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在与世界史学互动中前行

——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为中心的考察

张广智

时下，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呼声不绝于耳，这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在当代世界的地位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性，正如时贤所呼吁的：“大幅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建立中国文化战略和国家话语，迫在眉睫。”[62]是的，探讨中国文化的大繁荣与大发展，确实是当务之急。当今在规划文化大繁荣与大发展的目标里，我们不能遗忘历史，不能漠视我们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史学。因为：史学，它是文化中的文化。因此，在华夏文化走向世界的开放性格局的进程中，讨论中国史学之走向世界，兼具学术的与现实的双重考量，具有非凡的意义。倘若我们笃信，中国史学应当在与世界史学的互动中才能前行，那么被学界称之为“历史学奥林匹克”，即每五年召开一次的世界性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就是一个很理想的切入点，它是瞭望西方史学的一扇窗口，一座沟通中外史学交流的桥梁，一处中国史学再出发的起锚地，概言之，它是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津逮。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15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将要在中国济南举行[63]。时不我待，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应当为这次会议的成功举办而努力，并应以宽广的视野，高瞻远瞩，去考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前世”与“今生”，从而去评估它的学术价值、理论意义和历史地位。自1985年中国成为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员国之后，每届大会都派历史学家参加。会后，有与会者的观感、访谈、介绍等文章发表。但从史学史的视角，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发展史作出理论上与学术上的深入探讨，尚付阙如。有鉴于此，拙文对此略说一二，谨请学界同仁教正。

一、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西方史学相向而行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诞生于欧洲，它的发生与发展无不受到西方文化的浸润与熏陶，而这种文化语境，又深深地制约与牵连着西方史学。从1898年开始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百年史，不仅能折射出时代的风云，也反映着西方史学的流变。

这里需要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发展进程作一点历史的铺垫。总体来看，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自19世纪末萌生，它的百余年历史可以粗略地分为创立、发展和国际化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又无不与百年来现当代的西方史学进程相互关照、相互回应。

第一阶段：创立时期（1898—1950），从1898年海牙预备会议，到1950年第九届巴黎会议前。

19世纪末，西方史学发生了一次新的转折，由此开启了从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的百年漫漫路。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就发生在这个时期。1898年，在海牙召开的外交史大会上，与会代表同意两年后在巴黎举行首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海牙会议是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创立前的“序曲”[64]，没有它，就没有两年后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1900年7月，第一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巴黎召开，注册的与会代表约有864人，其中东道主法国的历史学家竟有540人，法国学者提交会议报告的论文有44篇（总数为95篇）[65]，这简直成了展现法国历史学家才智的学术年会[66]。事实上，实际的与会人数不过一二百人，而大会议程总体是包容在同时举办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之内的。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首届巴黎大会召开于世纪之初，它倡导比较研究，为20世纪之初的新史学引入特具魅力的“方法论意义上的概念：比较史学（comparative history）”[67]，至1928年第六届奥斯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时，马克·布洛赫更系统地提出了“比较史学”的识见。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世纪交替之际，不只是在史学新方法，而且在历史学的功能及其社会地位上，都给历史学家增添了对未来的信心，这种自信萌生在新世纪发端之时，将会对后世发生深远的影响。万事开头难，就这一意义而言，巴黎首届大会，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开端，虽则它离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国际性”还相距甚远。

自此，至1950年第九届巴黎大会前，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半个世纪的历史，它的发展进程有如下三个特点：

一是其史学旨趣留有19世纪西方传统史学的深刻印记。本阶段历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其主题多以西欧地区的民族史/国别史为中心而展开，历史学家充当了为本国历史作“代言人”的角色，这与19世纪的民族国家或正在形成的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又与19世纪西方传统史学的指向，尤其与兰克史学中的民族史（地区史）写作，因其有“科学史学”的支撑而大行其道，因而，即使在20世纪前期它也未式微。进入20世纪，世界主义的滋长曾一度对民族主义进行过有力地冲击，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止步。在本阶段，正如曾任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的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科卡所言：“民族历史的框架成了至上的最具威力的叙述结构。”[68]总之，西欧中心论与西方史学的桎梏，牢牢地主宰着与会者，并成为这一阶段历届大会的指导思想。

二是其性质还是区域性的，还谈不上是一个“国际历史科学”的世界性组织。此时，不仅从内容来看，还跳不出西方传统史学的藩篱，而就其举办地也是在欧洲诸国“轮流坐庄”，从第一届的巴黎大会至193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第八届苏黎世大会，其举办地依次是巴黎—罗马—柏林—伦敦—布鲁塞尔—奥斯陆—华沙—苏黎世。与会人数也不多，说它是欧洲人的“自娱自乐”并不为过。

三是其组织体制还不够规范，不够健全。虽然，1926年成立了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它作为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常设机构，运作与举办各项活动，为它走上正轨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在20世纪前期，发生了两次震撼全球的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对这个未成年的“孩子”打击不小，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未进不惑之年的它，其成长也充满了困惑与坎坷，剧烈遴变的国际政治格局，带来的消极影响是可想而知的。总之，这个“创立时期”还只能是个“草创时期”。

第二阶段：发展时期（1950—1990），从1950年第九届巴黎大会至1990年第十七届马德里大会。

本阶段四十年的世界形势与国际格局大变，这种形势当然对国际史学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国际史学上的这种变化也充分反映在这期间召开的历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略举一二，以作说明：

变化之一，西方史学的内在变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史学，至少就西方史学而言，发生了“路标转换”，这就是巴勒克拉夫在1955年出版的《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一书中所要揭示的主题——“重新定向”[69]。在这一“重新定向”的呼唤下，欧美史学呈现出了新格局与新面貌。总之，西方新史学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获得了迅猛的发展，至70年代是它的“巅峰时代”。可以说，20世纪前期还有实力与新史学抗衡的传统史学，此时已日渐衰微而落寞了。从这一时期的历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主题来看，无不显示了西方新史学的强势，且一届更比一届强。比如，在1955年第十届罗马大会上，出现了三个史学流派：西方传统史学派，西方新史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派。这里的西方新史学派即是指法国的年鉴学派。年鉴学派史家的史观与史著，比如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等，在与会史家中传阅。随着年鉴学派的进一步发展，它的国际影响也随之增强，这也反映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如在第十五届布加勒斯特大会上的“东欧—诸文明的会聚区”、第十六届斯图加特大会上的三大主题之一“印度洋”以及专题“山脉、河流、沙漠和森林是文化会聚线还是障碍物”、第十九届奥斯陆大会上的三大主题的首题“历史上的人类与自然”等等。这些论题，无疑均与重视地理环境的研究传统及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相关联，而这也无一不打上年鉴学派的印记。

变化之二，东西方史学的交流与沟通。本阶段时逢世界当代史上的“冷战时代”，美苏争霸，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立，对国际史学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苏联以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学家参加了1955年9月在罗马举行的第十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他们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和极大关注，因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历史学家的第一次公开会晤。出席大会的苏联历史学家代表团非常重视这次会议，只要稍稍看一下《苏联史学家在罗马第十届国际史学家代表大会报告集》就可一目了然了。此次会议后，参会的苏联历史学家潘克拉托娃发表长篇评论文章，她在总结参加第十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时明确指出：“经验证明：为了巩固和平与发展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学者之间的合作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70]听其言，也要观其行，其后苏联历史学家确实为此而努力，1957年在列宁格勒召开了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会议，1970年在莫斯科召开了盛大的第十三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令人惊叹的是，这次大会竟吸引了东西方历史学家3305人参加，这一纪录至今仍未突破。又过去了十年，中国历史学家也组团与会，并于1982年正式成为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成员国。可以这样说，在苏东剧变前，这四十余年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不再是西方史家的一言堂，也有来自东方历史学家的声音，这就是苏联版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声音。

第三阶段：国际化时期（1995年之后）。本阶段的起点，确切地说，从政治编年史角度而论，应从1991年苏东剧变后“冷战时代”结束开始；从史学史视角来分，具体日期当从1995年第十八届蒙特利尔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开始至今。

我们之所以把本阶段称为“国际化时期”，基于以下几点理由：从举办地而言，它已真正“跳出欧洲”，从欧洲延及北美，伸向亚太，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直至2015年落户在中国，在地域上它已是“国际化”的了。从大会主旨而言，本阶段的历届大会，其主要论题，逐渐彰显史学国际化的趋势，这也与20世纪后期全球化的趋势紧紧相扣。比如2000年第十九届奥斯陆大会，其三大主题之首就是“全球史的前景：概念和方法论”。在专题讨论中，与会者普遍认同：今后的历史研究从选题，方法或成果评估等，都要纳入全球化的趋势中进行全盘考虑。[71]2005年第二十届悉尼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成了真正的“历史学奥林匹克”，开幕式演讲围绕“历史学的全球化及其限制”展开，华裔美籍历史学者王晴佳在与会后撰文称：从全球化的视角进行文明之间和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已经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潮流[72]。

从史学思想而言，我认为史学思想是史学之魂，是历史学家孜孜以求的目标，锲而不舍的追求。这就要说到每五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深层意义了。在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立时的章程中，明确昭示该会成立的旨意是：“通过国际合作的途径，促进历史科学的发展。”[73]这一宗旨当然也是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所要达到的目标，为此，大会与委员会都在竭力寻求一条通往国际历史学家合作与融通的途径。当代德国历史学家厄尔德曼的《走向史家之大同世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和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1898—2000》一书，正是通过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和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发展进程的解析，阐述题旨，这与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立时的宗旨是相吻合的。进言之，每五年举行一次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国际影响力，正越来越大，对世界史学的发展所具有的深远意义也随之在扩大。因此，对各国各地区的历史学家的合作与融通的途径也在不断扩大。在全球化时代，走向史家之大同，也许并不是一个幻想，同世界文学、世界哲学一样，世界史学也不是一个乌托邦。对此，我们且拭目以待吧。

综上所述，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正是我们瞭望西方史学的一个窗口，从中让我们了解与认识现当代西方史学的发展与变化、传承与革新、趋势与前景。这当然不是唯一的途径，但却是重要的与便捷的。

二、中国历史学家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联系

在20世纪前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局限于欧洲范围内西方人的“自娱自乐”，它似乎与现代中国史学没有什么关联。其实不然，考察现当代中外史学交流史，中国历史学家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和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早在1928年初，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就邀请中国参加是年8月在挪威奥斯陆召开的第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但当时中国的回答是“暂不派人出席”[74]，与它擦肩而过。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实际接触是在1930年代。此后，中国与它始终处在或若即若离，或藕断丝连，或情有独钟的状态，从20世纪30年代直至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上述状态，可以分为三个时段来加以考察与分析。

（一）在战火纷飞年代里的初步接触。

在这里，一段尘封的历史揭开了，那就是胡适于1938年8月参加在瑞士苏黎世召开的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38年，时值中国进行全面抗日战争的第二个年头，虽然是年3月至4月的台儿庄战役，重创日军，挫其嚣张气焰，但毕竟敌强我弱，是年秋，重镇武汉与广州又相继失守，中国抗战正处于困难与危机的时候。但难能可贵的是，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中国对应邀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仍给予了相当的重视。

1936年12月17日，时任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简称“国际史学会”）主席哈罗德·泰姆普利（Harold Temperley，一译“田波烈”，或“吞泼来”）致函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函称：据我从南京、北京、上海等地的所有权威人士及教育部长那里进行长期的调查而得出的结论：中国申请加入国际史学会的时机已经成熟[75]。泰姆普利主席对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确实颇为热心。1936年底，他应邀由日本来华，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地讲学，广泛接触中国学界人士[76]。11月16号，他在北京作了题为“致中国史学家”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这样赞美中国：“我既不是诗人，也不是政治家，我属于一个国际组织，不会很随意地去表达我对某个特殊国家的偏好，但是有一点我很确定，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声称自己在思想和知识方面做出的贡献比中国多。中国吸收西方的知识，丰富自己不朽的传统，她一直很伟大。”[77]泰姆普利鼓励中国应融入国际社会，走向世界。他进而说道：“中国仅仅发展和吸收西方的文化是不够的，她应该带着复兴的民族文化而向世界。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有一个包含其文化的国际形象，就像它应该拥有一个包含其文化的民族形象一样。每一个国家都会对世界其他国家有一些贡献，并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得一些收获。国家就像蜜蜂，从四处都收获一点来酿造国际生活的蜜，创造放之四海皆可的通用科学。”[78]泰姆普利的这番话，既睿智又不失形象，他的话，旨在诚挚邀请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作为国际史学会主席，扩充阵营，发展新会员国，这也是他的职责。为此，他热情地说：“如果中国敲了这扇门，我想她不用等太久就可以进来了。中国史学者兄弟们，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机遇啊！……如果能在我任上得以实现，那将是我一生中最伟大的时刻！”[79]

对于泰姆普利的盛情邀请，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与教育部进行了认真的磋商，达成一致：由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代表中国申请加入。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但中方旨意已决，决不改变，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王世杰在给泰姆普利的信函中重申：“这项工作不会因为战争的危机局势而受到任何影响。”[80]不仅如此，中方还将力求在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中，争得重要的位置。时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致教育部函中明确指出：“中国在此会中必得最优待遇，即英、法、意、德之待遇是也。中国历史最长，不可在此会中沦为二等国，故必求其有此权利。”[81]又云：“中国不能居第二位。”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中方对入会的高度重视和严正立场。

那么，中方派谁去呢？经过多方考虑，初定为胡适和蒋廷敝（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最后确定由胡适一人前往。在傅斯年看来，由于胡适的学术地位、国际声望和外语能力，担此重任者非他莫属。还有一个说来有点可怜的原因，那就是胡适身在欧洲，顺道赴会，百镑足用，可节约开支，傅斯年说：“此时国家困难，无此多钱，胡先生一人足矣。”[82]其时，国家财力之拮据，由此可见一斑。彼时的胡适，早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1937年9月就受蒋介石委派，以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身份，出访美欧，以寻求国际援助和支持中国抗战。首站美国，他在那里待了十个月，于1938年7月抵英。于是就在这样繁忙的外交活动期间，奉命以普鲁士科学院通讯研究员的身份受邀参会[83]，代表中国参加了在瑞士苏黎世召开的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84]，使这次在欧战全面爆发前的苏黎世大会上，首次听到了中国历史学家的声音[85]。

胡适在其日记中，为我们留下了中国历史学家参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初次接触的点点滴滴。翻看这一期间的胡适所写的日记，从1938年8月24日至9月4日，约略可知他参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行踪[86]：出席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开幕式与闭幕式，报告他提交的论文《新发现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材料》（“Newly Discovered Materials for Chinese History”），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开会接纳通过中国为新会员，出席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下属的远东委员会，旁听他人的学术报告，还有参观与游览。总之，胡适是有始有终地参加了这届大会，可以说是完成了任务。大会闭幕后还不到十天，胡适于是年9月13日即被国民政府委任为中国驻美大使一职，他在9月13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今天得外部电，说政府今天发表我任驻美大使。……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87]于是迅即离欧返美赴任，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之事，当然被置之脑后，这段学术旅程也被战火湮没了。

然而，这是一页不能遗忘的历史。从1938年整整过去了66年，2004年在上海，时任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的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科卡还与中国学者探讨过1938年中国入会的这段往事[88]。我认为：1938年中国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并被正式接纳为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员国，以及胡适与会的更多历史细节，不仅不应忘却，不应遗漏，而且要加以重新发掘、整理和评估。这无论于中国现代史学史，还是中外史学交流史，都是不可缺少的一页，否则2015年在我国举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不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吗？

（二）在“闭关锁国”年代里的“藕断丝连”。

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进程，也开创了中国史学的新篇章。从中外史学交流史的角度而言，那时中国对西方史学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态度，一概排斥，拒之门外。而此时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经历了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后的12年已恢复正常活动，1950年，在巴黎召开了第九届大会，而此时的中国已与它脱钩失去了联系。是为“藕断”。

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域外史学的引进中，发生了路标的转换，从引进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向引进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转变。随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50年代初进入勃发时期，苏联史学更是以迅猛之势传入我国，据1949年10月至1956年6月的统计资料，译自苏联的俄文出版物，占此时出版总量的8300，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这就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中国文化，也包括历史学。在这里，不容我们纵论苏联史学输入中国所带来的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89]，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借助苏联史学之输入，让我们从门缝中看到了西方史学，当然是被扭曲了的西方史学。这也包括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和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了解。

这就说到了“丝连”，虽则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和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失去了联系，但还是可以从引进的苏联历史读物中，略知前者的一鳞半爪。

现略举一二，以此说明，虽“藕断”，但仍“丝连”。

一种是从苏联史学期刊中的译介。比如，前已涉及的潘克拉托娃的长文《第十届国际历史学家代表大会的总结》，可以看出俄文与中译文刊发的时间是同步的，这就很及时地向中国学界传达了第十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情况。此外，还有俞旦初译自苏联《历史问题》的《第十届国际历史学家代表大会上的现代史学的主要流派》[90]，薛炼柔译自同上刊物的《历史学家的国际组织》[91]，何兆武译自同上刊物的《第十一届国际历史学家代表大会的科学报告》[92]等。在此，需要说的是《历史问题》杂志乃苏联史学界的权威刊物，一如我国史学界的《历史研究》。

一种是译自苏联历史学家的论文集。比如，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了中译《苏联史学家在罗马第十届国际史学家代表大会报告集》，这本论集收文七篇，系总结苏联历史科学成就和俄苏历史的若干个案研究，从史学观上凸显了苏联版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征。

此外，还有一种是由中国学者撰写的介绍文章，比如张芝联写的《介绍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简称国际史学会）》一文，篇幅虽短，但所披露的信息，诸如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性质、宗旨、体例等，多有介绍，因发表在《历史研究》上而引人注目，至今仍被参阅。

当然，上述这些文字，在当时时代环境与文化氛围中，显然并不起眼；但不容否认的是，中国历史学界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和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仍是一往情深，藕断丝连，这也就为我国新时期与它的对话打下了基础。

（三）在改革开放年代里的重新连接。

从1978年开始，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为中外史学交流营造了一种如沐春风的时代氛围和客观环境，多年来国门紧锁的封闭状态被打开了，中国的历史学家从这种封闭状态中“走出去”，迈步走向世界。比如，前已提及，在学界素有民间“学术交流大使”美誉的张芝联先生，以他敏锐的史识、卓越的史才和娴熟的外语（英法均通），穿梭于东西，往返于中外，首先在1980年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让国外同行再一次听到了中国历史学家的声音，尽管此时中国史学会是以观察员的身份派代表列席参加的。以什么身份参会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历史学家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中断了四十余年之后，又重新连接起来了，这对于中国史学走向世界具有非凡的意义。

1982年，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正式接纳中国为该会的会员国，1985年8月，中国历史学家首次以会员国的身份参加在联邦德国斯图加特召开的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开幕式上，当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秘书长阿威勒夫人介绍中国代表团时，大厅里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她在会议总结报告中又特别强调了中国之参加大会和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大大提高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和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代表性[93]。中国学者在会上提交的学术论文，受到国外同行的重视和好评，已由中华书局汇编为《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于1985年正式出版。

此后的从第十七届至二十一届，中国历史学家均组团与会，参会人数不等，最多的一次是在2005年悉尼召开的第二十届，约有三十多位历史学家参加（还不包括自费前往的学者）。与会者在会后，纷纷撰文，或介绍大会盛况，或畅谈各自感想，或纵论国际史学新趋势，林林总总，在此不赘。

在世界史学史上，中国史学具有久远的传统，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史学遗产。在第十六届的会议期间，国际史学界人士都普遍盼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在中国这样一个“史学大国”，举办一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其实，这也是我们的愿望，申办工作一直在不断地进行，其间也经历了不少周折[94]。

2010年，我国终于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第二十一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申办成功，获得了2015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主办权，明年就要在山东济南召开。对此，不仅我们，所有国际史学界人士都很期待。

以上对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关系之进程，作了简单的梳理与回顾，远不足以展现这其中的艰难历程，丰富内容和历史细节，但这些也让我们悟到，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不了情”，这“情”，出自中国历史学家的不懈追求，出自于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时代诉求，进言之，出自于中国从“史学大国”走向“史学强国”的历史使命。

三、开辟中国史学的新天地

风从东方来，九州尽锦绣。在华夏民族规划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高度重视中国的人文研究，乃是时代的诉求，历史的使命，更是在文化创新中建立文化强国的战略需要，这于当下中国历史学，亦可作如是观。

我常常表述这样的意思：中国史学之进步，既需要依靠内力，也需要借助外力。前者说的是中国传统史学，这当然不是原封不动地继承，而需要改造，以发掘它潜在的和现代的价值；后者说的是引进域外史学，以汲取异域之精华，为我所用。倘此说不谬，我以为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就是一种外力，一种不可多得的外力，这就道出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史学之关联，尤其是与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紧密联系。由此，我想到的是：

彰显中国史学的个性与特色，此其一。中国史学具有源远流长的传统，拥有丰赡宏富的史学遗产，梁启超曾云：“中国于各种学问中，唯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唯中国最为发达。”[95]不是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都醒目地摆放在世界各大图书馆内，这足以呈现中国历史的绵延不断以及记录这一历史进程的中国史学之光彩。是的，在中国传统史学中，的确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卓越的思想，这些智慧不会因时而亡，而那些卓越的思想也不会因时而废，值得我们去认真发掘，但我们不能靠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遗产过日子，那会坐吃山空，也是没有出息的。我们需要的是继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在传承中超越。惟其如此，才能使它成为一种积极的力量，从而去推动现代史学的开拓与创新。我们正是可以借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这座平台，通过这扇窗口，在与国际历史学家的对话与交流中，彰显中国史学的特色。与此同时，它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中国视野，这就为国际史学界进一步了解中国史学乃至文化，创造了便捷的条件。事实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也许是域外历史学家最集中和最具权威性地了解中国史学的良机。这无论从年鉴学派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并走向世界的经验来看，还是从苏联历史学家与会以及出版的《苏联史学家在罗马第十届国际史学家代表大会报告集》[96]一书来看，都应验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真理。

中国史学要立足于国际史坛，也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从前述中国历史学家参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出，我们也正在走这样的路，从1938年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胡适所提供的《新发现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材料》到参加1985年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及会后出版的《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97]以及其后的情况来看[98]，无不散发出浓郁的中国史学的特色，同时也让国际历史学家听到了中国历史学家的真知灼见，倘如此下去，这就足以消解中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或中国史学只有实录而“没有理论思维”的说法，向国际史学界传播了一个真实的中国史学形象。

在对话与交流中发展中国史学，此其二。纵看当下，时代巨变，当今“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世界处在一个多元化与多变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下，跨文化的对话成为可能，于是史家与史家之间这种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互通、互介、互学、互访，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具有远见卓识的国际历史学家，以对方为“他者”以反观自己，重新审视自己的国家或民族的史学传统，并尽可能地吸收他国的经验与智慧，来克服自身的问题，以求开拓史学的新境界，这已为越来越多的事实所证明。这里用得上“比较史学”一法，正如海外历史学家杜维运所言：“把世界出现过的史学，放在一起作比较，优越的世界史学，始能出现。”[99]此法被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马克·布洛赫称之为“有神力的魔杖”，汤因比撰《历史研究》12卷将人类世界出现过的26种文明已作过这样的比较研究了。全球化的浪潮，史学国际化的趋势，跨文化对话的必要性，“他者”与“自己”角色的转换，简言之，我们正可借助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对话与交流中向域外输出和传播中国史学；与此同时，也在这互动中寻求中国史学的新突破，让国际史学界进一步了解与认识中国史学[100]。

谱写世界史学史上的中国史学的新篇章，此其三。这是一个未来的目标，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实现在中国从“史学大国”走向“史学强国”的进程中。然而，现实与未来的目标，总是不尽如人意。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历史与现状来看，正如王晴佳数次与会后，深有感触地说：一方面，“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主义”）在会上受到了质疑和挑战，西方学者对我国史家如何在引进西方史学的同时，进而寻求中国的“本土立场”以开拓创新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与赞赏；另一方面，在那里，“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远未消失，各届实际与会人数还是以欧美史家为主，大会使用的语言为英语和法语，在会上还是西方人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掌控着“学术霸权”。[101]李红岩也说，在中国史研究领域，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大体上还是外国学者“冲击”，中国学者“回应”的状况，除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外，似乎还没有一个中国学者提出一种概念受到西方汉学界的普遍性重视[102]。因而，要实现如王学典所说的中国“在给西方史学界继续输出材料、输出初级学术产品的同时，必须尽快同步输出‘概念化’和‘理论化’的高级学术产品”，从而成为“国际学术界的思想和理论‘大师’”[103]，看来尚需时日。在中国和平发展的今天，中国历史学家当志存高远，肩负时代的重任、历史的使命，以十分的信心、百倍的努力，不畏艰难，敏思进取，不断以创新性的、彰显中国史学特色的学术成果[104]，在国际史坛上争得与其国际地位相应的地位，并在世界史学史上留下中国史学的新篇章。换言之，在重绘的世界史学地图中，占有自己应有的位置。

任重而道远。中国史学的再出发，途径诸多，但殊途同归，目标一致：走向世界。在这里，我们要再一次提及七十多年前，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哈罗德·泰姆普利在题为“致中国史学家”的演讲中，那段中国文化（中国史学）应当“而向世界”和树立“国际形象”的话。在当今，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力量大国的“国际形象”，还需要文化支撑。相对而言，中国文化的“国际形象”显得还很薄弱，为此我们应迅速规划和制定“文化强国”的目标和措施，立志让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为像泰氏所期望的“放之四海”的文化。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具有宏富遗产的中国史学将会在不断的开拓与创新中，为此作出自身的重大贡献。

我们有理由说，在当今借助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不失为提升中国史学的国际影响力的一条途径、一条逐步实现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通道、一条圆多少年来梦寐以求“史学强国”之理想的坦途。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再出发，前景灿烂。不是吗？再过一年，全球的历史学家们将汇聚于济南千佛山下，相遇在泉城大明湖畔，纵论古今，畅谈东西，百花齐放，各显芳菲。总之，这是一种多么值得期待的史学景观。在这一次百年一遇和盛大的“请进来”的文化活动中，积极推动中外史学交流，让世界了解中国，进而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史学。东道国的身份，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改革开放的环境，又为我们提供了适宜的实践基础，中国史学走向世界，正其时也。中国史学之走向世界，这自然不会是一个有条不紊的过程。然而，中国史学的深厚积淀，当代中国史学的迅速发展，为重绘新世纪、新的世界史学地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现实的情况告诉我们，历史机遇稍纵即逝，时代氛围弥足珍贵，让我们牢牢地把握这个机会，从现在开始就精心准备，发展中国史学，并在与世界史学的互动中不断前行。

历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一览表[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