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爱上学习

我最早的记忆是和父母一起站在破旧的木质台阶上。那是1934年12月，芝加哥的一个阴沉的冬日，我当时只有两岁零四个月大。即便穿着唯一的冬装（破旧的厚裤子和带兜帽的夹克），我还是觉得很冷。路边光秃秃的树干矗立在皑皑白雪上。房子里的女子告诉我父母：“不，我们不租给带孩子的房客。”父母面色黯然，默默转身离去。是我做错了什么吗？为什么我会是个麻烦？这个大萧条时代的缩影久久留存在我的脑海深处。

记忆中的第二幅画面则是我在两岁半的时候，父母带我去家庭医生那里看病。他们忧心忡忡地问戴利医生，我到现在还不会说话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医生微笑着让我指向桌上的笔，我照做了。随后他又做了几个简单的测试，比如拿起铅笔什么的。在我一一完成后，他对我的父母说：“别担心，他会在适当的时候说话的。”我的父母虽然如释重负，却还是心存疑惑。

于是他们绞尽脑汁地鼓励我说话。在我3岁生日那天，母亲和她的两位朋友——夏洛特阿姨和埃斯特尔阿姨带我去当时芝加哥著名的蒙哥马利·沃德百货商店。我们坐在电梯旁的长凳上，看到两位女士和一位男士走下电梯。想打开我话匣子的夏洛特阿姨问道：“他们会去哪里？”我清晰明确地回答道：“叔叔要去买东西，阿姨们要去厕所尿尿。”夏洛特阿姨和埃斯特尔阿姨在听到尿尿的时候都脸红了。我当时太小，还不理解社交礼仪，对阿姨们的反应感到非常奇怪。同时也对自己突然从沉默变得多话而困惑不解。

此后，我经常整句整句地说话，这让父母和长辈们大为高兴（现在他们也经常向我咨询，而我总能给出令人意外的答案）。于是父亲开始考虑让我学些什么。

我的父亲奥克利·格伦·索普在1898年出生于艾奥瓦州，在家里的3个孩子中排行第二，和哥哥妹妹都相差2岁。6岁时，他父母离异。祖父带着他和大伯去了华盛顿州的西雅图，祖母和姑姑仍然留在艾奥瓦州。1915年祖父死于流感，那恰巧是流感暴发的3年前，在那次灾难中，全世界约有2 000万—4 000万人罹难。此后，大伯和父亲便跟着他们的叔叔一起生活直到1917年。父亲18岁时加入了美国远征军，远去法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战壕里作战英勇，从士兵晋升为中士，并荣获了青铜勋章、白银勋章和两枚紫心勋章（包括蒂耶里堡和马恩河战役）。现在我还记得有个天气潮湿的下午，年幼的我坐在他腿上，仔细检查弹片在他胸口留下的伤痕和他手指上的疤痕。

父亲在战后随即退伍，并进入了俄克拉何马农机学院学习。一年半后，他失去了资助来源，被迫退学。不过父亲对教育的渴求和尊敬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我。我知道他虽然只字未提，但是心里一直希望我能取得更大的成就。我心里明白这一点，也希望父亲能有更多的时间陪我，所以很乐意他来教我。

在我刚学会说话的时候，父亲就开始教我数数。我发现数到100，甚至是1 000都并非难事。随后我意识到任何数字只要加1就能获得下一个数字，这意味着我只用知道一个数字就可以数到无穷大。我也很快学会了如何数到100万。大人们似乎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所以我决定在某个早上静下心来去数。尽管知道最后一定能成功，不过我对这个过程所花费的时间毫无概念。为了方便计数，我找来一本大城市的西尔斯目录电话簿，这么做是因为它内容丰富，每一页上都印满了标有字母的图片（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有白色外圈的黑色字母），足够我数上很久。于是我从目录开始数，数过一个又一个字母，翻过一页又一页。几个小时后，我大概数到了32 576，之后便睡着了。后来母亲告诉我，当我醒来的时候，又从32 577继续往后数。

儿时的我有个与众不同之处：我往往不接受他人告诉我的结论，直到亲自验证后才会相信。这有时也给我带来不少麻烦。我3岁时，母亲告诫我不要触碰热炉子，不然会被烫伤。但我还是把手指贴近炉子去感受热度，随后便把手按在了炉子上。不出所料，我被烫伤了，不过我再也没有碰过热炉子。

还有一次，父母告诉我生鸡蛋受到一点点挤压就会碎。我很好奇这“一点点”究竟是多少。于是我拿出一个鸡蛋，逐渐用力挤压直到它破裂。随后我又在另一个鸡蛋上试验，在它即将被压碎的时候收手，以此来检验对这“一点点”的认识。此后，我便爱上了通过实验来了解、探索整个世界。

学会数数后，父亲便开始教我识字和阅读。我们从“这是点点；点点在跑；这是珍”开始。起初，我很困惑，不过之后就意识到那一组组的字母代表语言中的单词。随后数周里，我看完了所有阅读入门书籍并且掌握了一小部分词汇。识字是个莫大的乐趣，因为单词随处可见，只要我能念出来，就能够知道它的含义。自然而然地学会拼读法后，我就能推断新单词的读音并大声念出来。然后就是拼读法的逆过程——听到单词后拼写字母。所以我在5岁的时候，就达到了10岁儿童的阅读水平，并能读懂看到的任何材料。

我的家庭生活因弟弟的出生而改变。父亲幸运地在大萧条中找到了工作，这意味着我们的家庭收入有所保障。母亲几乎把全部精力都花在了照顾新生儿上，特别是弟弟在半岁时染上了肺炎，情况严重。这也让我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探索书本描绘的世界里。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读完了《格列佛游记》《金银岛》和《斯坦利和利文斯通的非洲探险》等书。我对《斯坦利和利文斯通的非洲探险》中的一个片段印象最为深刻：在非洲历经了8个月的危险刺激的跋涉后，斯坦利先生终于找到了利文斯通——这位非洲荒原中唯一的白人。两人见面时，斯坦利刻意轻描淡写地说：“这就是利文斯通先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当我读到这句极其简单的开场白时相当激动。我也和父亲讨论起赞比西河上壮丽的维多利亚瀑布，他说那个瀑布比我们的尼亚加拉瀑布要雄伟得多（事实也的确如此）。

《格列佛游记》是我儿时的最爱。书中描绘的小人国、巨人国、会说话的马、以磁力悬浮于天空的神秘之城等，生动而形象。这些神奇又虚幻的场景激发了我的想象力和对世界的好奇心。不过，由于当时太小，即便父亲帮忙解释，我也最终未能理解斯威夫特在书中引用的历史典故和针对社会的讽刺。

而马洛里的《亚瑟王和圆桌骑士》让我接触到了英雄和恶棍、浪漫、正义和报应。我特别钦佩那些通过非凡的才能和智慧来成就大事的英雄们。因为自己性格内向又善于思考，从那时起，我就默默树立了用智慧而非蛮干克服困难的信念。这些书籍也帮助我建立了令我获益终身的价值观：公平竞争、一视同仁和待人如己。

单词和冒险故事占据了我头脑中的很大一部分，但并没有人能和我讨论这些内容。只有工作繁忙的父亲偶尔会在周末抽空和我说说话。因此有些单词我会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发音，这就难免偶有念错。比如有一段时间我以为“misled”（miss–LED）读作“MYE–zzled”，这导致此后的好多年里，每次读到这个单词时我都要再犹豫一下。

当我沉浸在阅读和思考里时，会因全神贯注而无视周围的环境。若是母亲在此时喊我，我往往毫无反应。她觉得我是故意无视她，便提高嗓门，并怒气冲冲地出现在我面前。也只有到这时候，我才会回过神来。在这个问题上，她琢磨了很久，她的儿子究竟是固执和品行不好，还是如同我所说的那样，仅仅是过分专注于思考。

童年时代，父母都很注重我们阅读，虽然家里条件艰苦，但也会偶尔给我买书（这对生活上已经捉襟见肘的父亲来说，是一种考验）。不过我也因此在5到7岁间，就可以阅读大人读的书。这在陌生人看来非常不可思议，他们有时会怀疑我是不是真的能理解书上的内容。有人就曾经给我出过这样一道意料之外的难题。

凯斯特一家是我父母的朋友，他们住在伊利诺伊州克里特的一间农场里，离我家45英里。从1937年我5岁起，他们每个夏天都会邀请我们去他们那里玩两周。那是我童年里每年最期待的时光。对一个生活在芝加哥郊区的男孩来说，看着“水蜘蛛”在缓缓流过的小溪上漫步、在茂盛的玉米地里捉迷藏、抓蝴蝶做成盒装标本、在田野和果树林里漫步都是莫大的诱惑。凯斯特家最大的男孩——20来岁健壮的马文时常会让我骑在他脖子上。母亲和凯斯特家的女眷们——马文的姐姐、漂亮的埃德娜·梅，女主人凯斯特夫人和梅阿姨则会准备大量的水果和蔬菜。在我们回到自己家后，父亲会在地下室用橡胶密封的瓶子储存那些带回来的玉米、桃子和杏仁，然后是果冻和果酱，都用石蜡密封在成排的玻璃盒里。这些食物足够我们一直吃到第二年夏天。

父亲常常帮助马文和老凯斯特先生打理农活儿，有时候我也会跟在后面。我记得在某一个夏天的上午，天气晴朗，父亲带我去当地的商店买东西。那时我刚6岁，又高又瘦，棕发卷曲，皮肤晒得黝黑，穿着稍微有些短的裤子和老旧的网球鞋，脚踝裸露在外面。当时，我正在店外阅读查尔斯·狄更斯写的《写给孩子看的英国历史》（A Child’s History of England）。

一个和我父亲闲聊的陌生人拿起我手里的书，指着上面印着的“10年级阅读水平”，对我父亲说，“这孩子应该读不懂这本书”。父亲自豪地告诉他：“他已经读完了，不信的话，你可以考考他。”

他一脸不怀好意地笑道：“好吧，小子。按顺序告诉我英格兰历史上历任国王和王后的名号，以及他们执政的年份。”听到这个，父亲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不过这对我而言，只是个简单的问题，仅仅是检验我记忆里是否有这些内容。

于是，我背诵道：“阿尔弗烈德国王，871年继位，901年卸任；爱德华国王，901年继位，925年卸任……”我还依稀记得在我背完第五十位统治者“维多利亚女王，1837年继位，但书里没说何时卸任”后，那位叔叔的假笑一扫而空，他默默地把书还给了我。而现在我都清楚地记得父亲当时那闪闪发亮的眼神。

父亲是个孤独且略显忧郁的男人。他从不表露自己的内心，所以也很少触动我们，但是我依然很爱他。我觉得这个陌生人企图利用我来打击父亲，但我成功地阻止了他。每当我回想起父亲在那一刻流露出的幸福，心底里都会涌出一股促使我继续前行的力量，而这股力量到现在还一直存在着。

直到快10岁时我才发现自己的记忆力异于常人，自己会对那些感兴趣的东西记得特别清楚（不过偶尔也有例外）。我还记得儿时在芝加哥的电话号码（拉克瓦纳1123）、家庭地址（3627北奥里奥尔；7600西，3600北）和当时芝加哥精确的七位数人口（3 376 438人。这一数字至今都能在书架上的那本老旧的1930年版《兰德麦克纳利地图及索引》（Rand McNally Atlas and Gazetteer）中查到。

我不到5岁，就学会了任意数字的四则运算，也能看懂从百万、十亿和兆到10的33次方这些数量级的美式缩写。只要听到或者看到数字，我就能迅速地按列相加。五六岁的一天，母亲带我去附近的食品店购物。我无意间听见店主一边报价格，一边用计算器把各个单价相加。当他报出总价时，我对他说数字不对，并告诉了他我的答案。他和蔼地笑了笑，用计算器验算了一遍后，发现我的答案是正确的。于是他奖励给我一个冰激凌。这件事让我高兴了好久。在那之后我总是有机会就帮他算总价。我们的答案偶尔会不同，不过往往我是正确的，并且每次我算对时他都会奖励我一个冰激凌。

此后父亲教了我解平方根的方法。掌握了笔算后，我还学会了如何口算平方根。很快，我又学会了如何计算立方根（口算平方根和立方根，这是可行的，并且公式简洁灵巧：。随便假设一个初始数，求出这个开平方数字和初始数的商，再将这个商和初始数平均。比如，想求根号2，假设初始数是1，那么第一个数为1和2/1（为α）的平均数1.5，第二个数是1.5和2/1.5（1.333）的平均数1.416，以此类推。想要进一步了解的话可以参考“牛顿迭代法”。——译者注）。

在书籍和文字问世前，人类通过口口相传来传承知识。不过这个方式在文字出现后变得可有可无，最后渐渐地消失了。类似地，由于计算器和电脑的普及，我们口算的能力已经大不如前。反而是那些只懂得小学算术的人能更轻易地学会并应用口算。

然而口算，或者说快速估算，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应用价值，特别是在用于定量估计那些不断变化的数字的时候。比方说，有天早晨我正在去办公室的路上，恰巧听到商业新闻播报：“为了抑制经济过热，市场受到预期升息的影响，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9个点，现为11 075点。”我用前一天的收盘值迅速在脑海里估算了一下“通常”的道琼斯指数变化（一个标准差）。开盘后一个小时，其跌幅为0.6%，也就是66个点。报道里的“至少”9个点的下跌，差不多是这个数字的七分之一，根据统计规律，这件事发生的概率有90%。所以，与报道里说的正好相反，这天市场的反应相当平静，没有出现任何恐慌情绪。简单的数学计算让我能够认清事实、剔除炒作。

另一回，某著名共同基金的基金经理表示，在沃伦·巴菲特掌舵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后，其税后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23%至24%。随后他说，“伯克希尔公司在接下来的10年内都不可能再达到这个增长率了，不然他会富有到能买下全世界”。我快速估算了一下，在年复合增长率为24%时，1美元经过10年就变成8美元多一些（精确值是8.59美元）。当时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总市值大约是1 000亿美元，如果根据24%左右的增速推测，10年后公司总市值将达到8 590亿美元。这与我估计的当时全世界公司总市值——400万亿美元相去甚远。估算全球市场总市值让我想起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往事：我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物理系一间办公室的门上，看到过这样一句标语：地球人，我是上帝。你必须在30天内离开，因为有人能买下这里的一切。

我5岁就进入芝加哥西北部的丹佛文法学校幼儿园，很快就觉得学校里教的内容太过简单。有一天，老师给每人发了一张白纸，要我们按照样张上马的轮廓，画一匹一样的马。于是我在样张上标记了一些点，并用尺子量出彼此的间距。随后，我在白纸上利用尺子测出的距离、目测的角度重新画出每个点。最后我尽可能用平滑的曲线连接这些点。就这样，我画出了一匹和原图几乎一模一样的马。

这个方法是父亲教我的，他也教过我如何用同样的方法画一张等比例放大或缩小的图。例如，在画2倍尺寸的图时，只需保持原有的角度不变，把点和点之间的距离加倍即可。如果要画3倍图，则把标记点间的距离乘以3即可。在课上，我把同学都召集在一起，一边演示一边告诉他们应该怎么画。最后，大家都用这个方法画出了马，这让我们的老师很不高兴，她希望我们能徒手作画。

几天后，老师恰巧要暂时离开一会儿，她让我们自己玩木块，这些一英尺见方的中空木块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是庞然大物。我觉得用这些东西建造一面墙会很有意思，因此号召同学们一起，用大量木块堆起了一座台阶。不巧的是，这些木块挡住了教室后门，当老师想从那扇门回到教室里时，发现自己被关在了外面。

几天后的另一件事成了促使我离校的最后一根稻草。当时教室里的椅子是学校设计给5岁儿童的专用椅，我发现椅子靠背的支柱断了一根，尖锐的裂口卡在座位底部，而椅背完全由另一根支柱脆弱地支撑着。我觉得这太危险了，决定做些什么。于是，我找来了一把小锯子，悄悄地把椅背锯到与椅座齐平，把椅子改造成了一张完美的小凳子。结果，老师把我送到了校长办公室，并且让我的父母来校面谈。

校长询问了事情经过后，立即建议我跳级到一年级。在我进入新班级后没几天，就发现作业的难度对我而言还是太简单了。怎么办？第二次面谈时，校长建议我再跳到二年级。但当时我的年龄还不到幼儿园毕业。我已经比同班同学普遍小1岁半，父母觉得如果就这么跳到二年级，我和同学在社交、情感和体格方面的差异可能会加剧，对我造成不好的影响。回望大学前的12年学习生活，我一直是班里年纪最小、体格最弱的那个。毫无疑问，父母的决定相当明智。

在大萧条时期，由于我们并不会理财，仅凭父亲挣的微薄工资，我不可能上得起那些优秀的私立学校。不过，大概是因为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获得了战斗勋章，他幸运地找到了一份在哈里斯信托和储蓄银行的保安工作。

大萧条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依靠父亲每周25美元的微薄收入，我们从不浪费食物，衣服也一直穿到无法继续缝补后才舍得扔掉。我十分爱惜家里的每一样东西，比如父亲在写作比赛中赢到的史密斯·科罗纳牌打字机，还有他在一战中使用的双筒望远镜。这两个物件也成了我少量收藏品中的一部分，伴随我度过了整整30年时光。在之后的生活中，我遇到了一些同样经历过大萧条的人，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强迫性的、非理性的低效囤积癖好。

在那个时代，收入奇缺，人们一分钱也不敢浪费。看到公共事业振兴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WPA）（公共事业振兴署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在1935年以行政令签署兴办的政府机构，目的是提供公共服务以降低失业率，是罗斯福新政中最大的政府项目）雇用的工人在街头工作，我受到启发，用借来的5美分镍币买了一包酷爱牌饮料，用它做了6杯饮料卖给那些挥汗如雨的工人，每杯1美分。这项小生意我做了很久，但我发现即使花了很大工夫也挣不到多少钱。不过在第二年冬天，父亲给了我5分钱让我去门口扫雪，我就此发现了财源。我让邻居们用同样的价格雇我扫雪。在一天筋疲力尽的扫雪作业后，我几乎浸透在汗水中，却能带着好几美元回家。这笔钱相当于父亲半天的工资。很快其他孩子也效仿我做起了这项工作，于是商机就此消失了——这让我在幼年时就切身体会到了竞争会压低利润这一现实。

8岁那年的圣诞节，父亲送给我一副国际象棋。棋盘是由深色和浅色的木块黏在毛毡上做成的，所以我常常把棋盘对折，或者卷起来。棋子则是我一直最喜爱的经典斯汤顿风格——乌木的黑棋子和松木的白棋子。在父亲教会了我下棋的基本规则后，我们后巷的邻居“斯米梯（Smitty）叔叔”［系斯米特（Smittle）昵称］打算和我下棋来打发时光。我以前经常到他家打台球，最近刚获得优先用台球桌的特权。前两次对弈，斯米梯叔叔很快就赢了，但是随后他就赢得不那么轻松了。又下了几盘棋后，我开始获胜，此后斯米梯叔叔就再也没赢过，并且一边倒的局势让他最后拒绝再和我下棋。父亲晚上告诉我，斯米梯叔叔不让我再去他家打台球了。

“为什么？”我问。

“因为他担心你会弄坏台球桌的毛毡。”

“这不可能。我已经在那里玩了很久，他知道我一直都很小心的。”

“我知道，但他只是不想让你再去打台球。”

这样的结果让我感到既失望又愤慨。我读的所有的书都告诉我，能力、努力和机智应该得到奖励。斯米梯叔叔本应对我的进步表示欣慰。如果他想下得更好，应该多练习，而不是惩罚我。

在这场棋盘上的小规模“战争”后，没到下一个圣诞节，美国就卷入了严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1年，战前的最后一个春天，我患上了麻疹。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过于明亮的光线会让麻疹患者失明，因此我被关在一间阴暗的屋子里。为了减轻眼睛的负担，他们没收了我的书籍。不能阅读的日子简直太无聊了。幸运的是，我找到了一本遗漏下来的地图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每天都在研究各个国家的地图和介绍，这迅速提升了我的全球地理知识水平，令我一生受益匪浅。随后我就用地图集来跟踪全球战事变化。我对双方的兵力部署策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是如何部署部队的？为什么？有什么目的？根据广播和报纸每天报道的战况，我用铅笔把轴心国占领的地区涂灰，并恐惧地看着它一天天扩大，当同盟国收复领土时就用橡皮擦掉阴影，诸如此类。整场战争中，我都坚持用这种方式来记录战事变化。

夏天，我们纷纷揣测美国是否会像预计的那样参战。母亲的弟弟爱德华舅舅到我们家来做客。他是商船上的首席工程师。爱德华舅舅身着制服、高大英俊、皮肤黝黑、留着胡子、带一点儿西班牙口音，看上去就像拉丁版的克拉克·盖博。父母和老师们都觉得我花了太多时间思考（不过直到现在我依然如此），他们认为亲手实践会对我的健康大有裨益。最初我有些不情愿，不过爱德华舅舅成功地引导出了我对飞机模型的兴趣。此后的好几个星期里，我们都在武装自己的空军力量。

盒装飞机模型组件里有很多容易折断的轻质木条，还有一些需要仔细剪裁的纸质部件。我们用大头针把纸质部件钉在硬纸板上，用胶带固定它们，再把轻质木材粘在一起。在完成机翼、机顶、机底、机身侧面和机尾部分后，我们将之组装成完整的骨架，随后在外表涂上胶水，粘上薄纸，然后就大功告成了。我到现在都记得胶水晾干时散发出的丙酮气味，闻起来就像某些牌子的洗甲水。我做的第一架螺旋桨飞机是用橡皮筋驱动的，不过它的试飞情况不太理想，因为我在制作过程中为了确保飞机部件连接牢固，使用了过量的胶水，以至于影响了飞机的自重。在摸索出合适的胶水用量后，我做出了几架很让自己满意的飞机。做模型的技巧和正确使用工具的能力，对我未来几年进行科学实验大有帮助。而在此过程中对飞机的了解，也让我看懂了“二战”里经典空战的许多细节。我很舍不得爱德华舅舅离开，也很担心一旦开战，他会遇到危险。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夏末，父母买了他们的第一辆车——一辆崭新的福特轿车，大概花了800美元。我们沿着有“美国的母亲公路”之称的66号公路，一路从芝加哥开到加利福尼亚，去拜访定居在风景如画的拉古纳沙滩的菲律宾朋友们。我和弟弟最期待的就是他们每年寄给我们的一小盒橘子糖。如今我们在那儿看到了真正的橘子树。

将欧亚两洲耗至筋疲力尽的世界大战终究波及了美国。1941年12月7日，星期天一早，我们一边用收音机听音乐，一边装饰圣诞树。突然间，广播里响起一个严肃的声音：“我们在此中断节目，插播一则重要公告：日本刚刚轰炸了珍珠港。”我浑身一颤。所有人的生活都在那一瞬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总统将很快向全国发表讲话。”

第二天早晨（加利福尼亚时间），罗斯福总统发表了全国演说并敦促国会宣战。他慷慨激昂的言语——《国耻日演说》（A Date Which Will Live in Infamy）激励了我和数百万在收音机旁聆听演讲的美国人。第二天回到学校，我惊讶地看到其他同学像往常一样在课间休息时欢笑、玩乐，他们似乎对将要面临的状况毫不知情，而密切关注战况的我则严肃而沉默地站在一旁。

我们最先担心的是母亲在菲律宾的亲戚。我的外公来自德国，是洛克菲勒公司驻菲律宾的会计，他在那里和外婆相遇，并成家立业。日本在偷袭珍珠港10小时后，迅速入侵了菲律宾群岛，母亲全家被关押在马尼拉。此后我们便失去了联系。母亲是家中五姊妹和三兄弟中的老大，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西班牙语，母亲性格外向、喜欢聚会，也因此格外引人注目。几十年后，我找到一张母亲40岁时的照片，她身着黑色连体泳衣，秀发乌黑，5.2英尺的身高配上108磅的身材，站在太平洋前如同电影明星般优雅。除了爱德华舅舅，外公一家和其他亲属都住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3年多后，直到太平洋战争末期，菲律宾被解放，我们才重新获知他们的消息。在这期间，9岁的我时刻都关注着巴丹半岛战役的进程，特别是巴丹死亡行军的恐怖报道和马尼拉湾的入口——科雷希多岛上守军英勇抵抗的故事。

父亲向我详细讲解过菲律宾的战事。他曾经作为由美国组建的菲律宾警务队的一员，驻扎在科雷希多岛。我还记得他当时准确地预言，科雷希多岛只有在军队、武器、弹药和食物都耗尽后才会陷落，它是20世纪的阿拉莫要塞。在去菲律宾之前，父亲为了生计从俄克拉何马农机学院辍学后回到了美国西北部，成了一名伐木工人。但是他在那里受到了世界工人协会的迫害，只得远去马尼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戎马经历让父亲顺利进入了警务部队。他在那里和母亲相遇并相爱。幸运的是，他们在1931年搬回了芝加哥，所以我和弟弟都出生在美国。我们在相对安全的环境里度过了整个战争时期，而母亲一家则被关押在日本人的集中营里。

战争彻底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因为大萧条而持续了12年的高失业率（最高曾达到25%），突然间就被政府主导的“二战”就业计划所终结。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走向战场。他们的母亲、妻子、姐妹和女儿都走入工厂，开始制造飞机、坦克和战舰。这些“民主兵工厂”造出船只的速度最终将远远超过U形潜艇击沉它们的速度，而空军的武装规模也是轴心国始料未及的。为了支援军队和盟友，汽油、肉类、黄油、糖、橡胶和许多其他物资实行了限量分配。夜里灯火全灭，空袭侦察员在街道间巡查，时刻准备鸣汽笛预警。大量的防空气球，即拴着的小型飞艇，被布置在炼油厂等重要工业区附近以防止敌机空袭。

美国参战后，我们举家迁往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早年的南加州之旅让我们很快便顺利适应了那里的新生活，父母则希望能搭上急速增长的军工业快车，找份工作。我们顺道在拉古纳沙滩的朋友家盘桓了数周，空闲的时候我喜欢在海边看画家作画，观察潮水坑和海洋生物，众多海滩别墅前院里鲍鱼壳堆的数量（现在已经是濒危物种）常常令我叹为观止。

父母不久之后就在帕洛斯弗迪斯半岛的洛米塔小镇买了一栋房子。母亲是道格拉斯飞机厂的小夜班铆工（下午4点到午夜）。她工作勤奋又心灵手巧，同事们都觉得她神似那张著名的“二战”海报里的女英雄，并亲切地叫她“铆钉乔西”。父亲则在圣佩德罗附近的托德船厂安保部门轮班。父母不是外出工作，就是回家睡觉，很少有时间相互见面或是和我们在一起。所以我和弟弟必须自己安排生活：早饭是麦片和牛奶，午饭是抹着花生酱和葡萄果冻的三明治。

我就读于橘子街小学。因为缺席了上半学期，年龄也比同学小一岁半，学校要求我重读6年级。不过我觉得，这所学校的教学进度比之前芝加哥的学校至少滞后了两个年级。想到接下来的几年又要无聊地重复学过的内容，我就表示了抗议。在校长和我父母聊过之后，我在某天下午放学后参加了一场特殊的考试。我当时对考试的目的一无所知，又急着去玩，因此在回答完130道题中的大部分题目，发现最后的20题是是非判断题后，就在所有的“是”这个选项上画了一条线草草了事，然后开心地去玩了。所以，在得知这场测试将决定我是否需要重读6年级时，我非常担心。不过好在我最后还是顺利通过了考试。不过奇怪的是，我当时参加的并不是学术水平考试，而是加利福尼亚智力成熟测试。这是一项智商测试。几年后我才知道，我能够不重读6年级，是因为我当时的得分是学校有史以来的最高分。从统计学上来说，这个概率在学校里百年一遇。

虽然在教学进度上有所滞后，但是那里的同学比我在芝加哥时的同龄人更健硕，也更擅长运动。作为班级里年纪最小、最瘦弱又最聪明的孩子，我似乎成了学校里最容易被人欺负的人。不过由于我经常帮助班里的“老大”完成作业——他是班里最高大、健壮和最善于运动的人，因而在他的保护下，我安全地读完了6年级。几十年后，我在看电影《我的保镖》时特别感同身受。

1943年秋天，我进入附近的纳博讷中学读7年级。这所中学也是典型的重视体格而非头脑的学校，之后的6年里，我都显得和这所中学的氛围格格不入。不过还好，我的成绩引起了英语老师杰克·沙松的关注，他相当敬业且才华横溢，后来成了我的人生导师。杰克老师那年27岁，有着棕色波浪形的头发，长相神似古希腊神话里的诸神。他的微笑真诚而温暖，并且鼓励人心。他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拥有英语和心理学双学位。杰克刚成为老师不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不仅希望学生能够获得成功，还要求学生对过往保有尊敬之心，回馈社会。他是我遇到的第一位伟大的老师，也是我终身的挚友。

因为家境困难，父母鼓励我节省开支，希望我有一天能攒够上大学的钱。所以在1943的秋天，我成了一名报童，这时我11岁。我每天早上必须在2点半到3点间起床，骑着老旧的自行车（当时唯一的快速交通工具），来到2英里外的商店街后巷，和一起送报的同学们在过期的报纸堆旁聊天。《洛杉矶检查者报》的卡车到达后，会丢下十几捆报纸（100份一捆），我们随即各拿一捆，把每份报纸折叠好后塞到自行车后架上的帆布包里。

当时战争还没有结束，夜间实行灯火管制，因此除了早班汽车偶尔路过时车头灯照出的亮光，送报的路上永远是成片的黑暗。帕洛斯弗迪斯半岛因为靠海，所以在晚上（特别是冬天），海面上弥漫的雾气会遮住月亮和星星，黑暗中四下寂寥无声。当我沿着街道骑行，把报纸扔到订户家门口时，唯一能听到的就是鸽子轻柔的叫声。直到现在，清晨时分的鸽子叫声还能唤起我报童时代的记忆。

当时我每晚只能睡5个小时，因此总是感到很疲倦。一天早上，我在邻近终点的一个很陡的下坡处睡着了，随即便被疼痛惊醒。此时我已经痛苦地躺在草坪上，报纸散落得到处都是，自行车也摔坏了，甚至路边的邮箱也被我撞倒在地。我没有办法，只能忍着疼痛捡起报纸，努力修好自行车，带着疼痛和瘀伤，艰难地送完余下的报纸后去上学。

离我家后院约1/4英里的地方就是洛米塔飞行基地，它原先是小型市政机场，后来被临时改建成军用基地。在那里经常能看到洛克希德公司生产的双引擎轰炸机——P–38闪电式战斗机起降。每天我拿到的报纸会比订户需要的多出一些以防止意外：被投递的报纸可能不巧被丢到屋顶上或者掉到泥坑里。我会骑到军事基地把多余的报纸卖掉。很快，基地里的士兵们就邀请我和他们共进早餐。在我大快朵颐地吃着火腿、鸡蛋、吐司和薄煎饼时，士兵们读着我售卖的报纸。不过他们通常会在读完后把报纸还给我，好让我把它们再次卖掉。然而好景不长，在基地兜售报纸的这份差事很快就被叫停了。几星期后的一个早上，基地指挥官把我请进办公室，无奈而遗憾地向我解释道，因为战时安保，我不能再进入基地。我很怀念那里丰盛而热气腾腾的早餐、与士兵们相处的愉快时光和额外的收入。

那个军事基地之后成了托兰斯机场，曾被计划改建成纪念路易斯·赞佩里尼的运动场。赞佩里尼是著名的托兰斯高中和奥运会田径场上的明星，也是劳拉·希伦布兰德的畅销书《坚不可摧》（Unbroken）里的主人公。他长大的地方离我家只有几英里。在我们搬来洛米塔小镇的几个月前，赞佩里尼作为一名B–24轰炸机的轰炸员应征入伍，只是后来，他在战斗中不幸被日军俘获。

每条送报路线上都大约有100户人家，我每个月的工资是25美元（乘以12后相当于2016年的300美元）。这对11岁的孩子来说已经是一笔巨款。但实际上，我们到手的工资经常达不到这个数额，原因是我们需要自己从订户那里收钱，他们的任何克扣都会直接影响我们的收入。有些订阅费是每月1.25美元或者1.50美元，有时候住户在欠费的情况下搬走了，有些恶劣的订户会拒绝付费，还有一些人会因为部分报纸没收到而不愿意全额付款，所以我们的收入也随之剧减。我们通常在下午或者放学后去收钱，遇到户主不在家或者没零钱的情况时，我们只能来来回回跑好几次。大部分的收入都由母亲替我在邮局购买了储蓄邮票。每当集邮册里的邮票面值达到18.75美元时，我们就把它兑换成战争债券，它们将在几年后到期时变成25美元。看着债券持有量的增加，大学梦似乎离我越来越近。但此时送报主管开始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逐步侵吞我们的工资。

在签署合同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如果能持续做好本职工作，不仅可以得到全额工资，而且还能获得小小的奖励。现在老板觉得他能够侵占我们的工资而逃脱制裁。虽然这不公平，但他想一群孩子能做什么呢？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们能容忍这样的行径吗？不！我们采取了行动。

于是我和朋友们针对《洛杉矶检查者报》发起了罢工。我们的主管，一个50多岁、头发稀疏、衣着邋遢、似乎永远在出汗的胖老头，只得开着他那破旧的黑色凯迪拉克在这10条线路上送报纸。几个月后，那辆汽车报废了，报纸送不出去，他也随之被其他人替换下来。在罢工的同时，我和《洛杉矶日报》签订了合同。和《洛杉矶检查者报》不同，《洛杉矶日报》的投递时间是每天下午，我终于能摆脱多年来睡眠不足的痛苦了。1945年8月14日星期二，那个美丽的夏日午后，在我照常投递报纸时，人们突然从房子里冲出来，欢呼雀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那天恰好是我的13岁生日，这也是当天唯一的庆祝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