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梓夫——新时期运河文学代言人
继刘绍棠之后，王梓夫是通州这片土地上另一位土生土长而又心系家乡、书写家乡的当代著名作家。王梓夫，1947年出生于北京通州马驹桥镇驸马庄村，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曾先后在公社机关、县文艺宣传队、县委宣传部、县文化局工作。1980年进入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1981年底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后考入武汉大学作家班。
王梓夫不但是一位作家，还是国家一级编剧。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异母兄弟》、《漕运码头》、《漕运古镇》、《卧底》（《遭遇复仇》），中短篇小说集《昨夜西风》《蜜月日记》《都市里的11种爱情》《格外》《王梓夫小说选》《男人气象》《报告政府》，《王梓夫自选集》（1～3卷），《王梓夫小说精品》（1～5卷），散文集《往事门前》、《感悟生命》、《通州赋》、《漫长漫长的冬天》、《大运河启示录》、《生命之光》、《兴旺之魂》、《仇城》（合作）、《净化神圣的国土》（合作），《大河惊梦（王梓夫影视剧作选）》，长篇随笔《寻求活法》，话剧《女儿行》（合作）、《夏威夷酒家》、《妃子楼》、《贞德堂纪事》、《红河谷》、《我的西南联大》（合作）、《少女的晚宴》等，文集《王梓夫小说选》、《王梓夫文集》（3卷）等，电影及电视连续剧多部。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理事、北京通州区文联名誉主席、北京西城区作家协会副主席。
王梓夫的作品曾获得国家及地区的各种文学奖项，也深受读者喜爱。如长篇小说《漕运码头》曾获北京市建国55周年优秀长篇小说奖、第二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话剧《女儿行》荣获北京市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文艺作品征集评奖活动戏剧一等奖；长篇小说《异母兄弟》荣获北京市庆祝建国四十五周年文艺作品征集评奖活动佳作奖；中篇小说《死谜》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优秀作品提名奖。
与浩然、刘绍棠频繁遭遇政治冲击的人生际遇相比，王梓夫的人生无疑是幸运的，“没有当右派的年龄，没有黑帮狗崽子火烧砸烂的经历，又以工农兵形象登上文坛”[46]。但是对于作家创作而言，没有波澜起伏的人生际遇和血雨腥风洗礼后痛定思痛的命运沉思，思想的深刻性便有所减弱。但不同时代的作家有不同的命题，在王梓夫所处的时代，中西文化撞击融合，商品经济意识浓烈，城市快速发展，改革开放如火如荼——一句话，他所处的时代已不是刘绍棠的时代，他笔下的农民已经不是刘绍棠笔下的农民。不论是哪个时代的作家，能够敏锐触动所处时代的敏感神经，能够用文字感知思想脉搏，反映人类共同的情感和恒久精神，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王梓夫没有明显的题材领域，没有城市与乡土的归类，他的题材范围广泛，尝试驾驭了多种题材的创作。“梓夫认为自己不是乡土文学作家。他不赞成以地域、题材划分作家的做法。他不仅写农村，还写城市、机关、医院、学校……主人公有知识分子、商人、市民、三教九流。”[47]与刘绍棠扛起中国乡土文学大旗和专注运河文学创作不同，王梓夫作的创作方向多元、涉猎体裁广泛。他既向散文、小说、报告文学进军，又兼顾话剧、影视剧作，而且成绩喜人。他是一位努力又勤奋的作家。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从一个乡村文学青年成长为一名知名作家的创作之路，对文学不同创作风格的不懈探索和孜孜以求，在不同的时期磨砺、蜕变、突破、成长、推陈出新，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激情。纵观王梓夫的创作历程，代表个人文学创作最高成就、给予作家最高殊荣的依然是对运河的书写。如《漕运码头》这部反观中国漕运兴衰的长篇小说，以独特的视角，丰富的内涵，流畅的文笔，成为弘扬大运河文化的代表作品，也是王梓夫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
他与大运河和通州人民情感深厚，是大运河儿女的骄子，也是通州人民的骄傲。这种鱼水情深，体现在他对大运河、通州人民的书写上，也体现在通州人民对他们的永远铭记上，并在通州优秀儿女的族谱中永远为他保留一席之地。2007年，通州区档案馆继“刘白羽文库”“刘绍棠文库”后，又建立了“王梓夫文库”。“王梓夫文库”保存有其著作、手稿、奖杯、证书、书信、藏书等十多个种类的档案资料，较为完整地记录了王梓夫的文学创作历程。这些档案资料是对青少年开展爱祖国、爱家乡教育的良好素材。为了拍摄《漕运码头》电视剧，通州区还斥资1000多万元，在大运河河畔建立了永久的仿古漕运码头建筑群。
虽然没有聚焦地域乡土书写，他的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异母兄弟》却是以通州地界为人物活动的背景，小说处处体现了通州的痕迹。这部小说“一九八七年初草于武汉大学，一九八七年末改于北京通州，二〇〇〇年冬整理于桑梓轩”[48]。这是一部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反映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心态的裂变。哥哥小名大狗，大名齐东升，弟弟小名小龙，大名齐东平，二人为同父异母的兄弟。因为“一层肚皮”两人待遇迥然不同。哥哥大狗，在生活琐碎中，常常受到父母的不公平待遇、排挤，甚至弟弟的诬陷和栽赃，而弟弟小龙在父母优待中时常“恶意”欺负哥哥大狗。就是这样一对兄弟，随着大的社会环境变迁，从阶级斗争教育到大饥荒，从“文革”时期到改革开放，社会变革的洪流、家庭的变故、情感的纠葛让他们的生活之舟在风雨中飘摇，他们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哥哥为了出人头地，弟弟为了姓名权，他们在岁月里幻灭、沉沦，也在成长里救赎和自省。作品写出了人性的复杂和多变、灰暗和逼仄，是一部很有深度的作品。
小说故事发生在北京南海子附近农村、凉水河和通州马驹桥镇，围绕生活在这个地域上的人物展开故事叙述，地域上的风土人情是时代变迁和人物开展活动的背景，这应该也是作家最熟悉的生活环境。如“我们村西边有一道城墙，叫海子墙。墙里边便是举世闻名的‘四十里南海子’，这里曾经是明清两代皇家的猎苑。里面花繁木茂，川流如织，放养着天鹅、地鵏、海兽、四不像等奇禽异兽，专供皇家观赏围猎之用”[49]。在地理位置的基础上，也写出了环境的历史变迁：“乾隆皇帝曾把这儿改建成一处避暑行宫，西太后也曾到这儿来筵宴游乐，留下了许多君权神授、皇威浩大的故事。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城，烧了圆明园，也毁了南海子的猎苑。”[50]如今的环境境况：“眼下，四十里南海子已经垦出一片耕地，乾隆的行宫或许还能从废墟上找出几块瓦片，而周围的城墙却被碎尸万段了。附近的村民先是扒了城砖盖猪圈、垒墙院，留下了一圈光秃秃的黄土岗子。后来又挖黄土烧砖、打坯、上垫脚，黄土岗子便成了一串支离破碎的黄土疙瘩。看到名胜古迹遭此劫难，许多人感到痛惜。痛惜也没有用。许八国联军在战争中破坏，就不许咱平民百姓在和平时期利用吗？”[51]穿插在小说里的对地理环境变迁的描写，既有对家乡风土人情的自豪和眷恋，也有对名胜古迹遭破坏、自然环境恶化的深深痛惜。
在《异母兄弟》中，还有大量与现实吻合的地标建筑，如马驹桥中学，就是小说中人物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结婚半年后，我便到了马驹桥镇中学当上了代课老师……马驹桥镇中学是我的母校，在那里供职的大部分教师，都曾是我的老师。当年在学校里，我因各科的优异而小有名气。他们还记得我这个齐东平。可如今，我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员之后却变为孙长富了。”[52]对马驹桥镇历史和民间传说故事的详细叙述，增添了神秘色彩和文化气息，在小说中作家保留了地域特色的真实性，并从小说人物的角度以亲历者和见证者的角度，呈现出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事变迁。“马驹桥镇是京东南四十里处一个古老的小镇，又是皇家猎苑南海子的东大门。过去皇家贵族到南海子围猎，常在此打尖休息。因之，镇上许多地方，都留着浩浩皇恩的足迹。传说有一次皇家狩猎，一个红衣少年骑着一匹白马，马走到镇北方的大石桥上，忽然下了一匹鲜红的小马驹。从此，这个地方便被称为京南顺天府红人马驹桥。大石桥两边有两个亭子，亭子里有两个乌龟驮着两块大石碑，碑上记载的就是这段传说。这两个石碑直到‘文革’破四旧时才被砸毁，据说碑石被铁工厂的造反派们拉走建‘忠子台’去了。”[53]
小说中还有对凉水河昔日风光的再现和对马驹桥中学历史的记录：“镇东门外的马驹桥中学，便是我的母校。出了校门朝北行半里之遥，有一条皇家猎苑奔流出来的下河，这就是著名的凉水河。那会儿，河水不像现在这样，污染得划根火柴能点着。河面也比现在宽阔得多。河两岸垂柳依依，堆起两道青烟碧雾；河湾里菖芦茂密，潜藏着各种水鸟飞禽。大片大片的河滩上，更是芳草萋萋，鲜花璀璨……放学以后，同学们都纷纷来到凉水河边。或跳进清悠悠的河水里游泳，摸鱼，或滚在绿茵茵的碧草上嬉闹欢唱。这里是一个天然的公园，有了这群天真烂漫、想入非非的中学生，便平添了许多歌声，许多故事，许多自寻烦恼的叹息和许多不明不白的眼泪，以及许多罗曼蒂克的情调。”[54]作者在追忆旧地风光时，表达自己对昔日岁月的无限怀念。
小说以主人公齐东平的心绪道出对家乡的情感：“不管我心里多沉重，也不管这里曾经让我流过多少泪，伤过多少心，受过多少磨难。我来到这古老的小镇上，还是有一种难以言传的亲切感。在这块苦涩的土地上，毕竟扎着我的根，生长着我的同类，埋着我的衣胞。无论我走到天涯海角，都跟这里有着千丝万缕的、撕扯不清的联系。野人怀土，小草恋山，这大概是人类共通的感情。”[55]小说中主人公的家乡情结缠绕在作品中，化作浓浓的乡愁，这何尝不是作者要传达的心声呢？
小说中对民间艺人的书写，富有传奇色彩。《异母兄弟》里对住在海子墙边一个姓周的江湖艺人“周把式”进行了详细描述。“周把式”来历不明，有人说他祖籍安徽，也有人说是河南，落户在此地。他行为奇怪，独来独往，万事不求人。打扮利落，一身习武人的气质，如“大襟夹袄，腰里煞着青搭袱。下身是一条灯笼裤，扎着裤腿，脚下是一双千层底的纳帮鞋”。且身手不凡，“他的胳膊腿很粗很硬，钢筋铁骨一般，脚一落下，震得大地嘭嘭响。他的腰身又很灵活，让人看着眼花缭乱，伸胳膊蹬腿，都带着一股呼呼的风声”。他推崇韩信的忍让是为了大争的信条：“人活着就仗着一口气，有时候这口气该争得争，有时候该忍就得忍。小忍是为了大争，现在忍是为了将来争。”这些具有侠肝义胆的江湖民间艺人，也曾在刘绍棠的作品里出现过。王梓夫在《异母兄弟》中写的江湖艺人和刘绍棠笔下的艺人有着相似的身份和气质，就这一点来说，不得不承认通州作家身上有共同的地域文化记忆。
雷达曾在《异母兄弟》一书的封底这样评论王梓夫：“王梓夫是一个编故事的能手，故事非常好，非常吸引人……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应该说惊心动魄，充满了戏剧悬念。”他也许不是描写地域风土人情的高手，但他特别善于制造戏剧化冲突，让小说情节跌宕起伏，充满吸引人的魅力。这一点在其都市情感题材作品《卧底》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长篇小说《卧底》是一部都市情感题材的作品，“完稿于2002年10月27日于桑梓轩”，2015年才出版与读者见面。小说写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读学生靳小晴出身于大别山深处的农村家庭，母亲多年前病故，她和弟弟由父亲含辛茹苦一人抚养长大。考入大学的靳小晴努力勤奋，单纯独立，洁身自好，对未来的爱情婚姻抱有传统和保守的观念。她和她的男朋友叶建平在相处时也不卑不亢，她信奉爱情至上的观念。两个人“门不当户不对”，高她一届的师兄叶建平为上海的一个公子哥，父亲是位私营企业家。谁曾想，在一个临近暑假的周末，正准备将暑假留在北京打工不回老家的安排寄信告诉父亲，没想到她的弟弟和父亲已经来到学校找她，并带来父亲已经胃癌晚期的消息。靳小晴在仓促中为父亲寻医问药，却因高额的手术费一筹莫展。万般无奈和绝望之际，有一个神秘的女人蓝湘出现，似乎为深陷绝境的靳小晴带来一线希望。靳小晴最终决定加入蓝湘的“复仇计划”，完成与她的一项交易，签订了一个卖身一年听命于蓝湘的合同，以换来父亲的手术费。按照“复仇计划”，她来到烟海市，以保姆的身份潜伏到烟海市委书记徐文发的家中，勾引徐文发和他的儿子徐冲。在与徐文发和徐冲、徐敏的相处中，发现了徐文发的初恋情人就是蓝湘的秘密，徐文发待她如女儿一般，她也与徐冲产生了真挚的爱情。在徐文发身患绝症时，她解除了蓝湘对徐文发的误会，让蓝湘冰释前嫌，放弃复仇计划，她也与徐冲有情人终成眷属，得到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这部长篇小说围绕靳小晴的情感线展开，情感线并不复杂，但是情节曲折跌宕，故事引人入胜，充满戏剧悬念，在官场与商业利益、阴谋与爱情、误解与宽恕、罪恶与善良交织中，故事最终以皆大欢喜的结局收场，在回味故事之余，还能得到一份充满希望的力量。因此，这篇小说更体现出王梓夫戏剧编剧身份发挥的作用。他在小说中融入了非常丰富的戏剧元素，让小说更有张力。正如陈建功对他的评价：“我相信他在人艺期间的耳濡目染以及人艺这种文化氛围，包括作品中的戏剧性的因素都是他到人艺之后从其他艺术门类中吸取的营养，我能看出人艺的艺术家们对他的熏陶。”
王梓夫是一位比较有耐力和定力的作家，把他比作文学道路上的长跑选手更为合适。他不紧不慢，注重吐纳，也注重积累。在中国文坛他没有很大名气，甚至有时候会被忽略，但是他的作品写一部是一部，写一部就有一些进步，可圈可点。王梓夫不属于特定的“流派”，但是他对通州、对北运河非常有感情，这种感情来自生于此长于此的天然血脉，并表现为一种自觉的心理回归和认同，以及反哺乡里的感恩之心。他致力于运河文化研究，是运河文学又一位坚守者。他的长篇小说《漕运码头》是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评委会全票通过的一部作品。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评委会认为，这篇小说描写了大运河两岸的民情风俗，融悬念、传奇性于一体，具有全新的民间视角。这篇小说的价值和意义，在大力弘扬运河文化，传承运河文化精神的当下，还有待更深一步的挖掘和评判。
《漕运码头》是中国第一部描写漕运文化的长篇小说，曾获北京市建国55周年优秀长篇小说奖、第二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这部长篇小说气势恢宏又不乏细腻情感表现，既是王梓夫创作生涯的一个高峰，又是当代文学中反映漕运历史的代表作品。《漕运码头》是王梓夫的“漕运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其他两部分别写大运河的漕运、与漕运有关的青帮故事。“《漕运码头》是王梓夫的一部标志性的作品。这部作品的完成不但使他挺身进入了全国一流作家的行列，而且使他有了安身立命之本，更为新中国文学宝库增添了可以传世的一页。”[56]
同为大运河河畔的作家，王梓夫和刘绍棠在创作道路上有不同的选择和坚持。刘绍棠立志为家乡书写，以“割据一方”为荣，并以为后人留下一幅20世纪大运河风土人情的宏远画卷为指引进行创作。相比刘绍棠，王梓夫的创作更加多元丰富。王梓夫“把目光伸向了历史，伸向了底蕴深厚的运河文化。他来自乡土，却不囿于乡土；他面对现实，却探究更深远的历史”[57]。
他不仅在小说创作上成绩卓越，在散文、报告文学、戏剧文学等领域都有建树，而且对运河文化和漕运文化都有深入的研究。王梓夫对运河文化和漕运文化做了很深的研究，获得了丰富的材料积累，研究时间长达几十年之久，且做了许多实地考察。他的作品主题丰富，涉猎范围广泛，有乡村题材也有都市题材，有历史题材也有当代热点题材。无论怎样多元，王梓夫围绕大运河书写的作品，仍然是他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王梓夫创作在当代文坛独具特色的价值所在。《漕运码头》就是这类题材中有分量的代表作品。
《漕运码头》以清朝道光年间为历史背景，揭开了对清王朝存亡影响极深的漕运状况的面纱，通过对漕运历史和流弊的书写，反映了大清朝由盛及衰之时，由内及外、从官场到民间的困顿和挣扎。小说用传神的笔触刻画和描绘了帝王官宦、江湖义士、风尘女子、文人墨客、乱臣贼子、商贾小贩的众生相和他们在大厦将倾、风云变化时的命运起伏。作品底蕴深厚，格调高雅，悬疑丛生，情节跌宕，人物鲜活。面世以来，好评如潮，斩获多个文学界大奖。无论是北京交通台的连续播讲、《信报·通州时讯》的连载，还是王梓夫亲自改编的、北京电视台独家投资的四十集同名电视剧的开播，大陆简体版和台湾繁体版图书的出版，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漕运码头》的成功，从侧面证实了越是地方的越是世界的创作认识的正确。
《梨花渡》是著名作家王梓夫的长篇新作。在这部传统色彩浓郁的现实主义小说中，作者再现了一段改革年代里的运河传奇故事。大运河绵延千年，惠泽了千里沃野。作家王梓夫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运河人，对运河的感情较之普通作家，当然更加深沉。因此，对运河的风俗掌故、一草一木，在抒写之时，感情自然而炽烈。《梨花渡》中的大运河是粗犷的、世俗的，不带“杏花春雨江南”的妩媚与温婉，是人间烟火气十足的。小说再现了运河文化孕育出的村镇千年一脉的古朴情致，也讲述了梨花渡三十年的前世今生，更反映了一个运河作家的乡愁和对故乡文化的反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