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出现松动，中国决定派团

下面再从日本方面来看，进入1954年后逐渐发生了有利于中日关系发展的某些变化。曾在战后五次组阁的吉田茂下台，由民主党领袖鸠山一郎组织了新内阁。鸠山内阁在外交上想改变一下吉田内阁“向美一边倒”的政策，试图在对苏、对华关系上能有所突破。鸠山内阁成立的第二天，12月11日，外相重光葵发表声明，表示日本愿意在彼此可以接受的条件下，恢复同苏联和中国的关系。尽管后来在美国的压力下，他又打了退堂鼓。

进入1954年，日本贸易界人士来华洽谈业务的情况有所增加。这一年，日本主要城市成立了促进日本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团体，并由社会各界名流组成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连续举行大规模的集会和群众性活动。1954年9月22日，日本在原有的促进日中贸易组织的基础上，又成立了以村田省藏为会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在这个组织的推动下，日本国会通过了一项邀请中国贸易代表团访日的决议。村田省藏于1955年1月访华，向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正式发出了邀请。

这时，日本国内的经济情况有所好转，除贸易外，一切经济指数都超过了战前的最高水平，日本经济处在所谓“神武景气”的前夜。而中国，也于1952年底结束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工农业生产突破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进入了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从经济上看，中日两国都具备了开展交流的条件。

在这样一种政治、经济及国际背景下，中国接受了日方的邀请，决定派遣贸易代表团前往日本进行谈判，签署第三次中日贸易协定。

当时，一个代表团要出国时，对出国前的准备工作都极为重视。我们集中到北京东单苏州胡同的一座小楼里进行学习。从此，直到出国前为止，我们每天都在这里上下班。

一天，在这座小楼的一层大厅开全体会议，我第一次见到团长雷任民。他四十岁刚出头，个子不算太高，眼大有神，动作敏捷，看起来很精干。他是对外贸易部常务副部长，也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代主席。听说，他年轻时曾到过日本，在东京法政大学读过书。也许时间隔得太久，他说过去学的日语早已淡忘了。这次全体会议，实际上就是日本人说的“结团仪式”。雷任民在会上讲了话。他是山西人，讲话略带一点口音，节奏比较慢，好像边讲边搜寻最恰当的词语。他说，我们的代表团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访问日本的贸易代表团。他详细地谈了这次访日的任务，明确指出这次去日本，就是要与日方缔结第三次贸易协定，以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雷任民的精干，还表现在他事前把问题考虑得很细。他说，我们出国以后，工作方法要改变，不能像在国内那样，凡事都经过充分讨论，按部就班，慢条斯理。工作方法可能简单化一些，这一点，请大家原谅。

代表团有两位副团长。一位是党外人士李烛尘先生。他约莫有六十多岁，是一位温厚的老者。据说，他是天津永利化学公司和九大精盐公司总经理，是著名的民族资本家，做过新中国政府第一轻工业部部长。他当时还担任天津工商联合会主席和全国工商联的常委。

另一位副团长是卢绪章。全国解放前，他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解放后，曾做过中国进出口公司经理，访日时，是对外贸易部第三局局长。他身材魁梧，刚毅忠厚，平时讲话很少。即使讲话，由于他那浓重的乡音，像我这样的北方人听起来感到很吃力。

这是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最初确定的人数是三十九人。除了团长、副团长外，还有一位秘书长谢筱廼（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联络部长，括号内均为当时的职务），两位副秘书长：孙平化（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联络部副主任）、张纪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经济研究室主任）。张纪明同时担任了代表团的发言人。还有一位顾问符浩（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顾问）。张纪明和符浩虽然都挂着贸易促进会的头衔，但看来，日本人在当时就知道一位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而另一位则供职于外交部。

团员有八位：李范如（中国粮谷油脂出口公司代经理）、倪蔚庭（中国进出口公司副经理）、商广文（中国土产公司副总经理）、冯铁城（中国土产出口公司副经理）、李景唐（中国进出口公司天津分公司经理）、辛毅（中国化工杂品进口公司代表）、詹武（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局长、中国银行副总经理）、张致远（交通部海运管理总局副局长、中国外轮代理公司代表）。

代表团配备了五位专家：王迪（造船）、张方佐（纺织）、徐学升（电机）、陈冰孝（造船）、俞宗荫（银行）。另外，还配备了张华增、陆绶观等四位秘书和陈抗、丁子修等四位随员。这可以说是一个庞大的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