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不稳定性”的研究系谱

1.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概念

斯坦丁并不是第一个提出“不稳定的劳动”（precarious labour）的学者。马克思早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就提出，“过剩的工人人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这些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了一支“产业后备军”（马克思，1975：693）。在这一章中，马克思描述了“产业后备军”的四个特征，即流动性（floating）、潜在性（latent）、停滞性（stagnant）和赤贫性（pauperized）。贾米尔·乔纳（Jamil Jonna）和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认为这四个特征清晰地表明，资本主义从诞生初期就伴随着一支不稳定的劳动力大军（Jonna and Foster，2016）。这支不稳定的劳动力大军在马克思那里是资本主义积累的重要基础，他们包括有劳动能力的赤贫人群、孤儿，以及需要救济的贫民子女等（马克思，1975）。

2.边缘性、非正规性与社会排他性

20世纪60年代，随着亚非拉等“全球南方”地区逐渐被卷入新自由主义的资本全球化，一些学者开始使用“边缘性”来概括在拉丁美洲国家中，大量未充分就业的移民所具有的根本性特征。这些移民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产物——他们通常聚集于大城市的边缘地带，只有临时性的住所。在研究者看来，这一群体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毫无用处（Munck，2013，2016）。

但很快，一部分学者便对上述论断进行了批判，认为这一研究范式将“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进行了“二元对立”。他们深刻地洞察到：这些处在城市边缘地带，从事“非正规工作”的群体不仅具有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络，同时也为拉丁美洲国家的整体经济贡献着相当的利润（Munck，2013，2016）。20世纪70年代，学者们开始用“非正规行业”（informal sector）的概念取代“正规及非正规就业”的概念。基思·哈特（Keith Hart）阐释了“非正规行业”与“正规行业”之间的差异性：在“正规行业”中就业的劳动者拥有一份工资收入稳定的工作，而在“非正规行业”中就业的劳动者主要采取自我雇佣的方式（Hart，1973）。之后，这个概念被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用来指称各种在劳动法、劳动合同等法律规制之外的劳动力就业的岗位或部门（ILO，1972）。与此同时，我们不难发现：“非正规行业”起初与在亚非拉等“全球南方”国家中的自雇职业者勾连，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第一世界国家纷纷进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学者们逐渐意识到“非正规行业”不仅大量存在于“全球南方”，成为其普遍的经济特征，而且它作为全球资本积累的重要基础，开始蔓延到第一世界的“全球北方”国家（Portes，Castells and Benton，1989）。

这个概念一直沿用至今。虽然20世纪80年代欧洲开始使用“社会排他性”的概念来意指金融资本“肆虐”下，缺乏社会保障的“新贫困人口”（the new poverty），但“非正规性”在描述全球化的雇佣关系和劳动方式方面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阐释力（Munck，2005，2016）。“社会排他性”则更多地揭示出社会区隔的日趋深化，底层群体和移民群体被主流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不断排斥和抛弃的过程。

3.布迪厄的“不稳定性”概念

20世纪9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针对社会排斥的日渐加剧，提出了“不稳定性”的概念。布迪厄的不稳定性概念直接与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概念相关。他认为，“不稳定性”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即“存在着大量的劳动后备军……给予那些工作中的人们可以随时被替代的感觉”（Bourdieu，1999：82）。在他看来，“不稳定性”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马克思强调的流动性、潜在性、停滞性和赤贫性。布迪厄在此基础上，提出“亚无产阶级”（sub-proletariat）的概念来描述处在“不稳定”状态中的劳动者（Bourdieu，1999：83）。但乔纳和福斯特认为，布迪厄并没有说清楚“亚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本质性的区别。在他们看来，“亚无产阶级”不同于“无产阶级”，他们并不能承担起“革命”的重任（Jonna and Foster，2016）。

4.意大利自治马克思主义者的大众概念

与布迪厄的“亚无产阶级”类似的是意大利自治马克思主义者（Autonomist Marxists）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提出的“大众”（multitude）概念。在2004年出版的《大众：帝国时代的战争与民主》（Multitude：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一书中，两位作者用“大众”来描述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下，意大利去工业化，并采用劳动力弹性机制后劳动者的认同状况。他们认为“大众”不同于“人民”（people）、“群众”（mass）和“无产阶级”，是一群处于不稳定的劳动中，但在“社会生产”（social production）方面有共同特征的人群（Hardt and Negri，2004：xv）。这里的“社会生产”不仅指的是物质生产，还包括沟通、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等面向的生产（Hardt and Negri，2004）。21世纪的劳工问题研究者不仅发现劳动者在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化的影响下呈现个体化的特征，而且他们尝试着从“文化”层面来描述这些处于“不稳定”状态中的劳动者的身份认同。

5.斯坦丁的“不稳定的无产者”概念

与两位意大利自治马克思主义者相类似，斯坦丁聚焦于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化背景下，劳动者的劳动状态和认同。他从生产关系（relations of production）、分配关系（relations of distribution）和与国家的关系（relations to the state）三个维度展开对“不稳定的无产者”概念的阐释（Standing，2012）。

首先，在生产关系方面，不稳定的无产者中的大多数人以临时的或短期的工作为生，经济收入相对较低或不稳定，雇佣关系短暂，缺乏长期的职业目标和职业前景，无法在工作场所中建立长期的人际关系，这使得他们缺乏安全感和认同感，缺乏与工作相关的社会记忆。其次，在分配关系方面，他们无法享受到那些福利国家时代工人和白领领薪阶级所享有的各种形式的劳动保障，缺乏社会福利。最后，在与国家的关系方面，他们只是“失权者”（denizen），而非“公民”（citizen）——他们要么没有政治权利，无法参与所属社区的政治生活，没有资格投票或参与政治竞选；要么没有文化权利，无法开展特定的文化活动；要么没有社会权利，无法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Standing，2011，2012）。

在此基础上，斯坦丁进一步揭示出社会收入结构中所体现的“无保障性”的根本特征（Standing，2012）。根据斯坦丁的定义，“社会收入”（social income）指的是劳动力所有来源和形式的收入的总和，包括由来自生产、货币工资、企业非工资福利、社会福利、社区福利（来自家庭或所在地社区）和私人福利（来自投资和储蓄）六个方面的收入组成（Standing，2009，2011）。斯坦丁强调了社会收入和工资收入之间本质性的差异在于前者涵盖了劳动者享受的社会福利，体现了社区的支持和国家的保护（Standing，2011）。“不稳定的无产者”面临的核心问题不在于工资收入的高低，而在于缺乏社区支持和国家保护——他们往往因脱离来自私人、企业和国家的保障，身陷社会收入低下的困境（Standing，2011）。

在斯坦丁看来，以下群体极易成为“不稳定的无产者”：那些不能通过教育获得回报的年轻人、各个年龄段的女性劳动者、老年人、残障人士，以及缺乏公民权的境内外移民（Standing，2011，2012）。

毫无疑问，这些“不稳定的无产者”处于新社会结构中的下层。斯坦丁将新社会结构中的阶级具体划分为：第一层是富可敌国的“精英阶级”（elite），第二层是享受小康生活的“白领领薪阶级”（salariat），第三层是拥有知识和技术的“专业技术人员”（proficians），第四层是“核心工人阶级”（core working class），第五层才是“不稳定的无产者”，在其之下是“失业者”（unemployed）和“流氓不稳定的无产者”（lumpen-precariat）。斯坦丁强调，一方面，“不稳定的无产者”是一个“自在的阶级”（a class-in-the-making），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经历着不安全和不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且时刻需要面对不同的社会问题、内心的孤独感和对仇恨的恐惧（Standing，2012）。这些共同的境遇使他们成为一个“新的危险阶级”（Standing，2011，2012）。另一方面，“不稳定的无产者”还未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a class-for-itself），他们缺乏清晰的阶级意识，且往往互相责难，异常脆弱，内部也充满着激烈的斗争（Standing，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