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性别是当代思想界的一把利剑。作为一种学术视角，性别研究中有关哲学思考、文学批评、两性伦理、文化批判、理论界说一直承载和刷新几乎所有学科的不同层面。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学界对性别的思考采取理论“介入”的姿态。性别自成为“问题”以来，一直以其解构的态度试图改写理性、言语和行为的惯性思维，在“生命于何处存在”这个基本伦理问题上，开启因身体的物质性差异而引发的人类理性的讨论。这包括关于语言、文化、社会和知识体系的讨论。性别批评作为在文学批评和理论向度的延伸和拓展，提醒文学批评和人类理性的性别缺场。尽管文学批评界、理论界对性别批评理论的质疑之声不断，尽管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内部的歧见林立，并互有微词，但不能否认，无论从矫正文学批评的性别偏见，关注文本的历史和文化内涵，还是发掘女性符号和女性话语，建构女性文学和文化传统等方面，性别批评理论为20世纪文学批评与理论界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丰富了当代文论的内涵。
纵观20世纪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进程，可以看出其多元性为性别批评提供了思维模式与方法论的参照。尤其就性别文学批评的发展而言，“新批评”的缺憾、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理论的兴起、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过渡、新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理论的新视野以及语言学、符号学的理论成就，都从各个角度为其发展提供了营养。不难看出，为什么有人戏称有多少种“主义”（isms）就有多少种“性别主义”。但这不等于说性别批评与其他流派就是一种简单的“套用”或是“拿来”的被动关系。性别批评在不断匡正各学说的性别盲点并与之对话中发展和拓宽自身的研究空间。正如学界所论，性别批评是把各种方法论聚合在一起而形成的“联合阵线”，是对整个西方文学传统的认识论进行的一次“破旧立新”的话语变革。[2]因此，性别批评与文学理论的互补是值得不断开垦的土壤，以女性主义文论为核心的性别批评也将以其“介入”的姿态继续参与文学和文化研究。这支文学批评的异音期许以性别为视角，进行文学和文化批判，掌控与现实的权力，重构与政治密切相关的批评话语，进而呈现性别批评所特有的话语生产力和思想创造力。反过来，性别批评理论也会矫正传统文论的性别盲点，为文学研究提供重要的性别维度，包括对经典文本的重新评价、读者性别身份对文本阅读的影响、传统文学观念的重新界定、文学史的刷新、性别诗学的建构、女性文学传统的发掘、男女作家创作的比较研究、文化研究领域内性别伦理的研究等等。可以说，激进的知识分子的介入责任能够使得文本、文学创作不断释放新的意义。这也凸显出文学批评理论的繁荣，为文学思维方式与价值判断尺度的转换提供一个现实的可能。
一、美国性别批评理论的精神实质
如果说批评是多维的，那么性别文学批评理论尤为如此。从国别上讲，大致可以分为美、英、法三国性别文学批评理论。从理论重心和研究的方法论上讲，美国以强调“表达”的文本和历史分析为主；英国是以强调“压迫”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阐释为重点，而法国则是以强调“压抑”的精神分析式考察为己任。[3]它们广泛吸收各派理论所长，虽然在重建妇女文学传统、批判菲勒斯批评的偏见、恢复和发掘女性文学传统、建构女性美学等等方面的目标大体一致，但各派因历史文化语境不同，呈现出较大差异。仅就美国性别批评与其他流派的契合和分歧细究起来就会千差万别。美国学者一直致力于将这些差异确立为美国性别文学批评的特征，并不断与其他文学批评理论进行对话。在建构美国性别批评方面，伊莲·肖沃尔特功不可没。她提出了美国性别文学批评理论的三个历史阶段：初期以揭露“厌女现象”为主的“女权批判”的阐释与阅读批评，第二阶段补充和构建以妇女为中心的“女性批评”，第三阶段则是修正有关阅读和写作的现存的理论假设。[4]美国激进女性主义批评家文森特·利奇（Vincent Leitch）和肖沃尔特的分期和阶段概括有重合之处，即前两个阶段把讨论重心放在对男性性别歧视的“批判”以及“发掘”女性被忽略和连贯的文学传统上。但在第三个阶段肖沃尔特把焦点放在话语分析上，把女性主义批评实践上升为理论话语，为性别批评塑造理论身份。此外，陶丽·莫依、詹妮特·托德、鲁斯·罗宾斯和K.K.鲁斯文等都从历史的线性发展梳理美国性别文学批评理论。她/他们的论说有很多交集，虽为文献学式的考察，其实质是要厘清美国性别理论的不同层次，它们同时存在，又互相生发，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就性别批评的整体特征来讲，三个精神维度始终支撑着性别批评理论在美国的发生和发展：即个人就是政治、建构“女性批评”以及理论化的性别政治。
个人即政治
政治诉求和性别论述始终是美国性别批评的两个基本要旨。而“政治”在性别批评理论中的内涵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在性别批评理论中，政治不仅仅关注当下的社会与政治问题，更深层的目标其实是尝试改变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可能性。文学作为一个构建主体话语的试验场，性别理论作为批评话语实践之一，意义非凡。在这个意义上，性别批评所言的“性别政治”是考察文学和文化中支配的性别权力关系，这也是根植于意识形态中“最根本的权力概念”。[5]在文学话语的生产、消费和流通中，则是探讨性别政治与文学传统、文本性与政治性、文学经典与文学接受等复杂的对应关系。
在美国，性别批评自诞生之时便带有自觉的政治诉求的烙印。与其说性别批评是一种方法，不如说它是一种政治行为或是一场政治运动。文学的性别政治行为不仅仅局限于争取男女在法律、教育、就业、婚姻、参政等方面的平等权利的政治斗争，而且是逐步松动传统价值体系和某些政策的变革，重新定位男女两性角色和塑造两性人格形象的运动。19世纪中叶，美国建国之初的妇女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到废奴运动后富裕的中产阶级妇女获得参政机会；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反种族歧视让妇女运动浮出地表。妇女向规诫和制约妇女的一切传统体制和观念发起质问。女性主义者首要任务就是破除一切陈规戒律，进行价值重审。另外，60年代大批知识阶层的妇女在高等院校创立妇女学研究系所，加上文学批评界知识女性对传统批评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的争论和她们的激进治学态度，促成妇女的女权意识觉醒的一个保证。肖沃尔特本人便是一例。她在1968年加入美国MLA组织并参与第二年的妇女运动，同时，作为文学批评家，她又积极投入女性写作的研究并以女性主义批评家的阅读视角和人生体验质疑美国的文学“经典”之争，并把研究的激情和兴致带进课堂，带动学生重新审视文学批评的标准。正如她本人所说：“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有赖于妇女在文学研究和文学职业中不断增长的力量。没有妇女运动充满活力的观念和力量的激励，女性主义批评就不可能存在。而如果没有这一代喜欢读书的文学学生、助教、编辑、作家和助手的妻子……受过高等教育的，每天受到性偏见冲击的女性，就不可能有女权运动。”[6]那么美国的女性主义批评是如何参与这场政治运动并在文学批评视域内勃兴呢？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正是带着性别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考察权力关系在男性中心话语体系的运作机制而进入批评论战的。
对于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文学研究，性别批评理论家则把以往学术研究中无视或忽略与性别相关的问题归入探讨范畴。她们关注的是两性关系、婚姻、身体、父权、性取向、欲望等关于女性本质和文学创作的关系。男性作家如何模塑妇女形象？男性作家试图宣扬什么、虚构什么、回避什么？他们是如何创造父权神话，又是如何继承和巩固他的父权意识？对这些问题的探索正是建构反对菲勒斯中心批评的性别政治宣言。以《性别政治》为代表，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的一系列声讨文学和文化中的“妇女形象”批评研究成为美国性别批评最瞩目的特征。这些性别批评的先声推动了性别批评从边缘走向中心，从而铸造了当代美国妇女的性别批评意识的觉醒。
但肖沃尔特提醒说，“女权批判”实质是一种修正式的阐释模式，性别理论家下一步应该做的是走出男性批评的阴影，转向以妇女为中心、独立的、在知识传统上连贯的批评——“妇女中心批评”。肖沃尔特用反传统、反主流批评的姿态，把美国性别批评的矛头从作为读者的妇女转向作为作者的妇女，这一转向成为妇女读者、作家和批评家将不同于男性的感知方式和心理预期写入自己文学活动的契机，试图深刻地改变文学研究领域中对传统的假定。同时，卓有成效地改变了美国文论界的格局，给“美国的文学教育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7]
“女性批评”学说的建构
“女性批评”（Gynocriticism）几乎已经成为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区别于英法和其他流派的最显著的特征。从肖沃尔特1979年提出这一学说开始，就一直伴随着美国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进程。在对男性文本中的女性形象的抗拒性阅读之后，在对文本结构进行性别歧视的挖掘之后，首先提到日程上的议题便是质问传统文学观念的合理性和女性阅读的必要性。如果说“妇女形象”批评像一面镜子反映出文学批评中男支女配的权力关系，那么，一味纠缠和局限于男性文本中也表明：女性主义批评还是没有逃出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也没能走出男性文本的阴影。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则是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作为作者的女性作家身上，转向研究有女性作品的历史、文类、主题、类型、风格和女性艺术创造力的心理机制以及女性文学传统的演变和规律上。以女性为中心，独立并在智识传统上自成一体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浮出地表，正如肖沃尔特所述：“‘女性批评’开始于妇女把自己从男性文学史的线性状态中解放出来……（‘女性批评’）着力研究新近浮出地表的女性文化世界，谱写女性自己的文学史。”[8]
除了肖沃尔特，率先用女性主义语言界定妇女作品的代表作还有斯帕克斯（Patricia Meyer Spacks）的《女性的想象》（The Female Imagination，1975 ）和艾伦·莫尔斯（Ellen Moers）的《文学妇女》（Literary Women，1976）。这两部著作从波伏娃、艾尔曼（Ellmann）和米利特等早期对“妇女形象”批评的致命缺陷入手，指出她们执着于男性文本的实质是内化了父权的价值观，对女性文本的忽视和女性写作特征的淡漠促使这两位早期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开始思考跨越历史的女性写作是否具有共同特征，女性之间是否具有共享的经验和感受方式以及自我表达的共有模式等等。思考和研究的先期尝试“拉开了以性别为视角进行文学批评的新阶段的篇章”。[9]肖沃尔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正是这一理论的开山之作。这部著作以1840—1960年间的英国女性小说家及其代表作为研究对象，论证文学中女性文学的反传统（counter-tradition）倾向。与斯帕克斯和莫尔斯不同，肖沃尔特对妇女文学传统进行历史性的梳理，使得一大批被遗忘和压抑的女性作品重见天日。更为重要的是，她从中揭示出女性写作在主题和关注焦点上的连续性。如果要用一两句话来总结这个理论贡献的话，肖沃尔特自己的评说显得一语中的：“我们现在拥有一个连贯的，或者还不够完整的，女性文学历史性叙述，它描述了过去250年妇女写作主要阶段：从模仿到反抗再到自我定义，寻觅和追溯不同国家的历史书写中，妇女在男性中心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中所持有的特殊的社会、心理和美学经验中，在不断重复的意象、主题、情节上建立了一种联系。”[10]也就是说对这些被遗忘的女性作家的历史性观照的女性主义观点反映出女性主义批评建立“女性美学”的期求。受肖沃尔特的影响，吉尔伯特和古芭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妇女作家和19世纪文学想象》（1979）也使得“女性美学”锦上添花。两位作者讨论父权制文化对女性创作心理机制的负面影响，以及摆脱“影响焦虑”的种种对策。其中，揭露站在父权制文化身后那个“疯女人”的真相成为女作家找到的适当方式之一。随后，她们又出版了三卷本续作《没有男人的国度：20世纪妇女作家的地位》，合编了论文集《莎士比亚姐妹们》和《诺顿妇女文学选集》，这些著作/文集对推动当代以女性为中心的文学批评转向意义非凡。尤其是前文提及的《诺顿妇女文学选集》，至今仍是美国高校妇女研究和文学系所的必读和参考书目之一。
如果说法国女性主义持有否定文化遗产的态度，那么美国的“女性批评”所持有的社会—历史批评观显然要公允和实用得多。美国“女性批评”关注妇女写作的过程，要求从根本上反思文学研究理论的基础，要求修正预设的关于写作和阅读的理论假定，试图在种族、阶级和国别等视域内修订有关文学和文化的语言、文类、文学影响的独特性。因此，美国女性主义批评注重妇女形象、性别原型和小说人物的研究——注重文学模仿中的一切因素，文学作品本身或背景也相应成为美国女性主义批评的场域。相比之下，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则从妇女与符号之间关系入手，在作为能指符号的“妇女”和女性给定“身体”之间进行写作，体现出用女性语言反对男性语言霸权的政治行动，从而打破文化中压抑女性差异的现存体系。实际上她们是在为自己发明一种语言，在接受男性统治的话语范围内进行写作。而美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则极力修订有关男性文学传统的批评标准。
多元文化身份的女性话语
20世纪多元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为性别批评理论提供了思维模式和方法论的重要参照系。精神分析学、语言学、解构主义哲学等各种理论带动女性主义批评的创新、挑战、质疑和突破。在美国，妇女从被动的客体转变为具有能动性的主体，性别的认识也相应的从男女二元对立的简单化价值观推向多元的性别观；从白人中心到多种族、族裔的多重身份政治；从批判“父权制”到重建性别关系；这些流变和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与多元的后现代理论形成不断往来和对话的局面。依此背景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得以产生和发展，与法国和英国不同，研究的中心始终围绕性属（gender）和差异（difference）展开，因为它们是打开性别批评在美国多元化发展的两个关键。
区分性别和性属是美国高校妇女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性属把仅仅关注男女两性的肤浅理解深化为研究男女之间的权力关系运作体系和进一步形成批评联盟的条件。正如肖沃尔特所说：“对文学话语中社会性别的建构和表现的分析提供一种讨论女性主义批评和理论的社会性别的亚文化文本的方法。作为文学之内的基本分析范畴而不是作为女性性征对主流文化的补充，性属的加入显然对我们的阅读、思考和写作方式具有革命性的转型潜力。”[11]反映在文学批评上，性别理论则是要“分析文学表现中的性别（sex）和性属（gender）象征的构建等方面”。[12]
对人类基本性别经验和性属理论的盖棺式运用，引发了美国性别批评的另一个重要的声音——差异和差异下被掩盖的身份批评。美国性别批评中铁板一块的“平权”呼声遭到种族、阶级、民族与地域的“美国问题”的质问，因此绝对的“异质同构”差异说出场。黑人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后殖民女性主义、同性爱女性主义等等性别批评的多元合音之声为当代美国文化批判增加了关注差异和重读历史的特殊性。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成为众多批评话语中耀眼的一支学说。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13]带动了黑人女性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许多黑人妇女从黑人女性主义立场进行文学创作和批评。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在《寻找我们母亲的家园》中效仿白人女性主义批评的成功经验，探求黑人女性主义文学传统，独特的黑人妇女经验，建立“黑人美学”，并提出妇女主义（Womanism）。妇女主义用于提倡一种以个人经验为基础的具有多元女性审美观的“黑人美学”；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 Smith）撰文《走向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倡导构建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各种黑人妇女文集和批评集的出版也加强和深化对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本质的诠释。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贡献之一是把种族、性别和阶级的“连锁压迫”引入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和对主流文学批评的反叛之中。它通过恢复黑人女性声音，以异质性的言说方式，凸显性别内部“差异”的一极，参与文学批评的对话。[14]
美国性别批评从整体上看注重“经验性、归纳性和批判性”。[15]美国性别文学批评的社会—历史分析与文化批判方法，即考察作家作品和文化传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对解构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男性中心主义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性别批评理论在美国的建构也增加了文学批评的性别维度，它声讨和修正传统文学研究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倾向，“为把性别确立为文学分析的一个基本要素打下了理论基础”。[16]美国性别文学批评以其独特的立场，把性别和身份作为切入点参与并给当代文学批评制造着不和谐之音，并向文学理论和批评界提出质问和不满。
肖沃尔特之后，作为美国性别批评的异音，朱迪斯·巴特勒是后结构主义批评与文化研究中最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20世纪最后十年，巴特勒对女性主义理论富有挑衅性的“介入”，制造了“性别麻烦”。她对性别“自然性”的质疑之辩改变了我们思考自然性别、伦理和言语行为的方式。巴特勒早年在法国接受理论论辩的训练，攻读黑格尔、列维纳斯、拉康、福柯等著说，并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欲望的主体：黑格尔在20世纪法国的接受》（1987）。[17]作为后结构女性主义的“酷儿”，在列维纳斯、拉康、福柯的理论积淀上，建立她对性别的权力管控的独到论证体系。21世纪第一个十年，巴特勒秉承她一贯的“解构一切”的激进姿态，在“理论”留下的断裂与褶曲中，续写文化与权力、自身与文化和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她在性别表演理论之后，将批评的笔端转向美国的犹太文化研究，关注人的主体性的意义重构。巴特勒认为意义重构而非意义建构，因为主体的建构受制于社会法则，而社会法则具有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合法性，并且界线分明，也就是排斥法则之外的一切他者，界线内的这个主体在法则之内被强制重复、加重和引用自己的性别特征，其结果自然服从于给定的身体物质性别。正是看到那些被放逐、保持游移、无法规约的他者，并且这些在边界上生存的他者时刻威胁那个法则内的主体，对巴特勒来说，重构主体就是它者的政治伦理诉求。通过制造“性别麻烦”，巴特勒不仅提出性别是作为重构主体的表演规范，而且进一步考证在种族、阶级等其他社会规范与性别的交叉影响，比如犹太性的重构策略和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批判。
面对“9·11”事件之后的犹太人在全球的复国思潮，作为犹太裔知识分子的巴特勒以“非犹太人”（the Non-Jews）的“它者”身份，提倡超越绝对的犹太性和复国主义的殖民运动，她主张以“非犹太人”身份，通过把有关犹太教的文化话语翻译成公共话语，参与，而非建构，在宗主国的犹太人的政治民主生活。犹太教的世俗化转向，正是当下美国异质社会中的犹太人既延续了犹太宗教历史又能坚守犹太性不被同化的文化生存策略。21世纪以来，在全球跨国家暴力冲突的背景下，文化批评的伦理建构之声以新的姿态首先回归美国批评界。众声批判中，巴特勒的矛头指向后结构主义批评的伦理危机。她从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和尼采的道德谱系的模糊性入手，梳理当代文化和智识传统在两性之间留下的政治伦理缺憾。
二、写作思路与创新点
论及性别批评的源流，最具影响的，大致可以分为美英和法国流派。本书主要针对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性别理论进行研究，因为：英国女性主义研究重视吸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学分析方法进行文学批评；法国女性主义者擅长抽象思辨以求建立乌托邦式的女性主义理论话语体系。相比之下，美国的学者们则体现历史和文化批判的观照，更加具有社会现实意义。在美国，女权运动的两次浪潮为性别批评奠定了有力的历史文化基础，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并体现出厚重的历史反思特征和文化批判色彩，可以看作妇女运动在学术领域的延伸。此外，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女性文学创作的普遍繁荣与文学文本的积累也为美国性别批评提供了可靠的文学前提。在英国，秉承维多利亚盛世时期女性创作繁荣的余韵，20世纪出现众多有影响的女性作家，如多罗西·理查逊（Dorothy Richardson）、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多萝丝·莱辛（Dorothy Lessing）等。她们以精湛的艺术技巧，深入表现了现代妇女对世界、人生和人际关系的新认识，探索与揭示妇女在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经历的种种磨难。在美国，19世纪中后期卓有影响的女性作家也是不胜枚举，哈里特·比彻·斯通夫人（Harriet Elizabeth Beecher Stowe）、凯特·肖邦（Kate Chopin）、夏洛蒂·伯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伊顿·沃尔特（Edith Wharton）等等。与英国的女性文学文本的高产和对读者的阅读能力的高要求相比，美国则显示出较强的社会参与和实践活动。在美国，高等学府开设妇女文学研究课程，许多妇女作品被选列入大学必读书目。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M.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主编女性文学文集《诺顿妇女文学选集：英语文学的传统》（The Norton Anthology：Literature by Women：The Traditions in English）全面汇集并细致编纂大量优秀的女性文学作品。文集1985年首次出版时，收入了上起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下至20世纪后期七百年来150多位以英美作家为主的妇女作家的作品。《诺顿女性文学选集》自出版之日起，一直是许多知名美国高校英语系必读书目和教材，享有很高声誉。《诺顿女性文学选集》（1996年）第二版增至170多位作家，涉及从中世纪到现代的作家作品。而2007年的两卷本的第三版更是将所收录的作家增加到219名。《诺顿女性文学选集》的出版说明历史上女性一直在进行着丰富且扎实的文学创作，但是因为文学研究和创作一直以“父亲”的名义作为显学被社会接受，妇女文学作为潜流一直被忽略，因而被禁言、被忘却。但是因为这一选集的出现，许多妇女作家才得以从“隐”到“显”，进入英美文学的经典行列。许多历史上被忽视的女作家被发掘出来。此后还有由琳达·瓦格纳马丁（Linda Wagner-Martin）和戴维森·卡西（Cathy N.Davidson）合编的《美国妇女写作牛津读本》（The Oxford Book of Women's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1995），也包含了女性创作的各种不同体裁的作品。这些作品使得美国女性文学重新出现在文坛，也为美国女性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以及美国女性文学批评提供了便利。
和代表法国女性主义的“三剑客”卢斯·伊利格瑞、茱莉亚·克里斯托娃和埃莲娜·西苏相比，美国的伊莲·肖沃尔特和朱迪斯·巴特勒所开创的性别的文化批判路径有着自身独特的魅力。这两位批评家从未放弃自己的人道主义立场，在她们看来，人的欲望、情感、意识、意志和判断力都是不可化简的，因此人总是具有能动性，是创造者和行动者。这种理性的眼光，使得美国的性别批评论调不只是批判或破坏，只破不立，而是与现实贴近的批判实践。她们从自己的文学政治立场出发，不仅勾勒出两性和谐和性别向未来开放的愿景以导引实践，并在批评实践中开创了新的思考路径和思想空间，从而不断寻找、比较和论证通往这一愿景的突破口、力量之源和理想途径。也就是说，面对社会中主导意识形态结构，肖沃尔特和巴特勒不仅要甄别文学的性别歧视现象、制造“性别麻烦”；更为重要的是，她们还在为理想社会的性别关系提供实践和理论参考。当然，尽管以伊利格瑞、克里斯托娃和西苏为中心的法国后结构女性主义批评和以肖沃尔特和巴特勒为代表的美国性别文化研究传统旨趣殊异，但在理论渊源上，由于受后结构主义批评的影响，这两派之间仍然存在亲缘性。
不管对美国的文学批评传统，还是对法兰克福学派，性别研究都是为更完美、更理想和更为和谐的社会和两性生活而斗争的政治筹划，而绝非一套纯粹的知识话语或学术时尚，在这里，这两种文化研究传统可以找到精神上的汇合点。在论及美国性别批评理论发生和发展的独特之处时，本书在以下方面有所创新：
（1）力求全面和立体的美国性别批评理论研究。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国内有关性别批评理论的研究仅限于述评和论文类文章，未见或少见把性别作为批评方法和理论流派进行整体研究。
（2）本书以美国性别批评理论两个最重要的批评家为中心进行性别文学和文化批评研究。肖沃尔特和巴特勒是美国性别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的两个核心人物。在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女性文学的普遍繁荣语境下，依托二战后美国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的实践经验和性别理论这一宏观历史和理论成果，对肖沃尔特和巴特勒的理论体系进行系统的考察。在历史考证、理论分析和广泛地占有相关资料的基础上，以“文本的性别”为视角，进入她们的“问题意识”，在更为立体、宏观的空间中厘清美国性别批评的形成、嬗变和发展，以便把握她们思想的复杂性和内在机制。
（3）在美国性别批评的思想体系之中，性别与文学是理论轴心，性别与文化是政治动力，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是目标。因此，本书前半部分以伊莲·肖沃尔特创立的女性批评学的治学理路为中心，论述文学的性别意蕴。这部分缘起于肖沃尔特著述在国内整体研究较为薄弱的现状，力图把她放在美英学派的同时期其他学者的比较中深化这一研究；本书把肖沃尔特作为研究的重心之一，并不意味着关注的焦点局限在这一位批评家身上，而试图以这位在笔者看来是美英学派女性主义文论的十分具有代表性的批评家作为一个有力的支点，向外辐射出更多的研究思路，结合贝尔·胡克斯、艾伦·莫尔斯、吉尔伯特和古芭、约瑟芬·多诺万、斯皮瓦克等批评家加以讨论。
本书后半部分期求打开“女性批评”与“后学”驳杂文论“对话”的三个关键点，重点考察“女性批评”在文化研究领域的延伸以及为修正“女性批评”的盲点所进行的后结构主义性别理论的意义重构工作。在细察肖沃尔特如何创造性和批判性地吸纳多种文论成果的同时，笔者考察她们如何坚守、延伸和拓展“女性批评”在文化研究、精神病学和身份批评的话语实践。与肖沃尔特不同，笔者认为巴特勒则为了修正“女性批评”的批评盲点，制造了“性别麻烦”，以性别为基点介入当代文论的论战，用后结构主义的批判精神和它者思辨方式，解构和消解性别的二元对立的女性批评。
（4）在尽可能地挖掘性别理论深度的同时，得出当下语境中性别理论发展可能的走向。本书同时还会客观、公允地呈现国内外关于肖沃尔特和巴特勒的批判之音，使结论尽可能切实，有所依托。
（5）对于文化研究和美国文学批评理论有比较重要的参考价值。本书针对目前学界的女性主义批评困顿的总体态势，试图通过阐释肖沃尔特和巴特勒多年的理论探索，尤其是21世纪性别批评的伦理转向，得出性别作为一种方法批评的本质和存在意义。笔者在厘清针对性别批评的误解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这个理论方法的可能的突围之路，尤其关注肖沃尔特与巴特勒的女性批评的契合和性别理论的衔接进程，并进一步阐明以肖沃尔特和巴特勒为代表的美国性别批评理论作为整体研究的当下实践。
三、本书框架结构
伊莲·肖沃尔特在其主编的《新女性主义批评》的绪论中这样勾勒美国性别批评发展轨迹：“从关注妇女在文学上的从属地位、所受的歧视和排斥等问题，过渡到对妇女自己的文学传统的研究，继而引向文学话语中性属和性征的象征性建构研究。”[18]美国性别批评理论研究轨迹大体呈现出这个特点：从男性文本中心向女性文本中心的转移，自经验式、印象式批评实践走向理论升华，由文本个案研究深入到多元文化批判的基本走向。基于这条主线，本书的论述前半部分以肖沃尔特的“女性批评”为中心，厘清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肖沃尔特在美国建构的“女性批评”学说；后半部分则以巴特勒90年代以降制造的“性别麻烦”以及其在文化研究、政治伦理视域中的延伸为例，论述性别在美国理论界的文化批评和政治伦理“介入”责任。本书期许对性别研究在中国语境中的批评实践和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希望能够推进对性别的哲学式思辨、多元文化批评的思考深度。
第一至四章是本书的前半部分——性别与文学：从四个方面梳理、考证和反思“女性批评”：即女性主义批评“荒野”之丘的浮出、两种女性阅读的期待视野、妇女文学史观的建构和“女性批评”理论化的建制。
第一章“何谓性别”从被误读的“性别”入手，厘清性别如何成为“问题”及其意义重构。从美国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入手，依托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女性文学普遍繁荣的成就，考察美国性别批评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文学基础、文化文本和理论氛围。
第二章“‘女性批评’：从肖沃尔特谈起”论述了早期女性主义批评家如何率先质疑男支女配的父权制批评传统和价值观念。本章重点论及肖沃尔特重新审视经典作家，取舍经典文本，修订文学创作与阅读欣赏标准，重新理解和建构文学史的著说。这是女性主义批评的基本内容，也是美国女性主义文论成立的重要缘由，而肖沃尔特的“女性批评”正是在回答上述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
第三章“性别与政治”集中探讨女性主义文论的两种类型：“女权批判”和“妇女中心批评”。在女性主义批评“浮出地表”之后，无论多么激烈抨击父权制诗学，都只能为女性提供负面的文学经验。要塑造女性在文化和文学史上的正面形象，必须寻找女性作为主体的表达，要求从写作的角度去审视并总结文学经验。批评理论自身的发展也要求对女性写作的文本进行阐释。来自两方面的共同要求，促成了从抗拒性的“女权批判”阅读姿态到建构“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理论的提升和转变。
第四章“性别与文学史观”论述了肖沃尔特构设女性主义诗学所进行的努力。她重写一份被遗忘的“她们自己的文学”，为文学批评增加了性别维度，而挖掘被忽视的女性亚文化，则编织了属于女性自己的谱系。这些努力使得女性主义批评汇聚成整一的声音，促使原有的文学标准发生松动、文学的格局重新布阵。一个以研究妇女经验为基础的新模式——“女性批评”得以确立。
第五至八章可以看作本书的后半部分——性别理论与文化批判。在女性主义批评陷入“简约主义”和“分离主义”的困境之后，面对女性主义阵营内部出现的“差异”之声，肖沃尔特将“女性批评”延伸到精神病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在修正和反思先前的批评盲点和偏颇同时，她放弃了同质同构的“女性”概念，代之以“多元的女性”。与此同时，巴特勒以90年代初制造的“性别麻烦”，用后结构主义批判精神质疑性别的二元对立缺陷，提出了消解性别和性别批评在文化研究领域的改写的可能性。
第五章论述了性别的多元文化特征。肖沃尔特把来自女性主义内部因种族、阶级、国别和性取向的不同而引起的差异缝合为文化“拼贴被”，提出了文化“拼贴被”的隐喻主张。这个主张同时打开了女性主义批评文本的边界，在精神病学、大众传媒、艺术和性别研究等领域延伸“女性批评”的影响。她创造性地运用“女性批评”为女性主义理论话语服务，促成了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化与学院化。
第六章“性别与当代文论”试图把性别批评放在当代文论的迷宫中，横向析出肖巴二氏的性别理论的独特性。本章抓住演变中的“女性批评”与后学思潮交叉的两个结点：“差异”的身份批评和女性主体的消解和重构，阐释肖沃尔特与巴特勒的突围策略。肖沃尔特通过寻找非洲裔和第三世界女性文本中特有的隐喻、意象、话语方式，来颠覆权力话语。巴特勒则从奥斯丁的语言行事和列维纳斯他者伦理，建构有关语言和身体的性别话语，用哲学式另类思考，参与性别批评在美国文学理论界的论战，影响深远。在与斯皮瓦克、拉康、德里达、福柯、齐泽克等“解构”巨匠的对话中，两者始终从边缘立场出发，致力于揭示文学/文化表征和权力以及主导意识形态间的关联。
第七章“性别与哲学：巴特勒之后”则以巴特勒为中心，论述她作为知识分子对批评理论“介入”的新生能量。本章以巴特勒的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为基点，侧重考察性别表演理论之后，她如何在性别和哲学之间找寻理论的伦理契合点。巴特勒在解构思潮中消解性别差异、身体书写的欲望之旅，以及重构语言主体与它者的意义上所进行的努力，这些努力是对美国性别理论的伦理式推进。尽管巴特勒在世纪之交倡导回归伦理，但她希望保持“伦理两难”的思考状态，让阅读生发更多的问题而非提供思考的结果。
第八章“性别与伦理：以安提戈涅为例”。巴特勒借助文学虚构人物——安提戈涅，以后结构主义批评的性别伦理和文化批判为基点，吁求打开人在边界上生存的差异性、非确定性和它者性的可能空间。求助于文学作品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巴特勒并不是简单地将文学虚构形象引述为一个做出某种选择或提出一些要求的代理，而是以《安提戈涅》为例，阐明一种像文学作品一样复杂的相互依存的有关家庭和人的伦理-政治理论。巴特勒通过考察文学作品中关于人类生存的非常态状态，把文学作为批评的动力和场域，从修辞学和语义学角度，解读非人生存状况。巴特勒在思考中始终贯穿了一条关于人学的基本立场：人的脆弱性。本章论述了巴特勒如何将意识形态批判纳入文学批评，并致力于恢复“被排斥的社会（人类）领域”在“文化”殿堂中应有的声音。
本书最后总结了性别批评的理论特质，并给出了个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