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红旗、散传单和飞行聚会

“九一八事变”之后，我们的工作以爱国反帝宣传为主，痛斥国民政府不抗日的罪行。一时间，交大党支部的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

193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在校内升起了红旗。红旗及旗面上的斧头镰刀图案是由林娟制作的。我们把事先做好的红旗交给工友同志，在五一前一天半夜里升起在校内楼顶旗杆上。天亮后，红旗飘扬，校方大为震惊，迅速取下，然而一直没有破案。

我们经常在校内外散发传单。有些传单是上级发下来的，有些是我们自己起草的，主要内容是宣传抗日救亡、反帝爱国思想。刚开始比较困难，深夜趁着没人在实验室里印传单，后来在平民夜校印传单，就方便多了。

1933年三四月间，学校举办工业及铁道展览会，外来参观的人很多。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油印了许多宣传单在校园内散发，放在树下路边、图书馆里、体育馆里、食堂里、展览厅里，到处都是。年轻人胆子很大，散传单不再是偷偷地放，而是白天到处乱洒，当然尽量不要让人看见。冯柏根胆子很大，在体育馆人多的时候将传单“唰”一下洒出去，紧接着，他跟着别人一样在地上拾传单。我在一旁看到了，别人没看见。我说：“你这么大胆，这么多人也洒。”他说：“这有什么，别人又没看到我。”一时间，搞得学校很震动。校方与警方联系，派来几十个警察在校园内站岗，还安放了几个探照灯，在夜间用强光扫射人行道及阴暗处，却毫无所得。见此，我们偷偷地笑，心中一点也不怕。

靠散发传单，我们还发展了两位东亚同文书院的朝鲜学生。有一次吃过午饭，顾文卿问我：“考虑不考虑安全？”我说：“当然要考虑啊。”他说：“完全考虑安全就什么事情也别干。”他又问：“你有没有思想准备？”这话我明白，说：“有。”他说：“好，我们今天出去来一个，干不干？”我问：“干什么？”他说：“我们到马路上散传单，你干不干？”我说：“这怕什么！”于是我们就去了，拿着抗日传单到同文书院附近的街上去散发，看到人就递。当时还碰到警察，不怕，照旧散发，警察倒是没过来抓我们。凭着这传单，我们认识并发展了同文书院的两位朝鲜同志入党。这两位朝鲜同志很积极，在马路边墙面上刷传单，还拿粗毛笔在法租界街上写标语。法租界巡捕只得拿了水去洗，一边洗一边骂“是共产党干的”。刚洗掉没几天，墙上又被写上了。同文书院没有单独成立支部，从组织关系上说，这两位同志属于交大党支部的。我离校以后，就不知道这两位朝鲜同志的情况了。

林得连（左）接受母校校史人员的采访

当时还有一种革命方式叫“飞行集会”。1933年7月，法国进步人士、著名作家巴比塞来上海访问，省委组织欢迎会。法南区委要求交大党支部组织一次欢迎巴比塞的街头飞行集会，地点在法租界马浪路（今马当路）。交大支部十几位党员和社联成员都参加了，法南区的同志也大多来了，总共一百多人。怎么认出是来参加大会的同志呢？大家都在马路边上站着，十字街头，四面都是，等着开会。我们印了许多宣传品，内容是我起草写的，署名为“欢迎巴比塞委员会”。我接受的任务是：听到鞭炮响，我就要站在高处发表欢迎词，号召大家。我就找了个高些的地方，在一旁等着。汪道涵、文晳等都和我并排站着。集会地距法国巡捕房很近，法国巡捕骑着摩托车赶来，有20多辆，在马路上巡逻着，但没有动手抓人。我一看这形势很紧张，马路上行人不多，都是我们参加飞行集会的同志。鞭炮响了，这是区委的命令下来了。我服从命令登高一呼，结果法国巡捕停下车抓人，我没说几句话就被逮住了。法国巡捕倒是没有去追捕参加集会的同志，按照西方的规矩，将人群驱散就了事了。因为我是发言者，所以把我带到了巡捕房。当时我们参加革命活动，早就做好牺牲自己的准备，而且我已经有过一次被抓的经验，所以一点也不怕。他们问我干啥？我说：“欢迎巴比塞，欢迎你们国家的人。”法国人拿了宣传单看，还请中国人翻译，看了以后说“欢迎我们国家的人，没有什么”，还问我是哪里的，我说是交大的，他就吩咐“送他到交通大学去”。他们将我送到交大门口就走了。为谨慎安全起见，组织上对我审查一个月，确定没问题后再恢复我的活动。回想起这件事情很有意思，我们那次飞行集会还算幸运，没有损失同志，但有的飞行集会损失了不少人。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党的领导路线“左”倾冒进，这在当时的运动中是有体现的。省委领导区委，区委领导交大。我们支部在交大也是蛮干，但区委对此很支持，说“干得好”。我们越干越起劲，其实在敌人面前暴露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