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理解货币国际化的政治经济分析框架

货币国际化是经济现象，但从来都是国家政治意志的体现。货币国际化是市场经济和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但主权货币仍然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宰者。因此，理解货币国际化必须将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一、货币国际化：从供求关系到政治经济分析

货币国际化是指本币在境外承担着货币交换媒介、支付手段和价值储藏等功能。本质上，这是货币职能从一国范围扩展到境外甚至全球的具体表现。因此，政治和经济如何决定货币在国内使用，同样适用于货币国际化。

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中提到，商业贸易发展推动了货币交换经济的出现。他写道，“国家制度与货币制度的关系历来是非常密切的。不过很清楚，货币并不是作为国家的一种创造物开始的”（约翰·希克斯，1999年）。“从远古直到1971年，每种主要货币都直接间接地与一种商品相联系。偶然与固定联系相脱离的事情也出现过，但那通常都只是在危机时期”（弗里德曼，2006）。1971年以后的货币，进入到了不可兑换（成黄金）的纸币时代。这种不可兑换的纸币往往由货币当局垄断发行，是国家主权的象征。这种纯粹的纸币本身并没有任何价值，但却可以按照票面金额交换等值的商品和服务。人们相信政府会从法律和政治角度强制保证货币功能被广泛接受。政府有权力决定发行多少货币，但市场会决定到底愿意怎样持有和使用货币，也就是名义货币能够买到的商品和服务量（弗里德曼，2006）。前者被弗里德曼称为货币供给，后者称为货币需求。

这种需求和供给的分析框架可以扩展到分析货币国际化。国际化货币的供给是由一个主权政府垄断发行的本国货币，在国家主权范围之外执行货币功能。国际化货币的需求是主权国家之外的非居民愿意怎样持有和使用该主权货币。从政治经济分析的角度来看，国际化货币的供给是政府意志的体现，体现了政治的力量；国际化货币的需求是市场机制的反映，体现了经济的力量。供给（政府）与需求（市场）相互作用，决定了货币国际化的前途和命运。

在经济学中，关于供给和需求的关系有两种有趣的思想。一种思想是“供给创造需求”，即自愿生产出来的物品，总会自动地被购买。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萨伊定律，强调了供给的决定性作用。另一种思想是“需求创造供给”，供给不能创造自己的需求，普遍的产品生产过剩是可能的（哈里斯，1989）。从货币国际化的主题看，这为我们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货币国际化观点。一种是政府创造（决定）货币国际化，另一种是市场决定（创造）货币国际化。

到底是供给重要，还是需求重要呢？贝纳西（1997）提出了市场非均衡的“短边规则”。这里的短边是指总的意愿交易量中最小的一方：如果存在超额供给，需求一边是“短”边；如果存在超额需求，供给一边是“短”边。另一边是“长”边。他指出，“在总水平上，现在有一个‘传统’的答案，那就是，在没有摩擦的情况下，处于市场‘短’边的行为人能实现他们意愿的交易量，因此，总交易量决定于整个需求和供给两者之中的最小量”（贝纳西，1997）。

从货币国际化的视角看，到底是政府力量重要，还是市场力量重要，关键是看供给或需求谁处于“短”边位置。如果市场对货币存在超额需求，那么政府的货币供给就是货币国际化进程的决定力量。反过来，如果市场对货币需求不足，那么政府的货币供给就可能变成一厢情愿。

在货币国际化中，市场代表的是“看不见的手”，政府代表的是“看得见的手”。货币国际化现象，不是单纯依靠经济理论可以解释的，而是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的生动体现。这两种力量就像供给和需求曲线变化那样，塑造着不同的货币国际化历史。货币国际化的政治经济分析的核心就是，判断在某个时点到底是哪种力量在主导货币国际化进程，是政府还是市场。这是评估效果、进行利弊分析的基础。

二、市场和政府：强弱组合构成货币国际化的四种状态

在货币国际化的不同阶段，政府和市场处于不同强弱对比，“短”边规则作用也有所侧重。这是货币国际化出现不同状态的重要因素。

从市场角度看，初期的货币国际化时期，市场的需求可能很小甚至不存在，无论政府政策上是否予以支持，不管支持的力度有多大，货币国际化都可能仅限于本国边境及周边区域的狭小地带。货币国际化的中后期，市场对该种货币的需求持续增长，全球范围都需要本币扮演国际货币的职能。此时，货币国际化的程度体现了政治意志——取决于政府对货币国际化的态度和政策。

实践中，我们可以找到经济发展阶段相似而政府对货币国际化态度迥异的例子。有些国家对本币国际化采取审慎甚至限制性的政策，本币即使流通到境外也有回流压力。如新加坡政府对新加坡元国际化态度消极，这是从小国经济实际出发的政策选择。另一种状况是本国政府积极支持本币在境外扮演国际化货币的功能。美国、欧元区、日本对美元、欧元、日元国际化乐见其成，这是大国经济体在经济实力上升后的政策选择。

从政策取向角度看，新加坡所代表的国家，对本币国际化持消极态度，即使国际市场对本币（新加坡元）有实际需求，新加坡元也谈不上是真正意义的国际化货币。在市场条件相似的情况下，政治力量成为货币国际化程度的决定性因素。反过来，在那些政府立场相似的国家，本币国际化程度的差异主要取决于市场需求。美元的国际化程度远远高于欧元、日元，就缘于国际市场对美元需求要大于对欧元、日元的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说，欧元是区域化的国际货币，主要限于欧元区或大部分欧盟国家以及与欧盟联系密切的经济体，日元是范围更小的区域化货币。

不可否认的是，萨伊定律是有吸引力的命题。政府能够创造市场对本国货币的需求。对于那些有强烈愿望实现本币国际化的政府而言，即使国际市场对本币实际需求不大，也能创造条件让本币国际化。这种政策的目标可能是多元化的，不仅是针对国际市场，运用政策引导培养本币的国际需求，实现供给创造需求；而且也可能是针对国内市场，运用本币国际化倒逼国内改革和开放进程。

总体来看，政府和市场、政治和经济两种力量相互组合，塑造了货币国际化的不同状态组合（见表2-1）。

有的时候，经济和政治是相向而行，一推一拉塑造了两种货币国际化的状态：货币非国际化和货币国际化。前者往往出现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经济开放度比较低，本币的市场需求比较小，政府基于本币开放的利弊权衡，往往采取不支持本币国际化的政策，由此构成了货币非国际化的阶段。后者是在经济处于高度开放的阶段，市场对高度国际化的本币用于贸易投资的计价、结算和价值储藏需求强烈，政府也权衡利弊倾向于支持本币国际化，构成了经济和政治上相互推动本币国际化的阶段。

实践中最为有趣的情况是，有些时候经济和政治两种力量逆向而行，由此形成了货币国际化的另外两种状态：货币假国际化和货币区域化。前者是当政府过于积极地推动本币国际化，甚至走在了市场前面的时候，本币国际化将进入到货币假国际化状态。此时，货币国际化不是进展不如预期就是虚假的繁荣。后者是当市场的力量走的快些、把政府甩在后面的时候，货币国际化往往处于货币区域化的阶段。此时，运用本币规避汇率风险的收益逐渐超过成本，但政府权衡利弊仍然更关注风险，政策上依然没有及时摆脱审慎状态，致使政府政策滞后于市场需求。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货币国际化矩阵是依据政府和市场力量的强弱进行分类的。从贝纳西（1997）的“短边规则”来看，在货币假国际化和货币区域化两种状态下，存在明显的“短边”决定力量：货币假国际化下，市场需求是短边决定力量；货币区域化下，政府政策是短边决定力量。但这绝不意味着在另外两种状态下就不存在“短边规则”的现象。事实上，即使是货币国际化时期，只要政府政策存在超额供给的状态，市场需求就符合“短边规则”。

从中国的实践来看，人民币国际化的历史是经济和政治、市场与政府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生动写照。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标志，人民币在很长的历史时间中都没有走出国门，都只是完全意义上的国内货币。当时，我国在经济上照搬前苏联模式，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长期的计划管理，人民币的货币功能萎缩，对外交往支付结算主要使用外汇，由国家实行计划管理，对本币出入境进行严格控制。这一时期，携带人民币现钞出入境是基本禁止的。1951年3月，政务院专门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国家货币出入境办法》，禁止人民币携钞出入境。后来，上述限制有所放松。1957年和1987年中国人民银行两次发文，分别允许携带5元和200元人民币现钞出入境（王雅范等，2002）。为解决因西方国家货币贬值给我国出口收汇带来的损失问题，我国1968年曾在对香港贸易中实行人民币计价结算试点，1970年1月1日起按照“积极推行、商人自愿、便利贸易”的原则在全国推行，但规模不大、效果明显（详见后文第三节第一部分的讨论）。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人民币依然维持着这种货币非国际化的状态。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人民币才借由边境贸易结算和跨境携钞等政策，进入货币区域化阶段，拉开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