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筹建“工余联谊社”

我任支部书记期间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发展新党员。我在1942年底发展了女同学吴仲仪入党。她是理学院物理系的，童养媳出身，对旧社会深有感触，思想上比较要求进步，很早就参加了读书会。我通过多次与她谈心交流，觉得她各方面条件都已成熟，在向上级组织汇报后，将她发展为党员。后来，她又发展了同学宋名适入党。就这样，学校地下党组织逐渐壮大起来。

我任支书直到1943年秋。9月上级让我参与“工余联谊社”的工作，因此我的组织关系调离了交大支部，不过仍在校内担任助教。接替我支部书记工作的是我的弟弟仇启华，他干了一年多以后，因为党员身份暴露而转移到了根据地，参加了新华社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通过自学成为经济学家，在中央党校任教。仇启华走后，党支部由吴增亮、沈讴负责，直至抗战胜利。

工余联谊社的由来是这样，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随着高校中的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相继毕业离校踏入社会，江苏省委感到有必要成立一个组织，继续加强针对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的工作。当时有一个交大校友王天一，他是1938届电机系的，毕业后在上海电话公司工作。他想组织一个针对毕业学生的联谊性组织，加强联络，互通有无。于是上级派我和宋名适与王天一取得联系，共同发起成立了“工余联谊社”。联谊社开始时以交大校友和一些在校生为主（因为这是一个面向青年科技人员的组织），最初只有40来人，以后规模逐步扩大，到抗战胜利时已发展至250多人。联谊社也建立了党支部，虽属学委领导，但它与交大党支部有密切的关系，联谊社支部书记就是钦湘舟，而闵淑芬、葛一飞、吴仲仪等许多交大毕业的党员也都奉组织命令加入该社，以加强党对于该社的领导和影响。我们通过学术讲座、工厂参观、游园会、茶话会等丰富多样的活动，把一批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富于正义感的青年科技才俊团结在一起，为后来建设新中国集聚了科技人才队伍。联谊社还出版了《工程界》月刊，由我和钦湘舟等人负责主编。这份刊物在社会上尤其是在技术人员的圈子里有一定影响。抗战胜利后，工余联谊社改组成为中国技术协会，闵淑芬当选为常务理事，我也是理事之一。技协中也建立了党的领导小组，钦湘舟、宋名适和闵淑芬为负责人。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技协成员已达3000余人，其中党员就有100多人。通过技协的工作，很多技术人员都选择留在了大陆。技协在新中国成立后并入了中国科协。

工余联谊社出版的《工程界》杂志

我在交大当了三年的助教，这三年正处在抗战的后期，生活十分艰辛，工资不当工资用，当时上海粮食供应短缺，大米要实行配给。大学教员有特种配给米，但很多教师家里人口多，也是杯水车薪。很多人只能购买黑市大米，这都是小贩冒着生命危险，越过日军封锁线偷运来的。有一次我领了一袋配给米，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掉了，以致半个月没有口粮。那几年我也搞一些兼职，赚些外快，补贴生活。这还得感谢交大教给了我用以谋生的一技之长。当时陈石英先生因不满汪伪接管交大，愤而离职，去了一家造船厂工作，他也叫我有空的时候去当帮手，使我额外多了一份收入。

除了交大，我在上海工专和之江大学也做过一段时间助教。抗战结束后1945年底我就离开了学校，去中国纺织建筑公司上海第一机械厂任技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