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几星霜:战后中日关系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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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我们去北京做翻译

这是1952年夏。

暑假刚刚过去,大连市教育局通知我和王老师: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即将在北京举行,组织上决定临时调我们去做翻译。亚洲及太平洋和平会议(简称“亚太和会”),是新中国诞生后由中国举办的第一个大型国际会议。

亚太和会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举行?背景是什么?与日本有什么关系?

当时的世界,正处于“二战”后的冷战时期。1951年9月4日,美国单方面邀集了五十二个国家,在旧金山举行了“对日和会”。这个会议完全是美国力图扶持日本,把“二战”中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主力、付出牺牲最大的中国粗暴地排除在外,以便加紧在亚洲建立冷战秩序的产物。美国不但不惩治战败国日本,反而利用《旧金山和约》开始放松对日本右翼和战犯的制裁,甚至鼓励日本右翼从政,使一些右翼分子渗入到战后日本的政坛中。曾被作为甲级战犯起诉的岸信介后来居然当了日本首相,便是一例。在那次“和会”上,除《旧金山和约》外,美国与日本还签订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保障条约》(简称《日美安保条约》)。9月18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严正指出“旧金山和会”是一次片面的会议,中国拒绝接受和约的合法性。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国拒绝签字,朝鲜、蒙古、越南也发表声明,不承认《旧金山和约》。

再看当时亚洲和日本的形势。美国把战火烧到了朝鲜甚至鸭绿江畔,还派第七舰队在中国领土台湾周边游弋,严重地威胁着新生中国的生存。美国侵略者虽然在中朝人民的奋力抗击和世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于1951年6月被迫进行停战谈判,但肆意拖延和阻挠,不仅谈判未获进展,而且从1952年1月起,美国又在朝鲜和中国境内进行了违反人道的细菌战,并对中朝边界的城市和居民狂轰滥炸,致使侵朝战争有继续延长和扩大的危险。日本人民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对美国的侵朝战争,反对日本政府追随美国参加这场战争,反对美国占领军把日本作为军事基地和后方基地使用的运动,在各地掀起了争取世界和平的浪潮。

1951年2月21日至26日,世界和平理事会在柏林举行会议,提出在中国首都北京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人民和平会议的建议。

鉴于亚太区域的战略地位和这个区域的国际关系的构成状况对整个世界和平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北京召开一次亚太区域的和平会议,具有迫切、重大的意义。

经过酝酿,1952年3月21日,宋庆龄、郭沫若、彭真、陈叔通、李四光、马寅初、张奚若、刘宁一、蔡畅、茅盾、廖承志等11位代表各界的知名人士联名发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发起书》。“发起书”分析了本区域的形势和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和方针,并建议在适当日期召开会议,以便对保卫世界和平的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寻求共同解决的适当措施。“发起书”希望本区域各国的知名人士能参加联名发起,并成立本国的筹备委员会。

进入6月,廖承志和刘宁一等人根据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决定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投入了紧张的筹备工作。

“发起书”发出后,迅速获得亚太区域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热烈响应,他们纷纷举行会议推选出本国对和平有贡献、在社会上有声望的人士参加联名发起,最后共有十二个国家的九十六人参加。各国还相继成立了自己的筹备机构,开展活动。经与各方磋商,决定于1952年6月初在北京先举行一次筹备会议,共商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