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儒学是秘书文化之体
夏代开始形成中国的官僚体制和国家形态。由于商代重视祭祀占卜，“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形成了一批专事祭祀礼仪等活动的专职人员，他们被称为“儒”或“术士”。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儒解释为“术士之称”，是具有专业祭祀知识与技能的人。儒家是孔子创立的思想、学术流派，产生于春秋晚期。由于孔子早年曾从事过儒的工作，所以由他创立的学派被称为“儒家”。
儒学是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的学说。儒学的内容博大精深，按不同时期分为先秦儒学、两汉儒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仁者爱人”等一整套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政治理论思想体系。战国时期儒家学派分成八派，主张性善论的孟子学派和主张性恶论的荀子学派是最主要的两派。迨至汉代，儒家思想经过董仲舒的改进而神学化，并由民间的一种学说上升为官方的统治意识，取得了思想政坛上的独尊地位。然而，儒家思想在魏晋时受到玄学和佛教的挑战，一度衰落，但儒家的纲常伦理思想却深深地扎根在国人的脑海里。降至唐朝，儒学又一度复兴。唐代孔颖达等人为了弘扬儒学，撰写了《五经正义》，儒学再度被罩上了神圣的光环。宋代时，儒学吸收了佛、道思想，更加完善和哲理化。明代儒学朝心性方向发展，先成理学，继而发展为心学，并成为官方显学。清代又出现提倡考经据典的朴学。
秘书与儒学，从源流来看两者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儒”，据胡适考释，早在商代初期就已存在，是对一种宗教礼仪为职业人员的泛称。这种“儒”，其主要职责是协助和维护祭祀，以及进行接待和服务宾客的活动与仪式。与此两项职责相适应的，“儒”就必须掌握有关天文历法和礼仪规范。随着西周宗教与政治的分野，儒学与政治伦理越来越接近，日益面对现实实际问题的思考；而秘（书）学与宗教在神秘性方面进一步靠拢。降至春秋战国，秘（书）学开始脱离神秘宗教性，逐渐向世俗国家治理迈进，与政治开始“联姻”。换言之，随着历史的发展，秘（书）学越来越脱离当初神秘、崇敬的色彩，而愈发显示出强大的政治功能与国家行政管理的中心地位和工具作用。
孔子学说事实上就是两大部分：第一，确立世人立法，尊礼等级；第二，确立自己立法，克己复礼，自觉成圣成贤。换言之，这是从内圣最后达到外王的途径。然而，大量的事实告诉人们，内圣很难达到外王的效果和目的。为此，在孟子、荀子期间儒学开始走向内外兼修、合内外之道的路径，于是大量吸收易、庸之学；而同时走外王路径的则倾向于法家，减弱心性修养，强化社会规范。尤其是荀子学说，构成儒法融合、政治哲学的新儒学。
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学说与学派，但自魏晋直至隋唐时期，由于老庄玄学的兴起，加速了外来佛教的昌盛，自然地，儒家失去了汉代时期那往日辉煌盛极的气势。然而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是我国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集中反映，是我国封建社会治国安邦的基本指导思想，而释、道两者较出世，又各有宗教的形式——佛教和道教，这就与儒家的伦理政治，譬如忠、孝、仁、义、恕等发生了矛盾与冲突。但与佛、道两者的哲学比较，尤其是佛学的心性学说相比，儒学的哲学就显得苍白。因此为了提高儒学的地位，发展儒学的学说，就必须吸收释、道两家的哲学思想，以充实儒家自己的心性论和宇宙论。宋明儒学反对汉唐经学的训诂特征，自称“新儒学”。他们重振被魏晋玄学和隋唐佛学搞乱了的儒学纲常伦理，在学术上凭己臆说经书，除重新演绎儒学伦理外，还编织起以理气、心性等为本体的哲学体系。“新儒学”主要有程朱的“理本论”、陆王的“心本论”和张王的“气本论”三家。
宋明时期“新儒学”走向疏空，沉迷于虚无和内心，学问与实际严重脱节，有空谈误国之嫌。于是清初，出现了朴学，在本体论上强调实体达用，重视现实，学问要经世致用。孔子所创立的儒学，历经两千多年演变、衍化，变成了一种官方学说、正统说教。儒学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形态、官方学说，对中国秘书文化的影响尤为深刻而远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确立了秘书的仁义观
儒学与其说是哲学思想，毋宁说是一种伦理观。孔子的核心是“仁”，“仁”就是协调，关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仁”的本意是指古人的美好德行，其含义宽泛，包括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其实质是人的社会行为的最高范畴。《论语》中“仁”的出现有109次，儒学强调礼，推崇道德，重视人伦和社会等级制度，行忠恕之道。“上下相亲，谓之仁。”故后人把儒学称之为“仁学”。孟子则在与“杨（朱）墨（翟）”的争鸣中强调“仁爱”的级差，将孔子的仁学发展为仁政说，主张经济上“制民之产”，增加百姓财产与收入；在政治上实行“王道”反对“霸道”，用宽容、恩恤治理国家；在法律上强调民贵君轻，民众利益永远处于首位；在行为规范上，强调礼仪礼节，实行有序和等级。荀子则从现实出发，视人性为丑陋，须后天教化，强调一统，天人两分。董仲舒用“三纲五常”之义重振被秦朝所践踏的社会规范，用“天人感应”保证君权又不过分忽视民权，并在人性论上提出“性三品”。即，先天性善、不教而成的上品，“圣人之性”（源于孟子的性善）；先天性恶、教亦不能善的下品，“斗箕之性”（源于荀子的性恶）；先天有善有恶、教化而后能善的中品“中民之性”（源于先秦的“性有善于恶”）。董仲舒对儒家人性论的重要改进，在于以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来阐释中民之性；把孔子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改进为上智的性善和下愚的性恶，两者都是先天所成，不可移易。性三品仍然体现着构成社会的三个基本等级：君主、臣吏和民众。
仁学的社会功用起到了“治国安邦”实效，使社会成员有了安身立命的理论依据，增强了社会成员的心性约束与道德取向，体现出公平理念与民本思想。秘书的尊君、仁政、忠恕、义节、宏道等都在孔子儒学中得到生发，如秘书崇尚正道、保持气节等，不胜枚举。刘知几《史道》曰：“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如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法受屈，彼我无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 …足以验世途之多隘，知实录之难遇耳。”又曰：“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斯言诚哉。
二、明确了秘书的知行观
在古人看来，自然常态谓之“道”，而万物对自然的顺应为“德”。换言之，“道”是万物的本原，而“德”则是万物对“道”这个本原的顺应。只有道德实践，才是真正契合了天地的精神，实现“大同”的理想境界。
知行理论——作为知识和认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要解决的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但与一般知识论强调主要以满足人的理性的知识需要和人对世界本质、人生真谛的领悟的目的有别，秘书知行观所侧重的是理性目的，即如何通过行而与对象性世界相互契合的问题。知行的先后则是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来判断知与行的逻辑先后和时间先后关系，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对立在于对知行两者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先后问题上的不同看法，知行双方各自地位、特性是有差别的，有着不同范畴的功用，知行双方谁为重、谁为先的问题不能回避；统一在于两者最后都强调知行统一，此先后之序在认识的全过程中是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的，没有一方绝对在先，知行双方是有分有合、并进有功、知行互发，强调知与行必须都落到实处。明代王守仁提出“知行合一”是针对程朱学派的“知先行后”的一种实践观点。他认为，知行双方本相互作用：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合一将深化为致良知。致良知可以包容心理为一、知行合一。
正因如此，儒学非常提倡“行”字，要把所有宏旨、抱负等落实到实践中去。“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因而，作为秘书，须对国家记事、对君王记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郑樵《通志·总序》曰：“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儒学为后人留下了一座丰博浩繁的历史文化宝库。儒家以重政务为特征的经世“知行”观，经过历史积淀，转化为一种秘书职业心理。中国历代的秘书们怀抱经世之志，以天下社稷为己任，有深沉的爱国情怀和浓厚的社会忧患意识，注重立德、立功和立言。中国秘书知行观尽管在知行的难易、先后、轻重等方面存在不同的看法，但重行无疑是问题的中心，重行主义是秘书知行观最重要的特征。知先行后和重行在古代秘书思想家那里并不认为是矛盾问题。知行先后讲的是知对行的指导，而轻知重行则是针对认识活动的实际效果，认识要取得预定的成果，必须通过行，也只有在行之中才有可能实现。而更重要的是，秘书对世界可能存在许多不知，但秘书工作事实上证明了不可能不行，行是秘书职业的基本条件。也正如此，行较之于知来说，具有绝对意义。《春秋》曰：“智者虑，义者行，仁者守。”中国秘书思想家，无论在知行的难易、先后上采取什么观点，均以重行为特征。但重行并不等于就忽视知，知作为行之指导，它的意义也很重要。因此，中国传统秘书知行学说一直强调知行的统一。
三、强调了秘书的修养观
儒家的诚意正心、格物致和、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等道德内容对秘书人格的完善、修养等道德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儒家的道德人本主义，把道德实践提到至高地位，极大地促进了秘书们重情操、讲修养的自觉性。儒家哲学是秘书关于自身生存和生活的基本问题的思索，它既是指对人的本体意义的探索，同时也包括对秘书工作中的一些主要问题的概括。
儒学素来重视道德践履，强调道德主体在完善自身中的能动作用。孔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他认为，“仁”这一最高的道德品质和道德境界，对君子来说并不是不可求的；只要坚持不懈地修养，就一定可以达到这种最高的道德境界。一个秘书只要下定决心去追求“仁”，就不会因为力量不足而无法达到。秘书如果不能达到道德理想的最高目标，则主要是因为种种原因半途而废而没有执着追求的结果。秘书只有沿着不同阶段的不同要求，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登，才能达到最终的道德高峰。为了达到道德理想境界，秘书就必须“三省吾身”，或如孟子所言的“养性”“养气”。一个人只要有了这种浩然正气，就能经受住各种考验，就可以临危不惧，做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宋明理学的“省察克己”“操存夜气”“惩忿窒欲”“静坐持修”，以及“居敬穷理”“先立乎其大”等修养方式，对秘书们来说有莫大的启迪。王阳明认为，人的道德理论、意识必须与自己的道德行为相一致，因此言行一致、笃实躬行等就成为道德修养的根本要求。
儒家的人性善恶论，实质上也隐含了道德践履问题。性善论认为善是人之本性，人只需发挥本性即可为圣人；性恶论则认为恶是人之本性，善是后天教化的结果，人可以通过教化成为圣人。孟子的性善论立足于内在和外在，荀子的性恶论则侧重于先天和后天；二者虽然本质上都属于先天论，但前者的重点在内心，而后者的重点却在后天。内在论立足于仁义本有的、道德的自觉，要求自觉“尽才”以发挥本有的道德良知，摒弃外在因素特别是物欲对本心的干扰。圣人礼义教化虽然有作用，但从根本上说，人之为善与否取决于自身。性善论无论在价值上还是在事实层面都是肯定的；性恶论则是以在价值上否定和事实上肯定作为矛盾综合体为基础来加以判断，认为人性如果任其发展则必然为恶，后天人为的礼义法度虽然违背人的本性，却又是必须的，它可以教化人性向善的方向发展。性善与性恶既对立又具有相对性，两者对于善、恶的规定无根本分歧。孟子肯定善的实质在于仁、义、礼、智、信，荀子强调礼义教化是向善的前提。孟子认为通过本性的自我扩张，“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讲依靠人为的努力，“涂之人可以为禹”。作为儒家的思想代表，孟子和荀子的最高目标都是塑以圣人为典范的理想人格，至善的境界是他们的共同指向。性善与性恶相异亦相济，殊途而同归，最终所追求的是一种共同的理想人格。
儒家学说与西方哲学学说相比，究其实质而言，乃是道德学说。道德，从其现实性上看，是一定的社会存在和社会需要的现实反映；就其理想性而言，道德又是人类对理想社会生活和理想人格的追求，具有一定的现实超越性。这种理想性与超越性，推动现实社会向更高的精神文明阶段进步；同时，它也引导秘书们提高道德人格，升华人生境界。秘书，作为蕴含深厚文化因子的职业来说，历来把“修己”和“安人”作为人生的两大要务。《大学》中曾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从这个“本”出发，进而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秘书在岗位实践的过程，也就是修养和完善这个“本”的过程。
四、确立了秘书的中和观
古代秘书们喜用“合和”一词，所谓合和取向，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和谐相融的思想观念。“和”是和谐、融洽之意，“合”是统一、完整之意，“合和”就是天与人融合为一、相互依存、共为一体。
依据这一观念，古代秘书看待问题时，往往不是简单地以人为目的，而是以天与人合理相容为最高原则。他们在处理问题、看待问题时，不会仅仅拘泥于个人的小圈子、以个人立场来看待，而是采取远大的目标、长远的利益方针，用整体性、包容性去整合差异性与矛盾性，用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方式去化解暂时无法解决的冲突与分歧，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常常舍弃小我（个人、家庭），追求大我（国家、社会）。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以和为贵是秘书和谐观的集中体现。古代秘书们不会追求小利而放弃整体大利，强调服务主人与秘书之间的利益共同体。
中庸的“中”是中正、中和之义，而“庸”乃是“用中为常道也”，就是采取协调的处事原则。儒学要求“过犹不及”，追求最为恰当的方式和合理的方法。中庸的“中”不是折中，因为折中的“中”是从量上考量，而此处应从哲学的高度来把握，是处理事物所持的适度、恰到好处的态度。秘书持“中”的原则，主要体现在决断事物和人际关系上，遵循合宜而无所偏倚的原则，求大同、存小异以及和而不同。秘书要将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把小我融入大我，化解纷争，不以小利为取，而以大用为宗；同时以适度为原则，不过分、不走极端，适可而止与恰到好处，保持社会各个层次、各个成员友好相处，使自然资源得到合理开发与利用。
总之，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显学，它以探究天人之际、本末作用、心性之辨、知行互动为根本动力，与道、释相比，儒学重实际、面现实，在治理国家、传承文献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构成中国传统秘书文化的重要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