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经济增长动力的分类检验
本节将分别从要素、结构、制度等不同维度分类比较，考察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由于时间序列可能存在高阶自相关性，本文使用可以处理异方差自相关稳健标准误的“Newey-West估计法”，截断参数选取p=n1/4，只改变标准误的估计值而不改变系数估计值，结果稳健。综合模型存在一阶自相关，使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和Prais-Winsten AR（1）进行回归。相关检验结果见表3和表4。
表3 1952～2016年经济增长动力检验结果（一）
续表
表4 1952～2016年经济增长动力检验结果（二）
续表
结果显示以下方面。首先，从要素视角考察，在1952～2016年的整个样本期间，固定资本存量、劳动力、人力资本在不同的回归模型中，大都保持1%的显著性水平，说明资本投入、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技术进步模型中，用科研经费支出表示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科研成果的转化速度加快了经济增长。在综合模型中，技术进步的显著性有所下降，可能的原因在于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其次，在结构模型中，城镇化率的提高会显著提升经济增长水平，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使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转移的进程加快，形成规模经济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最大，表明城镇化进程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强。用第二产业产值与第三产业产值的比值表征的产业结构保持1%的显著性水平，印证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外贸依存度保持10%的显著性水平，表明进出口贸易对于经济增长存在正向拉动作用。而产业结构和外贸依存度在综合模型中并不显著，原因可能是变量之间的替代作用造成的。例如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将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同样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会增加工业品的出口，进而增加进出口贸易额，一些变量的贡献涵盖了另一些变量的影响。金融结构在回归中对于经济增长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具有负向效应，同时在综合模型中保持1%的显著性水平，表明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负向作用，说明我国金融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金融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均不能有效支撑经济发展，如何优化金融结构应是关注的重点。最后，在制度模型中，政府主导和市场化程度对于经济增长均具有促进作用，但政府作用更明显。这可能是在1952～2016年的全样本区间内，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很长一段时间处于计划经济阶段，政府主导在这一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进而政府对经济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当然，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化的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市场化程度的作用逐渐增强。因此需要协调好“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作用的发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以上模型是基于全样本的回归，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着一系列重大改革，包括改革开放、经济体制的转型、邓小平南方谈话、分税制改革等，同时也面临“三年困难时期”、金融危机、经济滞胀等挑战，这些均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因此本文选择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最为重大的转折性事件，即1978年改革开放、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标志性事件为间断点，同时基于邹检验对于选取的间断点进行检验，拒绝原假设，表明间断点前后变量具有明显的变动，进而将经济增长划分为1952～1977年、1978～1991年、1992～2016年三个阶段，分别考察经济增长动力的阶段性特征，回归结果见表5。
表5 经济增长动力的分阶段回归检验结果
结果发现以下方面。首先，不同阶段经济增长动力差异明显。其中，1952～1977年，劳动力、城乡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金融结构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阻碍作用。1978～1991年，固定资本存量、劳动力、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城乡结构、技术进步、外贸依存度、市场化程度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政府主导对于经济增长具有负向阻碍作用。1992～2016年，固定资本存量、劳动力、城乡结构、技术进步、市场化程度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外贸依存度、金融结构、政府主导对于经济增长具有负向阻碍作用。其次，不同维度经济增长动力也表现出阶段性特征。在要素禀赋方面，固定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但阶段性特征突出。劳动力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先减弱后增强，而人力资本的作用先逐渐增强但后期不显著，说明虽然教育经费逐年增加，但劳动者质量提高并没有有效驱动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一直都是正向促进作用，而且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在逐渐增强，而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在1952～1977年不显著，原因可能是，计划经济时期科研经费支出很少，不足以对经济增长造成显著影响。同时，科研技术转化率较低，进而科研经费支出并没有有效转化为生产力。在结构因素方面，城乡结构对于经济增长在不同阶段都表现出正向作用。金融结构对于经济增长在各阶段具有负向效应，表明我国金融结构的扭曲现象长期存在。外贸依存度在1952～1977年和1978～1991年对经济增长是正向影响，在1992～2016年是负向影响，原因可能在于中国在2001年入世以后，进出口贸易作用更明显，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联性更强，国内经济受国际经济影响，全球经济发生波动，中国经济受到负向联动。产业结构在1978～1991年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原因在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第二产业在1978～1991年快速发展进而更有力地驱动经济增长；而在1992～2016年，第二产业开始出现产能过剩和产业结构失衡，因此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不显著。在制度结构方面，市场化程度对于经济增长一直保持正向作用，改革开放初期尤为显著。而政府主导在1978年以前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在1978年以后对于经济增长具有负向作用。原因在于伴随改革开放，从高度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政府的作用开始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