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营口开港至日俄战争结束期的日本“满蒙”调查
从1872~1905年的营口开港至日俄战争结束的这一时期中,主要以将营口开埠地作为据点的日本商社人员对周边地区的调查以及早期到“满蒙”地区进行军事调查的池上四郎、曾根俊虎、福岛安正的调查为主。按照目前的学术研究,最早进入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秘密调查的是1872年8月,由日本军方秘密派遣的日本陆军少佐池上四郎、陆军大尉武市雄吉以及外务省官僚彭城中三人组成的秘密调查组。上述三人中,两名军人为掩盖军人身份被日本外务省委以外务省官员的身份,并乔装成商人,取道营口登陆后,经营口、牛庄和当时的盛京城,对辽东半岛、周边的地理兵备、政情以及辽河解冻期等进行了秘密调查。1873年三人回国后,还撰写了《满洲视察复命书》上呈陆军中央[3]。
近代以来,早期从事对东北调查的日本军人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时任海军中尉的曾根俊虎。出身于日本东北山形县的曾根俊虎在日本明治维新后,先后担任了军舰“东京丸”的海军军官和当时的海军本部海军少尉,后又调任“龙骧丸”担任该军舰的海军少尉,其后于1873年随副岛种臣赴上海[4]。1874年曾根俊虎参与了“征讨台湾”的战役[5]后,又于当年9月由日本海军本部派驻上海,负责收集当时清政府的政治军事情报[6],1875年12月回到日本。1876年2月,曾根俊虎被日本海军本部再次派到了中国。以此为契机,在其后的近10年间,曾根俊虎多次出入中国的上海、南京、汉口、福建、北京、牛庄等地,并对上述地区进行了多方面的军事调查,成为日本早期熟知清政府军事政情,尤其是清海军军情的“中国通”。1888年曾根俊虎因受海军行贿事件牵连,入狱后被解除了海军现役。其后还一度赴台担任台湾“总督府”台东抚垦署的署长。曾根俊虎的相关著述有《北支那纪行》(前篇出版于1875年,后篇刊行于1876年,出版社不祥)、《清国各港便览》(1882,日本海军军务局出版)以及《清国漫游志》(1883,日本织文舍出版)等。曾根俊虎的上述三部著述中均提及当时“满洲”的开埠港牛庄及石桥、辽阳、盛京沿途的旗兵兵力、炮台、道路里程、营舍军备等情况。其中在《北支那纪行》前篇中详细记述了从1875年7月4日至同年8月9日从天津启程,经由滦县过山海关后牛庄、凌河、辽阳、太子河、浑河、盛京沿途的清政府旗兵、炮台、营舍、道路里程、河流摆渡,以及辽阳和盛京城防等军备情况。
被称为“情报将军”的福岛安正早年就是从收集当时清政府和沙皇俄国的军事情报开始步入日本陆军精英行列的。福岛安正在日本军方的安排下从1879年开始多次出入中国的上海、天津、北京、汉口,其后又凭借日本驻德国公使馆武官身份开始了“西伯利亚远征”,从沙皇俄国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入境黑河,对“满洲”北部地区的黑河、瑷珲、齐齐哈尔、吉林、宁古塔和珲春等地进行了军事调查。1893年6月回到日本的福岛安正根据对中国和俄国多年的调查,撰写了《邻国兵备略》,并草拟了《清国兵制集》。《邻国兵备略》和《清国兵制集》也成为日本陆军内部研究当时清政府兵制,尤其是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时的重要参照资料。
除曾根俊虎、福岛安正外,这一时期日本还先后派遣了梶上鼎介、古川宣誉、山本清坚、菊池节藏、长冈护美、铃木敏、神保小虎等军人和政治家分别对鸭绿江流域、中朝边界、金州、辽东半岛等地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7]。
在日本军方派出人员对“满洲”港口、重要城市、边界、土地、河流及道路交通进行调查的同时,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还于1877年和1879年先后派遣岛弘毅、伊集院兼雄等人秘密潜入“满洲”要地,通过对东北各要地的实地测绘完成了盛京地图的修订和勘误。此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利用日军甲午战争中占领辽东半岛之机,成立了由417人组成的临时测量部,完成了盛京省三十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图测绘[8]。
这一时期日本对“满洲”的军事调查不仅仅局限于派遣军事人员进行实地调查和地图盗测。通过1894年11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编写的《满洲地志》以及《蒙古地志》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不仅通过军事人员的派遣对当时“满洲”各地的道路里程、物产、主要城市、地矿分布、周边贸易、水运等有大体上的掌握,而且还通过相关文献的调查及比对,完成了对“满蒙”地区兵地要志的调查。
在早期日本民间人士对东北的调查中,主要的调查来自1873年《中日修好条规》生效后,先期乘坐美国太平洋邮轮公司邮轮通过横滨—上海航线,并取道天津至营口开埠港登陆的日本商人,为了打开“满洲”腹地的海鲜品市场先后对营口周边以及辽北蒙古王公旗地进行了游历,并调查了沿途的物产、物价及日本商人的“荒漠车道”里程。这是目前为止我们所能查阅到的日本商人登陆营口地区并对辽北地区进行商业调查的最早的零星记录。此外,在1891年夏,三井物产会社上海支店的山本条太郎受命登陆营口,对营口港及周边物产进行了商业调查。其后,三井物产会社根据山本的商业调查报告向营口地区派驻了办事员并开始在营口地区收购东北地区的大豆,进行了早期日本对东北的大豆贸易。
由此可见,虽然这一时期日本调查的重点目标是对当时开港开埠的中国内地城市的贸易、军备、政情等方面的情报收集,但对于当时的东北和内蒙古地区也有一定的实地军备调查与地图测绘以及相关文献方面的调查和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