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事务

在徽宗的时代，人们知道自己生活的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富裕——有更多的货币流通，更丰富的实物供应，更多人能负担教育，等等。然而，政府依旧经常资金短缺。多数奏疏似乎都是政府收入不足及其带来的局限，而不是关乎通常被视为整体经济各个要素的那些方面，如贸易增长、农业和交通等。

在徽宗即位的前三年里，不得不批准因前代皇帝而产生的一些巨额开支，包括：为前任皇帝修建陵墓，为边疆军队提供资金，以及举行三年一次的郊祀。根据传统，这些重大的典礼还要大量赏赐士兵与官员，总费用超过一千万贯铜钱（当时的岁入总额至少超过一亿贯）。徽宗自己也发起了一些新的建筑工程，其中最著名的是耗资巨大的景灵西宫。此外，即使是按惯例给前任皇帝的嫔妃加封，也要花费一大笔钱，因为她们的月钱动辄几千贯。

那么，徽宗是否了解这些财政事务呢？在即位的前几个月，徽宗要做出很多涉及巨额开销的决定，但大臣们向他禀告时只提到了礼仪或先例，而没有预算方面的问题。就这样，前任皇帝的嫔妃统统得到了加封，她们的补贴也会相应增加，而哲宗朝在两府效力的老臣每人也被赏赐二百至四百两黄金，没有人建议花费较少的替代方案。即使是修建哲宗陵墓的费用，似乎也没有人直接提到过。

大臣们迟迟不与徽宗讨论政府收支的细节，也许部分原因在于当时的账目太复杂了。首先，记账不是采用一个统一单位，而是同时用了多种计量单位：铜钱的单位是贯（字面意义是指通过中间的孔串起来的一千枚铜钱），白银单位为两，粮食单位是担，丝绸以匹计，还有各州及外国上贡的各种物品。尽管在铜钱、银两、粮食和丝绸等主要物品的计量单位之间有一个粗略的兑换率，但不同物品间的价格波动时有发生。而且，税赋征收和花费支用都是以各种物品形式，必须有适当的运输和储存方式。就连二府大臣也发现，很难汇总政府共收入了多少钱，而这些收入又从何处而来。他们无法把全国预算列在一张纸上呈给徽宗看，也无法用一张纸将全国所有资产汇总出来。

当然，徽宗也逐渐理解了分配给政府的收入与分配给皇家藏库（当时被称为内藏库）收入之间的不同。属于政府的税收与开支由普通的政府官员处理。户部掌管这些事务，相关的大臣通过上疏讨论这些问题，并对如何使用这些收入提出建议。但政府官员不会知道皇家藏库的账目，因为这些账目被视为皇帝的私人财产。只有少数几个宦官掌管皇家藏库，监控着里面的存款和支出，而这些都属于机密。由于皇家藏库的收支平衡通常会好于政府藏库，因此，皇帝每年都要向政府账目上转入一些钱，还经常批准一些贷款，这已成为一种惯例。

土地税入中有三分之二留在地方，作为各县、州和路的开销。如果郝若贝（Robert Hartwell）的计算和预测准确合理的话，那么，在1093年，另外三分之一上缴至京师的土地税大约占中央政府与皇家藏库总收入的30%，其余70%则来自国家贸易机构和专卖、雇佣服役的各项费用、向城市商人征收的销售税、铸币利润，以及其他各种来源。在支出方面，军队中至少五十万士兵的薪水是最大的一部分，超过总支出的30%。相比之下，宫廷的花销还不到总支出的5%。

皇帝与中央政府的收入被储存在一百多个仓库和藏库内，有些建在皇宫内，但大多数都分散在开封及其郊区。从宋朝伊始，左藏库就一直是政府储存钱币和贵重金属的主要仓库。它位于皇宫的正南，在相国寺和御街之间。965年，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设立了封桩库，作为内藏库之一，目的就是储存各种资源以备战时使用。而对于其他比较普通的皇家花费，则从内藏库和宋朝第二位皇帝太宗设立的景福殿库支出。这两座库都建在皇宫内。1040年，神宗将几个储存国内外进贡物品的仓库合并起来，建立了神御库，这是另外一座专门储存皇家财物的仓库。神宗还建立了一座新库，称为元丰库，位于新城墙东边、临近虹桥的地方。元丰库建于1080年，最开始时收存国家酒类专卖和运营渡船的利润，目的是储存物资以后收回燕云十六州——这个地区在唐朝时曾是中原王朝的土地，但自10世纪中期以来一直被辽国占领。后来，元丰库也开始接受从国家专营的其他贸易中获得的资金，只有在宰相与皇帝都批准的情况下才可以支出。因此，它被视为宰相的藏库。在皇宫外，沿着汴河还有几座仓库，存放各州作为税赋收上来的米谷。例如，在东水门附近有广济仓，存放河南收上来的粮食；从东水门至南城墙一侧陈州门之间，共有五座谷仓，储存从江淮一带收来的粮食。大部分税粮缴纳到政府仓库，但也有几个州的税被分配给内藏库。

内藏库收存的物资包括：各州上贡给皇帝的物品，一来作为标准化的礼物进贡，二来皇宫中也确实需要这些东西；外国进贡的物资；政府专营盐、酒、茶的利润；海上贸易关税；皇家铸币厂制造的钱币；政府金矿、银矿的收入；其他税务收入的规定比例；以及政府账目中的盈余。

在1069年实施新政之前，大约10%—15%的全国收入都处于皇帝的控制下。一项支出是由政府还是内藏库支付，似乎经常是临时决定的。因此，尽管内藏库要支付建设工程、皇宫维修的费用，并为皇室成员的出生、嫁娶或死亡承担必要的礼物开支，但政府也要为很多在皇宫工作的人支付薪酬，包括护卫、厨子，以及在皇宫内仓库和作坊中工作的人员，甚至还要支付亲王和公主的月钱，宫女出宫时也要付给她们一笔钱。政府财政还要为皇室宗亲的住房和补贴付费。但另一方面，尽管政府承担士兵的军饷，但在战争时期，内藏库也往往要做出大量贡献，尤其是在凯旋后对将士们的赏赐。发生饥荒、洪水或自然灾害时，内藏库也是救灾资金的主要来源。对于皇帝驾崩后的巨大开销，包括修建陵墓和赏赐参与葬礼人员的礼物，则要进行分摊；政府承担大部分的安葬费用，而内藏库负责大部分的礼仪费用。此外，内藏库的盈余也为皇帝提供了一些自由空间，即使大臣们反对，皇帝也可以推进一些项目。根据郝若贝的分析，正是由于内藏库在1069年前已积累了足够的盈余，才使神宗能够以此为新政提供资金。

在徽宗登上皇位几个月后，大臣们开始向他提起预算的事，尤其是在西北地区防守青唐所需的物资。1100年四月，在一次上朝时，徽宗批准了陕西驻军请求的相当于一百万贯的物资。在五月份的一次上朝，吕惠卿在奏疏中提到了镇守边境的士兵缺乏足够的粮食。次月，朝廷听说山西一个州只剩不到十天的军队供给，随即要转运使上报其他地方的供给情况。当月，徽宗得知，河北的税收不足以支付边界十七个州的开销，因此，政府每年不得不向它们提供相当于两百万贯的物资。六月，曾布在一次上朝时与徽宗讨论新政采取的财政措施。曾布告诉徽宗，茶马司每年带来两百万收入（单位可能是贯），可以用来购买两万匹马。徽宗回应说，免役法带来的收入也是预算的一个重要部分。八月，徽宗同意从内藏库转出两百万贯，为陕西的军队提供补给。

到了1100年十月，徽宗不断接到财政方面的奏疏。当时在户部的虞策称，政府目前的收入要比几十年前少得多，必须厉行节俭。次年正月，范纯粹上疏，认为必须为财政职务挑选更优秀的人才，还指出西北三路卖官鬻爵增加收入，存在着问题。他说：“富民猾商，损钱千万，则可任三子。”几个月后，他又因为河北修建防御工事造成的压力上疏，因为粮食价格上涨，士兵的军饷都不够吃饱饭。1101年三月，陈次升也呈递了一份奏疏，提出了多条道德建议，其中包括提升自身修养，用仁爱惠及百姓。在“崇俭”的标题下，他举出了一些历史上的例子，说明那些摒弃奢华生活的统治者因此繁荣昌盛，而沉迷于此的统治者则将失去一切。他称，喜欢奢侈和新奇之物在当时尤其有害。徽宗应当视道德为华，以仁义为丽，珍玩奇货会导致国家灭亡，而珠玉锦锈则可能使人迷失心志。

在徽宗登基第二年的年中，安焘上疏称，神宗统治时，皇帝和政府的藏库都是满的，但现在却全空了，原因就是要为边境提供军费。他向徽宗建议，应当遣散冗员，鼓励所有人节俭，并严格遵守预算来削减开支。次月，陈瓘也在一份题为《国用须知》的长篇奏疏中称，政府的府库已经空虚。奏疏中提到，从1100年九月至1101年三月，连下五道诏书，令各路将酒类专卖和常平仓中获利的一半进献给京师。在陈瓘看来，这就是一个取之于民却不用之于民的例子。陈瓘认为，各州各县积累的财富应该留在当地，以备不时之需。神宗在1084年从常平仓与其他机构中取出两百万贯用于边防，陈瓘说这是一个仅持续了三年的权宜之计。用各地三十年的积累去帮助一个地方，这怎么能公平呢？陈瓘感觉全国的财富都挪用到边防开支上了。他还想说明，神宗决不会这样做。“今则边方用度百倍于昔，转运司匮乏迫窘异于平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通过上述五份诏书，各州各县的积累都被没收了，但财政短缺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陈瓘承认，他不太了解政府财务的很多细节，因此提不出解决方案。但他暗示，有魄力的统治者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也不会过于压榨国内比较富裕的地区。

除了前述奏疏，陈瓘还同时呈递了另外一份当面对奏疏，反对《实录》的编撰方式，并第三次弹劾曾布。后来，徽宗见到曾布说道，陈瓘并没有因为曾布的举荐而感激他。作为回应，曾布反驳对他耗尽三十年积蓄的指责：“神宗理财，虽累岁甲兵，而所至府库充积。元祐中非理耗散，又有出无入，故仓库为之一空。乃以臣坏三十年根本之计，恐未公也。”换句话说，曾布并没有否认国库空虚，只是针对责任在谁进行了反驳。

徽宗和他的大臣们是否成功学到了如何在一起合作呢？在徽宗登基后的第二年和第三年，有一群经验丰富、个人年龄都足以做徽宗父亲或祖父的大臣继续辅佐他进行复杂的国家治理。这是双向学习的过程：一方面，徽宗更明白事情应该怎么去做；另一方面，大臣们也逐渐找到了引起徽宗注意或激起其兴趣的方法。他们希望对皇帝产生有益的影响，但同时也不得不考虑他的个性和偏好。由于几百名官员都可以向徽宗呈递奏疏，他们无法控制皇帝收到的所有信息，而且徽宗也许会对他们议程表上无关紧要的事情产生强烈兴趣，例如，徽宗亲自过问如何安排摆放祖先神像的殿堂。在景灵宫扩建工程竣工之时，大臣们可能已经逐渐意识到，徽宗对规划建筑工程和新建筑建成有极浓的兴致。

在这两年中，徽宗必须批阅大量的官员奏疏，也必须习惯于为政府的所有过失承担责任，包括异常天气和日食现象。他被告知，在阅读奏疏时要考虑到其中的夸大之辞，但要分辨出上疏官员什么时候只是略微夸张，什么时候又在无限夸大，仍然不是件容易的事。例如，所有藏库真的都空了吗，还是比之前少了一些而已，抑或只是比人们所希望的少一些？正如徽宗自己意识到的那样，皇帝的职责中包含了很多令人厌烦的事情。

1102年，徽宗逐步赶走了他在1100年召回京城的大部分保守派。五月，他罢免了韩忠彦。几个星期后（六月），两面不讨好的曾布也被罢免。同时，一些改革派被提拔到两府任职，包括六月任命赵挺之，七月任命蔡京，八月是张商英，还有十月的蔡卞。

一些学者认为，向太后的去世是徽宗逐渐将保守派赶出宫廷的主要原因，但与这些学者的观点不同，我认为原因在于，随着徽宗积累更多的经验，他的一些想法也慢慢改变了。试图为朝廷增加多样性，并亲自管理那些不可避免的党争，在徽宗看来收效甚微，因此，他逐渐失去了当初那种对政治过程的热情。我认为这并不是由于人事上的变动，更有可能是他自己改变了想法。

曾布也是这样认为的。1101年末，他试图向弟弟曾肇解释，徽宗为什么对哪类官员留在朝廷改变想法。在较早的一封信中，曾肇表示担心，“善人端士”都已经离开了朝廷，而取代他们的人大部分曾在改革派手下任职。曾肇提醒兄长，他之前曾竭力反对章惇和蔡卞等改革派，就不应当期待这些人的追随者现在会与他合作。因此，如果改革派重新掌权，对于整个曾氏家族将是一场灾难。曾布在回复时强调徽宗真心希望“破朋党之论”，“调一士类”。但令徽宗失望的是，保守派不愿意妥协，对神宗朝的所有事情仍然一味诋毁。

即使认同徽宗已得出结论，将长期对立的两派努力拉到一起，合作无间，这也是不值得的。可能仍然有人会问，为什么徽宗最后选择了改革派而不是保守派呢。对此，我认为有必要对比一下蔡京与陈瓘。在受道学（朱熹的新儒家流派）深刻影响的传统史学中，陈瓘是这一时期最受尊重的人。他被视为非常正直的人，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正确的事情。他任职前两年呈递给徽宗的四十多篇奏疏被作为范本保存下来，在本书中，也多次引用这些奏疏——例如反对章惇、蔡卞、蔡京、曾布、安惇和向太后的亲戚的奏疏，支持邹浩和龚夬的奏疏，如何解释火星之行失常现象警告的奏疏，关于徽宗去弟弟的王府观看灵芝的错误的奏疏，关于计划扩建景灵宫的错误的奏疏，以及关于节俭之必要的奏疏。还有一些奏疏提出了一般性的建议，其中一份建议徽宗阅读司马光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他还在一份奏疏中告诉徽宗，汉唐四十多位皇帝中，只有三位值得效仿：汉文帝、汉宣帝和唐太宗，这三位皇帝都是在年轻时登上皇位，而且都具有令人钦佩的品格：汉文帝为人节俭，宣帝同情百姓，唐太宗善于纳谏。陈瓘还分析了过去数十年的几次政治逆转，称王安石在1076年的隐退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从那以后，神宗改变了早年极端的派系斗争的做法，开始将保守派召回朝中。因此，如果徽宗真心希望“绍圣”，就应当遵循神宗的最终方向，而不是他开始时的改革计划。

陈瓘的奏疏言辞中肯，文字优美，徽宗似乎很喜欢这个人。徽宗第一次罢免陈瓘是在1100年十月，主要是因为他批评向太后的亲戚，指责向太后把持朝政，从而惹恼了太后。为了让陈瓘知道自己仍然很欣赏他，徽宗派人给他送去了一百两黄金的厚礼。五个月后，徽宗把他召回京城，但没有任命他继续做“言事官”，因此他的奏疏不像以前那么多了。但只要他写了奏疏，就会直言不讳，措辞激烈。

徽宗为什么最后会决定宁愿与蔡京而不是陈瓘合作呢？从徽宗的角度看，他们二人的重要区别是，蔡京为人很积极，总是告诉徽宗他能做到的事，而陈瓘却非常消极，更愿意指出徽宗不应该去做的事。陈瓘对大多数帝王的评价都不高，他不希望徽宗花费巨资，哪怕是做好的事情。蔡京历来被人诟病，因为他知道如何与徽宗打交道，也知道什么事情会吸引徽宗，但这一点肯定不完全是缺点。陈瓘与一些保守派似乎总是缺乏这种基本的人际交往技巧。尽管陈瓘向徽宗呈递了大量奏疏，但显然没有意识到，徽宗对那些极度夸张的奏疏反应冷淡，甚至对那些用严厉措辞谴责别人的奏疏会很生气。难道陈瓘不知道，应当根据听众的实际情况对信息传达方式进行调整吗？换句话说，他是否认为，不能因为皇帝刚刚即位，年轻而富有野心，就用一种不同的说法来讲述事实？还有一种不太讨巧的可能性是，陈瓘更在意的是打动保守派同僚，而不是说服徽宗。不幸的是，蔡京在同一时期的奏疏都没有存世，因此无法进行直接的对比。但我们知道，在任命蔡京后不久，徽宗就推出了一些重大的民生和教育措施。在徽宗宣布任命蔡京之前，两人似乎就一起讨论过要完成哪些大业。而且，如果将一个很强势的官员放在首相的位置，让他来按照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来处理朝政，徽宗就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皇帝职责中的礼仪与文化上了。

徽宗逐渐得出结论，联合元丰、元祐党人的政府是行不通的，这一结论所产生的后果将在第四章逐渐显现，包括在1102年的年中任命蔡京为宰相，以及随后更多采取一些比较独裁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