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許筠思想研究
第一節 許筠的政治思想
許筠在歷史上以文學成就著稱，但作爲一個積極入世的讀書人，他對社會政治的方方面面都有自己的想法，並形諸文字。其政治思想的相關内容集中體現在《惺所覆瓿稿》卷一一的《學論》、《政論》、《官論》、《兵論》、《厚禄論》、《小人論》、《豪民論》等文中，筆者擬就這些篇目對許筠的思想進行分析。
一 何謂真儒——公私分，真僞判
許筠出身於儒者家庭。父親許曄“篤好經訓，至老不懈，世以此賢之”[1]，其學術之師如長吟羅湜（1498—1546）、松厓李畬（1503—1542）、花潭徐敬德、慕齋金安國（1478—1543）、退溪李滉等都是東國大儒[2]，其交游者如盧守慎、柳希春、李恒、曹植等也都是儒林領袖[3]。許筠的兩位兄長許筬、許篈是柳希春高足，據《眉巖日記》記録，許氏兄弟經常往來於柳氏門庭。[4]許篈還曾向退溪李滉問學求教。[5]可以想見，當許筠跟隨父兄學習時，儒學義理、儒林掌故自然成爲必不可少的内容。許筠非常熟悉朝鮮的儒學流派、學術紛争以及儒林領袖的爲人等，其《惺翁識小録》就主要“記平生所聞祖宗以來，賢士大夫行迹及事可裨掌故者”（卷二二《惺翁識小録引》，頁322），儒學大家趙光祖、金安國、李彦迪、李滉、徐敬德等人的事迹都在文中得到反映。因爲瞭解儒林狀况，也就深知其中弊病。
其中最大的弊病就是儒家學者拘執於性理學問，没有經世治國的才能。如柳希春，撰述編輯的儒家典籍很豐富，有《儒先録》、《六書附注》、《綱目考異》、《歷代要録》、《續蒙求》、《朱子大全語類箋釋》等，但“乏經濟之才、謇諤之節，每於經席，文談而已，無一言及時弊，識者短之”[6]。學者即使學問淹博，多立言傳世的典籍，如果没有治世的才能，仍不能算真正的儒者。又如許曄，“好直言而不切於事情”[7]，熱衷於推行鄉約，曾因此與李珥發生激烈争執，實際上正如李珥所言：“衣食足，然後知禮義。飢寒之民，不可强之行禮也。”[8]推行鄉約，只是好名節不通事務的行爲，於國於民並無益處。
在這樣的狀况下，學術的繁盛與朝政的清明、國力的强盛並不成正比，有時反而成爲推行國政的阻礙，特别是當學術與黨派、權力、利益相糾纏時，也就失去了學術的純粹與公正。這時的朝鮮，學術紛争就是黨派分裂的重要原因，東西黨人大致屬於不同的學術派别，“東人多退溪（李滉）、南冥（曹植）系統之人以爲中堅；西人及其子弟，舉皆屬於牛溪（成渾）、栗谷（李珥）之交友及門人”[9]，急功近利、爾虞我詐之人會借學術的名義，爲己門、己黨的利益，以攻訐異己爲能事。面對這樣的學術狀况，許筠深感痛心，在《學論》中云：
近世之所謂學者，非爲吾學之可尊也，亦非欲獨善其身也。不過掇拾口耳，外飾言動。而自稱曰吾明道也、吾窮理也，以眩一時視聽。而究其終則躐（獵）取顯名而已。（《學論》，頁228）
一針見血地指出當時的學界，爲數不少的學人，從事學術活動，其所作所爲既非爲了維護學術的尊嚴，又非爲了保持自身人格的獨立，因此不但無發明無見解，反而造成學術的混亂，其根本目的不過是爲名爲利。
那什麽樣的人才是真正的儒者呢？許筠拈出“公”、“私”二字作爲真儒與僞儒的區别：
古之爲學者，非欲獨善其身也。蓋將窮理而應天下之變，明道而開後來之學。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吾學之可尊，而道脉賴我以不墜，是儒者之先務，其爲志不亦公乎？……然則公私之分，而真僞之判矣。奈何數十年來，談者必曰某學者某真儒，妄相推詡之不暇，其亦惑矣。蓋嘗見所謂真儒者，用於世則唐虞之治、禹湯文武之功，著於事者如是。不用則孔孟之訓、濂洛關閩之説，載於書者又如是。雖經千萬世，而人無異議者，是無他，其志公也。（《學論》，頁228）
作爲真正的儒者，窮理不是爲了獨善其身，而是爲了“應天下之變、開後來之學”，使學術得以發揚，學統得以傳承。在朝應有文武之功，在野應有傳世之學。要實現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理想，有無公心是根本要素。
孔子早已提出區分真儒（君子儒）、僞儒（小人儒）：“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孔穎達疏云“君子爲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10]，已略透公私之義。朱熹在《論語集注》中從公私義利的角度作了進一步闡發：“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11]關於“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李瀷曾有一形象比喻：“小人意態與女子等。女子朝晝謀慮，不越乎美飾明妝，非自悦其目，乃爲人也。人見而咨嗟艷歎，則便巧笑軟語，顧影徘徊，以爲自得。不然，大耻也。小人在室，糟糠、鶉褐不給，而遇人之逾乎己，則輒愧其不能及。雖冒行敗産，不復計也。此只是内不足，故務外不止也。”[12]“爲己”是爲自己學識修養的提高，人格精神的獨立；“爲人”是爲虚名，爲博他人之贊譽。
公私義利之辨是宋明理學的要旨之一。“公”主要指“天理”，而“私”主要指違背天理的“人欲”。張載曾發“公利”之説，而起“義利之辨”。他認爲所謂利有公、私之分，“利，利於民則可謂利，利於身、利於國皆非利也”[13]。前者爲公利，後者爲私利，所謂“義，公天下之利”[14]。二程則將義利絶對化：“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15]朱子繼承二程之説認爲義與利可以相通，循天理就是最大的利，“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殉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16]。許筠强調要先明“公私”，然後才可以議論儒的真僞，深得性理學的要義。
在確立公私二字作爲真僞儒的區别後，許筠對拘於義理於國無補的空談家以及不肯用世的所謂高士進行了抨擊，認爲他們存心不公，都爲僞儒：
今之僞者則空言游談，動以伊傅周孔事業自期，及其用也，則手足失措，僨而不能自收，當世笑之，後世議之。稍黠者預料若是，恐敗其名，故輒不出而藏其拙也。是亦無他，其志之私也。（《學論》，頁228）
由這段話我們可以進一步理解許筠執著仕途的真正心態，也可以進一步分析他超越黨派之争對李珥、柳成龍表示欽服的原因，就因爲柳、李二人都是經世濟用、救國救民之才：
成龍當恇攘日，其竭精悉智，而或濟或閼者，時勢之有便否也。其用李舜臣一著，乃中興大機，而攻成龍者，並罪舜臣，其害於國亦不勝繁也。珥之困也，議者以爲更貢案不便也，列邑置額外兵不當也，輸粟授爵不宜也，通庶孽不可也，更築城堡不合也。逮兵後，朝廷孜孜講磨，求所以抗賊便民者，不出此五者，何也？蓋珥之先見，已燭於數十年之前。（《政論》，頁229）
若非柳成龍力排衆議起用李舜臣，豈得以抗外侮免國亡？若早用李珥之策，朝鮮又怎會如此衰微，至被外辱？所謂真儒就當如李、柳二人，具經濟致用之才，有安國興邦之志。在朝鮮歷史上，李珥爲主氣派著名哲學家，其探索道德原則的方法偏重於外在而不是内省，偏重於求知而不是靈感，尊重外在的經驗和學識的廣博，因此能在政治、經濟、國防等方面提出許多改革性建議，以此享譽一時。[17]李丙燾在《韓國儒學史略》中對李珥也有很高評價：“栗谷不僅以道學者著聞於世，亦以經世家尊崇之。蓋栗谷，抱經術而通時務，明事理而善經濟。事宣祖，期欲爲維新之治。自格致誠正之學，至於一般實際問題，無不奏陳，言無不盡。……蓋栗谷之意以爲，修己與治人——學問與政治——非别個事，並是儒者事業，故不可遺一。更言之，二者之關係極爲親密，捨修己、學問，即無政治。修己學問，而不伴以經世治人，亦以爲無意味且不可謂大儒，此其栗谷之本領也。”[18]與許筠之論相契合。
許筠雖然爲真儒作了界定，也樹立了典範，但當今之世，真儒難覓，他們“或罹禍”、“或不終其施”。如李珥儘管多次上疏，望君上用其策，且誓言“殿下用臣之策，付之能手，行之以誠篤，守之以堅確，毋爲流俗守常之見所移奪，毋爲醜正讒間之舌所摇惑。如是者三年，而國不振、民不寧、兵不精，則請治臣以欺罔之罪，以爲妖言者之戒”[19]，實際上，他的建議大多未被採用。柳成龍雖然有救國存亡的功勞，仍難免受黨争之害，被罷職遠黜。究竟是什麽原因造成這樣的局面呢？首先，許筠對在上者的用人舉措表示懷疑：“未知當世在上者，果能用其道而行之，則功烈比能於古人，而致斯世於唐虞歟？”（《學論》，頁228）用其人行其事，方能至盛世，現在國勢衰微，朝政混亂，必然與君上的用人政策相關，這層意思可謂不言自明。
其次，朝臣議論過於失理：“自國論之貳也[20]，私議太熾。或以彼而毁此，或尊甲而斥乙。紛紜决裂，未定其是非，是莫非皆私其聞見而然也。”（《學論》，頁228）此時儒學、士林雖然盛况空前，但與黨派紛争相糾合，氣尚太高，言論太鋭，且大多依私心議論國事，必然有失公允。例如究竟何人可從祀文廟，一直是朝臣與士人間最富争議的問題之一，在許筠看來這是一件極可笑的事：
頃者祠所謂五賢[21]矣，議者曰：五人外不可祀也。是大可笑也。賢者豈有定額，而必以五耶！若然，則後雖有孔、顔之學，亦不得祀耶？孔、顔之生不可卜也，且如冶隱（吉再）之忠而親傳禹、鄭之統。花潭之超詣自得、栗谷之朗源，夫豈鮮腆無可取？而略不舉議，或有訾謷之者，兹亦私爲之害也。（《學論》，頁228）
儒者從祀文廟，本爲弘揚儒學，但因學出多門，學者黨同伐異，從祀與否就成爲論争的話題，光海君三年（1611）以李滉從祀文廟，曹植弟子鄭仁弘就上疏論李滉從祀之誤，對李滉進行大肆攻擊，引起儒生騷動多次罷館。[22]問題的發生就在於“志之不公”，學人不是從學術的整體價值對人物進行取捨，而更看重學派的虚名，由此引發無聊的紛争。許筠的“賢者豈有定額”説得很好，他考慮的是國家學統的延續，而不是究竟誰可以從祀文廟的簡單問題。
儘管許筠對何謂真儒、何謂公私有諸多思考，但作爲傳統文人，他並不能解决這個問題，最終只能將判别“公”與“私”的决定權交給人君：
人君苟明公私之辨，則真僞不難知矣。既辨公私真僞，則必有窮理明道者出而行其學，飾其外者不敢售其計，皆醇然去僞矣，國之大是非亦從而定矣。然則其機安在？在乎人君一身也。而亦不過曰正其心而已。（《學論》，頁228）
如果人君能明瞭何謂公私，也就不難知道群臣之中誰是真儒誰是僞儒，該任用誰該擯棄誰也就十分清楚了。只有這樣朝廷才會一片祥和，真儒才會出現，國家才能長治久安。但是君主如何明辨真僞呢？那就要“正其心”。這也正是許筠的矛盾處，在現實政治生活中他關於公私、真假的討論並不能實現，只好無可奈何地回到抽象的哲學義理。
二 用人與治官
（一）舉賢臣，破淫朋
許筠從政多年，起伏不定，雖屢有歸隱的想法，但始終心繫朝廷，一如既往地議論國是、臧否人物。古有三代之治，這是後世楷模，在許筠看來，三代之治被稱爲賢人之治是因爲得力於輔佐之臣：
自古帝王之爲政也，非獨自爲政也，必以輔相之臣以助之。輔相者得其人，則天下國家之事可得而理也。此甚較著者，堯、舜、禹、湯之爲君，必有皋、稷、益、尹之佐。然後可致雍熙之治，况輓近世耶？（《政論》，頁229）
如果有明君，又得賢臣輔佐，定能進入太平盛世，這是儒教國家的共同理想，也是老百姓的真正幸福。朝鮮雖是小國，同樣信法三代，選擇輔佐之臣就成爲治理邦國的重要環節。世宗（1419—1450在位）時，任用黄喜（1363—1452）、許稠（1369—1439）二人，“國初名相唯稱黄、許，嘗考世廟朝實録，則别無建白，君上稍有過舉，則必堅執不從而已。黄則慎名器惡變更，而許稍以文學飾之。兢兢奉法守正，雖非經世之量，捄時之才，而亦賢臣也已”（卷二三《惺翁識小録中》，頁333）。許筠認爲才臣最重要的條件一是立志要公，二是有經濟之才，所以黄、許二人算不上是才臣，但“特以木訥剛毅不面從君違”（《政論》，頁229），不阿諛君上，不口是心非，能保持人臣的氣節，也可算是君子，所以能在世宗朝幫君主奠定國基。
但是，近年來君臣遇合的狀况頗讓人擔憂：
後世之君，雖有願治者，而恒患輔佐之無其人。爲臣者，雖抱負如古人，而或患不遇，或患其用不終。無怪乎政之不古而治日益卑，豈非生民之不幸耶？（《政論》，頁229）
爲君者有治世的願望，却没有輔佐的才臣、賢臣；爲臣者想建功立業，却得不到君王的賞識，或得不到君王有始有終的信任。許筠的感慨並非空穴來風，如李珥、柳成龍雖然是宣祖時的才臣，也得到了君主的信任，所謂“眷而相信者李珥也”、“任專而責以事者柳成龍也”，但二人最終却不能盡展其才，原因就是：“非其才不逮也，物有以害之也。”（《政論》，頁229）説的仍是黨争之害。黨人將黨利置於國計民生之上，有抱負有才能的人雖想施展手脚有所作爲，却會因捲入黨争遭異己排斥打擊被束縛手脚，“嘵嘵者蜂起啅之，必遏斥乃已。倘使喜、稠當之，則必指爲事二姓者而俾不得一日安於廊廟，安得雍容雅鎮如英廟日也。後世之無善治者，率坐於是也”（《政論》，頁229），黄喜、許稠都是由高麗朝入仕朝鮮朝，他們如果在宣、光時期，也會在黨争中被異己者扣上“事二姓”的帽子無法在朝中立足，更不可能有所作爲了。
黨争日趨慘烈，朝廷官員的處境也更爲惡劣，稍有不慎就會被貶被流放甚至被逮入獄。李舜臣是一代名將，忠心耿耿，戰功赫赫：“統制使李舜臣，壬辰督率舟師，遮截海中，累破倭船，擒斬無算。賊畏之，再不敢由水路而西，使兩湖得全，以底恢復，皆其力也。”[23]他率領水軍抗擊日本軍隊，令日本海上勢力受挫，竟也不能免於黨争迫害，因被元均誣陷而罷免。林泰輔《朝鮮通史》云：“蓋李舜臣東人，元均西人，陷舜臣者，西人所爲也，或云東人中之北人。要之，因黨派之争鬩，而斥舜臣遂致敗績明矣。”[24]
黨争的危害，在於衆口鑠金，莫衷一是。世宗以後爲何朝綱不振，原因就在於士人多因私利而非議國是、詆毁朝臣，許筠特作《小人論》來辨别君子與小人，從而揭示“淫朋”的危害性：
蓋君子則正，小人則邪；君子則是，小人則非；君子則公，小人則私。在上者以邪正、是非、公私之辨而察之，則彼小人者烏敢遁其情哉？（《小人論》，頁233）
君子與小人是水火不相融的正與邪、是與非、公與私的對立，只要在上者對於是非、邪正、公私有清晰的判斷，小人就無法混迹於朝廷。問題是如果君子與小人的差别如同陰陽、晝夜、黑白一樣判然分明的話，要對二者做出判斷當然比較容易；遺憾的是二者之間並非總是涇渭分明，“君子小人只在義利之分，而世間一種人，周旋於二者之間，欲爲義而實牽於利，欲爲利而不能去義，屈曲遷就，費盡機關，雖不可謂無狀小人，亦豈得爲立脚君子乎？况出入二者之間，而畢竟爲利所勝，不免小人之歸者多矣”[25]。從義利的角度對君子小人的心態進行分析，其間也只是毫釐之差。許筠則從公私出發説明二者難以判别：
方今之所謂君子小人，無大相遠者，而同則皆爲君子，異則皆爲小人，彼異則斥以爲邪，此同則推以爲正。是者是其所是，非者非其所非。此皆由公不能勝私而然也。（《小人論》，頁233）
當世君子、小人的行徑無太大區别，多是黨同伐異之人，因爲缺乏公心，也就缺乏統一的價值判斷標準，與我的觀點一致就是君子，否則就是小人。許筠頭腦很清醒，分析也很準確，黨争的危害不僅使得朝政越加混亂，而且長此以往儒家的義理學説、道德體系也將變得支離破碎，終至於天下無道。
如果許筠此處的觀點與《學論》一致，並不新奇特異的話，那他關於小人專權與朋黨政治的分析則振聾發聵。在許筠看來，幾個小人弄權於朝廷，不過是“自利而斥異己”，對國家政局不會有大的影響，“國之經紀則自若焉”，只要將這幾個專權者罷黜，綱紀自然很快恢復，因爲“權出於一，故專擅之者絀，則旋復其舊也”，所以一人或數人專權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比小人“害於國而病乎民”更嚴重的集體存在——淫朋：
然則淫朋之害，有甚於小人之專朝也較矣。國之惡小人者，惡其病國而害民也。今則害於國而病乎民者，不待權奸之秉政。而若此之極，是皆私意大行，權不出於一，而紀綱已壞，不可復振之故也。（《小人論》，頁233）
朋黨政治的特點是派别林立，盤根錯節，政出多門，攻訐不已，“權之出者多門，而自利而斥異己者人人皆是。欲絀之則不可勝絀，而國綱終無以收拾矣”（《小人論》，頁233）。面對如此政治局面，許筠痛心疾首：“嗚呼！安得小人者俾專國枋，及其來張而擊去之耶？亦安得大人君子者出而風之，以散其淫朋耶？故曰：方今國家無小人，亦無君子也。”（《小人論》，頁233）既無小人又無君子只有滿朝淫朋，實是國家的大不幸。許筠希望有大人君子站出來引導士風士氣，如果没有大人君子，他甚至希望能有小人專權可以打壓淫朋之害。
許筠爲官多年，不但深知朝政弊病，而且能找準病源。儘管許筠出生於東人家庭，此後成爲大北黨人，但在進行政治分析時尚能保持客觀。這多少反映了許筠與那些“唯好官是饕，逐逐於津要，爲狗苟態者”（《小人論》，頁233）的淫朋不一樣。許筠介入黨争最初可能希望以一己之公心振興朝綱、整肅士風，但是理想與現實的差距太大，僅以一人之力不可能發揮什麽作用，自己最終也被黨争吞噬了。朝鮮黨争依然殘酷，淫朋依然大行其道，對此許筠也没有更好的辦法，只能求諸上：“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明以察其下，信以任其臣。”（《政論》，頁229）許筠的政治思維或政治思想只能如此：欲振朝綱，天下得治，必須有賢臣輔佐，且賢臣能得以善用。賢臣要得善用，必須君上能明察臣僚，給臣僚以充分信任。但是如何能明察、如何得信任？又回到了前面所説的，君上需能“正其心”，明公私、正邪、是非，以正視聽，那麽士風士氣可得以扭轉，小人乃至淫朋均無法行其道。許筠並不能突破時代的限制及個人的局限性，仍然陷入了君臣遇合的循環之中。
（二）合併官衙，厚禄養廉
朝鮮朝官制繁冗：“除政府六曹三司侍從之外，衙門員數之濫且冗，不可殫言。管宗戚一宗人足矣，而有宗親、儀賓、宗簿等司。掌財賄，户部裕矣，而設濟用、尚衣、司贍等司。典酒食，一光禄優矣，而有内資、内贍、禮賓、司導、司宰、司醖等司之分。有刑曹則不必分掌隸院，有軍資監則不必分豐儲、廣興二倉。廟樂爲祀，而捨太常，别立樂院。用特一也，而有典牲、司畜二署。甚至涓設分二司，醫藥分三處。其他雜而複者，亦難枚舉。而一司之官，一色俱有二員，多則十三四，少不下六七。”其後果是“官濫則權分而位不尊，員多則禄費而事不集。”（《官論》，頁230）職事分解得過多過細，會使權力分散，降低行政效率。並且朝廷各衙門會爲争權互相傾軋，政令重復者有之，互相矛盾者有之，使在下者無以奉行，造成朝政的混亂。機構膨脹還帶來人員膨脹，使得庸才充斥其間，降低了職位效能，導致政府聲譽下降。國俸養員過多，也成爲國家財政的沉重負擔。
這一點在朝鮮朝政中表現得尤爲明顯：
其諸司各執所見，如内贍務勝於内資，禮賓欲侵於司宰，争相衒智，互受傳教，該曹眩於奉行，故事以之而不集焉。其司官不能一一揀差居多，苟充庸鄙無才者，仰成於胥吏，卒然問其職掌，則茫然不能對，故位由是而不尊焉。國事之日就於紊，綱紀之日墜於地。權由是分而不能一，禄由是費而不能供。弊弊然日趨於衰末者，無非濫官之爲祟也。（《官論》，頁230）
許筠一貫的態度是强調權力集中，反對政出多門。那如何解决這些問題，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增强政府威信，减少財政消耗？許筠認爲裁减冗員是治標不治本的辦法，所以“屢汰屢復，卒不克終其施”。官衙太多方爲“巨患”，只有合併衙門，才能從根本上解决濫官冗員問題，“合衙門則其冗自簡矣”。
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社會，士人讀書——應舉——入仕幾乎是唯一道路，濫官冗員的存在與這樣的社會制度緊密相聯。許筠生活的時代，朝鮮多次遭遇外來侵略，因爲缺乏一個有效的政府機構和一批有遠見的官員，政府疲於應付。許筠力圖改變這樣的局面，其出發點雖然很好，但合併衙門的建議未免流於天真。可以想見，如真將他的建議付諸實施，必然帶來更大的心理恐慌和社會動蕩。雖然他的主張只是書生議論，並未進言朝廷，但一旦流傳開來，必然會受到來自各方的非議。這種過於激進的思想言論大概也是他仕途不順、人生不幸的另一重要原因吧。
朝鮮官多、衙門多而權分禄費，最直接的後果導致官員薪俸减少，“新羅之禄，一品則一年四百，王氏半之，蓋以官濫於東京也。至我朝，濫者三倍，而禄不得不削。削三之二，而俸則缺焉。……亂後以月料之，及復設禄，則又减舊之半，而剋其斗數。受者不能支旬朔”（《厚禄論》，頁232）。俸禄微薄，就帶來一些即使在現代社會也存在的問題：工作不積極、收受賄賂、無意仕進，也就是説缺少激勵。《中庸》云：“忠信重禄，所以勸士也。”爲上者要激勵臣僚，不外兩個途徑，一是君臣之間基於人格意義上的忠誠與信任，二是重禄。在儒教社會强調德治的情况下，前者是更重要的激勵手段。所謂先内修後外治，内修即知識的積累和道德的提升，以一個符合儒家規範的個體進入士大夫階層。孔子云“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個道德高尚的人應該耻於言利。
與此相反，許筠主張君子不必耻談俸禄：
爲人上者不爲禄厚賜其下，則爲士者奚所勸而養其廉，無冒耻於利態耶？是故古之君子仕於王國者，禄足而供其求，俸入足以芘妻孥，不與民争利，不行苞苴，而事育之具自裕。得以優游間佚，展布其所藴。俾免《伐檀》之刺，而廉勵耻立，風教以之敦。古之盛世，蓋用此也。（《厚禄論》，頁232）
只有俸禄充足才能廉潔無私，才有閑暇去修身養性，才能倡導社會風氣的純樸。自古以來都依循這一養士方法：“原思爲宰，孔子與之粟九百；孟子爲齊卿，禄亦十萬。齊魯以侯國而其厚禄養廉者如是，則三代之盛可知也。漢禄亦重，而最優小吏，亦頗得之。宋則尤留意於養賢，俸皆實給，而錢亦實賦。優小吏而廉節立矣，優外官而輕外之患除矣，優致仕故老而待賢敦舊之意篤矣。歷代沿革不同，而均之爲重禄而勸士也。”（《厚禄論》，頁232）從先秦至漢、宋，厚禄養廉成爲一種制度沿革，俸禄在歷史上的作用可見一般，如違反此規律則不可行，“節其禄而責其廉，天下無是理矣”，官員終日要爲衣食操心奔忙，就不可能做到廉潔奉公，“大夫士困於事育，宜其不暇廉也”。如果俸禄少之又少，還要維持奢靡的生活，“其奉享之規，養生送死之具，視平時無損，而華衣怒馬腆食侈而不節，十倍於祖宗”（《厚禄論》，頁232），只能從官府之外尋找收入來源。辦法有二，一是“與小民争利”，二是“受其饋賄”。與小民争利反映在當時主要是土地兼併，不僅百姓的田産，甚至連公田也在吞併之列。儘管土地、税收、徭役制度一直在調整，但都無法改變這樣的狀况。[26]收受賄賂則發生在擁有公共權力却缺乏約束的情况之下，朝鮮已是：“四維不張，風教日偷。士夫恬不知愧，民不畏其上，賂而得爵緩罪者比踵。”（《厚禄論》，頁232）世風日下，道德淪喪，賄賂公行，買賣官爵也成爲普遍現象。
百姓長期被盤剥，痛恨士大夫階層，官民關係極爲緊張，這都是因爲政府官員俸禄太低，“不能行勸士之道”。方今之計必須“省冗官費，而上率以恭儉”，簡單地説就是裁撤冗官，增加官員薪俸以養廉，君上更要厲行節約，起到表率的作用，如此上行下效，必能帶來朝政的清明，國家的安寧，社會風氣的轉變。離許筠提倡“厚禄養廉”的時代又已過去了四百年，當我們現在高喊“高薪養廉”的口號時，再回頭看看，不能不驚訝於歷史的相似。
三 治兵與治民
（一）練士兵，擇良將
朝鮮幾經戰亂，暴露出兵備與國防上的嚴重缺陷，許筠雖只是一介儒生，也認真思考過這個問題。他曾作《西邊備虜考》二卷，希望能有補於世：“不佞，竪儒也，安敢越俎而論事，然憂之深者，其計必周。有憂乎心，豈無一得也。兹取前朝西防事迹載之於首，又取輿地所録山川形便關守險易及今之兵額軍糧多少，備記於牘，爲卷凡二，弁之曰《西邊備虜考》，藏之巾衍，以俟知者。世之君子覽而採用之，則不佞之説行矣，不佞之憂釋矣。”（卷五《西邊備虜考序》，頁179）據序文所言，此書是許筠參考前朝防備事跡，又結合山川地形的記載、軍備配置的數據而來，並不是書生的意氣之論，如果此書能流傳，必能有補於世，遺憾的是此書已失傳，他的願望也成了泡影。
許筠認爲朝鮮最大的問題是外敵虎視眈眈，形成包圍之勢：“我國僻在山海間，壤地狹小。東南與倭奴作鄰，北以靺鞨爲界，西則三衛、女真，迫近江外，惴惴然以殘兵憊卒，不飭儲胥，而欲有所捍禦者，多見其力之不足也。”（卷五《西邊備虜考》，頁179）西邊、北邊邊境是靺鞨、女真等異族，東南海上是日本這一强敵。國防形勢如此嚴峻，當局者却不以爲意：“不佞未知今日爲國者……將不擇兵不練，儲胥不早飭，袖手廊廟，游談了日，慮或有事，則輒曰：天朝在上。又曰：天必祚宋。付之於無可奈何。”（卷五《西邊備虜考》，頁179）軍備不修，兵不足將不良，僅依賴於明的幫助與保護。許筠對這樣的現狀深惡痛絶，認爲朝鮮如此却不亡國純屬偶然：
天下有無兵之國乎？曰：無有也。國無兵，則何以禦暴客也。無禦暴之具，則國奚而自立、君奚而自尊、民安能一日奠其枕也？曰：天下有無兵之國也，無兵而猶保數十年之久，古今所無而我國是也。然則無禦暴之具，而猶有千乘之位者，抑有術耶？其無術也，偶然也。何謂偶然？倭退而偶然不再來，奴酋偶然不我侵，卜虜偶然不擾乎北鄙。我得以無所憂，玩時而愒日也。（《兵論》，頁230）
軍隊是爲國家、爲民衆、爲君王服務的必須工具，軍備强大才能保證國立民安，君主才能坐穩王位，否則必有亡國之憂。朝鮮王朝國防的真正問題，不是没有兵，而是不能用兵，“其無兵者，非無兵也，兵少而不能用也。兵少者，軍政之不修也；不能用者，將率之無其人也”（《兵論》，頁230）。要解决這樣的問題，許筠提出了練士兵、擇良將兩個方案。
所謂練兵，即一來實行全民皆兵的政策，以保證充足的兵源；二來平時注意操練，提高士兵戰鬥力。許筠尤其欣賞高麗王朝的兵制，高麗王朝一直受到契丹、女真、蒙古等外族的騷擾侵略，國防形勢非常嚴峻，所以歷朝君王都很注意邊防的警備與經營，如定宗（946—949在位）曾組織“光軍”三十萬，並設立名爲“光軍司”的大本營，以防契丹入侵，又於清川江、博川江流域修築城塞以保護國境。軍事組織上實行“府兵制”，採取兵農一致的政策，以全國民丁爲府兵，利用農閑時節進行軍事訓練，使得兵源充足，兵力强盛。由此，高麗兵制成爲許筠心中的典範：
前朝王氏之日，軍政最嚴。朝士之未衣緋者，率隸親軍，而宰相之子，例受兵職，館儒士亦許從軍。内外正軍，不問公私賤隸，皆係尺籍。將領則自兩府大臣以下，各有所統。中外大小諸將，皆有親隨之兵。平居厚其衣食而教練之，有事則將卒相習，如臂之使指，故百萬之師，一朝而辦。（《兵論》，頁231）
正因爲高麗朝施行了切實有效的軍隊與邊防政策，雖屢遭外侵，却能有效地保證國家安全：“遼凡三來，哈丹一來，蒙古六侵，紅頭賊再至，皆自西塞而入。王氏將練兵强，來輒却之。……故五百年，終不以外侮亡其禄也。”（卷五《西邊備虜考序》，頁179）所以許筠認爲，只有“如王氏制，則兵可壯，將可擇，而國可爲國矣”（《兵論》，頁231）。遺憾的是，當今之世，不但兵不足將不良，且官兵關係緊張：“今之兵，非徒朝士宰臣之子、館儒士之不隸也，典僕及下賤者皆謀落籍。而兵官吏之剥軍以用者，髓已竭矣。”（《兵論》，頁231）不但官員子弟、讀書人不再從軍，甚至連百姓、僕隸也紛紛逃避軍役。軍隊内部官吏無休止地盤剥兵士，占用軍需，使軍隊喪失戰鬥力。
因此，許筠又强調擇良將：“擇將，必用善治民者。”能否得將又與君上密切相關：
將臣聯萬衆在外久者，鮮不有招人之謗、致上之疑者。……一啟人主之疑端，則不旋踵而身敗，國隨以危亡矣。以是觀之，則治兵御將，以自强其國者，亦唯人主而已哉。（《兵論》，頁231）
將領率兵在外，會招人毁謗，以致失去君王信任。一旦君王對將領失去信任，則將領身敗名裂，國家也會陷入危亡。在黨争激烈的時代，許筠所論絶不是危言聳聽。如郭再祐（1552—1617），在壬辰倭亂中傾家財興義兵，爲保國安邦立下汗馬功勞，但因聲勢浩大，引起君主、朝臣的猜疑，只能借辟穀的名義隱遁避禍：“今郭公以布衣提劍起，詰方岳之臣而扼其權，從者如雲，以犯方張之寇，屢奏虜功，賊之所畏憚，而風烈震乎一時，固已啟人之疑也。公蓋知功高則不賞，故及其早而欲去之。去之難其名，故托以辟穀而掩其迹。”（卷一二《辟穀辨》，頁240）又如日軍二次進犯朝鮮時，朝鮮雖已有充分準備，但李舜臣因讒言被撤職，代之者爲元均，既無作戰經驗，又無領導能力，致使海軍幾乎全軍覆没，元均自己也兵敗身亡。“人主”在用人上多疑，輕信讒言，必然會耽誤國家大事，所以爲人君者須以“用人不疑”爲先。
作爲封建文人，許筠雖然有很多改革性建議，但都無法實施，最後只能寄希望於人君的聖明，而人君實際上都是普通人，如此希望只能以失望收場。
（二）養民安邦
“天下之所可畏者，唯民而已。民之可畏，有甚於水火虎豹”（《豪民論》，頁233），許筠作爲統治階級的一員，從維護政權出發，向統治者發出警告。農民暴動這樣的前車之鑒在任何時代都不乏其事，但是“在上者”對百姓的態度依然是“狎馴而虐使之”，對民衆暴動的衝擊力缺乏警惕，這也正是許筠所擔心的。
許筠將天下百姓分爲三類：一類是“循循然奉法役於上”而“不足畏”的恒民，這一類人有一些家産，能維持日常生活，人生並無更高期待，多能奉公守法；一類是“厲取之而剥膚椎髓、竭其廬、入地出”，因而“愁歎咄嗟，咎其上者”，但“不必畏”的怨民，這些人被官府、豪族盤剥，地無餘産，家無餘糧，生活十分貧困，但將貧困歸結於命運的不公，雖滿腹愁怨，却無反抗之意；第三類是“大可畏”的豪民，他們“潛蹤屠販之中，陰蓄異心，僻倪天地間，幸時之有故，欲售其願者”。
豪民爲何可畏？許筠稱：
豪民，伺國之釁，覘事機之可乘，奮臂一呼於隴畝之上，則彼怨民者聞聲而集，不謀而同唱。彼恒民者，亦求其所以生，不得不鋤耰棘矜往從之，以誅無道也。（《豪民論》，頁234）
許筠所謂的“豪民”，實際上指農民起義領袖，他們只要時機成熟，振臂一呼應者雲集，連“不足畏”的恒民、“不必畏”的怨民在豪民的帶動下也可憂可畏，這也成爲亡國的原因之一，如陳勝、吴廣起義導致秦之亡，漢之亂源於黄巾起義，唐之衰源於王仙芝、黄巢起義。許筠雖然站在統治者的立場反對農民起義，但並不仇視，甚至表示一定的理解，認爲他們是“誅無道”，農民起義的根本原因是統治階級“厲民自養”，使人民無法生存，只好奮起反抗，所以“彼秦漢以下之禍，宜矣，非不幸也”，竟然認爲農民起義是暴政的必然結果，如此導致的改朝换代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這樣的覺悟與認識與其所處時代所處階層格格不入，也就難怪他會“拙於用世”，並以謀逆之名身陷囹圄了。
要防止豪民的出現，必須實行養民政策，“夫天之立司牧，爲養民也，非欲使一人恣睢於上，以逞溪壑之欲矣”，其做法就是輕徵薄斂，予民以利：“賦於民有限，而山澤之利與民共之。通商而惠工，又能量入爲出，使國有餘儲。卒有大兵大喪，不加其賦。”（《豪民論》，頁234）民本思想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孟子就已提出“民爲邦本”。許筠的觀點只是這一思想的繼承與延續，但朝鮮社會並未實行養民政策，反而賦税沉重，與民争利，許筠深以爲憂：“我則不然，以區區之民，其事神奉上之節與中國等，而民之出賦五分，則利歸公家者才一分，其餘狼戾於奸私焉。且府無餘糧，有事則一年或再賦，而守宰之憑以箕斂，亦罔有紀極。”（《豪民論》，頁234）
朝鮮社會又稱“兩班社會”[27]，真正支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就是這個享有各種特權的階層。兩班官僚不僅把持高級官職，從君上那裏獲得土地賞賜以充作俸禄，而且使用各種手段收購兼併土地，農民上繳的租税大多落入兩班官僚的囊中，百姓愁怨已極，而統治階級則認爲“我國無豪民”，無視被統治階級的憤怒。時事發展到如此地步却没有爆發農民起義，實在是國家的幸運：“我國不然，地狹阨而人少，民且呰寙齷齪，無奇節俠氣，故平居雖無鉅人雋才出爲世用，而臨亂亦無有豪民悍卒倡亂首爲國患者，其亦幸也。”（《豪民論》，頁234）許筠認爲朝鮮人“無奇節俠氣”，既没有鉅人雋才爲世所用，又没有豪民悍卒禍亂國家。仔細體味這段話，許筠將豪民與雋才相提並論，表面上似乎慶幸没有豪民暴亂，實際上却是爲没有豪民興起打破這死氣沉沉的局面，促使統治階級改革政治痼疾、“更其弦轍”而感到遺憾。許筠的叛逆性在這裏同樣卓然可見，也就難怪他會不容於上層階級，長期鬱鬱不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