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志和日本同志合作

初期，在《人民中国》编辑部工作的中国同志，大致有三部分人。一部分是曾在日本留过学的，另一部分是台湾省籍人，最后一部分是像我这样从大连调来的。

日本人，分为专家和一般的工作人员，如前所述，他们都是康大川从东北调来的。专家的任务，是负责修改译稿。一般的日籍工作人员，负责初改并担任翻译工作。

我们刚到北京时，日本专家只有菅沼不二男一个人。他是一位老新闻工作者，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战争期间曾做过日本“同盟通讯社”驻上海分社的特派记者，后来应征转到伪满，在关东军司令部第二课任过职。日本投降后，他参加了中国革命，在东北鹤岗一带对留用挖煤支前的日本人进行宣传工作。沈阳解放后，他转到东北人民政府日侨管理委员会领导的《民主新闻》社，担任编辑。菅沼不二男由于长期做新闻工作，所以善于修改论文和时事性较强的硬性文章。也许是做新闻记者养成的脾气，我感到，他改稿时更多地注重时效，而不大考虑译文的精雕细刻。由于他有一个在北京出生的小男孩，到了上学的年龄，便于1961年8月带领全家回日本去了。后来，他弃笔从商，先后担任过“和平交易株式会社”社长、“新日本通商株式会社”会长、“日中旅行社”社长，1983年病故于东京。

另一位专家，名叫池田亮一，也是从沈阳《民主新闻》社调来的。由于他在《民主新闻》社任过总编辑，有一些事情尚需料理，所以迟了一些时候才来北京。他的文字修养较高，善于修改小说和报告文学等文艺性较强的文字。由于他往往一个词也能推敲半天，所以工作进度不快，但经他修改过的译稿，尽管只改了不多的几处，却能明显地上一个档次。不消说，我从他改过的译稿中，吸收了很多营养。他曾经对我说过，要提高日文写作的修养，应当多读《朝日新闻》第一版的专栏《天声人语》和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文章。他对《天声人语》和川端康成的文字是极为推崇的。

池田亮一，原名叫三村亮一，战前曾是日本共产党的中央委员，担任过地下时期的日共机关报《赤旗报》的总编辑。1932年，由于叛徒告密，日共遭到残酷镇压，有一千五百多人被起诉，世称“热海事件”。池田亮一在这次事件中也被捕入狱，后被“发配”到伪满，在“满映”供职。日本投降后，“满映”被接收，成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当“东影”疏散到东北边境的鹤岗时，包括池田亮一在内的许多被留用的日本人也迁移到了鹤岗。池田担任了日本人的政治学习辅导员。

池田专家平时少言寡语，他的爱好是搜集古玩，特别是陶瓷器。他一有空，便浏览这方面的书籍，或者逛琉璃厂的古玩店，偶有所获，便高兴地请同事们来欣赏。他的另一个乐趣是下围棋。据说，他的实力是业余初段，曾多次同陈毅副总理对弈。1963年，池田专家因患脑溢血，过早地离开了我们，终年仅57岁。陈毅副总理亲自出席他的追悼会，并致了悼词。

后来，《人民中国》编辑部又补充了几位专家。他们是川越敏孝、横川次郎和他的夫人横川辰子。

日籍工作人员，有前述林弘和戎家实。他们当时都很年轻，戎家实比林弘稍长几岁。林弘爱好文艺，擅长翻译小说和诗歌。他译出的稿子，一般都要经过一个中国人的初核。我把他作为学习和追赶的目标，所以在核稿时，注意从中学习。后来，他跟一位中国姑娘结了婚，回日本后，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

戎家实更擅长翻译硬性的文章。他的特点是翻译速度特别快。突击翻译长篇文章，是他的拿手好戏。据说，年轻时，他曾在“满铁”供职，日本投降后，在我们接管的东北铁路部门工作过。他当时在留用的日本人当中是一个青年积极分子。他没有回国，也没有结婚，一直住在外文局宿舍，跟附近商场的店员以及小商、小贩都混得很熟，什么人都交。他搜集了不少京剧老唱片，其中有些是很珍贵的。晚年他患了喉头癌，他一面治疗，一面坚持在宿舍里工作，最后终于因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我们刚到《人民中国》编辑部时，还有两位男性日籍工作人员——松尾藤男和冈田章。松尾在《民主新闻》社时，曾翻译过《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冈田章来《人民中国》后，带领着从大连来北京的安淑渠搞版面设计工作。没有多久，松尾和冈田便先后回国了。松尾回日本后，没有找到正式职业，打了一阵子零工，后来在一家旅行社谋到了职业。冈田章回国后，在《赤旗报》找到了一份工作。我在日本做记者期间，在街头采访时还遇见过他。

日籍工作人员中还有两位是女性。一位是菅沼不二男专家的夫人檀久美，另一位是池田亮一专家的夫人池田寿美。她们是日本著名作家檀一雄的同父异母的两个妹妹。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鹤岗煤矿，一批留用的日本人组织了“日本人青年突击队”，他们挖煤支援前线。当时，檀久美曾在突击队的炊事班工作过。后来，她跟菅沼不二男结了婚。她来《人民中国》编辑部后，开始管理日文的报刊资料，以后转为做翻译工作。池田寿美年轻时曾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她担任了美编，不仅要设计每一期杂志的版式，有时还要画插图和刊头。

现在，很多外国专家住在友谊宾馆，但那时住得比较分散。《人民中国》的日本专家初期住北京东城南池子的外文出版社宿舍。他们上下班，跟中国同志一样，要乘有轨电车。由于早晨上班的时间紧，常常看到他们在宣武门下车后，一路小跑，奔向办公室。

《人民中国》杂志的校对工作，由李薰荣、李玉银等几位女同志担任。李薰荣也是从沈阳调来的。她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日语水平较高，工作态度认真、负责。所以，经她校对的稿子，错误率极低，甚至能做到没有错误。她自己说过：“校对员就像边境的巡逻队员，要睁大眼睛巡逻、把关，绝不能放过一个坏人。放过了一个坏人，就是失职。一本书或一本杂志，没有错字，在读者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有一个错字，读者就不会原谅。”

从大连一起来京的安淑渠虽然不是学美术的，但因为工作需要，被分配担任日文版的美编工作，这真是难为她了。于鸿运做的是行政秘书工作。还有一位女同志叫李佩云，她是比我们晚一些时候从大连调来的。

说到这里，我还要特别提到外文印刷厂的工人。日文版的《人民中国》是在外文印刷厂检字、排版、印刷的。担任检字、排版的工人师傅根本不懂日语。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保证了杂志的质量。那时，发到印厂的译稿都是手写的。不消说，每一个人的字体都有特点，有些字连懂日文的人都很难辨认，再加上专家在稿子上勾勾画画，改得一塌糊涂，就难上加难了，但是，检字和排字工人竟然能识别那些难认的字迹，真是令人叹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