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重庆开埠与电业的开启
重庆地处四川盆地东部，位于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系中国西部最富庶的成都平原及云贵高原同长江中下游交往的必经通道。重庆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历史上的战略要地、长江上游的区域性军事政治中心、重要的商业与货物集散中心。[60]随着长江航运对省外贸易发展所起的作用日益增大，重庆在明代就已经成为长江上游的商业中心。[61]
近代以来，中国在外力驱动的情况下走上社会转型道路。具体而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外力的影响下逐步解体，同时西式近代经济得以生成与发展，明显的变化就是商业化的加速及其重要性的显现。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内各城市或被动或主动地成为名实相符的商埠，其城市化对各方面的影响，亦逐渐明显。重庆的开埠及其近代化，也体现着这一路向。
19世纪中叶以来，四川广阔的市场对英商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开辟川江航运，深入四川内陆，开拓商品市场是英国等列强的战略目标。1876年《烟台条约》规定宜昌开埠，英人“寓驻”重庆，这成为重庆开埠过程的起点，1890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重庆于1891年3月正式开埠。其后重庆逐渐由一个封建的商业贸易城市向一个近代化的多功能工商业城市转变，[62]逐渐确立了长江上游商业中心之地位。近代化城市的出现与发展，与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自清末开埠以后，四川进出口商品急剧增加。“输入物资以棉纱、棉布、棉花、五金器材等为大宗（其中国货约占70%），输出货物则以生丝、桐油、猪鬃、药材、食盐为大宗。外贸急剧增长，推动了四川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为重庆近代工业的产生提供了市场、资金和技术条件。”[63]而重庆工业的产生与发展，使其逐渐成为近代四川的工业中心。
工业中心是赋予近代重庆城市的新功能。19世纪末20世纪初重庆开启了近代工业化的进程。从1891年重庆开埠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期间，“西方各国势力纷至沓来，他们在重庆设领事馆、公司、商行、教堂、学校、医院，使重庆成为了西方列强在西南腹地的经济、文化侵略据点”。[64]其中，西方列强在重庆先后设立的洋行、公司有49家，工厂有11家。随着外国资本的渗入，在其高额利润和利权外溢的刺激下，一部分民族资本家的爱国热情得以激发。为挽救利权，发展工商业，他们也积极投身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以“抵制外货、振兴实业”为要旨，积极创办民族资本企业。因而这一时期，从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新式商业公司和工厂陆续在重庆出现。“1911年以前，重庆的民族资本工厂已有52家”，[65]其特点是“行业不多，厂的规模不大，设备简陋，使用动力低。但这已经表明重庆的工业已开始由小手工业或手工工场向机器生产发展了”。[66]同时，重庆作为四川的经济中心、商品集散地，其城市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产生了各种社会经济组织。比较典型的事例是：“伴随着甲午后维新思潮的兴起，商会组织开始在全国设立，1904年以李耀庭为总理，正式成立重庆商务总会，成为四川第一个商会，在全国也是较早设立的总商会之一。”[67]商会的设立表明“近代商业化其典型的表现即传统商业的转化与近代商业的兴起，商业的发展与商业网络的形成，这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城市的早期现代化”。[68]重庆的早期现代化与工商业的快速发展，也“加速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聚集过程。特别是近代长江上游港口城市重庆的崛起，造成了近代四川人口重心东移的现象。这加速了重庆地区城市化的进程。清末重庆地区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229人，远远超过全省平均密度（154人）”。[69]至1911年，重庆城区总人口达到25.3万人，[70]重庆已初步具备了近代中心城市所具有的人口规模效应。
综上所述，从1891年开埠至辛亥革命爆发期间，重庆处于从传统封建城市向近代工商业城市的转变过程中。值得关注的是，在以重庆为代表的区域中心城市实施对外开放后，“外国资本主义涌进中国，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起到了某种程度的客观示范作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开埠城市，在导致这些城市经济结构和运作方式发生变化的同时，也向中国人展示了近代科技文明、工业文明和市政文明。先进生产力的引进、扩散与传播，推动了中国近代经济的产生和发展”。[71]
电业是近代科技文明、工业文明及市政文明的代表。对于重庆这座开埠城市来讲，电业的开启亦伴随着城市的扩张及物质文明的发展。重庆近代电业与同步开启的近代工厂、近代金融、近代教育文化等使“重庆城市的经济功能由商业贸易中心向商业、工业、金融、交通等综合经济中心以及近代科学技术和信息中心转变，呈现了日益近代化的趋势”。[72]这使得重庆在近代历史上逐步成为具有综合性功能的大城市。早在清末，重庆已经出现电灯，是四川最早出现电灯的地方。回顾历史，在1891年重庆开埠前后，煤油已传入四川，“因其远比桐油、菜油点灯光亮，故弃桐、菜油灯而点洋灯者逐渐增多”。[73]因此，洋油灯逐渐代替了桐油、菜油照明，但容易造成火灾。如1894年，重庆发生了毁灭性的大火，大火是因一盏煤油灯被打翻而引起的。根据官方的记录，1082幢住宅被毁坏，重庆的人口十分稠密，因此至少有1万人无家可归。用煤油灯照明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再加上社会风气的转变，遂使得电灯的应用成为必然趋势。
论及重庆电业的开启，须提及一位绅商四川巴县人——刘沛膏。1895年他在“上海南洋实业学校求学时，见外商在上海兴办电光公司，曾产生自办民营电气事业的志趣，刘回川后，乃积极筹划资金，谋办电厂，刘曾变卖了自己田产，凑得资本锭银十万两，并得亲商尹得钧投资七万两，创设了‘工商事务筹备处’”，[74]着手筹备重庆电灯事业。在1900年，教职郭祖桓、廪生彭雨潭、职员傅毓璋和潘鸿清等也上禀四川商务总局，要求在重庆试办电灯。禀曰：“职等窃见上海电灯，其明更甚煤油，并且有火之形，无火之质；既可收光明之效，又可免失慎之虞，实于地方大有裨益。况渝城商务日兴，各国纷纷云集。设本地舍此不办而外人亦必有办之者，利权旁落，诚为可惜。是以职等再四筹思，已集资万金，锐意试办。诚为塞漏卮，开利源，有益地方起见。”[75]但是，四川商务总局怕惹麻烦一推了事，札示巴县政府：“教职郭祖恒等请在重庆试办电灯，于地方民情有无障碍，详细查明，据实禀复核夺。”但一查几年，没有音信。[76]直至1903年，“刘沛膏邀请当时的商会会长赵资生，和曾任川东道台的云南人李耀廷入股，向川东劝业道呈准试办电厂。试办期中，觅得100千瓦直流柴油机发电机一部，装灯40～50盏，发电供李耀廷‘府宅’生辰祝寿之用”。[77]同年，“在重庆南岸苏家坝铜元局，装了一台德科而牌小型直流发电机组发电，生产的电仅供这个厂使用”。[78]重庆成为四川最早出现电灯的地方，但还没有立即产生专营电业的近代企业。
直到1908年，重庆才产生专营电灯公司。市商会“总董张瑞堂、严宜之、曹漱珊三人主持公司事务，市商会集资筹建定名为重庆烛川电灯公司”。[79]公司创办之初，“成立董事会，由舒迪生、张瑞堂、高虞卿、曹漱枬、尹主之、伍香岩等人任董事，李裴如任总办，下设会计、机务等部门。职工有50多人”，[80]是一个规模较小的商办企业。该企业以“公司制”形式成立，系与时代背景有较大关联。“20世纪初清政府实行新政，大力提倡发展工商业，长江上游商业贸易的发展达到空前的阶段，商业组织出现了变化，具有近代意义的商业公司的出现，多是由集股、股份等形式建立起来。”[81]烛川电灯公司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所集股份，均系华商”，[82]旨在“振兴重庆工商业，仿效口岸，繁华市场”。[83]公司刚创立时发电设备“只有100千瓦的直流发电机一部，所发之电仅供工厂附近的少数住户和上半城（即今渝中区解放碑一带）的少数商家使用。且为火力发电，电压极不稳定。昏黄的点点灯火与重庆天空夜晚的星辰，形成了以后闻名于世的‘山城夜景’的雏形”。[84]至1909年9月，“公司集资到30万元，与英商安利洋行签订合同订购全部机械，其中锅炉、引擎系英国制造，电械、电料则由法国采购。购到设备后，公司先后安装发电机组3台，装机容量500千瓦。并在太平门附近觅定厂地，动工兴建厂房，开始投产供电。所发电量可供16支烛光电灯16000盏”。[85]同年“10月，大机开始发电，愿照者颇形踊跃，光明异常”。[86]公司核定电费，“包灯每月电费以16支烛光为1元，32支烛光为2元的标准，表灯为每度0.40元”，[87]较为经济实惠。因而，自烛川公司营业以来，“妨碍了电灯与小商店煤油的竞争”，[88]煤油业遂感不及电业有竞争优势，用户多转向使用电灯：“当年五月初十发电，乃开灯以来，荧之明星，朗若白昼，合郡人士，咸称利便，……纷纷报名。”[89]烛川电灯公司的“供电区域约5公里，为上半城、下半城、都邮街、陕西街等地。时用灯约五六百盏，每晚六时半至十二时半为开灯时间”。[90]公司电力供应于少数住户，主要为商号和部分街道提供照明，市区在夜间实现了电灯照明。1909年，公司向清政府商部呈准立案，取得了30年专利权。它开启了近代重庆电业发展的先河，是“近代重庆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式公用事业之始，使重庆成为四川第一个使用电灯的城市，也是全国最早使用电灯的城市之一”。[91]
重庆烛川电灯公司对清末民初的重庆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据《巴县志》记载，重庆在没有电灯以前，火警频繁，盗匪猖獗，社会治安欠佳。市民们一般使用油灯，每至夜间，便将店门紧闭，路人稀少，市面冷落。自装了电灯后，火警减少，出现了夜市营业，市民还互邀到灯下玩乐纸牌，有时延至深夜”，[92]市民的业余生活得到了极大丰富。而且自有了电灯后，近代新兴的娱乐方式——电影在重庆出现。而“重庆的电影放映，始于1912年。当时的希腊人赫希德从外带来放映机和影片数盘，在渝中区桂花街放映无声电影并由此吸引了部分观众观看，以后陆续有人在川戏夜场后加放电影”。[93]由此可见，电力极大地丰富了重庆市民的夜间生活，使得人们活动更方便，行动更安全，生活方式更加多样化。毋庸置疑，这一时期重庆电力企业所生产的电力基本上是运用于居民生活的日常照明，几乎没有运用到工业领域。当时重庆工业发展水平较低，“只有少量的农产加工工业和利用外来原料的手工织布工场而已”，[94]仍处于手工工场阶段。重庆的城市发展速度也比较缓慢，市区仍然以渝中半岛为主。从最能体现社会生产力核心要素的人口数量分析“1909年重庆人口数为245400人，到1934年为369396人”，[95]增长率较低。且当时重庆城市部分居民的现代化观念较弱，对电力的需求甚小，直到1920年代，“市民大都仍旧以油灯照明为主”，[96]以至于到夜幕降临时，“人们行路多用手提灯笼、油壶或持松明、竹纤藤火把照明”。[97]可见当时电灯照明在重庆并没有普及，这与深居内陆、相对闭塞的四川地理环境有较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