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把脉中德文化对视、对话与交往
胡春春
中国与德国的文化对视、对话与交往，可能是对人类历史具有重大影响的异质文化相互吸引、相互排斥和相互影响的一个范例。这其中不仅仅涉及属于“奇技淫巧”的异域知识的交换，更有影响文化的总体评价及未来构想的“宏大叙事”的纠缠。那么，从何处入手，方能以一斑而窥全豹？
最为稳妥的路径，可能还是从中德文化交往的历史维度出发。1697年或者康熙三十六年，德国——或者更应该说是欧洲——哲人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年）在理性主义掀开现代历史篇章的前夜以拉丁文发表了《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ica）一书。在序言里，莱布尼茨是如此从欧洲的角度评价中国的：
“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相比，面积相当，但人口数量则已超过。在许多方面，他们与我们不分轩轾，在几乎是‘对等的较量’中，我们时而超过他们，时而为他们所超过。……然而谁人过去曾经想到，地球上还存在着这么一个民族，它比我们这个自以为在所有方面都教养有素的民族更加具有道德修养？自从我们认识中国人之后，便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这点。如果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与之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学方面要略胜一筹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1]
从莱布尼茨的思考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两点启示：首先，在现代之前，衡量文化并没有绝对性的标准，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一种“对等的较量”。在我们已经太多地接触到现代的“进步”“民主”等强制性、规范性话语的负面影响之后，莱布尼茨前现代色彩的立场暗示了另一种文化理解之可能。其次，莱布尼茨对于文明的思考更多是出于一种反本质主义的立场，或者说寻找普遍性的诉求远远超过论证自身的特殊性，遑论为后者的优越性或合理性辩护。这两点启示，已经为这部以探讨认识中国和德国及两者相互认识为主题的文集定下了基调。
认识中国和德国自然是一个宏大以至无边无际的话题，但是认识中国与认识德国的难易程度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正如德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在其两卷本德国近现代历史阐释史专著《通向西方的漫漫长路》（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中得出的结论，德国在所谓的“特殊道路”上步履蹒跚近两个世纪之后，终于在20世纪末“抵达了西方”。[2]抵达西方，意味着德国成为构造完备且具有极强的收买能力的西方话语的一部分，意味着认识德国较少存在方法论上的争议——如果认识者并没有结构性挑战西方话语系统的雄心的话。中国则不同。从中国被迫进入现代，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加速实现现代化以来，如何认识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分裂学术共同体潜力的问题。盖因种种争论实则围绕着一个原则性问题，即中国究竟关涉知识，还是关涉方法论，甚至两者兼而有之？兹事体大。
正因为首先是在原则性问题上存在不同的可能，或者说存在着某种开放性、不确定性，所以接近中国不应该奉现有的话语系统为唯一的道路，实践也许能够提供更为重要的知识和理论来源——这正是莱布尼茨给予我们的启示。同时，这一认识也与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BMBF，简称“德国联邦教研部”）在2015年中提出的“中国能力”（China-Kompetenz）概念有相当程度的契合，[3]因为尽管种种“能力”概念[4]所指各异，但是其中都至少涉及了两个共同的层面，即知识层面（know that）和行动层面（know how）[5]。
因而这部文集试图聚集中国和德国来自不同学科和研究领域的学者以及文化交往的实践者，从知识和行动的双重层面审视和反思如何接近中国和德国。由以上的铺陈不难推断出，接近中国更具有挑战性，因而也相应占据了更大的篇幅。文集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基础篇”“德国的‘中国能力’篇”和“世界和中国的‘德国能力’篇”，共收入十七篇文章。
一
“基础篇”由六篇文章组成。开篇的文章《歌德的智慧：文化的普遍与特殊》选自文化和思想史研究者单世联的三卷本专著《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6]的结语部分，旨在批判性审视中德文化的可能性勾连。按照作者对中国现代转型的思想史考察，中国在“道路选择、革命理念和人文规划”三大主题上，“都比较自觉地使用了德国的历史经验和文化观念”，[7]经验与教训并存。鉴于讨论中国的现代性依旧意味着展望，歌德的“文化的普遍论”进入了作者的视野：普遍指的是超越个体的客观规范、超越党派的公正立场和超越国家的普世价值。在全球化的前提下重建中国文化，作者认为“只能回到歌德，坚持普遍，尊重特殊，在文化问题上同时考虑到统一和差异”。需要澄清的是，所谓的普遍性“不是任何一种处于强势地位的文化、价值观或意识形态，也不是各种不同文化的简单综合，而是不同文化在相对对话和交流中实现的对蕴涵于不同传统中的共性的认知和实践”。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如何在哈贝马斯提出的“世界主义的普遍主义”和“对话的普遍主义”的意义上实践文化与价值的多样性成为重要的现实问题。以德为鉴，中国文化既要放弃“斗争哲学”，也要警惕以构建现代国家的共同文化为借口施行“文化保守”和“文化专制”，方能抵达真正的“文化自觉”。
汉学家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intzer）的文章《何以为中国》保留了他在蒂宾根大学“大学日”（Dies Universitatis）的演讲稿风格，另有扩展版收入他新近的文集《中国空置的中心》[8]。他从欧洲人习而不察的“中国”概念入手，质疑这种经由翻译进入德语的“中央帝国”（Reich der Mitte）所暗示的中国文化“向心性”是否根本就是一种欧洲的臆想。他认为，理解“何以为中国”首先在于认识到历史上中国秩序的多元性和模糊性。这种秩序性的安排——例如虽然形成了某种早期的认同，但是仍旧容许人口迁徙与划分界线并存、多元的秩序观、离心力与向心力保持动态平衡、早期的多国并立等——指向文化意义上“中国”的中心始终是空置的，“整个中国都没有给自身明确的定义”，同时又表现出一种惊人的“忍受自身矛盾的能力”。维系中国的秩序与认同的，是以“君子”为代表的人格类型，如今则是再度儒家化的教育精英。问题是，中国达到现代化、重建整体性的企图是否必须经由建构同质性？如何才能在多样性和存在种种矛盾的情形下，同时抵达“个人的道德实质和社会的同质性”？作者大胆地假设：“中心空置”的中国所具有的开放性，也许令中国比其他国家更容易以和谐的方式为全球现代性做好准备。
同施寒微的关切一样，日耳曼学学者胡春春的文章《一个有关中国工程或何为中国性的个体阅读》也围绕着中国认同或何为中国性的问题展开。现代中国的文化认同的难点在于中国对现代的理解。在中国构建现代文化认同的尝试过程中，黑格尔关于中国文化的负面论断——中国因为未发展出主客观的对峙而在历史哲学的意义上“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构成了巨大的挑战。那么如何才能接近业已进入现代的中国？在加达默尔关于历史认识方法论的启发下，作者选择了一条“经由文字而抵达中国”的具体而微的途径。通过对《上海摩登》和当下中国文化图景两个不同类型文本的平行阅读，“现代性中国版本”的缺失得以凸显，即中国话语的现代性仅“有选择地与西方式的追求个性解放和文化解放相关，成为一个缺失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投射”；现代化导致的惊人的道德和价值危机，更令人怀疑“中国是否真的存在某种杂交的现代性”。这么看来，“中国工程”仍旧是一种“现实乌托邦”，其中存在着一个“与中国的现代性话语一样历史悠久”的关键思维误区即“中西文化之争”，中国在其中“被置换为传统，西方被置换为现代”。然而，“把传统理解为过去与固化之物，把现代等同为全新”从历史阐释学的角度是无法自圆其说的。中国必须沟通传统与当下，在确认现代的过程中构建新的文化认同。
对哲学家赫尔穆特·海特（Helmut Heit）来说，中国与德国文化之间的关系首先而且必须是两种哲学之间的关系，他的文章也以《德国哲学中的中国思想》为题。然而这种思路马上引发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哲学在何种意义上是‘德国的’或‘中国的’”？中国和德国的哲学研究界相互之间兴趣严重不对称——中国哲学界对德国哲学的专业兴趣要大得多——的现状表明，“中国”作为定语和修饰词“完全无助于哲学论述的说服力”。以德国哲学史上莱布尼茨、黑格尔和雅斯贝尔斯为例，他们分别历史地代表了德国哲学对于中国思想的三种态度，即对异域的好奇心和对陌生事物的开明态度，以普世主义否定中国思想的哲学性，以“轴心时代的文化”批判欧洲中心主义——虽然紧随后者的讨论反而矛盾地“强化了西方哲学本质上更加优越的基本信念”。如此看来，有关德国哲学界的中国能力的讨论究竟有没有意义，其答案是令人惊讶的：透过这场有关哲学史观的讨论，我们看到了“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哲学家一种恰当的文化和科学的自我认知”，对“中国能力”之问因而不仅关涉东西方哲学的身份认同，而且关涉“全球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甚至指向“全球现代性的政治话语”。在这一背景下，谈论中德思想体系的共性、在德语地区加强对中国当代哲学的研究，可谓当务之急。
同样是从哲学或者说政治哲学的角度思考中西文化的关系，哲学家或者说儒学家白彤东的观点显然与海特所描绘的黑格尔式的中国观针锋相对。在《儒学拯救世界》这篇演讲稿里，白彤东发掘了“儒学普世主义”。因为在现实世界的政治实践和理论中，起源于西方的民族国家和世界主义两种话语模式都被证明无法兑现自己对于“更好的政治制度”的许诺。历史，看来并未“终结”于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和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恰恰相反，具有普世意义而非仅适用于中国社会的儒家学说，可以为现有政治话语模式提供一种替代方案。儒家学者从具体的社会性个体体验和历史经验出发，由恻隐之心发展出有等差的仁爱说，以文化而非种族或民族维系国家认同，由此构建出一个建立在仁爱基础之上的、有等级结构的天下秩序，它“比世界主义模式更加现实，又比民族国家模式更加理想”，作为一种现实的乌托邦“在两者之间实现了中庸之道”。但是，理想的儒家政治秩序必须是“建立在保护权利和自由的宪政基础之上”的混合体制，从而既吸收“西方对于人类追求理想政体的真正贡献”，又能克服民主制度的弊端。
德语语言学家和文化学学者克劳斯·阿尔特迈尔（Claus Altmayer）把有关“德国文化”或“中国文化”的讨论归结为语文学的问题，而“德国能力”或者“中国能力”的提出对于相关的传统语文学具有学科转型的方法论意义。以日耳曼学为例，如果要回应时代的需求，在中国及在世界其他地区培养日耳曼学专业学生全面的“德国能力”，应该在类似于现有的“国情学”领域内，借助于由“文化转向”引入的思想与符号维度，建设一种文化学（Kulturwissenschaft），“它并不涉及德国或整个德语区的全部社会、经济、政治、历史和地理视角，而是关乎一种尚待阐释的意义上的‘德国文化’”——这是《测定“德国文化”？》一文的基本论点。在这种文化学的意义上，“德国文化”中的“文化”意味着基于共同“文化阐释模式”[9]的话语系统，而“德国能力”则意味着“话语能力”。作者认为，这种构想也许可以沟通传统的语文学和国际日耳曼学的最新发展，并且能容纳“话语研究”等国际的、跨学科的理论概念和研究方向。
二
“德国的‘中国能力’篇”收录了七篇文章。既然我们已经在文化认识和阐释上引入了“能力”的概念，就必须考虑“能力”概念有可能含有的非纯粹科学研究的因素。近年来，教育学，尤其是基础教育研究领域可以观察到一种面向“能力”概念的“全球转向”（global turn），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发起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即PISA（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被视为这一转向的关键性推手，而PISA更多以服务于国家政治和经济为目的。[10]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提出德国高校应该建设和具备“中国能力”，也是在类似框架内的行为。柏林的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以潘宇舟（Matthias Stepan）为首的研究团队，在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外交部的资助下，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的支持下，于2017年10月至2018年3月底展开了“德国的中国能力”专项研究计划，最终发表报告《了解中国知识，掌握中国能力——在德国加强“中国能力”的出发点》，[11]其主要内容总结为潘宇舟和安德利雅·弗兰策尔（Andrea Frenzel）共同执笔的《强化“中国能力”之路径》一文。文章详细梳理了德国教育体系内针对中国相关知识与能力的传授现状，各联邦州及各类机构在“中国能力”建设方面的不同侧重点与差异也得以呈现。此外，文章还包括教育领域的专家及政界、经济界、学术界和社会其他领域人士关于“中国能力”的见解。在对现状和需求进行系统性对比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一系列旨在强化德国的“中国能力”建设的行动建议。这篇文章及研究报告的全文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德国有关“中国能力”讨论的基础，其中多处——例如学习汉语的中小学生人数停滞不前，与中国研究相关的专业学生数量甚至呈下降趋势等——留下了深入研究和阐释的空间。
教育学学者施特菲·罗巴克（Steffi Robak）所撰写的《跨文化的“中国能力”》一文的最大贡献，是把“中国能力”置于德国教育理念的历史发展中进行讨论，因而从学理上为“中国能力”进行了清晰的定位。罗巴克展现了一个从“教育”到“能力”，从能力的多重含义到“核心素质”，从“核心素质”到“知识结构”和“教育要素”的论证过程，最终把中国能力置于文化学的跨文化性研究框架内——这是目前教育学界对于“中国能力”最为全面的论述。德国反思和获得“中国能力”的道路必须通过“跨文化”（Transkultur）显然是一个理想的模型，“理解、知识建构、经验建构和阐释建构”之间的平衡可能需要不断的探索。至少，作者的思考已经从反思走向实践：如何在教育领域内发展“跨文化的中国能力”？
德国的“中国能力”在中德人文交流的研究者毛小红看来显然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毛小红在以《中德相互认知需要怎样的能力建设？》为题的发言稿中，选择了一个中德交流的片段，即2017年的政治、经济和媒体层面，来审视双方相互认知的状况，发现“总体和谐”的中德关系中出现了一些误解，“甚至是不协调的声音”，这“导致中德关系在短期内处于介于不确定的稳定性和潜在的裂痕之间的状态。双方的误解、冲突呈扩大升级趋势”。中德相互认知之所以产生偏差，是因为双方的相互认知和能力之间呈现出一种“不对称性”，具体表现在双方相互认知不足（德国对中国存在意识形态的先入为主，中国过度美化德国），相互兴趣不足（德国年轻人对中国兴趣不大，中国大学生赴德留学的兴趣远低于赴英美等国），德国在一些话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双方自信心不对称（中国人自信不足，德国人自信过度）等。为了拉近双方的距离，作者呼吁中德双方应该加强获得有关对方的知识和能力，加强对话，而高校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发挥民间外交的作用。
中国研究者艾思古（Sigrun Abels）把有关德国的“中国能力”的话题具体化为一家以中国为对象的德国高校常设机构的探索。在《柏林工业大学的“中国能力”建设》一文中，作者介绍了柏林工业大学于1993年设立的“中国科技文化中心”在跨学科教学和科研中的实践经验，尤其是“把理工类学科和围绕着汉学研究的人文社会科学以及经济学科联系到一起”的独特角色定位。我们发现，德国的“中国能力”完全可以联通理论与实践、教学与科研，可以落实在主题课程、模块化课程、合作科研项目和其他灵活而多样的形式中。其中可能最有启发意义的经验是：让更多的德国大学生通过赴华交流学习，在实践中获得“中国能力”。
汉学家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试图回到德国的专业化“中国能力”教育的原点，即德国大学，乃至近代德国是如何开始制度性现代汉语教学与研究的，所以《卡尔·阿恩德（Carl Arendt）和现代汉语教学的专业化》一文的内容也是德国汉学史的组成部分。阿恩德1887年成为柏林大学东方语言学院的首位汉语教授。他在编纂的《中国北方口语手册》及汉语教学中，体现出一系列的新观点和新做法，如重视现代汉语，认为不同形态的汉语（书面语，口语；方言，官话等）存在内在统一性和语法体系的一致性，以及强调北京方言在汉语学习中的重要性。但他的思想也具有时代的烙印，即认为单音节性的汉语，甚至中国文化处于人类文化的较低层级。阿恩德开创了系统性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讲解语法的汉语授课方法，为德国汉学家和中国专家的专业化培养奠定了基础。
当代中国对于科学研究最大的挑战之一，无疑当属如何以经济学解释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就。[12]在经济学学者冯晓看来，经济学领域是否存在“中国能力”需要进行科学基础的论证。在实证经济学视角下，能力可以定义为“人们能够理解经济行为、行为目标以及行为约束之间的因果关系，并能够做出理性行为和理性反应的能力”。在这个框架内，类如中国的房价和房地产市场的供需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也可以看作分析者具备了“中国能力”。同时，中国经济秩序内的一些特殊现象，“比如为什么国有经济领域的资本边际生产率低于私有经济领域，为什么在私有经济领域里投资的融资成本明显高于在国有经济领域，为什么国家持续干预经济过程，以及为什么有必要在党组织、公共行政部门以及国有企业进行纪律监管”等，可以从规范经济学的角度进行解释，即研究经济和社会目标及其所体现的社会主导价值观。这两种视角下的“中国能力”均有助于外部世界对于中国的理解。
德国政界如何看待中国？国际政治和外交研究者、德国前外交官芮悟峰（Wolfgang Röhr）的同名文章可谓开门见山，直接抛出了一个有关两国关系，亦即德国的“中国能力”前提的问题。芮悟峰认为，德国政界在2017年对中国话题缺乏关注恰恰证明了中德关系一切正常。虽然民调显示德国民众对于中国的好感度较低，但是德国政治决策者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比例明显好于普通民众，这说明德国政治决策者仍把中国视为国际重要行为体和德国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尤其是在经济领域。无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成就，还是中国领导人的个人成就，都受到德国政界的积极评价。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德国认为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越发重要。遗憾的是，德国的媒体在涉华报道中仍旧未能从“散布社会上早已存在的……偏见、成见或陈词滥调”中转变过来，这势必对德国政治决策者产生影响。虽然德国政界对中国政治仍旧不乏批判性，但是德国外交部在2017年增设亚太司的举措表明：德国政界已经意识到“必须加强对世界这个重要部分的关注”——而柏林眼中的“亚太首先意味着中国”。
三
文集的最后一部分“世界和中国的‘德国能力’篇”收入四篇文章。在世界范围内，德国战后进行的对外文化政策讨论和工作获得了广泛的承认，[13]德国良好的形象也多得益于此。那么，德国研究界如何看待这种德国所具有的能力？德国对外文化政策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欧迪拉·特里贝尔（Odila Triebel）在文章《供中国参考的“德国能力”》中提出，“能力”应该属于“文化学习”的一部分，有关国情的“能力”不仅仅意味着无情境的纯粹知识，而需要通过认知、感性和情感的方式获得反思的能力。就德国战后的对外文化政策和教育政策而言，德国发展出了对外文化政策的中介传播机构属于由公共资金资助的私法组织，“批判性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反省的历史观”，不限于“高雅文化”的拓展的文化概念等，歌德学院将其任务甚至表达为“促进跨文化对话并实现文化的互相理解”，远远超出了最初的定位。这种变化反映了社会文化框架的变化，当今的现实世界已经不再是对于同质社会的想象，文化政策也相应地摆脱了以强调差异为主的“二元化”方式。全球化的现实呼唤全球公民的意识，对外文化政策和教育政策需要谈“责任”而非“利益”，需要谈“合作”而非“单向的代表”。
对外文化政策与国内的发展密切相关，这也是德国对外文化政策的参与制定者和实践者伊丽斯·马克多夫斯基（Iris Magdowski）思考的出发点。[14]面对德国社会近年来的发展，她在发言稿《“德国能力”》中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即德国会不会陷入“能力陷阱”，即在思想和行为上固守过去的成功经验而无法应对新的局面。以外来移民问题为例，德国原有的文化认同、教育体制、社会福利体制、与犹太群体的历史经验等都面临严峻的考验，而德国和欧洲的文化政策似乎对此束手无策。在实践中，德国文化政策协会和文化政策研究所把文化政策理解为社会政策，以开展应用科学研究、制定文化发展和文化基础设施规划等方式“分析社会变迁过程、批判性地伴随这些过程”——这也是德国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步发展出来的能力。
中国的“德国能力”建设首先是教育界的任务。中国的中学、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教育、学习与科研有关德国的现状如何？日耳曼学学者杜卫华在以《中国大学生的“德国能力”培养：历史与现状》为题的发言稿中对此进行了梳理。虽然高等学校的德语语言教学在近些年获得了大发展，但是有关德国知识的传授仍然远远达不到全面性、体系性的要求——这一判断也可以理解为对于中国教育界的批评和期望。当然，中国的学习者对于“德国能力”也有着不同的理解，由此也产生了对于有关德语和德国知识的教育产品的不同需求。
中国对于“德国能力”需求最为迫切的是哪一个群体？教育学学者孙进十分关注中国在德留学生，因为“中国是所有以获取学位为目的在德外籍留学生中最重要的学生来源国，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然而这个群体却颇受不能按计划完成学业问题的困扰——他们缺少在德国求学所必需的“德国能力”。在《提升中国留德学生的“德国能力”》一文中，作者进一步把这种能力定义为“中德跨文化能力”，问题于是就集中在两点：中国留学生需要哪些德国能力？如何在留学准备过程中促进这些能力？作者进一步以实践和结果为导向，提出了一个包括八个学习模块的框架方案，每个模块都从认知的维度“对应中国留学生为其在德学习和生活应当习得的某一方面重要知识”，各自独立，可根据各自所需单独学习。这份框架方案可以说是一个具有实践意义的行动建议，可以说是对施特菲·罗巴克（Steffi Robak）前文有关德国的“中国能力”的回应。
无论是从哲学、文学、语言学、历史学、教育学、文化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还是从汉学、日耳曼学、媒体研究、文化政策和教育政策研究、对外文化政策研究等领域，本文集试图多方位呈现中国和德国在21世纪围绕着“德国的‘中国能力’和中国的‘德国能力’”这一话题所开展的文化对视、对话和交往，为这一时代的思想和实践留一存照。
[1]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Vorwort zu Novissima Sinica“，in：Adrian Hsia （Hrsg.），Deutsche Denker über China，Frankfurt am Main：Insel Verlag，1985，S. 9-27，hier S. 11.汉语译文参考莱布尼茨《中国近事》序言，载：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陈爱政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3～16页，此处第4～5页。
[2]Heinrich August Winkler，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 Bd. II，Deutsche Geschichte vom „ Dritten Reich “bis zur Wiedervereinigung，München：C.H. Beck，sechste，durchgesehene Aufl.，2005，S. 638f.
[3]BMBF，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China-Strategie des BMBF 2015-2020，https：//www.bmbf.de/pub/China_Strategie_Langfassung.pdf.
[4]参见M. Vonken，„Zum Kompetenzbegriff und seiner Historie“，in：Handlung und Kompetenz，Wiesbaden：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2005，S. 15-32，hier S. 18；也参见本文集施特菲·罗巴克（Steffi Robak）的文章《跨文化的“中国能力”——跨学科和教育的思考》中对于“能力”概念的综述。
[5]Una Röhr-Sendlmeier，Udo Käser，„ Kompetenz “，in：Ludger Kühnhardt，Tilman Mayer （Hrsg.），Bonner Enzyklopädie der Globalität，Wiesbaden：Springer，2017，S. 235-248，hier. S. 243.
[6]单世联：《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7]单世联：《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1117页。
[8]Helwig Schmidt-Glintzer，Chinas leere Mitte. Die Identität Chinas und die globale Moderne，Berlin：Verlag Matthes ＆ Seitz，2018.
[9]Claus Altmayer，Kultur als Hypertext. Zur Theorie und Praxis der Kulturwissenschaft im Fach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München：IUDICIUM Verlag，2004，S. 147ff. Claus Altmayer，„Kulturelle Deutungsmuster in Texten. Prinzipien und Verfahren einer kulturwissenschaftlichen Textanalyse im Fach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in：Zeitschrift für Interkulturellen Fremdsprachenunterricht [Online]，6（3），2002，https：//tujournals.ulb.tu-darmstadt.de/index.php/zif/article/viewFile/585/561.
[10]Una Röhr-Sendlmeier，Udo Käser，„Kompetenz“，in：Ludger Kühnhardt，Tilman Mayer （Hrsg.），Bonner Enzyklopädie der Globalität，Wiesbaden：Springer，2017，S. 235-248，hier. S. 237.
[11]Matthias Stepan，Andrea Frenzel，Jaqueline Ives and Marie Hoffmann，China kennen，China können. Ausgangspunkte für den Ausbau von China-Kompetenz in Deutschland，Merics China Monitor，45，2018，https：//www.merics.org/de/china-monitor/china-kompetenz.
[12]参见林毅夫《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与创新》，载《经济导刊》2017年第7期，第8～19页。
[13]参见Kurt Düwell，„Zwischen Propaganda und Friedensarbeit -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uswärtigen Kulturpolitik im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in：Kurt-Jürgen Maaβ （Hrsg.），Kultur und Auβenpolitik. Handbuch für Wissenschaft und Praxis，3. vollständig überarbeitete u. erweiterte Aufl.，Baden-Baden：Nomos，2015，S. 57-98。
[14]参见Gerd Ulrich Bauer，Auswärtige Kulturpolitik als Handlungsfeld und „Lebenselixier“. Expertentum in der deutschen Auswärtigen Kulturpolitik und der Kulturdiplomatie，München：IUDICIUM Verlag，2010，S. 98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