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社会科学研究的蜕变与革命
——关于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战略的前瞻思考
殷冬水 曾水英
自20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在我国恢复重建以来，有关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和本土化，始终是我国社会科学发展中面临的两个重要、迫切且密不可分的问题。一方面，我们有融入国际学术共同体、让我们所生产的知识产品赢得国际学术共同体尊重、理解、接受、欣赏和消费的国际化需求；另一方面，我们也有摆脱文化殖民和学术依附状态、寻求学术独立和为国际学术界贡献才智的本土化雄心。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有了较大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程度也有了较大提升，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正在经历一场研究国际化的蜕变和革命。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我国社会科学国际化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升，部分学科的研究还处于国际学术话语圈之外。虽然目前国内的社会科学研究拥有庞大的研究队伍，但“在国际主流文科类刊物上鲜见有中国学者的成果”[23]，在国际学术话语体系中，仍很少有来自我国的声音，社会科学研究仍处于“集体失语”状态，“这是让中国社会科学的组织者、规划者、引领者和评估者严重失望与苦恼的问题”[24]。跟上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增强社会科学领域国际学术对话的能力，仍是今后我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那么，何谓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呢？社会科学研究为何要推进国际化和实施国际化战略呢？如何推进和实施社会科学发展的国际化战略呢？这是本文要回答的三个问题。
一
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既是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背景下为提升学术研究水平、获得后发优势所兴起的一场学术运动，也是后发国家知识界在国际学术话语权配置不平等的条件下主动融入国际学术圈、适应国际学术市场、寻求国际学术圈认可的一个漫长学习过程。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要求后发国家知识界能面向国际学术市场进行知识生产，要求其所生产的知识产品被国际学术界尊重、理解、接纳、承认和共享。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的过程，实质上是知识生产的封闭状态、知识产品传播的不平等状态、知识生产主体的霸权状态不断改变以及知识产品共享程度不断提升的过程。对后发国家而言，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体现为其研究将面临三个复杂的转变过程。
首先，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体现为社会科学研究从封闭研究向开放研究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科学界认识到“交流是科学及其发展的一个极富生命力的组成部分”[25]，极力提升社会科学研究合作的水平。目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开放程度有了很大程度提高，走出国门的学者越来越多，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学术交流合作也越来越频繁。然而，整体说来，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国际认可度不高，“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国际上的声音则十分微弱”[26]，学术研究仍有一些封闭色彩。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封闭性，一是体现在社会科学内部各个学科之间的学术研究相互隔离、缺乏交流与合作；二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滞后，大多数研究仍停留在文本研究阶段，研究者仍习惯于传统的坐在“书斋”做学问的方式，不太了解社会的实际状况，研究成果的政策咨询功能较弱；三是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大多数未向国际学术界开放，研究成果停留在国内学术研究的不断复制和再生产的阶段。一些社会科学研究者视野狭隘，对国际学术界研究的前沿问题，国际学术市场的真正需要，所从事学科学术机构研究实力的全球排名情况，所从事研究领域的国际学术期刊，以及所从事研究问题的知识谱系和研究现状不甚了解，进而难以对自身研究所产生的学术贡献进行客观而准确的评价。这三种封闭性使得我国社会科学的部分研究成果具有自娱自乐和自我欣赏的色彩。因而，提升社会科学研究的开放性，是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努力的一个基本方向。
其次，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体现为社会科学研究从独立研究向合作研究转变。我国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合作程度低，一是体现为国内学者与研究团队的内部合作程度低；二是体现在国际化的研究课题中国内学者与研究团队的参与程度低；三是体现在国内学者的研究课题中国外学者与研究团队的介入程度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开始逐渐组建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团队，并取得一定程度发展，逐渐完成了从以学科为中心到以社会问题为中心的团队发展理念的转变。社会科学研究要求直面社会问题，满足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跨学科的合作研究，组建学术研究团队。围绕社会重大问题，我国社会科学学者确实展开了大量合作研究，组建了诸多学术团队。然而，整体说来，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团队相比，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团队的合作研究程度仍较低，处于分散研究、独立思考的状态。学术研究团队成员缺乏明确的学术分工，成员之间也缺乏真正的学术合作，甚至可能出现非学术意义的相互贬低、人身攻击。与此同时，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系与校际之间的合作大多数也停留在形式层面。这种形式上的合作，更多是国内各个学术团队为了争取学术资源所采取的一种策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创造诸多条件，支持国内学者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派遣了诸多访问学者以及研究生到世界著名学府去学习、交流与访问。与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较好融入国际学术界的状况相比，我国社会科学学者由于研究水平的制约，尤其是研究方法的滞后，对于海外学者所主持的跨国研究很难有实质意义的参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国际合作大多数停留在形式上，更多的是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单向输入。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程度低，也体现在我国展开的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国外的学术团队也很难有实质意义的介入。社会科学项目研究，从人员结构配备上，缺乏国外学者与研究团队的参与，这不利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助长了学术研究的封闭性。
最后，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体现为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从自我欣赏到知识共享的转变。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表达了一种强烈输出本土知识的愿望，这种愿望“要使中国的知识产品走向世界，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27]。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部分被国际学术界所接纳、承认和认可。然而，整体而言，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国际认可度仍较低，据相关统计，截至2007年度，被SSCI收录的1960种刊物中，大陆地区主办的刊物只有两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国际认可度仍较低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国内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的数量偏低；二是国内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所发表的国际学术期刊层次不高，大多只在汉学界有影响力，并且影响因子较低，在专业刊物排名也往往较靠后；三是已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的部分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国际认可度低。统计发现，“1978—2007年，我国大陆发表的SSCI论文总量为6548篇，年均218篇。1978—2007年，我国大陆发表的SSCI论文总数占同期世界SSCI论文总量的0.16%”[28]。一些学者将这种状况归因于西方话语的霸权、意识形态的偏见抑或语言上的障碍。虽然这些可能都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滞后、研究水平较低所致。在我国社会科学界，一方面一些学者极力推崇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倡导与国际学术接轨；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则在极力倡导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提醒社会科学研究应防止被西方文化殖民化。实际上，我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任务是双重的，双重任务之间存在一定张力，但并不总是相互矛盾。一方面，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融入国际学术界，在模仿中发展；另一方面，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也必须直面中国社会的情境，在探索中创新。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进程，既要反对拿来主义，也要反对排外主义，既要反思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国际化，也要反思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本土化。拿来主义的国际化，排外主义的本土化，都会成为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障碍。必须承认，当下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程度不高，一是社会科学研究成果难以发表在国际期刊上，难以为国际学术界共享和承认，二是社会科学界对发表在国内学术期刊的研究成果，存在相互吹捧的现象，缺少客观且严肃的学术批评，尤其是一些刊物的《书评》栏目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
二
社会科学研究为何需要国际化，研究的是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
首先，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内容。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依赖性增强了，居民所面临的社会风险增加了。依赖性的增强和社会风险的增加，使得任何国家都难以摆脱全球合作体系、完全独立自主地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虽在世界之中却在世界结构之外，是‘世界游戏’的局外人”[29]的状态已完全改变，社会科学研究难以封闭发展。经济全球化提升国与国依赖性的同时，也对国与国之间的合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面临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比如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能源危机问题、粮食危机和生态危机问题等，这些问题需要全球合作应对，“共同的研究问题促进学术的国际化和全球化”[30]。在应对这些全球性问题的过程中，各国政府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国际学术界的专业知识也是不可或缺的。应对这些问题，国际学术界有其专业优势，也有其合作研究的机制与学术交流平台，更有影响各国政府决策的途径和手段。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内在要求。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为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的问题奠定了知识基础，也为各国政府间的合作提供了共同交流的平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面对这些全球性的问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界，都应有强烈的参与意识、责任意识、人类意识和相互依存的观念，积极参与全球问题的治理，为提高人类整体生活质量勇担责任、贡献智慧。对后发国家而言，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它为后发国家知识界参与全球问题的应对提供了机会，为人类消除发展中的不利因素创造了条件。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是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众所周知，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不是局部的，而是全方位的。全方位的开放战略不仅要求政治和经济领域开放，也要求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开放，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则是文化领域开放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体现。这种开放战略既有利于传递中国学者的声音，在应对全球问题中提升本土知识的影响力，也有利于发挥国际学术共同体在推动我国社会文明进步中的作用。
其次，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是提升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重要途径。如何提升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一直是我国社会科学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有利于国内社会科学界了解国际学术前沿动态，站在国际学术视野研究前沿问题，展开学术对话，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减少学术研究的重复建设现象，降低“对个人生命和公共资源的浪费”[31]。20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学术研究水平上呈现出了一定差距，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后发国家向发达国家不断模仿和学习的过程，这种模仿与学习有利于缩小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学术研究水平上的差距，降低后发国家学术研究探索的成本。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有助于我国社会科学界了解知识生产所依赖的知识谱系和学术传统，准确把握不同领域不同问题的学术研究现状，提升社会科学学术产品的评价能力，这种评价能力既有利于我国社会科学界客观评价自身的研究水平，也为我国社会科学界提升现有的研究水平指明了努力方向。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有利于我国社会科学界了解和掌握多元的学术研究方法，针对不同问题，选择不同研究方法展开研究，进而提升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多样性和竞争力，改变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陈旧和单一的状况。当然，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提升而言，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它有助于我国社会科学界了解国际学术界知识的生产机制、传播机制和评价机制。这些机制的存在有利于优秀学术人才的选拔，也有助于人才很好地分流。
最后，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是完善国际学术共同体学术生态结构的重要手段。当前，国际学术共同体的学术生态由如下两种相互矛盾的状态构成：一方面，国际学术共同体尊重学术研究的自由，倡导学术研究的独立和研究主体之间的相互平等，鼓励不同研究主体之间的合作与平等对话，通过对话来达成共识；而另一方面，国际学术共同体内部无论是在知识生产，还是在知识传播和评价上，都存在严重不平等。知识生产的不平等体现为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有更为悠久的历史，有更为优越的条件来吸引全世界优秀的学术人才，也能获得政府和民间机构提供的更为丰富的资源。这些使得发达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具备了一些先在的优势，有这些先在的优势和政府的支持，相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发达国家有更强的知识生产能力。在学术研究成果的传播上，国际共同体内部的不平等也是显而易见的，从学术传播的语言看，英语是国际学术界知识传播和思想表达的主流语言，文化的差异容易导致英文学术期刊对那些非英语的学术研究成果采取排斥、贬低和不承认的态度，“在今天要想真正进入英语学界，就必须用英语来写作”[32]，使得非英语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面临一定障碍，也限制了我国社会科学成果的传播范围。在学术研究成果的评价上，不平等也是存在的，非英语国家社会科学研究成果难以进入国际主流学术界。显而易见，学术生态所存在的诸多不平等，对国际学术共同体的健康发展是有害的，容易造成思想僵化，不利于学术研究的进步。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对于改变目前国际学术共同体这种结构上的不平等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国际学术共同体内部合理分工，也有利于不同研究群体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相互尊重。
三
社会科学研究如何国际化，研究的是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的战略、途径和方法。
首先，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要关注中国问题，对中国问题进行深度研究。对于我国社会科学界而言，研究中国问题、对中国问题进行深度研究，这既是其应尽的学术责任，也是其研究迈向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国问题是我们熟悉的，与我们自身的生活密切相关，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问题也是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的。学术研究应该关注我们的生活，也应该关注政治共同体的共同命运。相对于其他学术研究者而言，我们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更为熟悉，有更深切的生活感悟，对公共生活面临的问题有更深刻的了解，正是这些生活积累和生命感悟，使得我们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上，有着国外学者无可比拟的学术研究优势。这种优势是国内社会科学研究融入国际学术界、向国际学术界进行知识输出的基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没有遵从西方既有发展模式的条件下实现了经济的增长、社会的稳定和繁荣，积累了大量“中国经验”，“对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解释则为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提供了可能”[33]。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之所以要对中国问题进行深度研究，另一个原因是中国问题是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的问题。我国是一个重要的、有影响力的国家，有超过13亿的人口，有巨大的规模经济。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是这种变化，使得国际学术界有兴趣来了解这个国家，认识这个国家。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感兴趣，主要是因为中国问题有着非同寻常的学术意义，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通过对地方性问题的研究所得出的地方性知识上升到普遍性的理论，才能更有效地参与国际对话，才能实现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目的”[34]。中国正经历巨大变化，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有关中国政治的未来是难以预测的。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增加了学术探索的趣味性，“这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创造一流学术成果、为国际学术界做出重要贡献提供了宝贵的机会”[35]。与此同时，中国代表了一种特殊类型的文明，这种文明是漫长的、连续的、特殊的、影响深远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了解、认识这种文明，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的责任。
其次，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要强调社会科学实证研究方法的学习和运用，提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科学化水平。“20世纪社会科学在学术史上的最大贡献，在于科学方法的导入和经验分析的实证研究范式的兴起，提供了诸如观察、访问、实验、模型、统计分析和系统分析等一系列科学研究或分析的方法和技术。”[36]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十分注重中国问题的研究，发表了大量学术研究成果，然而，这些研究成果很少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在国际学术界也很少产生影响。这一事实说明，研究中国问题、对中国问题进行深度研究，只是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的一个环节。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要真正实现国际化，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要真正被国际学术界承认，从研究方法上来看，还得进行一场类似于美国曾经发生的“行为主义革命”，改变文献研究方法的主体地位。目前国内有的社会科学研究，要么注重西方学术思想的传播，要么注重西方学术思想的重新注解；研究路径要么是哲学思辨的，要么是注重历史文献考据的；研究成果大多数是定性的，量化程度低，理论验证和发展功能较弱。文献研究法使部分社会科学工作者习惯坐在书斋做学问，他们缺乏走出书斋进入社会生活场景的勇气，缺乏对中国问题深度研究所需要的社会科学实证研究方法训练，缺乏实证研究所需要的各种人力、物力和财力。虽然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受到政府和民间机构的支持进入了研究现场，但大多数缺乏社会科学方法的系统训练，缺乏实证研究所需要的大量资源，缺乏理论化分析调研数据的能力，这使得他们展开的学术研究难以被国际学术界所承认。必须承认，我国社会科学实证研究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整体而言，我国社会科学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程度仍很低，不同学科之间存在实证研究水平的不均衡现象，这些都可能成为阻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的重要因素。需要指出的是，强调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证研究方法，并不是要彻底否认文献研究的重要性，更不是全盘否定传统研究路径的价值，而是要呼吁改变社会科学研究方式的一元化状态，实现不同研究路径和谐发展，共同进步。
再次，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要继续实施开放的研究战略。“走向开放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37]实施开放的研究战略，就要打破社会科学内部相互隔绝、缺乏合作的状态，提升国内社会科学研究水平，进入国际学术界展开实质性的学术对话和学术合作，组建有国际学术视野的学术研究团队。从学术合作的角度上看，既要继续鼓励“走出去”，也得倡导“请进来”。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看，研究者应熟悉自己所研究问题相关的学术期刊，定期追踪这些学术期刊的研究成果，提升消化这些成果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和学术能力，及时向国内传递相关的学术信息。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改变完全依赖中文图书以及中国知网等数据库做学问的习惯，将阅读范围拓展到JSTOR, PROQUEST等数据库所提供的文献，真正做到面向国际学术界进行知识生产。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的推进过程，要求国内社会科学工作者既要在国际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也要在国际有影响力的学术出版机构上出版学术专著，更应在一些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机构担任职务，并善于通过国际学术会议增加来自中国学者的声音。与此同时，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应了解自己所从事专业的相关学术机构的研究实力，熟悉所研究问题的知识谱系，在阅读学术文献和强化学术合作过程中熟悉国际学术界知识生产、传播和评价的机制，为改变国际学术共同体的学术生态而不断努力。在社会科学国际化过程中，我们不仅应学习发达国家学术研究的成果，而且也应借鉴其他后发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些成功经验。当然，与自然科学知识的生产存在不同，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的更多规制，也会受到更多利益团体的影响，社会科学工作者有责任协调好他们与政府以及各利益团体的关系，为学术研究的优化赢得更多的政府支持与社会资助。
最后，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要鼓励学术研究的分工，倡导做小学问，提升学术研究专业化水平。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是有规律的，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一方面强调研究者要有宏大视野，对各个学科的发展有一定程度的整体了解；另一方面则强调研究者之间有密切的学术分工，研究者应有长期关注的学术问题和稳定的研究领域，专注于该学术问题的学术研究，保持学术研究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整体而言，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专业化水平较低，这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一些研究者缺乏稳定的研究领域，未对所关注的问题进行长期、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学术研究具有很强的应景色彩；二是研究者之间缺乏明晰的学术研究分工；三是研究者所撰写的学术论文和所授课程，都具有宏大叙事的特点。与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专业化水平较低形成反差的是，国际学术界的学术研究具有很强的专业化特点。在国际学术界，社会科学研究不同学科存在明确的分工，不同学科研究不同社会现象，关注不同社会问题。即便是同一社会科学内部，不同学者之间在学术市场激烈竞争中也形成了不同分工，这种分工既是深化学术研究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科学研究学术合作的需要。社会科学研究的分工，在提升社会科学研究整体水平的同时，也可能限制研究者的视野，分工可能造成不同学科之间的分割，可能造成不同学科之间缺乏真正的整合。对于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而言，目前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如何推进学术研究的分工，如何在分工的基础上产生大量的致力于做小学问的专家，如何在产生大量做小学问专家的基础上产生做大学问的大师。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没有大量做小学问的专家，就难以产生名副其实的做大学问的大师。对于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而言，一个最大障碍是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分工程度较低，做小学问的学者较少，学术研究成果深度不足，难以和国际学术同行展开对话，也无法在知识增量上作出真正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