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光明 秘密入党

我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参加了东三省研究会，搞些社会调查，了解到中国工人的居住条件太差，生活非常艰苦；中国人进日本租界时要向日本人敬礼，国民政府对此不闻不问。所以我在南开时就知道国民党的坏，但是对共产党并不了解，更不知道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

我在南开中学的一个同学叫许邦友，听说我考取了上海的交通大学，就把他在交大读书的哥哥许邦和介绍给我。1933年学校举办工业及铁道展览会期间，我有机会见到很多人，于是便打听许邦和的下落。我发现被问及的人，都迟疑一下然后告诉我不要找他，说他被开除了，我问为什么被开除，他们也不知道。后来终于在中院外面的一个露天走道里找到了他。许邦和长得很好看，人很稳重。他非常热情，讲了他被开除的原因。因为他是共产党员、党支部书记，由于他不小心告诉了一些人，结果被人告发，所以被开除了。当时国民党正在江西打共产党，许邦和向我介绍了中国的时局，他说国民党是卖国的，中国靠蒋介石不会有出路，只有靠共产党。他讲述了很多共产党如何如何好，还谈了一定要抗日救亡，坚决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听了他的介绍，我对共产党很有好感，特别是他表现得那么镇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以后的一个多月里，我一直与他联系。后来他生病，住进红十字医院，不久便病逝了。

1932年下半年，东北学生王骥从科学学院转入电机工程学院二年级，他和我同班，又住同一个宿舍。我向他了解张学良的情况，当时我认为东北军是因为不抵抗日本才进关的，对此感到非常气愤。王骥便向我解释说是蒋介石不抵抗，张学良接受蒋介石的命令也没办法。这样使我对东北形势有了些了解。我们逐渐熟悉起来，也很谈得来。

有一次，王骥问我学校里有没有党支部，我说：以前有，党支部书记是许邦和，我同学的哥哥。但现在党组织的情况怎样我不清楚。王骥根据上级的指示提出要在校内重新成立“建党小组”的想法，并要我一起做这件事。我这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但我不是，我说我怎么能参加做这事，他说我介绍你入党。经上级党组织同意，1933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骥特别强调：因形势不合适，不便在学校举行什么仪式，有什么事由他与我单线联系。

由于党员人数太少，王骥提出要我发展党员。经过观察和了解，我发展了2位工友入党：一位是姓王的工程馆工友；一位是给学生洗衣服的工友，他家是农民，生活非常苦，我曾去过他家。于是我们4人就组成了党小组，王骥是负责人。

当时的活动主要有：一是组织同学到街上写标语，我和同班同学郑世芬组成一组，到徐家汇，他负责放哨，我在大街墙上写“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等标语。我们还组织去农村向农民宣传共产主义。二是组织学习会，传达、学习上级有关文件。上级组织提出改变宣传共产主义的方式，学习会除党员外，还可以吸收党外积极分子参加，后来发展到有十来个人参加。这样的会大约开了十多次，每周一次到校外一个小别墅区的空地开会，开得很成功。

通过学习会，我认识了汪道涵。他比我低一届，是物理系一年级学生，我们没有一起上过课。汪道涵非常潇洒，很活泼的。他喜欢玩，能将一枚角子（铜板）置于脚尖上，抬脚向上轻轻一抛，用额头去接，铜板就稳稳地落在额头上。

忽然有一天，王骥不来学校了，我到处找都找不到他，后来也一直没见到他。有人告诉我，形势不对了。这样我明白王骥要么另有任务了，要么就是被盯上了，所以找不到他。

王骥不见后，我失去了组织联系。1935年毕业后，我去了重庆。在那里遇上一些同学，其中有的是党员，有的不是党员。我说我是党员，但没有地方过组织生活。后来国民党招考选送人员出国留学，董老（董必武）建议我去参加，结果我顺利通过考试，于1945年赴美留学。我去美国的部分费用是八路军办事处的朋友解决的。出国前夕，董老为我饯行，并告诉我如果在美国有什么问题可找唐明召。我问董老何时回国，董老说“见电即回”。后来，我于1949年回国。周建南知道我情况，到1955年的时候发展我重新入党。我一直在一机部工作，最后从一机部情报所（现在叫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离休。

1946年，张大奇获美国密西根大学机械工程硕士学位

张大奇（右）和时任长春汽车制造厂总工程师的妻舅茅於恭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