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不稳定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与当今的关联[1]
贾米尔·乔纳，约翰·福斯特，苏熠慧（译），姚建华（编校）[2]
摘要：工人不稳定性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重要问题。但是，许多对工人不稳定性的讨论已经偏离了这个概念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批判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本文将追溯不稳定性劳动这个概念的经典历史唯物主义起源，包括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和他的“劳动后备军”概念。此外，本文还将讨论诸如哈里·布雷弗曼和斯蒂芬·海默等重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的相关著作。通过运用这些理论基础和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本文将提供对当今全球劳动后备军范围的经验估计。
关键词：马克思 布雷弗曼 劳动后备军 不稳定性 不稳定的无产者
在过去的15年里，“（工人）不稳定性”（worker precariousness）这个概念在社会科学家中重新流行起来（Barbier，2004；Vosko，2000；Fudge and Owens，2006），这种趋势在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后有增无减（Vosko，2010；Kalleberg，2011，2012；Olsthoorn，2014；Allison，2013；Fashoyin et al.，2013；Fudge and Strauss，2013）。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全球经济陷入停滞的状态中，并持续至今。大部分研究将“（工人）不稳定性”定义为工人日益缺乏免遭雇主肆意解雇的工作机会；与此同时，晋升、足够的安全设施、新技能的拓展、适合的收入，以及工会代表权变得遥不可及（参见Standing，2011：10）。
“（工人）不稳定性”这个概念的起源通常可以追溯到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早期对阿尔及利亚的研究（Bourdieu，1963），但研究者往往忽略了布迪厄自己对该概念的成熟反思（Bourdieu，1999：81-87）。布迪厄将这个概念直接与马克思有关劳动后备军的分析相联系。对布迪厄来说，“不稳定性”（precariousness）指的是这样一种现状，即“存在着大量的劳动后备军……给予那些工作中的人们可以随时被替代的感觉”（Bourdieu，1999：82）。根据马克思的分析，组成产业后备军的是流动、停滞和赤贫的人口，而布迪厄将不稳定性与他所谓的“亚无产阶级”（sub-proletariat）相勾连（Bourdieu，1999：83）。他认为，在“亚无产阶级”和被定义为拥有必然发动“革命运动”决心的“无产阶级”之间存在断裂。
“工人稳定性”作为一个概念并不新鲜，它已经在社会主义思想中拥有很长一段历史，并与劳动后备军这个概念的起源相关。它由恩格斯最先引入，以处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中的产业后备军（Engels，1993/1845）。[3]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相同的语境中使用了这个概念（Marx and Engels，1964/1848）。之后，它成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分析产业后备军的重要因素（Marx，1981/1863-1865）。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拓展了上述分析，将他们对资本的批判明确根植于“不稳定性”这个概念。因此，不稳定性概念与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密不可分。这个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诸如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和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作品中格外重要。这两位学者都探索了剩余劳动与垄断资本主义状况，以及与资本国际化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分析已经表明：与日俱增的不稳定性状况与就业、劳动人口的相对贫困相关（Marx，1976/1867：762-870）。多年来，这种洞见遭到主流社会科学家的忽视（参见Rosldosky，1977：300-307；Foster and McChesney，2012：125；Fracchia，2008）。不过，最近几年，不稳定性作为工人阶级生活的一般状况重新被发现。但是，这个概念却通常被学者以一种折中化、简约化、去历史化的方式来使用，以此来描述当今社会科学和人类的特征。这些方式都脱离了源于马克思的那些更加宏大的积累理论和整个社会主义传统，引发了对被视为极其杂乱无章的发展的一系列零星的观察。
一些批判社会学家，特别是曾经的国际劳工组织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2011）使用了新词“不稳定的无产者”（precariat），以指涉那些经历全面不稳定性的新（大部分是更为年轻的）工人阶级。法国社会学家贝阿特丽斯·阿佩（Béatrice Appay）阐释道：“‘不稳定的无产者’这个术语来源于‘不稳定’（precarious）和‘无产阶级’（proletariat）两个词的缩写。它将那些处于失业和不稳定状态的，并在所有部门中进行抗争的（体力和脑力）工人进行了重组。”（Appay，2010：34）但“不稳定的无产者”不过是（马克思意义上）“无产阶级”自身的一种时髦却错误的替代品，因为马克思自己曾将无产阶级定义为以不稳定性为特征的阶级。否则，“不稳定的无产者”指的是“无产阶级”的亚类型，例如“亚无产阶级”。这与先前的“下层阶级”（under-class）理论相类似。这个理论将“下层阶级”视为与工人阶级相分离的单独实体（Wilson，1987）。在这些不同的理论构想中，“不稳定的无产者”这个概念通常与“无产阶级”的概念形成对照。后者（无产阶级）被定义为一种被雇佣的、正式而稳定的工业劳动力，他们通常被组织在工会之中（虽然，这个概念和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经典定义相去甚远）。
法国激进社会学家卢瓦克·华康德（Loïc Wacquant）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的无产阶级，通过团结和普遍化自身，从而被号召起来最终废除（无产）阶级本身。与此相反，不稳定的无产者只能形成在直接瓦解自身的过程中。”（Wacquant，2007：72-73）这意味着“不稳定的无产者”要么选择加入正式的劳动力市场，获得“稳定的工资”，要么选择逃离“工作的世界”。对于华康德而言，无产阶级不稳定性的增长是一种朝着“‘去无产阶级化’而非无产阶级团结”迈进的运动。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的状况首先表现为无产阶级雇佣和存在的不稳定——我们将在下面阐明这个被大家遗忘的事实。然而，在安德烈·高兹（Andre Gorz）的宣言《再见，工人阶级》（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中，“不稳定的无产者”这个概念正在被发展为“无产阶级”的替代物，以表明当今状况下，以工人为基础的革命是不可能之事（Gorz，2001/1980）。[4]
根据社会主义批评家理查德·西摩（Richard Seymour）在《我们都是不稳定的》（We Are All Precarious）一文中所提到的，“不稳定的无产者”并不是一个阶级，它作为异见者的文化复制因子（cultural meme）被广泛接受。其与左翼文化没有任何关系，反而蕴含着一种民粹主义认同。这种民粹主义基于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真实而重要的对抗活动而存在，这些对抗活动针对的是世界范围内灵活就业的增加，其以失业、就业不足、临时雇佣、偶然雇佣为基本特征（Seymour，2012）。
上述各种观点均发轫于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左翼思潮。与这些观点不同的是，建树颇丰的社会学家通常用更加平实的语言将工人不稳定性概念化为“好工作”与“坏工作”之间不断加深的鸿沟（Kalleberg，Reskin and Hudson，2000；Kalleberg，2011）。此外，法团主义者（corporatist）观点的影响力愈发深远，其旨在重建“组织化劳动和组织化资本之间的社会契约”（Kalleberg，2012：440）。换句话说，其强调重组工作环境，使其从非正式劳动转回正式劳动。这很自然与组织化劳动的衰退相关（参见Quinlan，2012：16）。但是这些肤浅的、改良主义的分析极少探讨与资本积累相关的历史动力问题。然而，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中心，资本积累已经与不稳定性休戚相关。总之，传统的社会科学家缺少分析工具来处理一个深植于资本积累内在特征的现象，这是长达一个世纪的概念难题。
上述这些观点大多数专门回应那些被视为分离的和可被分离的社会问题。为了更好地厘清这些“纷繁芜杂”的观点，我们有必要返回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不稳定性”的问题最早在那里被提及，也有必要探讨不稳定性与资本主义的结构关系，以及这种结构关系如何随着时间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在这里，19世纪的马克思、恩格斯、莫里斯和之后的哈里·布雷弗曼、斯蒂芬·海默、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的观点都是不容忽视的。基于这些理论家所提供的分析框架，可以考察美国和全球工人不稳定性的经验面向，从而进一步得出有关资本积累进化和我们时代的工人不稳定性，及其对当今划时代危机影响的确定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