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群体效率的形成

进化论者的研究发现，食草动物中很少有群体会进行合作和共享，而食肉动物中进行合作与共享就比较普遍。合作产生分工，分工促进共享和交换。人类社会的分工是专注化的开始，群体的效率来自不同个体的专注化差异。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人类最早的分工是性别分工。据此我们可以断定，性别分工导致男女之间注意力分配的差异，“我负责征战沙场，你负责美貌如花”是人们对原始性别分工的一种生动写照。

一、性别分工的影响

演化经济学家认为，性别分工是交换产生的重要条件，这一交换形式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存在于两性之间，并且贯穿于人类发展的整个历史。绝大多数学者深信，人类最原始的性别分工是这样的，女性从事采集和养育孩子，男性则从事狩猎和掠夺战争。

（一）注意力配置的性别差异

尽管男女行为的核心驱动力都是生存和繁衍，但是男性对性的感兴趣程度要远远高于女性，这不仅表现为强烈的程度，也表现为频繁的程度，而且这种兴趣的保持在年龄跨度上也远远超过女性。男性是一种为性而存在的动物，而且至死不变，哪怕性只存在于他的幻想之中。根据一些学者的观点，男性的性策略不是一种，而是两种。第一种就是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奉献给家庭，尽可能为子女创造好的存活条件。第二种策略比较原始，那就是把握一切机会，随时随地进行“播种”。研究表明，在男女交往中男性更容易“嗅出”性的意味。比如对女性朋友的友谊和微笑，男性更容易从中品味出性的味道。也就是说，男性在知觉性兴趣方面，比女性拥有更低的阈限。即使这种判断并不可靠，男性的自作多情也能促其采取行动，从而增加获得性的机会。人类的欲望与偏好造成许多认知偏差，继而导致注意力长期偏置，这有利于解决同生存和繁衍相关的重大问题。女性也是这样，她们首先假定男性都是不忠的，然后进化出一种防止不忠的认知偏差。比如，性竞争不具备优势的女性常常会有怀疑丈夫出轨的心理，严重的还会得疑心病。而在结婚之前，女性进化出来的防止男性欺骗的方法则是用时间来考验。只有长期关注她并持续付出努力的男性，才有可能被接纳为伴侣，她们对男性在不在乎自己具有很强的感知能力，并且常常用“拷问”来获得这方面的信息。同样，性竞争力弱的丈夫也可能产生认知偏差，容易嫉妒心爆发，他们会将大量的注意力放在看管自己妻子的事务上。而信念往往可以决定一个人能够“看见”什么，反过来，注意力定向配置又会进一步巩固原有的信念。

我们说，性别分工导致了男女之间注意力分配的差异，甚至影响了感知能力。这种观点可靠吗？布鲁克林大学心理学教授阿布拉莫夫曾经在《性别生物学》杂志上发表过他负责的一项研究成果，该成果显示，男性与女性在视觉上有较大区别：女性在对颜色的识别上要强于男性，而男性的视觉优势则体现在对远处物体的细节敏感度以及对快速移动物体的追踪能力上。研究人员称，这种区别的出现是因为从远古时代开始，男性与女性长期社会分工角色的不同。男性在狩猎过程中能够更加敏锐地发现猎物并对猎物进行定位和确认，而女性对于颜色的敏感优势则使得她们在采集工作方面更为出色。

吴志翔对男女之间的注意力差异分析非常到位。他说，男性是视觉动物，女性是听觉动物。所以，男人知道用甜言蜜语让女人陶醉，而女人善于用乔装打扮让男人欣赏。听好话是女人容颜最好的滋补品，女人也容易成为痴心的歌迷。视觉得到的多是有形的表象，抵达大脑，可以用语言表述。听觉所获得的是一种感觉，弥散于身体，难以言说，只能用身体表达情绪状态。看，是主动地出击。听，是被动地接受。因此他主张，女人的美要让男人看见，而男人的爱要让女人听见。

男性的阳刚与女性的柔美，也是性别分工强化的结果。早期男性狩猎和战争需要勇敢、彪悍，而女性采摘果实与养育孩子需要轻柔、仔细。因此，在疼痛感上，男性比女性要迟钝一些。这是由于男性体内雄性激素——睾丸激素能够掩盖疼痛带来的不适感，男人打斗时睾丸激素上升，有助于他们忍受痛苦，坚持战斗。这项研究的领导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动物心理学家米夏埃拉·豪认为，男性对疼痛的不敏感让他们更可能主动挑起或参与争斗。不仅如此，男性如同早期长期追踪大型动物，善于专注一项长期的工作；而女性如同早期对果实的精心挑选，擅长挑选商品。男性追女性如同追猎物，而女人挑男人如同选商品。男女之间这些不同的特征都是进化过程的残留。

因为群体有组织狩猎的需要，精于地位之争的男人渐渐演化为政治的动物，男人权力的追求形成男性世界的注意力中心。“权力就像春药”，这不仅是比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事实。权力可以导致雄性激素的提高，“雄心勃勃”这个词，就包含了明显的性意识和性指向。另外一方面，狩猎的冒险性和探索性也催生了男人认知新事物的渴求和创造性地开发新工具的兴趣。男性倾向于创新，女性倾向于守成。在经济领域，男人热衷于想办法赚钱，女人热衷于将赚来的钱储存起来。这就像男人将食物转化为肌肉，用于获得新猎物；而女性将食物转化为脂肪，储存能量以繁衍后代。人类的分工一直在发展变化，但这种变化的基础还是在于性别的繁衍分工。

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需要进行分析，即男人为什么怕女人“唠叨”。英国科学家的一项研究表明，男性“破译”女性声音时，使用的是大脑用来处理音乐的那部分听觉系统，而同性的声音则会被男人的大脑用比较简单的机制接收。研究人员迈克尔·亨特解释，这是因为女性的声音比男性的声音复杂（《浙江日报》,2006年4月8日）。我不能确定这一理论是否正确。但我愿意从经济学角度提供一种自己的解释：女性唠叨通常是为了让丈夫关注自己，重视自己存在的价值，这对留住天性花心的男人是一种策略；而男人一旦结婚后，往往会忽视妻子而更专注于工作、事业或感兴趣的事情。唠叨使得他的注意力碎片化，影响了效率和体验，自然会招致反感。女性从一个姑娘成长为一位母亲，最大的变化就是变得琐碎和唠叨。当然，琐碎和唠叨也是与孩子的到来需要父母关照有关，而父亲在这方面的注意力总是不及母亲。这也是导致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男性专注化的遗传特征，使得男人更热衷于需要专注力的活动，如电子游戏。

研究证明，男性的小脑半球是交替工作的，他们需要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情，如果同时要解决另一个问题，则他们会非常恼火。但是，女性的小脑半球可以同时工作，更适合多任务处理。女性裸露的眼白比男性多，有人据此认为，男人拥有更好的正向视力，女性则拥有更好的侧向视力。从进化角度看，对于男性，它有利于专注于猎物；对于女性，它有利于多项任务，使其能够在忙家务的时候顺便照应孩子。《裸女》一书的作者莫里斯认为，女性的社会角色是负担狩猎以外的几乎所有事情，在进化过程中，女性越来越擅长同时兼顾多件事情；她们的语言交流能力越来越强；她们的嗅觉、听觉、触觉、对颜色的判断力都明显优于男性。她们对卫生也更注重，因为她们的健康涉及下一代的命运。

从决策模式看，女性倾向于感性决策，男性倾向于理性决策。一种观点认为，过去之所以有些国家不给女性投票权，是因为女人太感情用事。但是，在信息过剩年代，属于男性主导优势的理性决策变得越来越不可靠。20世纪末，经济学界已经开始普遍怀疑理性决策的有效性，人们认为理性决策的潜能几乎已经走到了尽头，而感性决策却没有得到很好的挖掘。人类需要利用女性擅长的感性决策系统。尽管男性在繁衍问题上的注意力分配遵循机会主义的原则，但是男性目标的专注性有时也会让目标偏离生活，如对金钱、权力和地位的追求，这也是男性非理性的一面。而女性在购物行为上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女性的购物行为常常会偏离自己的初衷，原本想去买裤子，结果购回家的却是一个包，这是女性非理性的一面。

（二）性存在是一个永恒的经济背景

从整个进化的历史进程看，身体一直是我们做事的必然背景，可感知的、性别化的身体是我们注意力经济活动的前提。我们的第一存在就是性的存在，这规定了一个具体存在的人的基本“性质”。我们对进入感知世界的人，会先予以“定性”——是男还是女？让女性主义感到气愤的是，当某人沉浸在与性别无关的事情中时，却被人质询其性别。美国杜克大学讲座教授托莉·莫娃（Toril Moi）在《何为女性》一书中是这样表述她的立场的：“在某些场合中，我希望我的女性身体不被当作是我的观点或行为的不太重要的背景。这和我希望我的身体消失或变成男人是两回事。”这种担忧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类进化已经将生理性别作为强大的、难以抹去的背景，并据此形塑了我们的看法。

显然，没有性行为，动物就注定要灭亡。根据伊莲 · 摩根（Elaine Morgan）的观点，在哺乳动物，特别是人类中，如果要问：“雌性需要什么？”答案就是“她们要孩子”。她们不是喜欢生育，也不渴求地位的象征，或者需要继承人，或者是老有所养，而是一旦孩子来到世上，幸与不幸，她们都会要，就像需要食物一样明明白白。不像男性天生有强烈的性欲望，女性的性欲望是潜在的、非显性的、有待于开发的。但是，现代女性却更多地把照料孩子的事情交给了社会，甚至把哺乳的基本任务也交给了保姆。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会雇用别的女人为自己照料孩子，而连最高雅的女士也没想过要雇别的女人来替她们天天陪丈夫睡觉”?显然，这也是出于原始的性行为可能会有的后果，是性的繁衍后果而不是性的愉悦功能，促使女性在本能上排斥与其他女性共享丈夫。

性在人类社会无处不在，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将自己与性完全剥离，一旦剥离，“我们”就不再是我们自己。性存在的普遍性因为弗洛伊德的理论而广为人知。不仅如此，弗洛伊德还确定了性的精神与行为的动力学意义。英国学者韦罗妮克·莫捷（Veronigue Mottier）在《性存在》一书中对这一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性存在”（sexuality）是“对性能量的拥有状态，或对性进行感受的能力”。尽管许多学者对性存在的生物模型提出了挑战，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性别分工导致两性差异的拉大，并形成各自显著的生理特征，这是相互吸引的基础。性别分工强化并丰富了两性之间的交易，奥纳西斯的箴言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没有女人，世界上的所有财富都将失去意义。”人们用于吸引异性的各种身体特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商品”，因为它们是以牺牲其他资源换来的。

二、社会生物的优势

作为群居动物，为了追求注意力资源的配置效率而形成的内部分工，就是一种自然的经济现象。对于种群内部的注意力分工，大雁是一个典型，哨雁在群体进食时候起着重要的警戒作用。反观我们这个社会，新闻工作者、环保主义者实际上担任着人类“哨雁”的角色。围绕着大气变暖和转基因食品问题的争论，都反映了群体进化中的个体信念和感知的差异。

（一）不同种群的注意力比较优势

出现社会分工是因为存在着先天因素的比较优势。在大千世界，不同的物种有不同的注意力优势，如候鸟能够利用地磁场保持正确的飞行路线。科学家仍然不清楚它们是如何做到的。但是近年来的研究认为，鸟类可能具有“共感”能力，可以让它们以一种颜色或光的形式“看到”地球磁力线，而人类则必须依靠路标或者太阳的位置来确定方向。鸟类头脑中的“指南针”机制究竟如何产生，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而飞蛾甚至能够探测到7英里以外异性发出的化学求爱符号，这更是让人感到震惊。这些符号被称为信息素。一些研究发现，人类也能够探测到信息素，但有效距离比较近。不过人类创造了各种爱的信物，以传达爱的信息。在商品经济时代，爱的信息往往也具有了价格的味道。与一般动物不同，蛇则用舌头探知外部世界。它们将舌头伸出，捕捉飘荡在空气中的化学微粒，是真正用舌头“品尝”世界的动物。另一种熟悉而奇特的动物是狗，它们用鼻子嗅出世界。在它们的世界里，事物存在似乎有跨时间的特征，曾经经过的人和物，都可以被它们捕捉到，因为它们留有气味。猫头鹰擅长暗中捕猎，蜂鸟能看到紫外光，蟒蛇可在一定的距离内感知猎物体温，而鲨鱼能够感受到猎物身上发出的生物电，蝙蝠则用超声波捕猎。动物世界的生存竞争是一种注意力的竞争。每种动物感知到的世界也是非常不一样的，不同动物种类的注意力竞争优势成为非常值得仿生学关注的重要领域，也是未来人类注意力技术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二）昆虫社会的启示

家族分工是种群内部分工的原始形态，这一形态的分工在昆虫社会尤为发达，蚂蚁和蜜蜂都在家族内部实行了高度专业化的分工。蚂蚁还具有任务取向的形态可塑性，如工蚁与兵蚁的形态就不同。这是基于遗传生物性的，属于天才型的分工。蚂蚁种群内部严格的等级与分工制度已经基因化了，蚁群也因此而和谐繁荣。人类的性别分工，是为了尽可能发挥女性的繁衍能力，这种繁衍的效率与每个女性的生殖能力和生殖机会密切关联。自然状态下，一个男性或许没有繁衍机会，但每个女性都会有繁衍的机会。与人类的繁殖方式不同，在蚂蚁社会，生殖不是每个个体的职责，整个蚁群都由蚁后专职从事家族后代的繁衍。这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分工。如果我们认同昆虫与我们拥有同一个祖先，它们就是人类的远亲；如果我们可以从不同的人类种族那里获得借鉴，我们也可以从不同的生物种群那里获得借鉴。关注生物世界千姿百态的活动，我们就可以获得有益的启示。通过仿生学，人类可以将生物进化的所有成果作为人类祖先的“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并加以发扬光大。以进化的尺度来看待人类的历史，那些动物就是早期与我们分别的我们家族的分支，植物就是我们家族中与我们分别更早的分支。“他们”各自“创造”出自己独特的生命与生活形态，为这个世界的“文化多样性”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简单考察蚂蚁社会的繁衍方式，人类社会也不是非要将繁衍的任务交给每个男性和女性。如果人类社会多数人不生孩子，少数人多生孩子，那么这个世界的自私行为会少些吗？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三）印度种姓制度

人们的天赋不同是一种非常正常的遗传现象，它是分工的一个重要基础。专门化主要是通过学习还是基于本能来满足社会需要，这在认识上已经基本解决。学习是必不可少的，但天赋依然存在。天才往往能在一个特殊的专业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就，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为人类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价值，因此而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人类中的少数天才和奇才，都有着遗传的重要基础——如同蚂蚁社会繁殖的“专业化子孙”。运动员杰出的体能，科学家非凡的智力，歌星迷人的嗓音等，都是有着强大的基因作为支撑的，这使得他们在自己特殊的领域发出耀眼的光芒。与昆虫社会专业化的子孙类似，我们的社会也存在着“社会分工的代际传承”。印度的种姓制度便是人类“子孙专业化”的典型。

在印度传统的文化中，人被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婆罗门”或者称为“见者”。他们长于内省，并有探索人生重要价值的强烈愿望，他们是精神上的领袖。第二类是“刹帝利”，属于行政管理人才，他们具有制定计划和组织群众的能力。第三类是“吠舍”，他们是工匠和农民，善于创造和制作物质产品。最后一类是“首陀罗”，其特征是跟随者或仆人。至今，印度人在世界范围内从事这一职业的人还很多。他们的注意力是相对短暂的，不愿意为了未来的报酬而牺牲眼前的利益。但是在监督之下，他们却能刻苦地工作及忠诚地服务。印度文化折射了现代社会的分工形式，理想的种姓社会是这样的：底层的群体是墨守成规的阶层，他们可以承受重复单调的工作；在此之上，是专注形成的专业特长的技术工匠；在这一等级之上，行政管理者追求荣誉和世俗社会的等级；处在最上层的是“见者”，他们可以看清其他类型的人只能去猜测的东西。由于需要闲暇去从容内省，“见者”必须受到保护，避免过度卷入各种干扰与遮蔽心灵的日常事务中。这正如领航员不能去做划船和锅炉的工作，是为了寻找星星不使船只迷失方向。新达尔文主义的最新研究成果，让我们重新思考不同人的比较优势，从而设法形成注意力分工的社会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