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各庄的传说

1990年金秋。万亩稻菽千重浪中，一位白发老者拄着拐杖，雕塑般地伫立着。也许，他站得太久了，引起孩子们的注意。

“老爷爷，您看什么呢？我们柏各庄农场很美，是吗？”

老者缓缓地转过身来说：“美，美……”两行热泪滚落下来。

“军令状”的故事

这位72岁的老者叫甄金才，曾是天津警备区柏各庄农场的老场长。9年前，在他卸任的时候，过早地留下一份“遗嘱”：我致力军垦一辈子，死后请把我葬在这里，天天看着农场的变化。

甄金才实在舍不得离开这片热土……

60年代初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向农垦部长王震立下“军令状”：为支援国家渡过难关，保证当年垦荒，当年产粮。他亲率3万官兵，在这里风餐露宿，镐刨手挖，硬是把一片白茫茫的盐碱滩、芦苇荡，整治成万亩良田。

1966年，老军垦、副师长王稼祥，立下“军令状”：要搞科技兴农。他去上海交流经验时，被造反派围困在锦江饭店，险些一去不返。

一年之后，被王震赞为“水稻专家”的老军垦、师副政委赵清景，刚调任去管理地方农场，因推广国外先进农业技术，被关进了牛棚，爱人被活活打死。

80年代初期，场长周洪年为了搞种植革命，又立下“军令状”，结果，试验失败，挂冠离去。

“军令状”与“遗嘱”，构成了柏各庄军垦人特有的历史：他们为农业的现代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87年，这笔宝贵的历史财富，又传到新上任的政委卢中伏和场长周长轩手里，他们就职的第一天，13张转业报告和19张调离申请书摆在案头。年复一年“脸朝黄土背朝天，一把锄头一把镰”的劳作方式，使人们累得厌倦了。席卷黄土地的“弃农经商”风又频频刮来。更紧迫的是，军队建设的改革使生产用兵逐年减少，过去1个人种2~3亩地，现在要种20多亩。

现在呼唤着改革。解放生产力必须引进现代化的技术和设备。但是，这要几百万元的贷款，作千百次的试验，人的素质更需提高。

道路全新，前途未卜，成功与失败并存。这对于任团职6年、年过47岁的政委卢中伏来说，无疑是把自己推上了风险之途。

历史要求他们再一次立下“军令状”。

启明星高悬。已经开了5天的党委常委会，终于有了结果。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三年规划与大家见面了。动员大会后，中尉技术员王双奎激动地挤进人群，一把握住卢中伏的手说：“‘军令状’当真？”“当真。”“不怕搞砸了？”“要奋斗，就不怕担风险！”

小伙子一扭头跑回宿舍，把这两年因“闹转业”用来打发日子画的画，全都塞进箱底，农业科技书整齐地摆放到了桌子上。从此，他像变了一个人。

“三件宝”的歌谣

现代科技像魔术师似的使农场不断出现奇闻：千亩鱼塘喂养的鲤鱼，像听话的孩子，每隔两个小时就蹦着跳着集合到塘边，准备开饭；几百头凶猛的公牛，才喂养3个月，体重竟超过650公斤；水田生产机械化更令人惊叹，仅插秧一项就节约投资34万多元，减少生产用兵1 500余人，1个人可以耕种30亩地……

军垦人刚刚尝到现代化的甜头，谁想到，一位颇通经营之道的分场场长，竟成了贪污犯。事后有人惋惜：这是一棵“摇钱树”啊！卢中伏代表党委总了经验教训，旗帜鲜明地说：“改革不是巧取私夺，‘为人民服务’这5个大字丢不得！”

常委们分头到老军垦家走访寻根。一些老场长家里的特别摆设吸引了他们：在组合家具的壁挂上，挂着草帽、卡尺。老首长说：“这卡尺、草帽，还有水鞋，是杨司令员当年发给每个干部的武器。不图私利，同甘共苦，永远做普通一兵，这是传家宝啊！”

打那以后，农场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场领导，三件宝，水鞋、卡尺和草帽，办公地头找，晒得最黑是领导。”

7月流火，38℃的高温。警备区领导来农场视察。他们走进场领导简陋的宿舍兼办公室，顿时热浪扑面，汗流不止。“你们这些老单身汉，每人快装个电风扇，这是命令。”周长轩忙递过扇子，说：“扇凉快了，就不愿下地了。”

两年以后，这个“命令”仍未执行。

“养鱼大王”桑万增少校，养了10年鱼，产出的鲤鱼达500多万公斤，但他却从不吃自己养的鱼。有个驻地农村招来的临时工，半夜里偷了鱼拿回家，他爹大发脾气：“人家渔场场长都不吃鱼，你算什么？”老头带着儿子和赃物，连夜送回渔场。

“牛场长”纽志军是个志愿兵。他带着膘肥体壮的“千斤牛”出口香港，自己就在闷罐车里与牛为伍。他口袋里的外汇不用，却装上满满一书包方便面。在香港交完牛，他望着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啃着方便面，十分香甜。

老红军的传人

柏各庄农场的官兵们都记住了他的故事：当年，垦荒大军一天劳动16个小时，而每人每天定量仅8两高粱米。老红军、师长罗云章做了个试验：他让一个战士敞开吃一顿，结果，4两一碗的高粱米饭，竟被吞下7碗。从那天起，罗云章每天匀出2两饭给那个战士，自己却偷偷啃着生茄子。然后，他拖着战斗中被打断的右手，下田独臂插秧去了。

当历史即将迈进90年代的时候，在高举改革大旗的柏各庄军垦人身上，仍然可以看到老红军的影子：

农场的一名普通工人孙凤仙，患了胰腺癌，场领导找了最好的医院，请了最好的专家，为这个工人治疗。当孙凤仙得知手术费要花2万多元时，吵着闹着要回农场：“俺就是个工人，命没那么珍贵，让俺回去吧，求求你们省下咱农场的血汗钱……”周长轩火了：“柏各庄的军垦人，一条命能抵千金，只要你能活下来，花几万也干！”工人流着泪做完了手术，出院的第二天就上了班。

副场长刘文齐出外学习新技术，刚走的第二天，岳父就病故了。刘文齐是烈士的遗孤。多年来，他和岳父住在一起，岳父待他像亲儿子一样。刘文齐也是出了名的“孝顺女婿”，可几封电报都因地址不详被退了回来。这时，卢中伏来了，他左臂戴着黑纱，送葬、守灵、安置骨灰，在老人灵前泪如泉涌……他代刘文齐当了“孝子”。刘文齐回来后，抱住政委说不出话来。

明天的称呼

1990年的秋天，为柏各庄农场染上了一层美丽的色彩：金黄的万亩稻浪，平均亩产已连续3年在550公斤以上；碧波荡漾的千亩鱼塘，平均亩产超过600公斤；雪白的美国种鸡，40万只投放市场供不应求；棕红色的“千斤牛”，走向港澳、日本和西欧，为国家创造了数十万元外汇……

这是一片充满希望的热土。新一代军垦人在创造灿烂的经济之果的同时，也在精神世界寻觅着那无限的风光。

50多岁的高级农艺师钱炳坤，年复一年地进行新稻种的试验，这个昔日只有高小文化程度的“泥腿子”如今已经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副场长李安成为了研究“百日育肥”的养牛技术专家，几个月没回家，忘记了远在天津上学的儿子；副场长刘文齐3次放弃调入大城市的机会，专攻水田机械化管理之道，多次累倒在田间……

为了明天那美好的“梦”，他们没有抱憾，没有哀怨，更没有为名利折磨的痛苦，坚定地走向未来；80％的干部有了专业职称；65％的官兵有了大中专学历，他们不再是种地的、放牛的……他们要当“水稻专家”、“养殖专家”、“畜牧专家”……

丰收季节，孩子们为柏各庄的军垦人献上了自己心中的歌：“我爱柏各庄，从小有理想，犁开父辈的热土，播下美好的希望……”

这稚嫩的童音飘向了湛蓝的天空，传得很远、很远……

(《解放军报》，199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