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竞争的注意力规制

对于有性繁殖的生物来说，大自然的竞争最为根本的是性竞争。资源制约下的性竞争有着自然的法则。女性是稀缺的经济资源，理解这一点对正确理解注意力经济非常重要。一方面，人类的经济活动总是将注意力投入到最稀缺资源的竞争上；另一方面，各种资源往往流向注意力集中的地方。稀缺激发欲望，欲望引导关注，关注聚集资源。围绕着稀缺资源的竞争，形成了人们稳定的注意力分配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固化为习惯、规则和制度。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表现为对社会注意力资源的规制，每个人的注意力活动都是在一个特定的制度框架中展开的。

一、亲代投资理论

有性繁殖是建立在生育的性别分工基础上的，分工产生交易。雄性动物与雌性动物在繁衍行为上的差异，主要基于繁衍成本的不对称性。达尔文通过观察发现，在所有的高级生物体的求偶行为模式中，雄性都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许多雌性动物只和带有礼物的雄性进行交配，没有礼物会被无情地拒绝，礼物太寒酸也会受到惩罚——雌性只给它很短的交配时间。为了延长交配时间，一些动物会采取非常精明的交易方式，如雄性育儿蛛会不厌其烦地用自己吐出来的丝将礼品一层层包裹起来，这样既可以增加雌性蜘蛛打开礼品的时间，又可以掩盖礼品的寒酸，从而延长交配时间，提高繁衍的概率。这是动物界交易活动中商品过度包装的一个例证。

演化经济学揭示的一个重要事实是，女性主宰自己的身体，而男人渴望得到女人的身体，因此女人的身体就成了一种资本。那么，女性的身体何以成为吸引注意力的资本呢？

1948年，英国遗传学家A.J．贝特曼（A.J.Bateman）通过对果蝇的研究发现，雌性果蝇的交配对象数量并不会影响其后代的数量，而雄性果蝇的交配对象数量却与其后代数量呈现正相关。也就是说，雄性果蝇越花心，后代越多。1972年，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将经济学范式引入其中，提出了“亲代投资”理论，认为繁衍是两性之间的投资合作行为，雄性和雌性都倾向于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基因财富，即基因繁衍的最大化。亲代投资包括了产生卵子或精子、受精、怀孕或者孵化，以及养育后代需要花费的时间、精力和能量等。人类两性之间的许多行为差异，其实都是在寻求投资的公平与均衡。男性对性的迷恋和女性对性吸引力的利用，都可以在这一理论框架内得到很好的解释。

根据亲代投资理论，雌性卵子的生产投入多、产出少，而雄性精子的生产投入低、产量高。因此卵子成为稀缺资源，具有更高的经济价值。在美国，捐卵子的起步价是5000美元一次，而捐精子一般来说是35美元一次。雄性为获得这一稀缺资源，必定竞争激烈，付出高昂的代价，形成雄性竞争、雌性选择的普遍现象。因为有精子丰富的优势，男性倾向于广种薄收，而女性则相反，倾向于专注化经营，从而推导出“男性花心，女性忠心”这一贝特曼法则（Bateman's principle）。男人比女人花心，导致女人供不应求，这诱使男人做出各种努力。而如果女人都坚持让男人付出高昂代价才得到性交的机会，就可以降低男人性交以后不辞而别的可能性。因为男性转移性交对象会增加新的成本，是不经济的行为。然而，妓女却破坏了这一规则，因此色情经济总是遭到主流社会女性的强烈抵制。

二、吸引力均衡

一般而言，在一夫一妻制的条件下，交易遵循魅力相近原则，即性吸引力在排行榜位置相近的人身上成功交易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这是一场公平的交易。一种观点认为，一夫多妻对多数女性有利，因为它有利于在女性中公平分配资源，但对多数男性不利，因为可能有许多男性会没有妻子。即使在非一夫一妻制的情况下，也遵循吸引力均衡的法则。吸引力均衡法则同样适合一切商业交易行为。

两性之间的注意力竞争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对所有初次见面的人都会做出吸引力的评价。丹尼尔·卡尼曼指出：“评价一个人是否有吸引力是一种基本的判断，不管你是否这样做，这种评价是不由自主进行的，也会对你产生影响。”在大自然中，雄性动物往往追求色彩华丽，而雌性动物则追求色彩低调，这是因为在动物世界存在着繁衍竞争与生存竞争的微妙平衡关系。基于贝特曼法则的作用，雌性与雄性的吸引力存在着不对称性，雄性对雌性的渴望要远远超过雌雄对雄性的渴望。这就将吸引的努力连同因此带来的风险一并交给了雄性动物。雄性动物的冒险性与保护雌性动物的欲望是进化得来的，这种生存权的转让换来的是雄性基因的延续。

但是，人类与一般动物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这就是吸引的任务更多的转嫁到了女性的身上，美容化妆、服饰打扮成为女人最为注重的日常活动。进化心理学家对这种变化的一种解释是，因为人类的一夫一妻制导致女性之间激烈的竞争，性吸引力是竞争的主战场，这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结婚并不意味着竞争的结束。婚姻制度中，不仅在婚姻达成过程中需要保持吸引力的均衡，在婚姻维系过程中也同样需要保持双方吸引力的平衡。因为在现代社会，即使是一夫一妻制国家，也依然存在着事实上的一夫多妻。就像美国，表面上是体制化的一夫一妻制国家，而实际上是一个序列化的一夫多妻制国家，许多上层社会的男性，占用了大量女性的可生育年月。

一种观点认为，婚姻是女性的设计和安排，是为了应对男人花心的一种策略。在这场人生的最大交易中，女人试图用自己的“专注化”（忠诚）取得对男性“碎片化”（花心）的胜利。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是男人之间妥协的结果。在我看来，婚姻制度的演化是多种力量博弈达到的一种均衡。

绝大多数地方的文化都认为，处女是婚配的重要价值指标，因为这意味着可以极大减少其他基因侵入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的夫妻独处“蜜月”，更加保证了后代的基因可靠性。但是，一些文化把这种对处女价值的保护提高到极端的高度，如伊斯兰文化、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历史上都存在类似的情况，甚至在陌生异性面前裸露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会被看作是在配偶市场上交易价值的流失，这就导致了性价值的全身化。在一个严酷的社会，性信息的价值往往控制在丈夫或者家长甚至家族手中，身体的过度包装导致性信息的极度稀缺，形成男人对这一资源的进一步的渴望。人类文明社会之所以禁止裸体，防止性泛滥，或许正是担心整个社会失去“性”这个强大的驱动力。在传统社会，服饰与文化对性信息的屏蔽引起了性供给的短缺，性供需的矛盾为女性婚姻市场的高价位提供了保障。在现代社会，女性争奇斗艳是婚姻市场自由竞争的折射，也是性市场相对宽松的产物。在这样一个市场，良家妇女必须在“圣母”和“妓女”两种特质之间取得一种平衡。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吸引力过强都会带来负面影响。在许多场合，男性需要掩饰自己的财富，否则可能引来杀身之祸；而女性则需要掩饰自己的性感，不然也会招来性侵。

三、性契约见证

自从有婚姻制度以来，几乎整个人类社会都沉迷于一场制度化的、为繁衍而进行的交换，家庭成为事关双方家族基因繁衍的股份合作公司。

婚姻是一项人生最大的契约。婚礼是一种制度化的注意力经济活动。如何理解人们普遍愿意投入巨资举办一场引人关注的婚礼，交易费用经济学给出了很好的解释。交易费用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观点是，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所有复杂的合同都必然是不完全的。包括婚姻在内，长期合同的履行需要监督机制和持续的调整。婚礼就是寻找见证人的仪式，是合同的公证，为合同的履行提供了社会监督与保障。货币的本质是信用，契约信用最早来自婚姻制度。婚礼创造信用，类似现在的银行，可以保证交易双方的交易安全可靠。违反契约不仅使个人不良信用被记录，甚至会得到最为严厉的惩罚。旁观者的集体认可，是社会契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对经济独立的现代女性为什么对男性产生依赖，希望对方可以“托付终身”感到困惑不解。一个独立的人为什么要将自己托付于他人呢？从基因资产经营的角度看，雌性交配意味着将失去自己手中的王牌——她把自己的卵子信托给了与其交配的雄性个体，因此在交配之前必须进行讨价还价。在我看来，女性恋爱期间的“作”，也是一种决策信息的“生产活动”，目的是为了探究男性对自己和孩子愿意支付的代价。根据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卡罗尔·帕特曼（Carole Pateman）在《性契约》一书中的观点，社会契约是以性契约为前提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契约就是人类最早的货币雏形。楔形文字泥版是5000多年前苏美尔人最早的交易记录，也是人类最早的文字记录，它告诉我们人类最早记录的不是诗歌也不是哲学，而是生意。泥版就像现在的合约，有明确的买卖双方、交易的物品等。那么，在没有文字之前的自然状态下，性契约是如何形成的，其表现形式又是怎样的呢？

因为男女之间存在着“资源稀缺性”的不同，也因为男女之间存在着繁育成本的不同，在对繁衍效率追求的内驱力下，形成了男女之间性行为的差异——男人要在所有的女人身上得到一样东西（性），而女人（用性）要在一个男人身上得到所有的东西。女人对男人往往是朝思暮想，而男人对女人则常常会朝秦暮楚。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根据精子竞争假说，雄性个体产生大量精子的好处在于，它能够取代竞争对手的精子，从而增加让雌性怀孕的机会。进化心理学领军人物戴维·巴斯（David Buss）提供的研究资料表明，精子多少与配偶制度有关，精子多的倾向于杂交，而精子少的倾向于一夫一妻制。比如，在灵长目动物中，大猩猩的杂交行为最少，其次是猩猩和人类，而黑猩猩是杂交行为最多的。这四种灵长目动物睾丸占各自身体的比重分别为0.02%、0.05%、0.08%、0.27%。人类从天性而言似乎是介于一夫一妻和杂交之间的一种动物。事实上，人类的婚姻制度主要的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基督教为文化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另一种是以伊斯兰教为文化传统的一夫多妻制。中国传统的婚姻制度也非一夫一妻制，现代社会的一夫一妻制可以说是基督教文化制度化的结果。

人类天性非一夫一妻制的另一个生理学上的证据是男性生殖器的龟头上的一圈凹槽，这被认为是在精子竞争过程中用于抽离出竞争对手精子的。性嫉妒的存在表明远古人类对配偶并不忠诚。忠诚是一个女人渴望从她的丈夫那里得到的，而事实上男性又是花心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人类社会还是以一夫一妻为主呢？一种观点认为是女性的长期择偶策略影响了进化的方向。因为如果一个女性选择感情不专一的男人，就可能要承担独自抚养后代的重任，所以女性倾向于选择感情稳定、愿意信守承诺的男性。虽然女性择偶偏向弱化了男性的花心，但是经过长期进化，大量的男性也进化出一种伪装能力，能够“表现出”专一的特性。这种伪装甚至已经成为无意识，从而以“阶段性专一”代替了“长期性专一”。研究证明，男性在结婚并有小孩以后，体内睾酮素浓度会因为这种“配偶联结”现象的出现而下降，这有利于孩子的抚养。而在我看来，“七年之痒”可能意味着原始人孩子独立所需要的时间。婚礼是人类确保男女双方履行合同、维护自身基因利益的举措。相对而言，订婚制度是为了保障男性的利益，因为这可以保证未婚妻在婚前的一段时期接受社会监督，避免红杏出墙而埋下隐患。婚礼则可以更好地保障女方的利益，避免男性婚后出轨给女方带来不利后果。婚礼的显性动机是喜庆，实际上，其所花费用的最大支出部分就是婚姻合同的“公证费”，只不过这一本质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被我们的意识屏蔽了。

在中国的许多农村地区，传统意义上的婚姻可以不要结婚证，但必须举行婚礼，并且往往有证婚人，因为交易需要熟人社会的见证和监督。宗法制度是性契约的一种文化演变，这一制度为契约的执行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但是，一纸契约并没有解决两性交易的所有问题。夫妻之间的争吵是婚姻制度中的常事。罗伯特·特里弗斯曾经将亲密关系的周期性争吵解读为契约的再协商。争吵是一种“以牙还牙”的博弈，强烈的情感冲突往往有利于对方“留意”自己的需求。

四、等级与制度形成

罗伯特·弗兰克指出，当个体的优劣取决于其在同类中的相对排位时，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中对有效性的一切论断都将黯然失色，这需要演化经济学作出解释。社会等级竞争与社会制度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达尔文《物种起源》面世的前8年，也就是1851年，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就形成了后来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他认为弱者被淘汰虽然让许多人痛苦，但这是一个更大更长远的“仁慈的命令”。只要存在着社会，就会存在着无休止的等级竞争。如同“军备竞赛”，等级竞争是消耗资源最多的竞争，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而等级竞争本身就是一种注意力竞争。研究者通过观察发现，黑猩猩对社会等级投入了大量注意力，在许多程式化的东西上，人类与黑猩猩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社会声望作为注意力资本的积累形式，是一种有效的社会等级标签。

等级竞争是高等动物中的普遍现象。挪威生物学家索利夫在1920年的研究发现，在一群母鸡中存在着“啄食顺序”：将一群母鸡散养在一个区域，经过一番混乱的较量，就可以决出胜负，形成公认而清晰的等级“排名”，并据此决定资源享用的优先顺序。人类学家曾经对位于南美的采集狩猎式群体阿契人进行过观察研究，发现好的猎人拥有好的声誉，他们愿意慷慨赠肉。这一部落虽然没有明显的等级，但是好的猎人在男人和女人中都更具有影响力，而且他们有更多的婚外情行为和更多的私生子。大量的研究表明，男性的社会地位与他们的性行为次数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即使在原始社会，等级分化也具有普遍性，社会等级让整个群体更有凝聚力。人类通过注意、同意、顺从等形式来体现等级的排序结果。

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Christakis）与他的合作者在哈佛大学做了一个实验，发现93%的学生宁可放弃获得“高颜值”的机会，也要赢得自己在吸引力竞争中的相对优势。人类社会的等级竞争存在着性别模式，对男性而言，权力、金钱、地位与名利的角逐成为主线，男性在社会地位竞争上投入了更多的资本。而对女性而言，身体魅力竞争依然非常有效，并主导着竞争的发展方向，女性在身体魅力竞争上投入了更多的资本。男性与女性互为价值尺度，为什么看起来尺度会不一样？其实，双方的尺度都是繁衍价值，区别只是因为女性身体魅力是繁衍价值的指标，而男性地位是繁衍价值的指标。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位于社会吸引力等级金字塔尖的人总是被更多地关注和模仿。这也是名人和明星能够在注意力经济中赢得巨大利益的原因。

处在社会顶层的男性，拥有更多的性资源和更多的繁衍机会，因此更愿意采取短期交易策略。处在社会底层的男性则较难以获得性资源，为避免不断竞争带来的压力，更愿意采取长期交易策略。而女性则相反，两性交易市场存在着“圣母—妓女”模式，圣母侧重长期交易策略，妓女侧重短期交易策略。女性在未成年时得到关于自己美貌的评价后，会采取圣母策略，两性关系更为保守，以获得高等级男性的长期投资；而吸引力弱的女性则更多采取妓女策略，性生活更为开放，以短期交易聚少成多，从一系列男性身上获得更多的资源。

我们往往并不会关注排行榜中落在身后的人，而是会将注意力集中在比我们更高层次的人身上。这种“眼睛向上原理”是等级竞争形成的一种注意力制度化。制度可以理解为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或生活理论，也是一种流行的性格类型。等级竞争中，胜者昂首挺胸，败者垂头丧气，这种能够被清晰观察到的普遍的表达方式是进化而来的本能反应，它有利于群体根据个体实力形成合理的资源分配。在女性眼里，自信是男性最具吸引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自信来自个人竞争排序的优势位置，因此，捕捉到这一信息就抓住了关键。自信是个人自我推荐的一种媒介，人们借助这一媒介推断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及成功与否。需要指出的是，注意力也是衡量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重要人物总是受到重视，被置于群体和社会注意力的中心，这与高等哺乳动物群体生活的状态并没有太大区别。在人类社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高低基本上与这个人受到的关注程度成正比。地位是人们放在谈判桌上的一种资产，我们对地位高的人送的小礼物会倍加珍惜，地位是可以实现价值兑换的达尔文式的货币。

社会地位高低与神经递质5-羟色胺，也即血清素有关。神经科学家的研究表明，猴王与学生会干部都比自己的“下属”拥有更多的血清素。尽管是生理指标，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环境的产物。这一物质的作用与酒精类似，它让人放松，使其更加合群，更加坚定自信。从体验经济看，注意力货币价值最终都会兑换为一种令人愉悦的化学物质。这也是男人热衷于地位竞争的生理性原因之一。

权力与社会等级是用注意力供养出来的。一个人获得的另一个人的注意力越多，说明这个人对另一个人来说越为重要。在社会注意力交易活动中，注意力总是从社会地位的低端流向社会地位的高端。心理学家达契尔·克特纳等人的研究发现，在组织内部的任意互动中，社会地位高的人往往缺少对他人的注意，并且更可能打断别人的谈话，自己则滔滔不绝。这是缺乏专注力的标志。相反，地位较低的人，比较有同理心，与地位高的人相比，他们给予其他人更多的关注。我们自身在社会阶层中的定位，基本上决定了我们对他人投入注意力的多少。富人用金钱解决问题，不需要太在意他人的感受，因此不会对那些穷人给予太多关注。而穷人因为需要他人的帮助，会特别在意他人的感受。这种注意力的付出，属于隐性的劳动形态。

个体的等级竞争演化为群体的等级竞争，群体的等级竞争演化为国家之间的竞争。动物世界也好，人类社会也好，总是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摇摆，就本质而言这都是围绕着生存权与繁衍权展开的争夺。女性，尤其是美女是一种战略性资源，婚姻也曾是部落与部落结盟的基本方式，也是权力结盟的基本方式。玛格丽特·利维曾经用一个古希腊神话阐释其关于婚姻与制度形成的观点：在特洛伊战争中的美女海伦，是一种吸引力强大的重要“资产”，所有希腊国王都想得到她，甚至愿意为她而战。海伦父亲担心求婚不成者反目成仇，接受了其中一位求爱者的建议，要求所有的求婚者发誓，不许用武力得到海伦，如果谁先违约，所有的求婚者必须与其宣战，从而形成了一个超国家联盟。这样，海伦便成为一种财产权利，受到法律保护，并同时由一个防御性组织制度——国际社会来执行这些法律。食物资源的相对短缺和女性资源的绝对稀缺引发了对这两种资源的掠夺，而对于后者的竞争更为激烈，这是动物的本能。但是，经过长期的进化过程，人类学会了互相妥协，学会了结盟，慢慢形成了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制度，并形成了新的制度化的注意力分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