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現狀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編纂官制詞典蔚然成風，就大型官制詞典來説，就不下十幾種，如日本民族科學研究所編《中國歷代職官辭典》、安作璋主編《簡明中國歷代官制詞典》、徐連達主編《中國歷代官制詞典》、賀旭志編著《中國歷代職官辭典》、邱樹森編著《中國歷代職官辭典》、俞鹿年編著《中國官制大辭典》等；同時在一些語文詞典中也有收録，如《漢語大詞典》、蔣禮鴻主編《敦煌文獻語言辭典》、華夫主編《中國古代名物大典》等；龔延明歷經十多年收集整理出版了《中國歷代職官别名大辭典》，填補了官稱别名工具書的空白。這樣，就官稱的辨識來説，基本上擁有了較爲完備的工具書。

可職官術語依然散落在古人留下的典籍中，對於職官術語的關注，自古至今未曾中斷，如（漢）蔡邕的《獨斷》、（唐）李肇的《國史補》、（宋）趙升的《朝野類要》、（清）翟灝的《通俗編》、清人編《六部成語注解》、《明清俗語辭書集成》，另有政書類的“十通”以及歷朝正史、方志中的職官門，各朝《會要》、《會典》和各類文集、筆記、隨筆等中，可謂豐富繁多，但都是零散的、斷代的、吉光片羽的收録，其中缺略、誤收以及釋義不確等比比皆是。

現代人對職官術語進行輯録整理與辨釋的也有，如姜亮夫先生的《古史學論文集·序》中説：“這也是讀史者所必明知的事。我曾寫過卅餘事，如除、真、代、署、理、儀、加、命、儀同、使持節、員外、封、實封等。”王鳳陽的《古辭辨》、黄金貴的《古代文化詞義集類辨考》則主要是對常用的職官同義詞進行辨釋。目前大概只有龔延明的《宋代官制術語匯釋》、《宋代官制術語與典故匯釋》，經增添後成爲《宋代官制辭典》中“職官術語與典故”一編，這是其他官制辭典所没有的，因而這大概也是當今唯一算得上真正意義的官制詞典，可惜只收録了宋代的部分條目。

可喜的是，近年來職官術語研究得到了越來越多歷史學者和語言學者的重視。

史學研究者以職官術語的解釋爲切入點進行政制研究，目前大多集中在政務文書類。如日本學者平田茂樹《宋代地方政治管見——劄子、帖、牒、申狀を手掛かりとして》、《宋代文書制度研究的一個嘗試——以“牒”、“關”、“諮報”爲綫索》；鄧小南《南宋地方行政中的文書勾追：從“匣”談起》解釋了“匣”是文書移遞、專案催辦的標誌性工具，有錫匣、黑匣、緑匣等，而“匣追”則是南宋中後期的地方常用的勾追催辦方式；朱瑞熙的《宋朝敕命的書行和書讀》，從釋讀文書術語“書讀”、“書行”入手，考述了宋代敕命形成中的兩個程式；其他還有劉後濱的《從蔡邕<獨斷>看漢代公文形態與政治體制的變遷》、游自勇的《墨詔、墨敕與唐五代的政務運行》、李全德的《從堂帖到省劄——略論唐宋時期宰相處理政務的文書之演變》、劉江的《宋朝公文的“檢”與“書檢”》，張禕的《中書、尚書省劄子與宋代皇權運作》等，開啟了從文書形態、術語的解讀進而研究古代政務運行制度的風氣。不过也有涉及職官朝儀典制的，如楊希義的《唐代君臣朝參制度初探》則從解釋大朝、常朝、朔望朝、三參、六參、入閤等朝儀術語入手，闡述君臣朝參制度的内涵及變化。沈小仙的《唐宋御朝班儀制度及其相關典故術語考釋》、《唐宋“入閤”朝儀與議政之制源流考》則考釋了朝儀中的系列術語，沈小仙、龔延明的《唐宋白麻規制及相關術語考述》一文在闡述白麻制度的同時，對相關術語進行了考釋。唐宋其他在研究職官制度中兼及術語解釋的，如閻步克的《品位與職位》，對於階官、品官、勳官、爵級、品位、官資、級節等均隨文解讀，孫國棟的《宋代官制紊亂在唐制的根源》也對特殊的官、職、檢校、試、判、知等作了解釋。龔延明的《南宋文官徐謂禮仕履系年考釋》一文則對《武義南宋徐謂禮文書》中有關南宋官蔭制、官職遷轉、除授、考課以及官銜作了解釋，并對有關術語作了辨釋。

語言學者在“詞彙學”研究中涉及職官詞語的，主要有兩大關注點：一是集中在官稱的解釋與辨正上，如陸宗達、王寧的《“尚書”與“尚公主”》、《論“行李”即“行使”》，或者是特定時代以及專書中的職官詞解釋，如張能甫《簡論<舊唐書>中的唐五代新興詞語》，杜文玉的《<辭海>職官詞目釋義商榷》、《<辭源>職官詞目釋義訂誤》，對《辭海》、《辭源》中對職官設置起始時間以及職官沿革變化釋義不確之處加以辨正。或在古籍整理研究中，對因缺乏官制知識出現的失誤加以辨正，如吕叔湘的《標點古書評議·<資治通鑑>標點斠例》，王邁的《古文標點例析等書中就列舉了諸多實例。二是對於職官術語中官職變動類詞語的研究，如楚莊的《從<吕端傳>談古代官員升降稱謂》，王建莉的《古代官員升遷降黜制度在語言中的投影》，以及沈小仙、黄金貴的《“遷”有降職義嗎？》等。其中較爲突出的是從語言學角度比較系統研究授任官職動詞，李麗的博士論文《<魏書>詞彙研究》第三章第二節的“多個相關語詞的聚合變化”，通過《魏書》人物傳記中職官變動的記録，借用現代語義學中語義場理論，劃分出授官任職語義場，又從内部劃分出授官子語義場和任職子語義場，而授官子語義場下又劃分爲涉及官職變動與不涉及官職變動兩個子語義場。不過劃分時只是注意到了單音詞，大量的複合詞并未歸入。同時對於授官或者改官類同義詞語的用法以及區别也没有解釋，未能充分揭示出官職術語的制度内涵。但這種研究方法是有一定學術價值，值得借鑒的。

還有語言學者對六朝時期使用的表示“擔任地方長官”慣用句式進行了研究。汪維輝的《作（爲）某地式試解》一文，認爲“作（爲）某地式”是一種省略句式，是指擔任某地的長官的意思。這是當時的一種慣用句式，方一新《六朝語詞考釋漫記》一文，則對“臨+地名”進行了考釋，提出“臨”表示擔任的意思，符合汪文的句式。不過李麗因此推論出V+地名，均表示擔任地方行政長官，則不確。這裏的動詞必須是常與職官相聯繫的動詞，比如拜、授、罷等，才符合此句式。

從上所揭篇章和著作看，史學研究者對於職官術語的解釋只是重視制度内涵，缺少對於術語源頭即其語言文字基本含義的交代，特别是複合詞的構成方式以及使用特點的思考。例如“拜”原義是行禮的一種方式，古代給朝廷正官尤其是權要官員授任，都要舉行授任儀式，行拜禮，以示禮敬，所以“拜授”常常連用，由於詞義沾染，“拜”就有了授官的含義，成了授官专用術語。故而，出現了“大拜”專指授任宰相，作“宰相”的别稱，“伴拜”爲“參知政事”即副相的别稱的用法，也就不难理解了。而語言學者研究則只是重視詞語的字面含義以及構詞和詞語使用情況，對於其中因制度内涵的變化引起的含義差别則缺少辨析，比如同樣是表示任職，除、差就有不同，“除”一般爲朝廷授任正官，而“差”只是授予差遣，是具體職事，并非官。而同是兼職，“判”着重兼理他官的職務，“知”則着重兼辦某一特定的事務。當然還有因爲時代不同而制度含義變化很大的，如行、守，漢制、宋制用法就大不同了。這些都需要從制度角度加以辨析。

要之，對職官術語的研究大多是斷代、單個或一類詞的考察。已有的研究，無論是史學研究還是語言學研究，均有一定的局限性，史學研究缺少對術語詞義源流變化的探究，語言學研究缺少對於制度内涵的揭示以及具體用法的辨析。迄今爲止，對職官術語進行全面系統的辨釋研究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