通过比较研究，为我们理解市民社会的美德与局限提供了启发——市民社会本身或者退一步来说，那些我们惯常认为代表了市民社会的组织并不一定促进整个社会公德的提升。[36]这样的警醒在中国的实践与研究中特别稀缺，特别是在对市民社会几乎不假思索的正面评价充斥于研究界之时，构建一个对社会系统的认识框架尤为重要。
二 从社区组织到社区组织关系
研究者首先注意到的是单位制的弱化和市民社会的成长，使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基础发生了变化，我国政府与城市基层政府组织的关系正经历着从纵向控制到横向互动的转变。朱健刚在对上海的个案研究中提出，虽然单位制逐渐走向衰弱，但在社区中，国家力量通过将许多非政府的社会组织纳入行政参与过程来进行有效控制，而社会组织网络及社会自治空间的扩大也依赖于国家行政力量的扶持和推动，在强国家、强社会的理论框架下，他认为以社区管理委员会为枢纽的社区组织网络的扩展将会进一步扩展至社会中间层，使社会自治领域得以同时延展。在后来的研究中，朱健刚进一步从“地方行政建设”的角度探讨了街道办事处这样的基层政府代理机构如何在街道社区层面上建构与其他社区组织的权力关系。[37]研究者发现政府组织向基层的渗透和网络建立过程，以及立足于政府对复杂性治理需求的网格化治理的浮现，显示出国家的“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的延伸[38]，所谓政府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治理全方位”都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国家对社会持续不断的渗入。国家介入所提供的组织资源及其制度化方式，对居民区内部的社会交往和人际信任关系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纵向行政动员的组织策略中，居民间的交往关系往往被吸纳或建制化；而国家的基层组织的网络化则提供了社会资本增生的空间和激励。[39]林尚立认为，社区居民委员会是国家法律认可的唯一的权威性组织，国家通过赋予其“官”“民”双重身份，使其由国家权力的“末梢”一跃成为联系国家和民间社会的枢纽，因此社区居民委员会在社区治理中成为不可替代的关键力量。其他组织皆为非权威的边缘组织，无法与政府分享公共事务的治理权力。
在社区建设的发展过程中，研究者开始关注社区中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党组织和其他社区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有研究更加宏观地将社区中的驻区单位、流动人口组织等也纳入研究的视野，分析了种种复杂的组织关系属性。陈伟东认为，社区党组织是社区组织的领导核心，党支部对居委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在通常情况下，社区党支部和社区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和居委会主任之间主要是合作与协商关系，几乎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许多社区，居委会主任和党支部书记是交叉任职的，两者之间不存在谁大谁小的权力矛盾，都是围绕居民区群众性工作而开展合作行为。“党支部书记和居委会主任以私人感情为基础的协调关系远比以权力为基础的指令性关系重要，两者只是工作的分工不同，而不存在明显的上下级之分。”[40]徐中振、李友梅的研究指出相似的问题，“党组织、行政组织以及民间组织、经济组织的不同力量，它们都作为治理主体参与到社区治理过程中来……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者之间结成权力关系，进行战略性的交换与合作”[41]。
正如桑普森的社区组织系统模型指出，社区组织是嵌入在生态、体制和规范的社会关系体系中的。[42]后期的研究者逐渐关注社区组织之间互动与关系的构建，社区共同体精神的追溯和市民社会成为组织关系研究中最为重要的两大主题。[43]陈雅丽指出在城市社区中，组织建设是社区服务发展的重要动力，社区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和整合程度直接决定着社区服务发展水平的高低，是社区服务发展走上良性运行轨道的关键所在。[44]阿兰纳·伯兰德、朱健刚通过广州的个案研究，指出绿色社区建设不仅带来社区环境的变化，而且其整个创制过程帮助重组了社区的公共空间，这一社区公共空间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空间，其建设仍然依赖于社会主义时期的群众动员技术，但是其对社区参与的鼓励也为社区自我组织以及NGO进入社区居民的公共空间提供了机会。[45]研究者提出社区建设的最终目的应是发展相对独立的并与国家和市场实现良好互动的现代社区[46]，并指出社区重构的方式就是加强民主。[47]汤艳文提出，物业结构的交叉错落使业主委员会与居民委员会成为社区中并驾齐驱的两个共治主体，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的契约关系的运作不可避免地受到居民委员会这一变量的影响。不完全契约下的社区治理结构最终体现为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居民委员会三方利益的均衡，而不是某一方的绝对主导。[48]张昱认为，在中国的语境中，在国家和社会之间不存在市民社会理论所期望的明晰界限，由此决定了社区组织的特性是科层制和网络性的融合。[49]张宝锋总结了社区治理存在三类模式：强政府、强社会的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社区主导与政府支持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社区自治型治理模式，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合作型治理模式。[50]李程伟等从社区公共品的提供上研究了社区组织的再组织过程，提出社区组织与联结和社会政策资源是一个联系紧密的共生过程。[51]王时浩从政府管理的角度辨析了社区民间组织、社区中介组织、社区组织的关系，探讨了如何处理社区不同组织之间的关系。[52]
三 社区组织网络的浮现
每一个组织代表一种独特的网络、规范、价值和集体设施混合体，如果每一个实体确实存在的话，那它们就是以不同的形式和水平存在。[53]这样的视角正是社会网络分析带给传统组织研究最有价值的视角。齐美尔的经典形式社会学最早为我们提供了启发，在齐美尔看来，当一个个体加入到某一组织之中时，不能仅仅从个体的层次上来解释，因为这个个体是带着他的社会网络加入的，故而应该看到的是两个网络的相遇，而个体则恰恰充当了连接网络的轴点。这些个体之间貌似单独的联系，将社会中的个体和组织无形中连接起来，而正是这些社会中存在的纵横交错的裂纹（cross-cutting cleavages）解决了将社会资本散布到群体之外的问题，如果个体同时是多个不同组织的成员，且任何一个组织的成员身份都不具有排他性的话，那么，通过相互交叠的成员身份的存在，从不同组织内部的互动获得的信任就有可能扩展到整个社会。[54]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关系文化深厚的社会，关系的研究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55]，近年来，大量海内外学者在对中国社会的关注中引入了定量研究[56]。但将分析的要点集中在了“个体中心网”上，没有涉及社会网络研究的另一个相应领域——整体网研究，虽然有研究者关注到职业地位获得与社会网络之间的关系，但是这种研究仍然主要利用个体行动者的属性作为基本的解释单位，没有直接关注网络结构或者网络过程，用瓦瑟曼等的话说仍然是一种次属性（auxiliary）的网络研究[57]。同样的问题自然也表现在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上，主要关心个人社会资本的测量，而对于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资本测量缺少关注[58]。
在后单位制的街区中，只有当已经存在一定数量的街区组织达到一定的数量和质量，并且它们之间基于互动而形成网络的时候，这种街区组织才会成长为第三部门[59]。特别是将视角上升到街道这一层面时，可以发现随着社区建设的深入，街区将“成为一个中介体和组织网络，并在内部实现非行政纵向沟通和横向联系”[60]。这些改变将使得原有一贯垂直式的“科层制”工作模式转变为横向联系为主的网络化结构，社区公共事务的处理将不是依靠简单的、刚性的行政手段而是更多的依赖沟通、协商、合作。[61]
从现实的情况来看，社区的精英联结成为社区的组织网络。“社区的组织网络结构主要由三重组织网络构成：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操作层的行政权力网络，以小区志愿性组织、各种社团组织、居委会的议事层等组织为代表的社区自治权力网络，以及对上述两重网络的渗透而构成的党组织网络。这三种网络都有自己发展的社会空间，而且互相渗透和互相重合，最终形成一个覆盖全社区的网络。社区精英处于这些网络的中心位置，他们的互动和相互渗透构成了一个社区精英网络。”[62]有研究者用“圈层结构”的概念概括社区民间组织运行的机制，认为社区的民间组织是一个由不同权力层级组成的一个圈层，依照权力大小形成差序性的权力格局。[63]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朱健刚概括为“权力的三重组织网络”，即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形成的行政网络，社会中介组织构成非正式权力网络，街道党工委对上述两重网络渗透构成的党组织网络。在这三重网络中，国家力量通过将许多非政府的社会组织纳入行政参与过程来进行有效增长。另一方面，社会组织网络及社会自治空间的扩大也依赖于国家行政力量的扶持和推动。以社区居民委员会为枢纽的社区组织网络的扩展将会进一步扩展社会中间层，使社会自治领域得以同时延展。[64]呼应于虚拟社区的出现，郑中玉研究了社区互联网络在对现实社区“再地方化”自组织的作用机制和过程，研究发现社区网通过论坛、“非组织性”团体活动、兴趣团体和邻里组织等自组织形式运转，而且在实践中和现实社区的其他组织有种种复杂的互动关系。[65]
目前的研究逐渐开始用组织体系或系统的观点来分析社区组织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研究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上的限制，对于组织间关系网络的研究相当程度地停留在经验与推演性的构想层次，同时受国家—市场—社会框架的限制，对社区中真正具有居民参与性的松散群体忽略在研究之外。肯尼思·纽顿指出了对公民社团做出区分的重要性，“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性网络。其中有些网络建构得很松散，是经常变动的、非组织化的、非正式的，采取朋友、同事和邻居间互相交叠、互相连锁的网络的形式。比如，那些在当地酒馆不期而遇的人们、那些加入本地橄榄球球迷俱乐部的人们、那些在学校外接孩子时或在超市或在教堂中照面的家庭主妇和邻居群体所结成的网络，都是连接松散的非正式的网络。在另一端，社会网络也许是通过俱乐部、协会和组织串联起来的高度组织化的、紧密联结的群体。这些俱乐部、协会和组织包括任何形式的、区别于那种礼拜五晚上在当地酒馆偶然撞上的朋友和熟人之间特定而随机的集合的、有着正式组织基础的志愿性社团、中介性组织或次级社团（secondary association）。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正式组织只不过是高度人格化的、非正式的网络的制度化，比如，以老朋友网络为基础的排他性的绅士俱乐部，比如政党、商会或商业组织”[66]。
这些非正式群体的重要性也许不亚于正式群体，在某些方面它甚至要重要得多。首先，它们是社会的本体（substance）——是最基本的社会编织物。其次，它们花费的时间和承担的责任一点也不比正式的组织化的群体少。然而，如何定义它们、识别、测量或研究非正式群体却比较困难。在某种意义上，社会由它们构成，与此同时，它们又是如此无所不在，联结如此松散、如此变化无常、如此无所定形、数量如此巨大，以致很难对它们进行研究。社会网络分析给出了分析的起点，但它仅仅是个起点，单是依靠这一点很难对社会资本揭示出什么来。[67]
对于社区历史和记忆较短的中国城市社区来说，社区组织尚停留在一个发育的阶段，因此这些非正式的群体具有重要的意义，促进这些非正式群体生成的基本要素在于在社区中形成有效沟通的公共空间，这种实践的关怀可能比我们理论的追问更具有实际的意义。
四 社区组织网络与社区治理
从托克维尔到普特南的西方社会理论家所关注的是，公民团体的生成和社会组织的成熟将有助于形成一个市民社会的空间，并最终得以实现社会的治理。以普特南为代表，他通过对奥尔森强社会—弱经济和米格代尔强社会—弱国家的批判，系统地论述了强社会—强经济、强社会—强国家生成的逻辑。
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在《国家的兴衰》一书中，通过集体行动逻辑的研究得出结论，小的利益集团没有动力去为了社会共同的善而工作，却有极大的动力去从事代价高昂和效率低下的“寻租”：为了免税而游说，互相串通限制竞争；等等。更糟糕的是，当没有异族入侵或革命性变革的情况时，任何社会中的特殊利益集团都会变得越来越稠密，从而窒息创新，阻碍了经济增长。集团越多和越强，意味着经济发展越缓慢。强社会带来弱经济。乔尔·米格代尔（Joel Migdal）则从政治的角度指出强大的、组织良好的和活跃的社会能限制政府的有效运转，“社会结构，特别是那些实施了有效社会控制的众多社会组织的存在，对国家大幅扩展自己的力量，起着决定性（消极的）作用……在诸多社会中，尤其是新兴国家中，重大的斗争所涉及的是，国家是否能够赶走社会中的其他组织，这些组织制定的各种规则违反了国家领袖的意志和目标”。简而言之，集团越多越强，意味着政府越软弱，即强社会导致弱国家。
基于对意大利的研究，普特南认为在历史上公民参与的规范和网络就起着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而正是拥有良好的公民参与网络的地区，为现代的发展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基础。以意大利1970年的发展水平作为参照，公民精神发达地区之经济发展，要比组织较少、等级制更多的地区速度快。公民组织与有效的公共制度有着极强的联系，而由公民组织所孕育的社会资本——体现在横向公民参与网络之中——提供了政府和经济的绩效，而不是相反。就此，普特南的观点是：强社会—强经济；强社会—强国家。
普特南的研究不但相当成功地论证了结社传统、信任和合作对善治和经济繁荣的促进作用，而且正如卢卡斯所言，“如果普特南关于成功民主的必要条件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政治家和政治科学家们将不得不重新审视民主在亚洲、拉丁美洲、东欧的前景”。蔡晓莉关于中国乡村社区公共品提供的研究就是在普特南的框架下，恰当地揭示了在没有西方式民主的社会中，“当地的社会制度——更精确地说，就是社会和政治制度的融合。即使正式责任制度薄弱，如果当地官员属于某个社区协会、民族团体、教会或其他希望他们提供公共品及服务的连带团体（Solidary Groups），他们仍可能会提供足够的公共品”[68]。从而将社区中特殊的一类社区组织——连带团体带入我们的视野中。
然而，普特南的研究也存在进一步商榷之处，派司通指出，公民参与行为应该是社会资本的结果，而非其构成形式。[69]而根据科尔曼的定义，社会资本有三个组成元素：第一个是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第二个是作为这些“方面”载体的一种（或一组）社会关系，第三个是由此生成的行动和资源。波特等[70]根据由社会资本所生成的行动来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区分，所以第三项要素是行动，通常被认为是社会资本的结果，而不是社会资本本身[71]。纳皮尔和高秀[72]将网络组合（network configuration）加入其组织社会资本的衡量，罗家德认为组织社会资本可以分成三个构面（constructs），分别是信任、集体内的联结以及集体网络结构形态[73]。迈克尔·武考克通过对社会资本总结性的研究有力地表明：
发展成果是由对微观和宏观层次上的基本社会困境解决的程度而决定的。在这两个层次上，积极的成果是依据占据上风的镶嵌和自主的社会关系的程度而实现的。当人们愿意而且能够培养下面领域的社会关系时就能够达到这点：①在本地社群内；②在本地社群与那些拥有和外界及公民社会更广泛的社会联系的组织之间；③在公民社会和宏观层次的机构之间；④在共同的地区机构之间。要获得理想的发展就必须拥有上述所有四种社会联系。[74]
这种方法的洞见在于，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及组织之间的关系，勾画出了可持续的、合理的增长及公正、可参与的治理前景。公民和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调控的，但有影响的理论家和决策者却经常把它看作是一种附带现象，或者认为它在形成发展中国家及转轨期国家的命运过程中影响很小。
显然，我们需要进一步厘清社会组织与社区治理之间的逻辑关系。目前关于社区治理的研究实际上是围绕社区主要治理主体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形态中，党、国家与社会通过权力组织网络形成的基本关系是：党全面领导国家、国家全面主导社会，党通过国家或自身组织领导社会。在这样的关系格局下，只要党加强控制，党就能迅速积聚权力，从而拥有绝对的权力。这样的党、国家和社会关系，为权力高度集中提供了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75]。转型以来，社区治理主体由单一化转变为多元化、过程上从强调行政控制到强调居民参与、结构上由垂直科层结构转变为横向网络互动结构。具体的研究多关注于几种有特色的治理模式：上海模式、沈阳模式、江汉模式和四平模式等[76]；更进一步的微观研究则关注于地方性社区的治理模式：盐田模式、鲁谷模式、百步亭模式等。对于具体的社区来说，不同的制度环境对于治理结构的影响是不同的，相对于国内普遍采取的国家—社会范式，深圳的研究者从相对成熟的市场服务企业的社区治理实践出发，提出了社区治理的“三要素”是政府、公民和“企业”（社区服务组织）[77]。深圳的社区治理有三种典型模式，居民参与型治理模式、“企业”主导型治理模式和行政引导型治理模式。
治理理论的兴起为社区研究带来了新的综合可能。由于治理理论凸显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实现正和博弈关系的可行性，治理强调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良好合作，因此得到研究界的广泛运用。魏娜（2003）提出社区治理是通过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居民、非营利组织的共同努力改善社区环境，促进社区经济发展，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最终走向“善治”的过程。刘晔（2003）指出中国的社区政治发展以政党为主导，国家为本位，社区为目的，在协商民主的制度框架内确定政党与国家的限度，并提供社区自治发展的空间。在城市社区，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应不断朝向权力互强、资源共享的状态演进。胡位钧（2005）利用“内卷化”（involution）的概念，分析了在我国城市基层自治领域，一个更为理想化的、体现了执政党民主理念的制度设计，与不得不更为现实的、国家权力组织结构中的制度实施之间无关联，由此而导致的任何一项立足于前者的举措，都被不断地内卷于现实的权力关系格局中。马西恒探讨了居民参与与社区治理模式选择之间的互动关系。[78]徐家良通过对深圳市南山区的考察，分析了社区组织在解决社区事务时的局限，并提出了“体制吸纳问题”的模式，认为通过行政主导、代表辅助、业主自主三种组织动员形式，将有助于解决那些根源于社会的社区问题。[79]张虎祥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基层社区组织关系协调过程中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之间的互动，指出动员式治理只有得到社会化治理方式的支持才能发挥其最佳效果。由此一种基于行动者的秩序或者局部秩序正在浮现，并不断改变现有权力秩序。[80]
研究对于社区中的其他组织也给予了关注，中国的市民社会话语由于缺乏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因而容易将市民社会理解为乌托邦和道德社区。[81]所以，研究最好避免这些时髦的词语，而直接研究市民组织和他们的行动。这些组织“并不意味着会再生产出市民社会，但是能够为民主化提供强大的动力”[82]。从实践上来看，虽然公民社会的建设主要是从居委会这样的自治组织着手进行的，但可以从理论上与实践中看到公民社会建设的另一条途径，其起点就是社区内更“草根”化的结社组织。从公民社会建设的角度看，社区内的草根结社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有着大不相同的结果。自治组织更容易突出国家与社会消长性的权力关系，而从结社组织出发，可以引导出建设性的国家—社会关系；建立自治组织所需的社会基础条件比较苛刻，而从结社组织入手，能够培育人们的参与意识与治理能力、提高社区内的社会资本含量。[83]
如何更好地分析社区中丰富的组织生态对于社区治理的影响，新近的研究越来越倾向于利用社会网络的视角来开展研究。刘军的《法村社会支持网络——一个整体的视角》、齐心的《走向有限社区——对一个城市居住小区的社会网络分析》等都是从整体网络的角度出发来研究社区。但是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研究的主题还是偏重于社会支持，研究尽管从整体网的视角出发，但是无论测量的对象还是研究的设计都是建立在个人层面，很少涉及组织层面。经济学和管理学中对于社会网络研究也有涉及，研究的层面则关注于组织的网络层面，而且关注的焦点问题往往放置于效率、互动、权力结构等偏重于管理的方面。实际上，从某种角度来看，正在中国出现的社会建设的关键之处正在于建构一个对复杂化社会的有序管理，在社会学的分析框架上，将关注点放置到社会生活中的组织层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管理的逻辑，并能有效地对社会转型过程中不断分化和碎片化的社会单元做出有效的整合。
通过简要地回顾关于社区组织的相关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目前的研究大多停留于单个组织分析，而且主要关注社区中的正式组织，即使涉及社区组织关系的研究，也往往是从经验层面和演绎性的思辨总结上，缺乏在研究理论上的有力支撑和研究方法上的配合。同时，由于对于社区的研究是发生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分离的背景下，其间又受到公民社会理论与治理理论的强烈影响，社区被视为公民社会产生与治理的微观基础[84]。以往的研究多沿袭普特南的传统，更多地关注社会组织价值和精神层面的研究。在肯尼斯·牛顿看来，这种研究传统过于重视这一论题的准则和价值方面，却牺牲了“网络”，网络仅仅被看作个人层面特征的承担者和源泉（并且，甚至到此时也仅作为“社团成员资格”来使用）。[85]从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来看，由于“转型”的特殊性，实际上社区的治理经历了一个发育的过程，故从城市社区研究的脉络来看，先后比较明晰地从居民参与、居民对于社区组织的评价与归属、社区组织间关系演变。因而，选择社区组织网络的研究进路，从市民社会与公民结社诸种传统和社会网分析的整体主义角度出发，不但有助于我们从制度变迁的历史视野延续性地研究社区治理的诸项议题，而且能从较为新颖的角度来审视社区研究的新发展。
从整体的历时角度来看，孙立平指出，国家基层政权建设与基层社会发育是一个高度重合的历史进程：一方面社区建设中，来自市场、民间社会的力量获得了更大的体制性空间，并初步形成了自身的资源汲取、获得机制与利益表达途径；另一方面国家基层政权建设不断加强，政权重心进一步下沉——这两个过程是以一种微妙的方式胶合于一体。这种观点试图结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视角去洞悉不同利益群体在社区实践层面上的行动策略。[86]自上而下的行政建设和自下而上的自治建设始终是在同时推进，是社区建设的两大结构性力量，通过引入社会治理的理念，将有助于实现真正的社区治理。[87]但是，简单的国家—社会二分法在许多场合被证明是一个虚弱的分析框架，因为研究者往往发现，社会与国家通常是由不同的和经常对立的因素构成。研究停留在这种性质或程度上的争执不再有意义，选取一个有益的角度对正在发生的变化做出比较研究，并基于变迁的现实做出整体性的判断，是研究应该关注的焦点问题，本书正是出于这种角度的一种努力，选取不同类型的三个社区，并对每一个社区进行组织全网的比较分析，力图在横向比较与纵贯研究上全面地理解中国社会在微观层面发生的变迁机理。同时，在对三个社区进行比较研究时，本书不是停留在笼统的整体性层次，而是选择了社区组织网络作为研究对象，因为正是在社区组织网络的视野中，我们有可能整体性地考察不同取向的组织关系逻辑对于社区治理的意义，并且通过社会网络将社区的治理放置在更为广阔的社会转型中来理解。
第三节 研究的主要问题与目的
虽然共同体模糊地成为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一个隐喻性图景，但在这一研究主题之下，我们可以看到明显割裂对立的两幅图景：在前一幅图景中，作为社区主导的国家无所不在，不但党组织细密地渗透到社区之中，而且本应是居民自治组织的居民委员会也日益行政化，逃脱不了政府“腿”的角色；选举是国家力量的展现；居民也全然是被操纵、利用和引导的道具。社区，不过是国家治理的单元。在后一幅图景中，情景似乎恰恰相反。不但那些能被居委会影响的居民大部分是老年人、妇女或者其他弱势群体，而且居民的参与率极低，居民的动员日渐衰弱；异军突起的业主委员会等一些维权组织代表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一句话，社会在社区中日益增长。这种分裂的图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国家—社会或国家—社会—市场分析范式上。这样范式的形成又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社会学研究结构中——功能主义尤其是属性数据的分析之上，依据这样的思维，不同的个体、群体活动都被归结到不同的体系之中，而这些体系之间的关系很难得到有效的注意。尽管有研究者注意到社区组织关系的研究，但是无论是分析性的研究还是实证性的研究都缺乏系统的考察。社会网理论的兴起从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这样的认知，从社会关系属性的角度出发，研究社区中不同的组织和个人之间的交互关系，从而可能为将社区中被割裂的图景整合起来提供了可能的理论与方法。
实际上，既然社区是完整的一个社会事实和共同体，不同行动者的角色与行动都是在社区生活的互动中发生的，对于社区的研究注定就需要通过对社区内不同行动者完整的考察来实现，在这里，理想型构想的共同体社区便与我们的研究分道扬镳了。同时，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社区中也不仅仅有个体行动者——居民的身影，社区中的组织及其关系，社区中个体、组织通过各种关系发展的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都将纳入考察的视野。对于中国城市社区中公民组织的网络分析，借用威尔曼的话讲，如果原来是停留在方法和隐喻的层面上的话，那么，在中国社区建设开展三十年之后，我们应该转入理论和实质了[88]。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对社区组织及其组织网络关系的研究：
通过引入社会网分析（UCINET）软件，分析了当代中国城市社区组织网络的整体网。当前对于城市社区组织在社区中的角色和功能有着经验材料上多种多样相异的证明[89]。诸上研究大多铰接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范式赌局”[90]中，由于“国家社会关系与其说是一个分析框架，不如说是一个松散的叙事手法或包罗万象的袋子”，[91]在分析整体性的社区生活时，我们并不准备卷入这一争论。本书用一种更为综合的框架对以往的社区研究理论传统做了归纳，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理论视角：在第一种视角中，社区被视为各种宏观制度安排作用的一个地点或者空间，在这一思路下研究社区，与其说是社区研究不如说是在社区的社会研究。在这种理论视角下，无论从国家—社会论争中的哪一方都只是将其论点嫁接在社区这一对象上，而抽离了社区应有的本来意义，特别是社区在公民社会形成过程中重要的微观意义。正如普特南所言，“我们不需要详述有关‘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没有结果的学术论争，因为二者显然都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取而代之的是有关如何使公民参与复兴的详尽的、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讨论”[92]。在第二个视角中，则恰恰相反，在当下关于中国社区治理的研究中，太为浓重的滕尼斯式情感只将关注点放置于社区一点，无论业主委员会研究的视野与价值取向、社区研究的居委会化还是关注于单个社区的个案式研究，全部是集中于社区自身，而不是与整体社会变迁的过程连接起来，对社区本来的面目及其应有的社会意义有着不当的放大或缩小。[93]
可以说，这两种研究视角虽然以社区为研究对象，但是恰恰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将社区悬置起来，社区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图景总是片断化、僵硬的和个案的。这两种视角下的研究与其说是社区研究，不如说是以社区为单位的社会研究，因为其研究的单元和逻辑总是在宏观/微观研究上摇摆，而不是和中观的社区研究相对应。我们在后续的文献梳理中将展现上两种研究思路所具有的局限，并展现本书可能的新拓展。因此在书中我们愿意将关注点放置在更为基本的问题上，即社区公民组织的基本网络结构是怎样的？它们之间以怎样的方式发生互动？社区内各行动者互动的场景及其对场景的影响是怎样的？完成这一分析我们既通过利用社会网分析（UCINET）软件客观地呈现了社区中各种组织之间的复杂关系，又利用大量田野调查资料来分析种种关系背后的社会影响因素。
社区是当代社会学理论中观理论的代表，但是在现实中社区研究总是为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所左右，难以在个体与社会之间保持恰切的研究定位。通过社会网理论的架构，把个人置于社会结构（社会网结构）之中，既受研究结构的制约，也强调个人的能动性，从而分析社会结构在与个人互动中如何相互改变，以社会关系、关系内涵、关系强度、社会网结构、个人结构位置等因素以及信任、情感支持、资源取得、信息传播、人际影响等诸多中介变量分析社会行动的成因和过程。[94]研究以整全的视角分析了社区组织中个体、组织、组织网络、社会等层面的结构性与能动性。研究通过社会网理论比较完整地将社区组织中个体、组织、组织网络及其社会纳入研究的视野，通过对定量数据和定性资料的分析，有助于推进社区中观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的结合，比较完整地展现了社区共同体的实践逻辑。
系统地分析社区组织及其网络关系对于社区治理的影响。普特南在最原初的意义上提出了组织的不同关系——横向关系和纵向关系对于公民社会的影响，但是并没有在微观层面做出有效的证实。从恢复社区社会性的角度来看，社区不是一个孤立的乌托邦，而是整体社会中有机的组成部分，社区对自身需求的界定则是在一种复杂多层次治理体系需求的脉络下实现的，社区网络治理模式使所有这些过去行之有效的制度均受到挑战。[95]要达到这样的研究目的，显然不仅仅需要我们在视角上的转换，而且也需要从动态的方式来考察社区的生活。就此，不仅那些明显有助于社区团结的现实将是我们考察的对象，那些冲突与不和谐也将是我们关注的重要的内容，正如詹姆斯·麦迪逊在美国联邦制建立之时所言，权利共享意味着永远的冲突，从这一点上而言，社区治理中的种种冲突现象至少比一潭死水更令人充满希望。“宏观社会过程仅仅是一种隐喻，因为宏观结构最终总是可以分解为小规模的微观事件。”[96]而对于社会网络的研究，威尔曼则直接用标题表明了从隐喻到方法和实质进发的需求[97]，社区层面微观研究与社区网络分析的结合对于我们扩展对社区这一城市生活细胞的认知，力图通过社会学研究社会现实的指向，来理解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本书力图避免现有研究中对社区组织定位和功能种种应然性的判断，关注于社区组织在不同的社区语境下的实践。我们在社区组织网络分析的基础上，对社区组织网络关系与社区治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社区组织关系的不同如何对应于社区治理的各项评价？哪些关系是对社区治理的某些方面发生影响，如何发生影响，为什么？哪些关系又是反之？如是观之，选取组织网络不但是一种方法上的优势而且隐含着我们在理论上寻求对社区研究进行突破的一种尝试。
第四节 论文的基本结构
第一章为导论，介绍了本书的基本背景与研究缘起，评述了国内外相关研究，介绍研究的基本框架与结构及研究意义。
第二章对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的选取与基本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对本书涉及的主要概念进行了界定，简要地论述了研究设计的基本逻辑。
研究的理论框架，以三类民间组织：以居民为主自下而上的社区组织、政府派出自上而下的社区组织、通过经济关系的契约性社区组织为分析对象；利用社会网分析软件UCINET对社区组织整体网进行分析。
以整体的视角审视了社区组织网络关系，将社区组织间的关系分为三种类型：横向关系、纵向关系和纵横结合关系，深入地分析了社区组织网络的疏密、大小和网络互动关系，特别是分析了三种网络关系形成、互动与发展的实践过程，探讨了社区组织关系的不同对于社区的居民归属感、公民社会发育等的影响。
第三章基于三个社区的比较研究，揭示社会转型在社会生活世界的变迁图景。三个分别由居民委员会、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占据着主导性地位的社区，在一定程度上比较明确地表现出中国生活实践与研究中国家—市场—社会三者的面相，具有类型学意义上比较研究的价值。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完整揭示了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历时性发展过程，可以比较好地将对社区的研究贯穿于共时性的比较研究和历时性的纵观研究。研究在更深层次上追寻了社区转型的推动力，从而使社区微观图景的变迁和整体社会转型的研究联结起来。
第四章利用社会网络的数据和研究资料，回答了是谁在参与社区组织；权益性组织、自治组织、娱乐性组织等各种社区组织的参与者有何不同；进而言之，是谁在组织着组织；被组织起来的各种组织在社区内是怎样运行的；哪些组织以怎样的方式跨越了社区边界而使地域性的社区和社会连接起来；哪些外部的组织又怎样将自己的触角深入社区之内。对这一系列问题，我们考察了三个社区中个人、社区组织、社会组织等行动者基于社区发生的各种行动，并试图通过建立基于社区层次的中观理论来连接微观的个体研究与宏观的社会体系研究，实现对社区的整全理解。研究分别分析了社区组织网络中个体、组织与群体和跨越社区地理空间的组织活动者的属性，试图通过社区组织网络建立理解社区组织在个人微观层面、组织中观层面和社会宏观层面的连接方式与运作过程，展现社区组织发生、发展与互动的完整逻辑。通过社会网这一中层理论中社会关系、社会网、关系强度、关系内涵、网络结构、信任、社会资本、情感支持、人际影响等多组概念体系，构造因果关系模型来分析说明社区的日常生活逻辑。
第五章立足于社区组织的整体网研究，通过对社区社会组织关系的测量，分析了社区组织网络的平面关系和立体关系，主要利用UCINET软件对社区组织网络的关系属性进行分析，重点通过模块分析解释了社区组织网络，并结合社区观察、访谈的资料，讨论了社区组织形成、社区组织间网络关系构造、互动及其社会后果。通过三个社区的不同社区组织整体网的分析，探讨中国城市组织网络视野中社区生活的意蕴。
在社区组织整体网络的基础上，对围绕社区组织网络中的节点（knot）——核心组织形成的自我中心网进行分析，讨论了社区组织权力结构形成、扩展所具有的社会意义。
第六章主要讨论了不同的社区组织网络对于社区治理的影响，通过社区组织网络大小、密度、不同模块关系等因素与社区治理绩效之间关系的分析，讨论不同的社区组织网络关系对于社区治理的影响。研究社区组织网络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社区治理，如果仍然从结构—功能主义或者属性分析的传统社会学角度出发来理解治理，实际上很难发现其真义之所在。正如杰索普所说，“治理”在许多语境中大行其道，以致成为一个可以指称任何事务或者毫无意义的“时髦”词语。治理理解的关键恰恰是社会网分析中最为精髓的关系属性，各个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并非其他，正是因为它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互构而形成的复杂性关系必然要求形成治理的共向要求。
第七章为研究的结论与讨论部分，接续沃德对中国单位社会“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的研究，从社区治理转型的角度总结性地论述了本书的主要发现、存在的不足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第五节 研究意义
与当代社会科学在中国乡村研究中的繁荣相比，城市研究的确显得相对冷清。这种境况可能既和卡斯特所说的城市社会学研究范式更替中学科危机相关[98]，又与我们面对变迁中秩序形成的陌生感相联系。因为对于才展开的中国城市化，研究者无论在感性体验还是理论的积累上都存在着挑战，城市研究对于中国研究界与阿尔布劳所描绘的状况更为相似：“当代的危机不仅对过着平凡生活的人们来说是一种危机，对知识分子来说也同样是一种危机，因为我们的理论还没有照顾到新时代的种种现实需要。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已经产生出了一些理论反向，这些反向用虚无主义取代了对人们如何创造新的社会现实的仔细观察。”[99]有鉴于此，研究的关注点放置在基本的城市社区组织网络分析上，避开那些难以有实质性结论的各种社区主观论争，而研究社区中的社会事实。研究力图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
（1）通过引入社会网分析（UCINET）软件，分析了当代中国城市社区组织网络的整体网。在社会学理论传统中，社区被作为中观研究的基本对象，但是在现实中社区研究总是被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所左右，难以在个体与社会之间保持恰切的研究定位。通过社会网理论的架构，将社会学中分析的个体属性看成是“能动性因素”，把其他行动者构成的网络变量看成是“结构性因素”。社区组织网络整体性模型就在“结构”和“能动”之间建立统计意义上的桥梁，并且可以定量研究两种变量对关系的发生带来的共同影响。[100]从而分析社会结构在与个人互动中如何相互改变，以社会关系、关系内涵、关系强度、社会网结构、个人结构位置等因素以及信任、情感支持、资源取得、信息传播、人际影响等诸多中介变量分析社会行动的成因和过程。本书从整体性的视角分析了社区组织中个体、组织、组织网络、社会等层面结构性与能动性。研究通过社会网理论比较完整地将社区组织中个体、组织、组织网络及其社会纳入研究的视野，通过对定量数据和定性资料的分析，有助于推进社区中观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的结合，比较完整地展现社区共同体的实践逻辑。
（2）系统地分析社区组织及其网络关系对于社区治理的影响。普特南回答了社会资本对于社区治理和民主良好秩序之间的关系，但没有回答社会资本是如何产生的，如果笼统地归结为传统的话，那么，我们又如何去改变？最终去思考如何在文化的差异之间建立对社区治理标准的评价。丹尼尔·贝尔关于市民社会与美德的审慎却敏锐的批判性思考，卡斯特在研究环保运动时关于“寻求控制空间”（一种对于环境威胁防卫式的反应）与“寻求控制时间”（即为了长时间保护大自然及地球，为了后代，而选择宇宙观的时间，拒绝工具性发展主义的立即时间观）的区分，都隐含了对于长久以来似乎是天然的对于社区美德的反思，这种区分对于社区的认知价值在于，社区关系不但是社区治理的关键，更是社区伦理与社会伦理重构的关键。
研究对社区中不同组织网络的结构及其社会意义进行系统的分析，并将这些组织网络关系放置于整体性的社区生活中进行评价。即不但分析社会网络本身具有的内部价值，也关注其更为重要的社会价值。
（3）从微观的实证研究层面推进公民团体与社会治理的研究。普特南在最原初的意义上提出了组织的不同关系——横向关系和纵向关系对于公民社会的影响，但是并没有在微观层面做出有效的证实。从恢复社区的社会性的角度来看，社区不是一个孤立的乌托邦，而是整体社会中有机的组成部分，社区对自身需求的界定是在一种复杂多层次治理体系需求的脉络下实现的，社区网络治理模式使所有这些过去行之有效的制度均受到挑战。要达到这样的研究目的，显然不仅仅需要我们在视角上的转换，而且也需要从动态的方式来考察社区的生活。社区层面微观研究与社区网络分析的结合对于我们扩展对社区这一城市生活细胞的认知，力图通过社会学研究社会现实的指向，来理解当代中国城市基层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
本书力图避免现有研究中对社区组织定位和功能种种应然性的判断，关注于社区组织在不同的社区语境下的实然分析，细致深入地分析不同的组织（自上而下的居民组织、自上而下的政府组织、嵌入社区的市场组织）、不同的组织间关系（横向、纵向、横—纵结合）及其结合形态在社区中的表现，我们在社区组织网络分析的基础上，对社区组织网络关系与社区治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社区组织关系的不同如何对应于社区治理的各项评价？哪些关系是对社区治理的某些方面发生影响，如何发生影响，为什么？哪些关系又是反之？
（4）社区研究与社会转型理论的呼应。与社会学对于中国社会中市场制度发育、产权变革、精英转换和社会不平等等问题关注而形成著名的“市场转型理论”相比，更为整全的人们日常生活及其组织形式的研究的领地是相当冷清的，与原有关注于单位制研究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新传统主义”相比，社区的研究具有更强的社会性和立体感，在后单位时期或者城市社区发展实践和理论研究已有一定积累的情况下，将社区组织及其关系的研究导入，通过关注社区转型的理论研究，将有助于推进对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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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08年5月20日访谈街道居民科长，原居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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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Putnam，R.D.，2000，Bowling Alone：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Simon＆Schuster，p.205.
[93]在当下的研究视角分类中，国家—社会关系为视角的两分更为普遍，王培刚的《国家—社会范式框架下的中国城市社区研究》一文将目前的研究分为三类：国家中心理论、社会中心理论和社会中的国家理论。但是本书认为，这种将国家—社会框架运用到社区研究上的理想类型研究法本身就已经与社区研究本身的中观性相背离，忽略了社区研究本身具有的自身逻辑，本书认为在社会网络的理论视角上，将社区组织网络作为研究社区的基本单元，将更为符合社区研究自身的逻辑和目前社区实践的需求。
[94]罗家德、赵延东：《社会资本的层次及其测量方法》，载李培林、覃方明主编《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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