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随笔

我与中东研究和犹太研究

潘光

编者按 潘光研究员，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上海世界史学会会长；同时兼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联合国文明联盟大使，美国亚洲协会国际理事会成员，美国“中国-欧亚论坛”高级顾问，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等。潘光研究员是我国犹太史和中东问题专家，编著《艰苦岁月的难忘记忆——来华犹太难民回忆录》《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汇编》（四卷）《来华犹太难民研究：史述、理论与模式》《犹太文明》《犹太民族复兴之路》《2003：美国对伊战争透视》《重要国际问题探源》《当代国际危机研究》《犹太人在中国》（中、英、法、德文）《犹太人在上海》（中英文）等上百篇部。潘光研究员的研究成果七次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四次荣获上海社科院优秀成果奖。此外还曾获美国詹姆斯·弗兰德基金会、加拿大政府暨国际加拿大研究委员会、俄罗斯总统普京颁令授予的圣彼得堡300周年荣誉勋章等。本刊特邀潘光研究员撰文介绍治学与学科建设的经验，以期为我国的中东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读了民兴所长来信，我觉得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的“中东问题研究专家访谈”项目很有意义。我们这些人确实应该把自己的学术经历写出来，为年轻人留个记录，也许对他们会有所帮助。这里要说明，我把“犹太研究”单列出来，是因为犹太人遍布全球，因此犹太研究的一些问题也许已不限于“中东研究”的范围。不过，由于犹太人源于西亚北非，犹太研究又与以色列研究密切相连，所以我认为它从整体讲还是属于“中东研究”的大范畴。

一 早年经历

我祖籍海南文昌，生于上海，应该算是个上海人。我父亲幼时随祖父去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谋生，在那里长大，因此精通越南语和法语，当然也会说广东官话（即香港、广州等地的通行话语）和海南话（与广东官话不一样），还会讲潮州话和客家话，但是他的上海话却始终说不好。父亲20世纪30年代初来到上海，进入法国人办的震旦大学学习，在学校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并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我母亲祖籍浙江绍兴，是一位教师，与父亲结婚后也参加了中共地下党。

我出生于1947年，当时父母正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为迎接解放而艰苦奋斗。两年后，我们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中，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保持优良，先后就读于三所名校：徐汇区第一中学小学，上海中学和五十一中学（位育中学）。这三所名校培养的人才遍布全球，如已故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田长霖生前就是位育中学校友会名誉会长。

令家人和亲友惊讶的是，我在中小学时最感兴趣的居然是国际问题。他们至今还记得，那时我能背出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首都、人口、面积，能认出所有国家的国旗。正是基于这样的兴趣爱好，我于1965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从此进入了国际关系学科的殿堂。

孰料不到一年，“文革”就爆发了，于是我们不得不走出校门，在摸爬滚打中学习教室里学不到的东西。1970年我被分配到辽宁海城一所农村中学当教师，一干就是七年。那段时间虽然身处山沟十分闭塞，但却有许多时间读书，又自学了英语（以前学的是俄语），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1977年，高考恢复了。次年，高等院校开始招收研究生。当时我已经30岁，但还是决心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那时我的母校人民大学还没有复校（“文革”中被解散），国内仅有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有国际政治系，但竞争非常激烈，于是我决定报考比较接近国际政治的世界史专业。经过一番拼搏，我居然考取了实力雄厚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成了“文革”后首届研究生。三年学习虽然艰苦，但经过浩劫之后，我们对之倍加珍惜。1981年毕业，我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后在工作中继续在职攻读，又获同专业博士学位。

二 进入中东研究

说起进入中东研究的缘由，还与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密切相关。当时我的导师起先是陈崇武、艾周昌两位教授，后因陈老师赴法国访学，便由德高望重的王养冲教授来指导我的硕士论文。王老师早年在法国获得博士学位，归国任教历经坎坷，改革开放后重振雄风，推出了一批力作，成为法国大革命史和西方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泰斗级人物。艾老师当年才50岁左右，已发表了一系列著述，成为国内非洲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硕士论文写什么题目，我再三考虑，为获得两位导师的得力指导，决定选择一个将法国与非洲联系起来的题目——《关于拿破仑远征埃及的几个问题》。在写论文的过程中，得到王、艾两位老师的悉心辅导，阅读了大量关于中东的资料，有些史实特别引起我的兴趣。例如：拿破仑的远征虽然是一场侵略战争，却打破了埃及闭关锁国的状态，使埃及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随拿破仑去埃及的一批学者在考古方面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奠定了现代“埃及学”的基础；拿破仑是欧洲第一个解放犹太人的皇帝，他赋予法国犹太人与其他民族成员、宗教信仰者同等的待遇，带兵打到中东时又解放了现今黎巴嫩、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拿破仑远征埃及导致英法在中东展开激烈争夺，揭开了马克思所说的“东方问题”（即列强瓜分奥斯曼帝国遗产的角逐）的序幕。

此后，我对中东的历史和现状越来越感兴趣，特别对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改革和奥拉比起义、19世纪中叶黎巴嫩的教派纷争和列强干预、奥斯曼帝国的改革与俄土关系、政治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东方问题”的后遗症对今日中东的影响等题目做了研究并发表了若干文章，还主编了一本《阿拉伯非洲历史文选》。回过头来看，确实是那篇硕士学位论文把我带进了中东研究和犹太研究。

三 研究三层次

1981年年底，我进入著名的思想库和智囊机构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一干就是30多年，先后任世界史研究室主任、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和欧亚研究所所长，成为资深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还兼任过由汪道涵任主席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并被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政法学院等高校聘为兼职、客座或特聘教授。30多年来，我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三个层面：国际关系与世界史综合研究；以中东、中亚为主的地区和国别研究；犹太、以色列特色研究。

在第一层面，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际冲突与危机管理、国际关系中的民族宗教因素和文明对话、各国现代化进程比较、恐怖主义和反恐问题等方面。我的专著《当代国际危机研究》（1989）是国内最早的专门研究国际危机的力作。我在现代化进程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是1992年出版的《走出封闭的怪圈》，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进程做了比较研究。近年来，我在文明对话和恐怖主义问题方面做了比较多的研究，发表了多篇关于“一带一路”沿线不同文明对话的论文，并被联合国秘书长任命为“联合国文明联盟大使”，还完成了公安部的国家反恐怖软科学课题“国际反恐怖合作研究”，并出版了专著。上述研究均与中东密切相关。

在第二层面，我担任欧亚所所长15年，自然注重对欧亚地区的研究，特别在中东、中亚、俄罗斯、丝绸之路与亚欧关系等研究领域发表了许多著述。苏联解体后，中亚五个伊斯兰国家独立，这五个国家有四个属突厥语系，一个属波斯语系，形成了中东的延伸地带，欧美学界也称之为“大中东”。成立于1992年的上海社科院欧亚所由原历史所的世界史研究人员和原苏联东欧所的研究人员组成。世界史研究人员的优势主要在中东和犹太研究，而原苏联东欧所研究人员则有俄语优势。作为首任欧亚所所长，我立刻发现了一个优势互补的学术结合点——中亚研究。抓住这个切入点有两个有利因素：一是中亚与中东、东亚、俄罗斯、欧洲、美国均有密切联系，还有着“丝绸之路”这一厚重的历史底蕴，因此原两单位的学者可优势互补；二是中国特别是我国新疆与中亚的关系迅速发展，“上海五国”机制正在酝酿之中，我们开展中亚研究，也可为国家建言献策，发挥智库作用。

此后几年，我着力研究将中东与中亚结合在一起的亚欧关系和“丝绸之路”，承担了国家课题，推出了专著《从丝绸之路到亚欧会议——亚欧关系两千年》。2001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成立，我应邀到中央电视台做现场直播嘉宾，向全球观众介绍这个新组织的来龙去脉。在此前后，我领衔建立了国内也是国际上第一个“上海五国”研究中心，上合组织成立后改名为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此后，我承担了多个上合组织研究国家课题，推出了《稳步前进的上海合作组织》等专著。从1993年起，我们每两年举办一次中亚问题国际研讨会，后发展为中亚与上合组织国际研讨会，至今已举办了十三届，在国际上颇有影响。我们的研讨会与中东密切相关，如2003年第六届会议的主题就是“伊拉克战争后的中亚和上海合作组织”。随着伊朗成为上合观察员国以及土耳其成为上合对话伙伴国，中东许多国家都申请加入上合组织。2017年，我专门为此写了一篇文章《上合组织走进中东》，产生了较大影响。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宣布在上海政法学院建立中国—上合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我出任该基地的首席专家。

第三层面是我的研究中最具特色和影响力的。前面提到，我的硕士论文不但将我引入了中东研究，也使我对犹太历史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1988年，我和同事们建立了国内第一个犹太研究机构——上海犹太研究中心（CJSS），我担任中心主任至今。起先，我们的研究几乎涵盖犹太研究的各个方面——历史、文化、宗教、当代以色列等。后来，我们的研究重点逐步转向中国，尤其是上海的犹太人，因为只有在这个领域，我们才拥有相对的优势——掌握有关中国、上海犹太人的第一手资料。沿着这个方向，我们不断推出成果，成为中国最具影响的犹太学和当代以色列研究机构，不仅协调中国学者的研究活动，而且与世界各国的同行开展着富有成果的合作。1990～1996年，我们每年都举办以色列研究学术研讨会，西北大学的阎瑞松等教授都来参加过。此后，我领衔推出的犹太研究中心重要成果包括：《犹太人在亚洲》（中英文）《犹太人在上海》（中英文）《犹太人在中国》（中、英、法、德文）《犹太人忆上海》《犹太民族复兴之路》《犹太文明》《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上海犹太人》《犹太研究在中国：三十年回顾1978—2008》《犹太人与中国：近代以来两个古老文明的交往和友谊》《纳粹大屠杀的政治和文化影响》《犹太人在美国》《离散与避难：犹太民族难以忘怀的历史》等。2010年底，“来华犹太难民研究（1933-1945）”被正式确立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由我担任首席专家，使我们的研究质量和水平得到了极大的促进和提升。项目组先后完成阶段性成果《艰苦岁月的难忘记忆——来华犹太难民回忆录》、资料性成果《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汇编》（四卷），到2017年完成最终成果《来华犹太难民研究（1933—1945）：史述、理论与模式》，项目顺利结项，获得普遍好评。

上面三个层面是从研究内容而讲。从研究的类别来说，我的研究又可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三类，上面主要讲了基础研究，下文还要介绍应用研究。就对策研究而言，有些内容无法公开，但也应简单介绍。我直接参与的主要有：中以建交的学术及政策准备、改善中美关系的若干新思路、上海五国——上海合作组织升格进程、中国—中东关系对策建议、“东突”问题和反恐战略、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安保工作、上海“亚信”首脑会议、国家领导人出访中东等方面的相关研究。对策建议受到中央领导重视，多次获得批示，有些被采纳。

四 走向世界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拓展，我们的国际交往迅速发展。这在犹太研究特别是关于犹太人在中国研究方面表现特别突出。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发起或参与组织了多次国内或国际学术讨论会和犹太人重聚活动，以及有关犹太名人、纳粹大屠杀和今日以色列的展览会。还在中国首次举办了犹太学青年论坛和希伯来文班，并与影视界合作制作影视作品，与旅游界合作编制犹太遗址游览图。近年来，以色列总统和总理，德国总统和总理，奥地利总统和美国第一夫人及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名流访问了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并参观中心举办的展览会。不仅如此，设在上海社科院四楼的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也登上了以色列、美国、德国等许多国家编写的“中国旅游指南”，成为众多外国游客，尤其是犹太游客在上海的“必游之地”。经常有白发苍苍的犹太老人，由一句英语也讲不来的门卫领着上研究中心来，已成为社科院一景。

寻找何凤山的成功，是我和犹太研究中心团队走向世界的得意之作。1963年，以色列议会通过法令，向曾经在纳粹大屠杀时期救助过犹太人的非犹太人颁发“国际义人”奖。截至1990年5月，共有8611人被授予了这一荣誉，然而其中居然没有一个中国人。以色列政府对于这项荣誉的授予，有十分严格的资格审查要求，获奖者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非犹太人；二是不能通过救助犹太人来谋利；三是从未迫害过犹太人。除此之外，还必须提供救助犹太人的书面证据或其他旁证。尽管上海救助犹太难民的那段历史人人皆知，但要为某人找到救助犹太人的书证或旁证却异常困难。而且，由于1937～1939年犹太难民进入上海无须签证，因此不太会想到要在中国外交官中寻找线索。1995年，事情突然有了转机。我应邀赴奥地利萨尔茨堡参加“纪念奥地利犹太人避难上海50周年”会议。开会期间，我从与会的前犹太难民口中得知，当年犹太难民进入上海虽无须签证，但离开粹控制区却必须持有他国发出的签证。许多与会的犹太朋友都提到了一个名字——何凤山（时任中华民国驻奥地利总领事）。他们称，他发出的签证让数千名犹太人逃脱了纳粹的屠刀。

这实在是个太大的惊喜！于是，我们便开始积极寻找一切关于何凤山的资料，并向世界各地的犹太组织和大屠杀研究机构发出了寻求帮助的信息。在专门寻找救助犹太难民外交官的“生命签证”组织的帮助下，1998年，我与定居美国的何凤山之女何曼礼取得了联系，只可惜，何凤山已于一年前离开人世。经过多方努力与通力合作，有关何凤山救助犹太人的完整资料渐渐成形。1999年，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犹太人在上海”系列活动上，我们首次公布了何凤山救助犹太难民的史料，中国“辛德勒”的义举震撼了世界！此后，以色列有关部门根据我们提交的资料及有关线索，对何凤山的事迹进行了周密的审核。2000年10月，以色列正式授予何凤山“国际义人”称号。次年，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隆重举行“国际义人——何凤山先生纪念碑”揭碑仪式，石碑上的铭文刻着：“永远不能忘记的中国人。”

五 讲好中国故事

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就想编撰一本《犹太人在上海》的画册，但是碍于经费制约，只得一再搁置。直到1995年，上海画报出版社（后更名为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找到了我，双方一拍即合，于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推出了画册。画册再现了犹太人在上海走过的历程，特别是上海救助犹太难民的难忘故事，出版后受到各界广泛好评。此后《犹太人在上海》画册又进一步拓展为《犹太人在中国》画册。对这一拓展，我必须要介绍一下两位非常重要的支持者——老市长汪道涵和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1998年1月，赵启正赴京履新，随身带去了我送的那本《犹太人在上海》。他阅后问我：“为什么不把画册内容拓展到‘犹太人在中国’？”从《犹太人在上海》到《犹太人在中国》，就要把哈尔滨、天津、开封、香港等中国其他地方犹太人的历史都纳入其中。当然，研究基础和资料积累已不成问题，但是让人拿捏不定的是开封犹太人涉及比较敏感的宗教、民族政策问题。汪老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很快把这个问题向时任国家领导人做了汇报，中央领导的回复是“让他们放心、大胆地做”，相信专家能把握好政策问题，这让我们稳稳地吃了一颗定心丸。此后，赵启正同志和国务院新闻办还在各方面给予我们大力支持。

2001年6月，《犹太人在中国》中英文双语版面世；2003年2月，《犹太人在中国》中法文、中德文对照版同时出版。2005年和201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和70周年之际，《犹太人在中国》和《犹太人在上海》画册又两次再版。这些年来，《犹太人在中国》已经成为国家领导人出访相关国家时送给外国领导人的礼品。

各方人士对画册给予了高度评价。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多次赞扬此书，说这是“用一本书感动了一个民族”，并在全国外宣工作会议上多次提到这本书在对外宣传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以色列前总理奥尔默特看到画册中他父亲的照片时非常激动，表示要十分珍惜中国人与犹太人之间的传统友谊。美国前财政部长布鲁门撒尔阅读画册时回忆起了在上海度过的难忘岁月，表示要为促进中国人与犹太人友好和中美关系继续努力。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和前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专门致信赵启正主任，对这本画册的出版表示祝贺。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谢夫斯基说：“我们将把这本画册作为传家书来保存。”加拿大温哥华大屠杀教育中心已决定将画册中的部分内容作为教材。董建华先生十分赞赏画册的创意，认为画册有利于调动香港6000犹太人的积极性，为香港的繁荣发展做贡献。

我们中心还与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等单位合作，把画册变成图片展览，在美国、加拿大、以色列、澳大利亚、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波兰等许多国家举办展览会，引起了轰动。近年来，还出现了关于这个题材的小说、纪录片、电视剧、音乐剧等。这正是我们积极促进的“公众史学”——将史学研究从书斋推向大众。由于我们的研究在国际上影响越来越大，我也受邀到世界各地参加会议和讲演。我讲演的地方遍布全球，实在记不清所有的学校和机构，只记得最著名的有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荷兰莱顿大学、美国兰德公司、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和特拉维夫大学、阿联酋战略研究中心、埃及开罗大学、土耳其安卡拉战略研究中心等。2008年11月，联合国举行纪念“碎玻璃之夜”（1938年11月纳粹大肆迫害犹太人之夜，因砸碎许多玻璃得名）70周年活动，我还应邀在联合国的讲坛上作讲演，介绍了“碎玻璃之夜”后数万犹太难民逃往上海获得救助的故事。

当然，犹太人在中国特别是犹太人逃亡上海的故事只能算是我讲的诸多题目中的一个。近年来，我讲得最多的还是中国在中东的作用和上海合作组织。具体的题目五花八门，主要有如下这些：“2011年中东剧变以来中国在中东的上升作用”“‘一带一路’与中国—中东关系”“中国对中东热点问题的观察和政策”“中国—以色列关系与‘一带一路’在东地中海的拓展”“中国的能源政策与中国—海合会（GCC）关系”“中东乱局与中国的反恐政策”“上海合作组织与中东”“中—俄—中亚关系与上海合作组织”“中土关系与东突问题”，等等。2016年，我就应邀到联合国讲了“中国在中东的上升作用”。碍于篇幅所限，这里无法对这些讲演一一详述。

需要提一句的是，我在讲演中还经常碰到话语权的问题。以犹太难民在中国这个问题为例，由于改革开放前国内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是缺位的，就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留下可乘之机。于是，国外有些声音便说，当犹太难民涌入上海时，是日本人占领着上海，因此“是日本当局救了犹太人”。在一家国际知名犹太博物馆内有一幅“全球救助犹太难民图”，其中在“上海”注明救了25000犹太人，但却插了一面日本国旗。后来，在我们的一再要求下，这面旗帜才被挪走。这种“日本当局救了犹太人”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在中国的土地上、在中国人生活的弄堂里，无疑是中国人民接纳了来华犹太难民。何凤山给犹太难民发了数千张签证，其中许多人来到了上海。当时日本侵略者控制了上海的一部分，在一段时间里没有拒绝犹太难民的进入。但到了1943年2月，日本当局设立了虹口隔离区，强迫两万余犹太难民迁入该区。应该指出，有少数日本官员是同情犹太人的，如当时日本驻上海副领事柴田就暗中帮助犹太人，被日本当局逮捕，遭严刑拷打后押送回日本。令人欣慰的是，经过这些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勤奋研究和耐心宣讲，“日本当局救了犹太人”的说法基本已消失。

讲中东同样有这类问题，例如有些人一直宣称“我们在中东反恐，中国在中东赚钱”，还有人称“‘一带一路’就是要掠夺中东的资源”。当我讲到“一带一路”对中东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促进作用，中国有1000多士兵在黎巴嫩南部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有三艘军舰在亚丁湾打击海盗，以及中国在吉布提建立了第一个补给基地等等之后，许多听众十分惊讶，有些人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看来，我们在宣传中国的中东政策和中国在中东的作用方面还要做许多工作。

六 著述和荣誉

这些年来我发表的论文总计有数百篇，难以一一列举。关于著作，前面已提及许多，这里再补充若干：《国际反恐怖合作研究》《重要国际问题探源》《2003，美国对伊战争透视》《以色列与犹太学研究》《犹太学和以色列研究在中国的发展》（英文和希伯来文）《龙象共舞：对中国和印度两个复兴大国的比较研究》《欧亚研究论萃》《犹太之旅》《外国著名战役故事》等。

因科研成就卓著，我十多次荣获上海市社科优秀成果奖和其他奖项，并获得美国詹姆斯·弗兰德中犹研究学术奖和加拿大政府授予的加拿大犹太人研究特别奖金。2004年，俄罗斯总统普京颁令授予我圣彼得堡300周年荣誉勋章。2005年，我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2006年，奥地利政府授予我奥地利大屠杀研究纪念奖。

现在我已不再担任欧亚所所长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但仍有一大堆职务在身，主要有：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资深研究员，上海政法学院特聘教授，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一带一路”项目主任，中国—上合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首席专家、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上海世界史学会会长、上海联合国研究会会长、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国家反恐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软科学专家、上海市政府外办咨询专家、上海市政府侨办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反恐研究中心副主任等。

在国际上，我目前还担任美国亚洲协会国际理事会委员、联合国文明联盟大使、麦克米兰出版集团《现代中国政治与发展丛书》联合主编等职务。

七 想法和建议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中东研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希望中东研究的年轻一代和后起之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研究，取得更大的成就。为此，我想谈三点想法，也是对中东研究青年学者的建议。

第一，深化研究就是要探索、把握规律性因素。

把握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正是我们深化中东研究的重要目的，也是我们的研究是否达到了“深化”的评判标准。中东自古至今的发展史，就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蕴含着无数文明智慧的浪花，是我们取之不竭的精神宝库。一幕幕王朝与共和的兴衰成败，一个个伟人与枭雄的功过是非，重大历史事件深处的内幕轶事，伟大发明创新背后的艰辛努力，无不折射出深刻的道理和重要的规律。研究并认识它们，我们就能更好地以史为鉴、温故知新、把握形势、开创未来。目前越来越多的中东热点问题呈现出新的、非传统的特点，如气候变暖、环境污染、信息安全、资源短缺等。2011年以来，中东剧变的乱象显示“西方模式”不可照搬照抄，也刺激新右翼和民粹主义急剧膨胀。面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泛滥，促进文明对话互鉴对中东更具有战略意义和紧迫性。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一带一路”成为中东的热点，但对此的解读形形色色。对这些发展，媒体的任务可能是解读和评论，不过中东研究学界就不能停留在这一层次，而要发掘其中的规律性因素。

当然，现实发展的规律与历史事件的规律不尽相同，具有许多变数。不过，深入研究历史或现状之中的规律性因素，都要求我们有扎实广博的理论功底，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做出睿智深刻的分析判断，并具有与时俱进的调整能力。

第二，深化研究要注重构建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

要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我们特别要在以下五方面有所改进。其一，不要关门研究，要主动、积极介入国际学术、文化、科研、传媒舞台。其二，不要因循守旧，要创造性、建设性地提出我们自己的主张、构想和战略。其三，不要照搬西方中心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要有中国人自己的研究视角，实事求是地讲好中国故事和世界故事。其四，不要停留在一般性、重复性的论述上，要着眼于追求卓越、强于创新，凭借扎实的文史底蕴和宽广的国际视野推出“高品位”“有深度”的精品。其五，不搞八股文和大批判，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让人家听得懂、听得进，特别要重视中东各民族、宗教语言文字翻译的精确度。

第三，深化研究必须将基础、应用、对策三个方面密切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本着这一精神，年轻学人深化中东研究必须将基础、应用、对策三方面密切结合。

深化基础研究就是要系统地、持之以恒地加强学科基础建设，构建中国自己的中东研究理论框架、研究路径和教学体系。在此基础上，也要对本学科研究中的一系列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进行深入剖析，提出中国人自己的见解。有些热点问题至今仍处于见仁见智的讨论之中，一些难点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还有些疑点问题则需要发掘更多的材料加以佐证。要解决这些问题，没有扎实的理论基础是不行的。

深化应用研究关键是要使我们的研究走出书斋，走向社会，面向大众，为人民服务。随着中国越来越开放，成千上万的国人走出国门，同时又有许许多多的老外走进国门，世界上的大事与国内的发展密切相关，社会大众对中东的兴趣日益强烈，这就为应用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年轻学人特别要注意用自己的研究为外事、外宣工作服务，为拓展对外交流服务，为“以史为鉴”的重要纪念活动服务。

深化对策研究就是要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利益服务，特别要为党和国家领导及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的决策服务。由于具有广泛的国际联系，中东研究学者在这方面正在发挥重要作用。目前比较突出的是在以下几种情况发生时及时提出对策建议：重大国际活动举行之前、国际上出现突发事件之时、影响国家安全的活动（如暴恐活动）出现时，等等。

上述几点，仅是个人想法，仅供从事中东、犹太研究的青年学者参考。

［责任编辑：闫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