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相持阶段
第一节 第二次鸦片战争
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历史背景和修约交涉
正当太平天国内部矛盾公开爆发、革命的发展急剧变化的时候，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武装侵略，即第二次鸦片战争。战争从1856年10月开始，到1860年10月结束，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四年。这次发生战争的根本原因和战争的性质都和第一次鸦片战争基本相同，所以马克思把这次战争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
首先，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继续发展、要求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而发生的。19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对于欧洲资本主义来说是很不平凡的岁月。美洲和澳洲金矿的发现，殖民地市场的发展，生产技术的改革，资本的侵入东欧国家，这一切促成了欧洲新的工业高涨。以英国来说，到1850年已拥有纱锭2 100万枚，煤的年产量达到6 150万吨，钢铁每年输出的总值也达到540万镑。法国的经济发展稍次于英国，到19世纪中叶，煤的年产量为500万吨，铁的年产量为60万吨。与此相适应的是世界贸易的日益扩大，1850年世界贸易的总值是145亿马克，其中英国占33﹒8亿马克（连殖民地是52亿多马克），法国占15亿马克，德国占21亿马克，美国则占将近13亿马克。
在这个时期，机器技术大大推广了，工厂中安装了蒸汽锤和重型机床。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更为迅速，全世界的铁路长度从1840年的8 000公里增加到1850年的3﹒9万公里，轮船也开始被广泛地用于海洋航行。在军事技术方面，也先后出现了后膛枪、装甲兵舰和水雷等。
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下，每一次创业热潮的高涨，总是另一次经济危机行将降临的先兆。伴随着19世纪5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1857年至1859年又发生了一次经济危机，这次危机自美国开始，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到欧洲大陆。所以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过程，适当欧洲面临着全面的危机，加紧开辟和压榨殖民地市场是资本主义逃避国内经济危机的一个主要手段，所以英国和法国恰恰在这个时候下定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决心。
当西欧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殖民地贸易在他们国内经济生活中越来越占有重要的地位时，列强之间对于东方市场的争夺也就日益加紧了。1853年至1856年爆发了英法和沙俄之间争夺土耳其帝国及其附庸国家的一场残酷战争，这就是著名的克里米亚战争。沙俄在战争中失败，从黑海出口的通路被堵塞了，它就不得不转移方向经营中东和远东，大批的哥萨克移殖到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沿岸，清朝和沙俄之间开始产生了国界问题的纠纷。另一方面，英法联军在对俄战争取胜以后，也腾出手来把视线更多地集中到远东，他们抱着进一步开辟中国市场的极大野心，不惜用武力来实现这个贪婪愿望。
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前夕简略的世界背景。
那么，在战争发生以前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又是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在第二章第二节中曾经详细谈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外贸易的情况，第一次鸦片战争虽然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是外国商品的输入还并不像外国侵略者当初所期待的那样迅速增加。马克思在1858年写道：“中国市场所特有的现象乃是：自从根据1842年的条约而开放中国市场以来，中国出产的丝茶向英国的输出额不断在扩大，而英国制造品对华输入额，整个说来，却停滞不前。”[1]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经济结构的顽抗性，不容易一下子就被外来经济侵略势力所摧垮；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人民连续不断的反抗，特别是当时广州人民的斗争，使外国的侵入遭受到极大的障碍。我们曾经在前面叙述过从升平社学一直到1849年广州人民反对英人入城的斗争，人民的斗争终于迫使英国侵略者一再推迟了进入广州城的日期。外国侵略者在这一连串的斗争中，开始觉察到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巨大力量，他们开始体会到不能用硬干的办法，硬干可能使自己碰壁。所以当太平天国革命起来，太平军攻克天京的时候，外国侵略者曾经企图用软的办法来软化太平军。英国的香港总督文翰和美国、法国公使都先后到过天京，进行“试探”。“试探”的结果使他们大失所望，因为他们所企图要取得的侵略权利不可能从革命人民的手里取得，而且甚至连他们已经取得的侵略权利都有可能丧失掉。太平天国在跟外国接触的过程中坚持了中国人民一贯的英勇、正直和不畏强暴的革命精神。
外国侵略分子发现，不论用硬的办法还是用软的办法，直接跟中国人民打交道并不可能使他们得到便宜，于是他们只好仍旧利用当时腐朽的清朝政府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手段。当时清朝政府虽然和外国侵略者也有矛盾，可是它在对外战争中表现得十分软弱，它的对外政策也是动摇不定。外国侵略者在广州入城问题和软化太平军的企图都失败以后，便抓住了清朝政府的软弱性和动摇性，进行恐吓和讹诈，这便是1854年和1856年的所谓“修约交涉”。
按照中法《黄埔条约》第三十五条：“日后若有应行更易章程条款之处，当就互换章程年月核计满十二年之数，方可再行筹议”；中美《望厦条约》第三十四条：“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法国和美国侵略者拿这两个条款作为根据，提出十二年修改条约的要求。至于英国则援引“最惠国条款”，认为可以“一体均沾”，同样要求十二年修改条约的权利。据英国所提出的修约要点是：
（1）争取广泛地进入中华帝国的整个内地，以及沿海各城。
（2）争取扬子江的自由航行，并进入沿江两岸直到南京为止（包括南京在内）的各城以及浙江省沿海人烟稠密的各大城。
（3）实行鸦片贸易的合法化。
（4）规定不得在外国进口的货物和为向外国出口而购买的货物上，课征内地税或子口税。
（5）规定对中国沿海海盗行为的有效取缔。
（6）制定中国劳工向外移民的办法。
（7）规定外国使节常驻北京。[2]
以上这些要点显然是远远超过了修约的范围，实际上是要求再订立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
1854年英国政府派包令爵士携带上述修约要点到广州，联合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美国公使麦莲，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修约”要求。
当时的清朝官僚在对外态度方面已经开始分化为两个派别：一派是以军机大臣端华、肃顺以及叶名琛等为代表的顽固派，他们仍坚持着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盲目自大和虚骄顽固的态度；另一派是以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以及上海的许多官僚为代表的妥协派，他们对外采取妥协、投降政策，希望外国侵略者协助自己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这两个派别在维护封建统治、屠杀人民群众的基本政治立场上是一致的，但是在怎样维护这个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问题上抱着不同的看法。妥协派认为外国侵略势力并不是危害封建统治的一个重要因素，相反地，他们还认为利用这种外来势力，可以有效地遏阻国内革命运动的发展。顽固派的看法则略有不同，他们认为外国侵略势力的逐步深入是封建统治的一个绝大威胁，而且由于当时外国侵略者在清王朝和太平天国的斗争中伪装“中立”，给予清朝顽固派以一种态度暧昧的错觉，顽固派虽然因为力量软弱而不能对外“大张挞伐”，但他们却很不愿意让外国势力一步一步地深入，以妨碍自己的统治，他们希望维持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现状，一方面不去得罪洋人，避免在国内军事紧张的情况下与洋人冲突，另一方面，也不肯轻易地答应外国的进一步的侵略要求，他们和外国之间尽可能保持一定的距离，认为接触愈少，麻烦也就愈小。顽固派的这种态度很鲜明地反映在两广总督叶名琛的身上。
当英、法、美三国公使向叶名琛提出修约要求时，叶名琛借口公务繁忙，避不接见，对于修约要求则答称：自己只有对于条约作细微修正的权力，并且认为对于条约也并无作重大修改的必要。叶名琛用这种消极敷衍的态度，希望一方面能够拒绝三国的要求，另一方面又不至于和三国闹得破裂。
三国要求遭到拒绝后，他们转而希望利用属于妥协派的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以达到其侵略要求。1854年9月，三国公使先后抵达上海。他们以帮助清朝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为交换条件[3]，引诱清朝修改条约。吉尔杭阿完全支持修约要求，并向清廷建议“钦派资深望重之大臣，前来议定妥协章程，允其所请”[4]。不过这时候清朝朝廷里的妥协派占着少数，军机处掌握在顽固派端华、肃顺的手里，咸丰皇帝本人也是倾向于顽固派的（他即位以后不久就斥退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卖国老手耆英）。当时这些封建顽固派并没有跟外国侵略者进行合作的实际经验，他们担心按照吉尔杭阿的办法，会引起“夷船阑入（长江），致与贼匪（按：指太平军）勾结”的后果，所以把吉尔杭阿申斥一顿，责令他“劝导”三国公使回广东办理交涉。
外国侵略者当然不肯轻易干休。同年10月，英使包令和美使麦莲乘坐兵舰抵达大沽口。清朝政府根本不愿意在靠近京畿的地方和外国进行谈判，因此只派了官级不高的长芦盐道文谦和前任长芦盐政崇纶来听取英美公使的意见，并表示对条约不能作重大的修改。经过几次会谈，侵略者知道不可能用谈判的方式使清朝屈服下来，只得暂时南返。一个外国资产阶级史家写道：这一次北上交涉，已经使得英国侵略者相信“除非有一个武力示威的支持和强迫，是得不到条约的修改或通商以及贸易情况的改善”[5]。但这时候近东战火方酣，英法和帝俄已在克里米亚的塞伐斯托坡里展开激烈的战斗，所以英法还腾不出手来经营远东，只得暂时把问题搁置起来。
美国虽然在当时还只能充当英国的小伙伴，但它对侵略中国却是雄心勃勃的。它看到英法两国忙于克里米亚战争，就企图利用这个空隙，出来扮演一次侵略中国的主角。所以在1856年，美国公使巴驾（P﹒Parker）单独又向清朝提出修约要求，其要点有四：
（1）三国派遣使节长驻北京。
（2）中国全境开放，准许三国无限制地前往通商贸易。
（3）全中国臣民信教自由。
（4）改造中国司法机关。
这次巴驾所采取的手段是利诱和威胁并施。他在和上海方面的妥协派官吏吴健彰（已革上海道）、蓝蔚雯（摄理上海道）谈话时说：“到了今日，只有让叛乱的人们知道，英法美三国联合一致，同情并支援满清政府，这样叛军将会看到，他们是无力抵抗这一巨大力量的”，“如果大皇帝拒绝西方国家之友谊的表示，则将来的发展是难于逆料的。而且，如果太平王今后对外国公使建议签订条约，各国公使接受他的建议，大皇帝是不能埋怨我们的了”[6]。吴健彰、蓝蔚雯虽然同意他的意见，但他俩职卑言轻，不能影响掌握大权的顽固派官僚。结果是会议接着会议，谈判接着谈判，在上海一直拖延了四个多月，巴驾的侵略愿望也未能达到。1856年11月他怏怏然返回香港，这时候广州已发生了亚罗船事件，中国和英法侵略者之间的第二场大战火已经燃点起来了。
二、亚罗船事件、英法联军侵占广州
1856年10月8日，一支名为亚罗号（Lorcha Arrow）的商船自厦门驶至广州，船为中国人苏亚成所有，船上水手全为中国人，为了走私方便，该船曾在香港英国政府登记，并聘用了一个英国人当船长。船上水手中窝藏着李明太、梁建富两个曾在海面行劫的强盗。船至广州后，负责巡缉海盗的广州水师到船上拘捕了12名水手。广州英国领事巴夏礼（Harry﹒S﹒Parkes）闻讯，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人犯，并捏称该船挂有英国国旗，被清朝兵勇扯下侮辱，要求两广总督叶名琛道歉，并限于48小时内答复。10月14日叶名琛把9名水手送还英国领事馆，并向巴夏礼解释，其余3名水手确系海盗，需由中国官厅审问；当搜捕亚罗船时，船上并未挂英国国旗，因此无从谈及英国国旗受辱和道歉之事。但巴夏礼态度蛮横，拒不接受9名水手。10月22日，叶名琛在英国的压力下，把12名水手全部送到英国领事馆。这时英国方面已决定要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借口礼貌不周，拒收人犯。
1856年10月23日，英国兵舰三艘驶入广州内河，占据猎德炮台。叶名琛不以为意，他说：“必无事，日暮自走耳。但省河所有之红单船及巡船可传谕收旗帜，敌船入内，不可放炮还击。”[7]叶名琛的这种不抵抗态度助长了侵略者的猖狂气焰。24日英军占凤凰山炮台，25日占海珠炮台，以后十多天内连续炮击广州城，企图占领广州，城内外人民死伤极多，民房亦轰毁无数，叶名琛逃入内城，移居巡抚衙门，以避炮击。广州人民是富有反侵略传统精神的，虽然叶名琛在1854年曾对大成国起义军大肆屠杀，使得广州的反侵略组织遭到破坏，力量大受损伤，但当英国侵略者进犯广州时，人民群众再一次起来，反对侵略军。如“南海大沥九十六乡绅董，练勇万余名，自备粮械，声言于十月中旬（相当于公历11月中旬），与英夷决胜负，受夷人佣雇，亦十回八九”[8]。一部分防守广州的清兵也不管叶名琛的不抵抗命令，奋起杀敌，如10月29日英军轰破广州城墙缺口，冲进城内，“抚标中军凌操督兵力御，手放枪毙敌数名，己亦创甚，舆回而殁”[9]，12月初侵略军再度攻城，“千总邓安邦带东莞勇极力堵御，鏖战二时之久，伤毙敌兵数十名，乃遁回船”[10]。12月中旬广州乡勇烧毁十三洋行，拔除了侵略者在陆上的据点，迫使他们全部逃回船上。由于广州人民和部分兵勇的坚决抵抗，侵略者强占广州的贪欲未能如愿，他们不得不暂时撤退，等待援军，做再一次大规模进攻的准备。
从亚罗船这一琐小事件发展到一场大战的过程，足以暴露英国侵略者贪心不餍、无理挑衅的态度。当时英国议会中曾就此问题进行辩论，英国首相巴麦尊把问题大大渲染一番，他说：“我们认为，我国遭受了很大的侵害。我国国民在遥远的地方遭受了种种的侮辱、迫害和虐待，对于这些是不能置若罔闻的（欢呼声）。我国的条约权利已遭破坏，而责在保护我国在华利益的人员，不仅有理由，而且有责任竭其所能，来对付这些暴力行动。”[11]当时政府的反对派曾提出反驳，下议院还对巴麦尊内阁提出了不信任案。可是资产阶级的侵略野心推动着英国政府要无所顾忌地硬干下去，巴麦尊断然地解散了下议院，通过了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提案。英国之所以选择这个时机发动战争，是由于当时克里米亚战争已经结束，它的视线正在转移到远东，亚罗船事件无非是用来掩盖其战争的侵略性质的一个借口。伦敦《泰晤士报》是积极支持侵华战争的，这个报纸说：“由于这次敌对行动之爆发，现存诸种条约就此废弃了，我们大可按照我们的意愿自由自在地和中华帝国安排关系了”[12]。又说：“英国营业精神的伸张，已与闭关自守的中国社会的结构相冲突。这种行为是否合法，那种行为是否适宜，这些琐细地方都用不着提起。在世界正常的和必然的发展过程中，势必有这样的时候，就是，如英国人这样以航海为生的具有营业精神的民族，要用暴力手段同软弱的、不善于谋进步的民族——如住在富足的、适宜于我们经商的国家内的中国人——发生来往关系。”[13]《泰晤士报》这种疯狂的叫嚣正是代表着英国资产阶级迫切地要求在中国伸张其侵略势力的野心。
英国发动这次战争不是单干的，它邀请了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老搭档法国一起合作。法国在华的宗教侵略活动一向是很活跃的，常常有许多法国传教士私入内地，进行侵略活动。1853年有一个法国天主教神父马赖（Auguste Chapdelaine）私自前往广西省西林县传教，和当地一些无赖地痞相勾结，抢掳奸淫，无恶不作。1856年，当地清朝官府将他们逮捕，并斩决了马赖神父和两个罪恶极大的中国教徒。这时候法国正好是拿破仑第三执政时代，他希图通过对外侵略战争来安定自己不稳固的统治，因此以西林案件为借口提出了“为保护圣教而战”的口号，和英国沆瀣一气，携手合作。
除了英法两国之外，美国虽然由于国内多事，没有正式出兵，但它的侵略野心并不逊于英法，当亚罗船事件发生，因修约交涉失败而刚刚折返香港的美使巴驾就积极支持英国的侵略行为，保证要和英国“行动一致”，并派出军舰三艘，轰击猎德炮台。1857年春，美国派列卫廉（W﹒B﹒Reed）为驻华公使，训令他要和英法两国联合行动，以逼迫清朝政府修订条约。美国这时候所使用的侵略手段，正如一个美国资产阶级学者丹涅特（Dennett）所供认的一样：“美国的特命全权公使要派到世界的那一边（按：指中国），站在树底下，手里拿着筐子，等着接他的在树上的伙伴所摇撼下来的果子。甚至他还接到训令，万一树上的人和果园的主人发生纠纷，他应当出来调停。美国代表在国际政治中从来没有扮演过比这更无耻的角色了。”[14]
沙俄也在这时候出来趁火打劫。由于沙俄内部的经济发展，要求扩大其国外市场，特别是沙俄在近东和中东的出海口，被英国强行堵塞，所以它很注意经营远东。从19世纪50年代起，许多哥萨克和农民开始移殖到西伯利亚，并且逐渐渗入黑龙江、乌苏里江一带。按照《尼布楚条约》，该处本属于中国的领土，可是封建时代的划分国界大都是很含糊笼统的，中俄两国接壤极多，其中有一些尚未划定的界址，沙俄就利用这一点为借口，向属于中国的土地上大量移民。这里本是人迹罕至的荒野和原始森林，大批俄国人进入此地，可是清朝官吏还未觉察，一直到俄国人在黑龙江和海兰泡一带出现并盖房辟地，有久占不去的意思，当地官吏才把这个情况上报朝廷。1857年俄国派普提雅廷（Count Putiatin）从海道赴大沽口，要求清朝重划东北的国界，清朝政府拒不接待。普提雅廷就南去香港，和英、法、美合作，准备利用英法出兵的时机，威胁清朝，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美、俄就结成了一个对华的四国侵略集团。
1857年7月，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Lord Elgin）率英国侵略军至香港，10月法国全权大臣葛罗（Baron Gros）率法国侵略军至香港，两国侵略军队有五六千人。11月侵略军封锁了广州。12月英法公使照会叶名琛，要求修订条约、进入广州城、赔偿军费等项，限期答复。外国侵略者的声势和要求，咄咄逼人，可是叶名琛却好像没事人一般，安然处之。他一方面妄信一些不可靠的情报，认为英国正在印度和起义的士兵作战，绝无力量对中国开衅。他说：“彼故作恐吓之势以逼和，我已悉其底蕴，决无事变”[15]，甚至主张“若再不乘此罪恶贯盈之际，适遇计穷力竭之余，备将节次要求各款，一律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计，则得陇望蜀，伊于胡底？”[16]
那么叶名琛的这种强硬态度是否有必要的武力后盾呢？可怜得很，自从亚罗船事件发生以来的一年中，叶名琛不但没有积极筹备防务，反而大举裁撤兵勇。据杨从龙称：“七年五月，黄埔、陈村两处烧我水师兵船十分之八，以后不再补造，水面兵勇亦从此全撤矣。即陆路壮勇一万有余，亦裁撤十分之八。所存者林勇七百、东勇八百、潮勇数百，统计不及二千。”[17]至于各乡团练，早在上年年底烧毁十三洋行之后，即被叶名琛出示禁止，不准留在省城，以致“纷纷解体”。在这种毫无准备的情形下，“各官请添兵勇，坚拒不许。予（按：为《触藩始末》的作者华廷杰，当时为南海县知县）与星衢（按：指当时番禺县知县李星衢）请照六年冬旧章，招募两县乡勇数千，以备不虞，亦拒弗纳，并谓：‘尔等致意司道诸君，此事我确有把握，可保其无事，谁添兵谁给饷，如添兵勇，彼转有以借口，必示以不疑，大约过十五日便可了结。’”[18]
叶名琛的态度在今天看来是非常矛盾、非常奇怪的，但是结合着当时统治阶级顽固派的整个对外态度来看待，便不会觉得十分离奇了。第一，当时顽固派从维护自己的封建权力出发，对于外国侵略者的要求不愿意轻易地答应下来，所以英法公使的一纸照会吓不倒叶名琛；第二，封建顽固派对于外国情况都是毫无了解的，他们是中国社会最愚昧颟顸、闭塞无知的一个集团，所以汉奸张同云捏造的一些情报轻易地骗得了叶名琛的信任；第三，顽固派像一个纸老虎，表面强硬，内中空虚，他们极力避免与外国开衅，不敢得罪外国，所以叶名琛认为“如添兵勇，彼转有以借口，必示以不疑”，他摆出这种“和平”姿态，希望博得外国侵略者的谅解；第四，顽固派对于人民力量，深为畏惧。上年年底广州团练起来抗击外国侵略军，人民反侵略势力的兴起使得顽固派甚为震惧，他们恐怕又会闹出一场像大成国起义那样的“滔天大祸”，所以叶名琛急急忙忙要禁止团练，勒令解散团练组织。加以叶名琛个人又十分相信扶乩，供奉着吕洞宾、李太白等，凡事都扶乩请仙来决定，他根据“仙人”的乩语，相信“过十五日便可了结”，这样就更增加了叶名琛对外态度的荒唐离奇色彩。实际上，叶名琛的态度非常典型地代表着当时整个封建顽固派动摇不定、矛盾的政治立场。所以当时咸丰皇帝对叶名琛的措施十分赞赏，称“该督熟悉夷情，操纵得宜”。后来有人讥讽叶名琛“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其实叶名琛的基本态度并非是“罕有”的，甚至可以说这种政治态度在当时还占着统治地位。
12月26日，英法又向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重申前述要求，叶名琛答称：“通商可行，余皆不准”。28日，英法联军遂据海珠炮台，开炮攻城，“满城遂无清净寸土，百姓扶老携幼，街衢拥塞”[19]。叶名琛吓得逃往粤华书院。当夜，联军攻扑广州城，“千总邓安邦率粤勇千人殊死战，杀伤颇相当，以无后继，遂不支”[20]。29日，联军攻北门，“来都统（按：指都统来存）彻夜死守炮台，任飞炮迸裂，镇静不移，敌兵冒死扑台，为长蛇阵直进，将近二千人，我兵在台上对准放五千斤及八千斤大炮，连放三轮，伤毙敌兵数百”[21]。侵略军遂折而从小北门扒墙入城，抢占城内的制高点观音山。广州城内乱成一团，巡抚柏贵吓得“口噤手颤”，派绅商伍崇曜、梁纶枢与敌人议和，广州将军穆克德讷迫不及待地在城上竖白旗投降，叶名琛则躲藏在副都统衙门的后花园内。联军入城以后，大肆掳掠，劫去了藩库存银20万两，搜获叶名琛，把叶遣送到印度加尔各答拘留起来（1859年4月病死于加尔各答）。广东巡抚柏贵则甘心充当侵略者的走狗，在侵略者三人委员会的监督下当傀儡。在柏贵的合作下，侵略军“将督、抚、广协三标军器局查点封记，旗营抬枪全数收缴，并请抚宪（指柏贵）调回各巡船、拖船，交夷兵管带，跟同缉捕。各兵船勇在城内者，均不准穿号衣及持带器械，不准声称‘番鬼’二字”[22]。柏贵还和侵略军联衔出告示，“大意言两国已和，百姓不许挑衅”，“如殴打洋人及擅敢借词团练等情，定照叛逆治罪”，“如遇洋人下乡，要以礼款待”[23]等等，事实上柏贵已经完全变成任凭侵略者摆布的汉奸。
三、广东人民反抗侵略联军的斗争
和统治阶级的态度相反，广州人民又一次地表现了他们坚决反抗外国侵略的伟大精神。当侵略军围攻广州时，广州附近各乡团练都争先恐后地去援救，但畏敌如虎的柏贵却命令“各乡约束子弟，不得来城滋事，并谕不准乡勇一人入城”[24]，遂使侵略军毫无阻挡地占领了广州。以后，英法联军在广州“拆毁民房，掳掠子女，恣睢暴戾，无所不为”[25]，“既蹂躏城中，复荼毒城外，（咸丰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率夷兵千余，往近村奸毙良妇二人，掳去处女三人”[26]，又“以大股攻扑石井，于八年十二月毁其村墟”[27]，英法联军在城内外“欺侮官民，奸淫妇女，掳掠财物军装，殆无虚日”。富有反侵略斗争光荣传统的广东人民对侵略联军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广州城北的三元里、石井以及靠近佛山镇的九十六乡首先起来组织团练，设团练局于佛山镇，积极准备反攻广州。“首严清野，禁绝汉奸。又声言夷人入其界者，登时格杀弗论，英、佛（法）闻而惮之”[28]。1858年2月间，团练准备反攻广州，“城中汹惧，是时将军都统皆在城中，英人防其内应，悉收驻防兵械，胁旗民而降之”[29]，巡抚柏贵还为虎作伥，出示“有敢借口起义兵者，即依军法从事”。由于广州官僚们和侵略者合作，这次攻城计划遭到破坏。
1858年3月，清朝政府看到团练声势浩大，企图利用和控制这支力量，以作为与侵略者讨价还价的本钱，遂派前户部侍郎罗惇衍、前太常寺卿龙元僖、前工科给事中苏廷魁办理广东团练。团练武装由于争取到朝廷的承认，活动起来更加方便了。4月，团练局发动香港大罢工，规定凡广东人“在香港、麦高等处为外洋人教书、办理文案及一切雇工服役人等，限一月内概行辞退回家……一月之内，告归者二万余人。夷人身司炊爨，不堪其苦”[30]。同时，团练又对广州实行经济封锁，“省城内外商民，迁徙一空，西关白昼无人迹……敌人自香港载牛至省，以充食物”[31]。
6月初，广东团练与侵略军在广州郊外之榕树头展开激战。团练“预先于树林僻径节节埋伏，俟敌人深入，伏起截杀，敌兵大败，毙数百人。我兵跟踪追剿，彼众纷纷逃窜，陷入水田者均不能起，巴酋（指英领事巴夏礼）亦坠马，几被获”[32]。团练乘胜逼近广州城，6、7月间，“日夜皆有练勇到城攻打，时有斩获”[33]。7月下旬，“大冈安良局壮勇会同西北两路前进，环城而攻，齐施枪炮火具，伤毙夷兵多名，乘胜登陴，直上城垣西北角及通心楼两处。又北路各团，分队冲进西门，该夷拼命抵敌，其观音山之夷兵，省河之夷船，齐放飞炮，城上火盘火弹，抛掷不休”[34]，侵略军由于火力上的压倒优势，才勉强守住了城垣。自此以后，广州城内风声鹤唳，“敌人固守城内，挑诱不出……复弃新城不守，尽收兵入城内，非数十人不出”[35]，管制广州的三人委员会也撤销了，代之以“一个依戒严法行事的军政府”[36]。
广东人民群众利用团练形式，给予侵略者以极大的打击。在历史上团练一般都是地主阶级的反人民武装，但在民族矛盾特别尖锐的广州，团练的性质就有了不同。当时广州的团练，实质上是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一种组织形式。一种反人民的组织形式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反侵略的组织形式，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在反侵略斗争中，有不少官僚、地主，由于本身的利害关系，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参加到斗争中来，所以人民群众就可能利用一直掌握在统治者手里的团练组织，使之转化成为一种反对侵略的组织形式。例如当时佛山镇团练局中就有不少官吏、士绅参加，甚至由于团练的声势日益浩大，还推动了广州城里一些傀儡官吏脱逃出来，投奔团练的阵营，其中还包括很高级的官吏如署理广东巡抚江国霖等。2月中旬，巴夏礼曾代表英法管制广州的三人委员会写信给额尔金说：“近两星期中，关于邻近村镇地方的人民武装的报告，纷至沓来……本会更注意到所有官宪都已离开他们的衙门，并发觉上层阶级的士绅也同样迟迟不返回他们城里的家宅”[37]。
第二，广州原来的反侵略组织——社学，在1854年被叶名琛大加摧残，社学组织一时难于恢复，因此人民群众就转而利用团练组织来进行反侵略斗争。团练是一种合法组织，利用它可以比较公开地进行活动，可以减少清朝政府和地主士绅的干扰和阻力，可以扩大团结面，更广泛地吸收各个阶级、阶层投入反侵略战斗中去。
就在以上两个历史情况下，团练转化成为一种具有反侵略性质的组织。但是同时应当指出，团练组织的领导权一般是掌握在地主阶级的手中，因此它在反侵略斗争中就不能不有很大的局限性，地主阶级经常害怕人民势力的发展会危及自己，所以他们在反侵略斗争中不可能、也不愿意把斗争进行到底。果然，在1858年，侵略联军在大沽获胜，并迫使清朝签订了《天津条约》之后，清政府就立即命令广东团练“暂事缓兵，以顾沿海大局”[38]。广东的地主、官僚们便千方百计地阻挠人民反侵略活动的发展。本来是慷慨激昂的罗惇衍等也主张“息事宁人”了，命令团练“不许附城驻扎”，甚至还异想天开地要把团练带到“西北两江助剿（指镇压天地会起义），以含愤未伸之勇，歼灭积年巨寇，谅有成效”[39]。新任的两广总督黄宗汉也是尽量限制反侵略活动，“约束各营壮勇，不得入城滋事”，并“饬令地方文武、铺户、居民协同查拿假冒义勇无端挑衅之人”[40]。到1859年，干脆下令将广东团练“归并裁撤”。
广东人民的英勇斗争在侵略者的严厉镇压和统治阶级的从中破坏之下，遭受极大的损失，但人民反侵略的怒火是不会就此熄灭的，广东人民仍旧在进行零散的斗争。1858年9月间，英法侵略军2 000名进犯广州附近的新安县，新安人民奋起截击，毙侵略军一百余人。广州城内也到处埋伏着暗箭，狙击敌兵，满腔义愤的群众“骂罗惇衍等虎头蛇尾”[41]，甚至把匿名揭帖贴到黄宗汉的衙门前。广东人民这种正义斗争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的热烈赞颂。恩格斯写道：
接着，恩格斯热情地肯定这种斗争的正义性质，他说：
四、英法联军侵占天津和《天津条约》的签订
正当广东人民在广州附近和侵略者进行英勇搏斗的时候，清朝军队却在大沽口被打得丢盔卸甲，不得不向侵略军乞降。
当时英法联军攻占广州之后，除留一部分军队继续盘踞广州外，大部分军队在额尔金和葛罗的率领下乘船北上，准备在北方用武，以便对北京的清朝政府直接施加压力。美使列威廉和俄使普提雅廷也随同北上，企图趁火打劫。1858年2月，四国公使在上海向两江总督何桂清投递照会，要求：（1）赔偿军费；（2）公使驻扎北京；（3）外人自由往内地游历；（4）增开通商口岸；（5）改订关税税率；（6）协助“剿匪”；（7）保护教徒。清政府这时的态度和一年以前的叶名琛如出一辙，一方面对四国的侵略要求不愿考虑，只是命令何桂清“劝导”四国回广州办理交涉；另一方面，又不积极从事防务。是年4月，侵略联军到达大沽口外，清朝先派仓场侍郎崇纶负责交涉，英法认为他官职太小，拒绝谈判。清朝改派直隶总督谭廷襄负责交涉，英法仍借口谭廷襄非全权大臣，无便宜行事之权，拒绝见面。英法故意在这个全权问题上兜了将近一个月的圈子，实际上是在争取备战的时间。英法两国在大沽口摆出一副恶狠狠寻架闹斗的样子，美俄两国则打扮成“好心肠”的“和事佬”，单独和谭廷襄纠缠，以麻痹清朝方面的警惕。等到英法侵略军准备就绪，美使列威廉就训令其谈判代表：联军定于明日进攻大沽炮台，要谈判代表绝对保守秘密，并“用一种最和蔼亲切的方式，把一切谈判中止”[44]。美国使节不动声色地完成了欺骗的任务，以后就悄悄地躲在一边，“静候联军所采取的行动的后果，便可以得到他们所争取到的一切”[45]。
5月20日上午，英法兵舰开炮轰击大沽炮台，掩护步兵登陆。大沽有炮台四座，安设大炮30尊，驻防的军队有八九千人，总督谭廷襄驻新城，提督张殿元驻西大沽，副都统富勒敦泰驻于家庄，署总兵达年、署副将德魁、游击沙春元、陈毅等分驻南、北炮台。侵略联军轰击炮台时，下层士兵奋起抵抗，与侵略军炮战两小时，游击沙春元、陈毅均英勇战死，守炮台的士兵群众“胆略甚壮，其坚守炮台之人，三次为英人炮台所中，三次去而复返。又有一弁于英人逼近炮台时，单身从炮台上跳跃而下，前来迎战”[46]。可是负责指挥战争的文武大员，“一闻炮声，心胆先怯”[47]，谭廷襄首先“乘轿西行”，张殿元、达年、富勒敦泰、德魁都随后逃跑，士兵没有指挥官，当然难以抵挡强敌的进攻，大沽遂失陷。
大沽失陷后，谭廷襄带着2 000个残兵败将，一路奔逃。侵略联军跟踪西进，直达天津。谭廷襄借口天津“郡城残破，内无一日之水，又无隔宿之粮，城外廛肆毗连，河路错杂”[48]，干脆自动放弃了天津，退驻到离城很远的地方。联军一路无阻地到达天津，占住望海楼等处房屋，谭廷襄还指派大盐商张锦文，设立支应局，专门供应侵略军队以牛、羊、鸡、鸭、乘马、肩舆等等。交战一方对另一方招待得这样殷勤周到，这还是战争史上破天荒第一遭，这种事情也只有卑鄙无耻的清朝官僚们才干得出来。
历史一再地证明，只有下层人民群众才是反侵略斗争中最坚决的力量。当统治阶级一再退让、侵略军长驱直入的时候，天津附近人民自发地起来反抗侵略。6月初，清朝派遣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赴天津，与侵略军谈判投降条件。桂良到津时，天津“军民遮谒道左，请率团练助官兵与夷人开仗”[49]，却被桂良拒绝了。联军盘踞天津后，经常掳掠抢劫，天津人民义愤填膺，“商议妥协，联为一气”，欲待其“入院搅扰”，“即行杀戮”[50]。有一次，一个英国军官在街上耀武扬威，天津市民怒气难遏，把他痛打一顿，他丢下一顶白绸帽和一只狮子狗，抱头鼠窜而去。不久，翻译李泰国（H﹒N﹒Lay）带一百多名英兵，前来寻斗，这时城门已关闭，他们竟爬城进来，城内的团练和群众准备迎击，李泰国见众怒难犯，才被迫退去。又有一次，外国侵略军十数人在深夜抢劫永泰耀杂货局和庆馨德钱店，他们“手持火枪短刀，撞开铺门，抢去首饰衣服等物，并刀砍万成号瓷器铺门。当时人众惊醒，随即登屋抛掷瓦砾，骤如雨雹，该国人烂头破额，纷纷逃窜”[51]。
但是无耻的清朝统治者却畏敌如虎，他们事先在京津一带毫无防御布置，大敌当前，他们弄得惊魂失魄了。一部分顽固派官僚虽然还在吵吵嚷嚷，主张打下去，但是究竟怎样抵抗下去，依靠什么力量抵抗下去，他们心中完全无数，因此他们的主张只能流为纸上空谈。另一部分大官僚主张赶快投降，如主持谈判的桂良、花沙纳说：“此后若再决裂，夷炮一开，不特津郡立时自乱，该夷带兵北窜，更觉可虞”[52]；主持军事的谭廷襄说：“有不能战、不易守，而不得不抚者”[53]；此外两江总督何桂清也说：“若用武则兵连祸结，断乎不可”[54]。咸丰帝在敌兵压境、门户洞开的情形下，也惊慌失措，不得不授权桂良、花沙纳，要他俩在尽量不损害封建统治利益的条件下，向英法乞降。
6月初，谈判在天津海光寺举行，英法公使除了最初和桂良会见一面以外，一直把谈判的事情完全交给翻译李泰国和威妥玛（Thomas F﹒Wade）去办理。李泰国等对桂良、花沙纳竭尽了威吓侮辱的能事，桂良、花沙纳称他们“往来公所，咆哮要挟”，“骄狠之情，有目共见”[55]。连美国资产阶级学者马士也不能掩饰李泰国的横暴态度，他写道：“李国泰（按：即李泰国）是性情暴躁的；既然作为一个强加战败国以种种条件的战胜国的代言人，他便任情逞性，满口作威作福的腔调，打算就凭着这种凶狠的腔调，而不凭借论辩的力量来打倒中国方面的抗衡。他在整个谈判中，从头到尾都是使用这种腔调。”[56]
谈判过程中，清朝政府对外使驻京、北方开埠和外人得入内地通商传教等条款是最感头痛的，努力想讨价还价。不过侵略者的锋芒咄咄逼人，好像已把绳索勒在脖子上，根本不容清朝政府有丝毫动弹的余地。统治阶级由于不敢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所以非但找不到正确的抵抗侵略的办法，也根本没有抵抗侵略的决心，因此也就不敢与侵略军决裂。就像桂良、花沙纳所说：
害怕敌人的力量，夸大自己的困难，这是历来投降主义的思想根源，特别是清政府把主要力量集中在镇压内部的革命运动上，当然就不得不在对外方面作妥协让步。在这种情况下，清王朝乖乖地接受了侵略者的全盘要求。1858年6月，清朝政府遂先后与俄、美、英、法订立《天津条约》。中国方面的代表是桂良、花沙纳，英、法、美、俄的代表是额尔金、葛罗、列威廉、普提雅廷。
中英《天津条约》56款，中法《天津条约》42款及补遗6条，其主要内容为：
（1）外国公使入驻北京，与清政府外交往来用平等礼节。
（2）开放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选定台南）、淡水、潮州（后选定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从前的五口通商都是在长江以南的沿海城市，现在自南而北，达到东北地区，而且又伸展到长江内地的城市，这表明侵略者的势力一步一步深入中国了。
（3）英人、法人可入内地游历、通商；英、法传教士可入内地自由传教。
（4）详密地规定了领事裁判权：“英国属民相涉案件，不论人产，皆归英官查办”；中国人和英人涉讼，如为刑事案件则由被告国审理；如为民事案件，则由“中国地方官与领事官会同审办”。
（5）修改税则，并规定洋货运销内地，按时价抽2﹒5%的子口税，以后即可免交厘金及常关税（按：此条为1858年10月上海会议所补定）。
（6）外国兵船得往来于各通商口岸。
（7）对英赔款400万两，其中军费200万两、商亏200万两；对法赔款200万两。
（8）条约经两国政府批准，于一年后在北京互相交付。
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使中国人民又戴上了一副沉重的新枷锁，外国侵略者根据所谓“条约权利”，得以更进一步地侵入中国。而且由于最惠国条款的规定，每一国所得的权利，他国可以“均沾”，所以美国和俄国实际上也获得了一切特权。而且俄国在签订《天津条约》之前，已经逼胁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瑷珲条约》（1858年5月在瑷珲订立），规定：黑龙江、松花江北岸，自额尔古讷河至松花江海口属于俄国，其南岸顺江至乌苏里江属于中国，乌苏里江以东至海之地为两国共管。俄国不出一兵，不费一弹，而其所得利益极为惊人，仅《瑷珲条约》中就“向中国夺得面积等于法德两国的领土和长度等于多瑙河的河流”[58]。
五、1859年的大沽口战斗
《天津条约》签订之后，事情还没有就此完结。在清朝统治者方面，条约的签订的确引起了极大的忧虑和烦恼，当然，统治阶级并不是担心国家主权的丧失和人民利益受到损害，关于这些，他们倒是无动于衷的。统治阶级担心的是，条约中关于外使驻京、长江通商、内地游历等条款，将会形成颠覆自己统治地位的隐忧。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统治阶级中的大多数人尚无和外国侵略者共同合作的经验，他们只能拿封建时代对待边疆各族的旧经验来衡量当前的事变。大部分官僚认为，长江通商和内地游历将会使得外来势力和内地人民革命势力接近起来，弄得“内忧外患，连结不已”。特别是外使驻京一条，更是“千古未有之奇闻”（宗人府府丞钱宝青语），这不仅会大大降低封建统治的威信，而且“肘腋之变，防不胜防”，他们一提起“外夷驻京”的事，便自然而然地会联想到“晋之怀、愍，宋之徽、钦”，那种异族入驻京城、皇帝形同俘虏的局面确是有点难堪的。所以《天津条约》订立之后，统治阶级中间笼罩着一片忧心忡忡和惶惶不安的气氛。
1858年10月，继《天津条约》之后，清朝和英、法、美三国在上海举行改订税则及通商章程会议。清朝指望通过这次会议来作些补救和挽回，特派桂良、花沙纳、基溥、明善、段承实等前往上海，会同两江总督何桂清与三国谈判。上谕指示他们：“不但派员驻京，必须极力挽回。即内江通商及内地游行，赔交兵费退还广东省城各要件，贻害甚大，均不可不设法阻止”[59]，并且荒谬地要以“全免税课”作为交换条件。当然，统治阶级当权派的这种希望不过是梦想而已，侵略者对于已得的权利自然是不肯轻易松手的，而且实际主持谈判事宜的何桂清已经有了和侵略者勾结的经验，他并不把这些条款的危害性看得那样严重，而且他当时正是依靠上海的关税收入，才能够维持大量军队，对付太平军，所以何桂清也不肯放弃这笔重要的财源。至于桂良、花沙纳虽然是钦命大臣，可是在天津谈判中已经吓破了胆子，他们完全像木头人一样，听凭何桂清的安排。因此，上谕中三令五申要挽回条约的指示，在上海的会议桌上却从来没有以比较肯定、明确的形式提出来。
清朝政府除了希望通过上海会议对条约有所补救之外，同时在大沽口整顿防务，由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与大学士瑞麟负责办理，在原来炮台的废墟上建立“南岸炮台三座，高自三丈至五丈不等；北岸炮台二座，一高三丈，一高五丈”，“周围坚筑堤墙，沿墙修盖土窨，密布炮门枪眼，堤外开挖濠沟，并置木栅”[60]，此外又在北塘、双港、新河一带设立炮台，增添兵额。应该指出，清朝统治者加强北方的防务，并不是已经下定决心要抵抗侵略，他们不过是因为上次战斗中被打得丢盔弃甲，面子上太不好看，恐怕人民群众从此要轻视自己的统治力量，所以不能不虚张声势，摆出一种不服输的架子，在人民面前夸耀一下自己的力量。
但是，清朝在大沽口设防的举动，又惹起了侵略者极大的不快。侵略者的目的是要使清王朝变为完全驯服的侵略工具，现在清王朝偏偏摆出这种不服输的架子，尽管这不过是虚张声势的空架子，但在侵略者看来，若不把这种架子彻底压垮，便谈不到进一步去控制这个政权。因此，侵略者就决定乘翌年换约的时机，再给清朝政府来个下马威。
1859年，英国公使卜鲁斯（F﹒W﹒A﹒Bruce）、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美国公使华若翰（J﹒E﹒Ward）乘船北上，赴北京换约。英国政府决心乘机对清朝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事前就命令卜鲁斯“必须有一支充足的海军武力伴随着”[61]，因此，随同三国公使北上的有英国海军上将何伯（Admiral Sir James Hope）统率下的一支强大舰队，其中包括1艘大战舰、两艘巡洋帆舰和13艘炮艇，载有军队2 000人。另有美国兵舰3艘随行。1859年6月中旬，侵略舰队驶抵大沽口外。
清朝政府在大沽口的防务只是摆摆样子，根本没有要和侵略者真正动武的意思，所以一听到侵略者兴师动众地前来换约，又吓得手足无措，一面深恐大沽防军与侵略军发生冲突，所以命令僧格林沁“倘该夷虚放枪炮、入口试探……勿令官兵轻举妄动”[62]，一面又忙不迭地向侵略者进行解释，说是大沽河中已有障碍物，敦请三国公使改由北塘登陆，进京换约。外国侵略者正好借此口实，挑起衅端，拒绝由北塘登陆，派船闯进大沽口拦江沙的鸡心滩内，进行侦察，并照会天津道，限于三日之内撤去海口所设木筏、铁戗等障碍物。6月23日，直隶总督恒福致卜鲁斯照会一件，再度请三国公使由北塘去京，美国公使华若翰伪装成“和平使节”，乘船赴北塘，英法公使仍旧摆出一副蛮横寻架的气势，不理会清政府的请求。6月24日夜间，侵略军“以小杉板船，驶入铁戗内，用炸炮轰断拦河大铁链二根、大棕缆一根”，翌日晨“该夷火轮船十余只，排列铁戗门外，又傍南岸炮台下，驶入火轮船三只，直逼铁戗。旁以数人凫水，用丝绳系铁戗前柱，而引其端于该夷船尾，另以一船轮回曳之，一二时之久，拉倒铁戗共十余架。其排列多船，皆竖红旗，立意启衅用武”[63]。侵略者就是这样狂妄地闯入中国内河，擅自拆卸了中国的国防措施。僧格林沁本着清政府“隐忍静伺”的方针，“派员持天津道照会前往晓谕，该夷不准投递，竟将合船蜂拥直上，冲至第二座炮台，直撞铁链，两次皆被拦截，不能径越，该夷即开炮，向我炮台轰击”[64]。炮台守军在“郁怒多时，势难禁遏”的情况下，发炮还击。这场惊天动地的炮战延续了一昼夜，侵略军分乘舢板船，企图强行登陆，但遭到守军密集炮火的射击，伤亡惨重。美国资产阶级史家马士叙述这场战斗说：
英法侵略军正被打得前进不得、后退不能的时候，美国海军大佐达特纳尔（J﹒Tatnall）立即奔赴何伯的战舰，援救英法军队，并且出动了美国的水兵和兵舰道义丸号，提出“血浓于水”（意即同种族比异族更亲密）的口号，参加战斗。由于美国侵略者的援救，被打得七零八落的英法军队才能够逃出大沽口。
大沽口战斗中清朝军队的行动完全是合理的。因为大沽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政府在这里布置了防御工事，侵略者有什么理由要来擅自拆毁呢？白河是中国的内河，侵略者有什么权利硬要闯进来呢？清朝政府已经指定北塘为三国公使的登陆地点，侵略者为什么又偏偏要在大沽口逞强行凶呢？很显然，这是外国侵略者的无理挑衅。中国军队的抵抗纯粹是防御的、自卫的性质。甚至，有些外国资产阶级史家都不能为进攻大沽的无理行动作辩解，例如麦卡瑟（Justin Mccarthy）的《现代史》中写道：
当然，清朝军队是应该而且也必须进行抵抗的。由于清朝士兵和群众的英勇抗击，外国侵略军遭到了一次可耻的败北。可是腐朽的清朝政府却继续执行软弱妥协的政策，在大沽告捷以后，它不去进一步发动人民，加紧防务，却想鬼鬼祟祟地通过上海一些买办商人，和“英夷说合”。当然，英法侵略者决不会甘心歇手的，当战败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资产阶级叫嚷咆哮，要求进行大规模的报复。伦敦的《每日电讯》写道：
以上那种狂妄的叫嚣充分暴露了英国资产阶级贪婪的侵略野心和残暴凶狠的面目。
六、英法联军侵占北京和《北京条约》的签订
1860年夏，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和法国全权大臣葛罗再度率军北犯。侵略联军这次出动的规模极大，有战舰和运输舰200余艘，英兵1﹒05万名、法兵6 300名。1860年7月底，侵略军开到大沽口。清朝方面虽然在上年打了一个胜仗，但是它把主要力量集中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上，对外但求相安无事，根本无意作持久的抵抗，因此朝廷屡次命令僧格林沁等“不可因海口设防严密，仍存先战后和之意”，“总须以抚局为要”，“不可贪功挑衅”[68]。而且清朝官僚们还幻想可以在原来《天津条约》的基础上和侵略者握手言和，所以撤去北塘的防御设备，以便让外国使节在此登陆，进京换约。但是，事实并不如此，北塘的撤防不仅丝毫不会影响英法的侵略决心，反而在大沽防御线上造成了一个极大的缺口。8月1日，英法联军就在这个不设防的口岸拔去木桩登陆，清军竟不加阻止，使侵略军在登陆以后又有十多天的时间从事进攻的组织工作。12日，英法联军万余人分别由北塘进攻新河和军粮城。僧格林沁以骑兵迎战。僧格林沁镇压太平军时十分卖力，可是在对外战争中却是个十足的脓包，他愚蠢地以3 000名精锐骑兵，排成密集队形，向敌冲锋。侵略军排成一字阵，紧紧围裹住骑兵，用洋枪轰击。“骑兵人马相依，占地愈多且高，遂为众枪之的”[69]，结果是清军全军覆没，突出重围的只有7个人。侵略军乘胜占领新河、塘沽，包抄大沽口的后路，大沽炮台遂陷入孤立被围、腹背受敌的危境中。
清朝政府得知战败的消息，十分恐慌，一面派侍郎文俊、武备院卿恒祺往北塘海口，劝说英法公使去京换约；一面指示僧格林沁不要“拼命”抵抗，上谕中说：“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京师，若稍有挫失，总须带兵退守津郡，设法迎头，自北而南截剿，万不可寄身命于炮台，切要切要。以国家倚赖之身，与丑夷拼命，太不值矣。”[70]僧格林沁接到谕旨，有了逃跑的借口。8月21日，英法联军1万人进攻大沽北岸炮台，守将提督乐善奋勇迎击，激战三小时，因火药库中炮炸毁，北炮台遂失陷，乐善阵亡。南炮台比北炮台更为坚固，但主持南炮台的僧格林沁一意作逃跑的打算，他见北炮台失守，就“传饬各营，竖立免战白旗”[71]，当夜就悄悄地逃出大沽，马不停蹄地路过天津，一口气奔跑了几百里。8月23日，僧格林沁已经跑到了通州以南的张家湾。
僧格林沁逃跑后，直隶总督恒福就向侵略军接洽投降，把大沽南炮台交给侵略军，南炮台“未废一弹，就连同守军二千人全部投降。在各炮台上共掠获了上五百门的炮”[72]。接着，英法联军向天津进发。恒福倒像是侵略军的前导，先于联军抵津，办理投降事宜，并为联军张罗住食供应，联军不动刀枪就占领了天津，随即宣布将天津置于军事管理之下，由巴夏礼监督政务，天津遂沦为第二个广州。
天津失陷以后，谈判又重新开始。投降老手桂良和恒福奉命为钦差大臣，投降的条件除了全盘接受1858年的《天津条约》外，还有增加赔偿军费、进京换约、增辟天津为通商口岸等项。咸丰皇帝对于这些新增的条款仍是犹豫不决。侵略军不愿在谈判上拖延时间，决定进一步增加压力，宣布谈判中止。1860年9月上旬，英法联军由天津出动，进犯北京，13日侵略联军的先头部队抵达河西务。清朝政府见事态严重，又改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对侵略军竭力表示让步，请求再开谈判。联军方面坚持要在到达通州之后，再作谈判，以便逼迫清朝作“城下之盟”。载垣等接受条件，答应在通州谈判，于是联军就派巴夏礼、威妥玛等为代表，赴通州谈判。
但是通州谈判再度陷入了僵局，因为英法侵略者坚持要在换约时带1 000人的军队入京，并要求清廷撤除北京周围的防御，这种整个解除武装的办法是清廷所难于接受的。当时清朝一方面已经知道自己无力抗拒联军的入侵，所以尽可能地要争取达成妥协；另一方面，清朝已在通州附近布防，集中了3万人的军队，自以为尚有背城借一的力量。所以当时一些中小官僚纷纷上书，竭力主战，如户科给事中薛书堂上书说：“战则五胜，和则十害”，工科给事中何璟主张“饬僧格林沁等趁机进剿，各海口一律闭关”，御史朱潮提出“破夷”九策。这种主战的言论多少反映了人民反侵略的意志，但是这些官僚们带着阶级的和历史的偏见，不可能认识到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反侵略力量，因此也不可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反侵略办法。如像詹事殷兆镛提出以旧棉被抵挡枪炮之法[73]，典型地暴露了这班官僚的昏聩糊涂。咸丰帝这时也倾向于主战，甚至说要“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74]。主战派在朝廷中还保持着一定的优势，所以侵略者的要求遭到拒绝。9月18日，英法代表巴夏礼等39人被僧格林沁扣押，送到北京囚禁起来，谈判又破裂。这时，英法联军以扣押巴夏礼为借口，立即向张家湾的清军阵地发动攻击，清军骑兵溃败，通州失陷。9月21日，侵略军和僧格林沁、瑞麟等再战于齐化门（今朝阳门）外之八里桥，清军“马队在前，且均系蒙古兵马，并未打过仗，一闻夷人枪炮，一齐跑回，将步队冲散，自相践踏，我兵遂溃”[75]，副都统胜保督队策应，亦败，胜保负伤退入城中。咸丰帝嘴里老在念叨着要“御驾亲征”，心里面却时刻在作逃跑的打算。张家湾和八里桥战败以后，所谓“八旗劲旅”大半溃散，咸丰帝心胆已寒，立即于22日率领后妃和一些大官僚逃奔热河，而令他的弟弟恭亲王奕訢留在北京，以接洽投降事宜。
9月底，英法联军逼近北京，但因粮弹告罄，暂时停止了攻势，等待从天津来的补充。清朝官僚方面乱成一堆，僧格林沁、瑞麟、胜保等率领残兵败将退驻安定门、德胜门外，他们已经被打得丧胆落魄，成为惊弓之鸟。城内官僚、富商纷纷逃避。据刘毓楠说：“初九日（按：为公历9月23日）官眷商民人等纷纷出城逃避，闻自彰义门至保定，一路车马行人，拥挤不断”[76]。《英夷和议纪略》中说：“十九日（按：为公历10月3日）彰义门亦半开，城外米蔬不得入，百物倍价。城中迁徙者十有七八，城门拥挤不得出者，索钱始放行，大车有索银百两者，近亦需数十两”[77]。在一片混乱之中，恭亲王奕訢又出面求和，互换了几次照会，不得要领。官僚们又派“同仁堂乐宏宾、恒利木厂王海，邀众商等备牛五十只、羊五百只、梨果各三十盘，并南酒等物，赴夷营求和。甫抵营，即被抢去，受辱受惊，人人怨恨”[78]。侵略者决心要使清朝完全屈服，不愿意在占领北京以前举行谈判。
10月5日，侵略军得到了兵员和粮弹的补充，再一次发动攻势。僧格林沁、瑞麟等望风败窜，奕訢和一些留守京城的大官僚逃到长辛店。10月6日，英法军到达海淀和圆明园。这时，北京城内城外的十多万清军“溃散十之八九”[79]，僧格林沁只剩3 000马队，瑞麟的军队“仅存千余名”，胜保“前统之兵，现在所存无几”。封建统治阶级在对外战争中充分暴露了他们的腐朽无能，只有人民群众才真正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和英勇的斗争精神，如：9月间，天津有王兴邦、隋登初等焚烧敌船、截杀敌兵；10月间，北京西郊谢庄的猎户冯三保打败了进犯谢庄的一百多个侵略军，其女冯婉贞为了防备敌军的报复，率领一批少年猎手在森林中埋伏，果然，侵略军五六百人拖着大炮，企图轰平谢庄，婉贞“挟刃奋起，率众袭之。敌出不意，大惊扰，以枪上刺刀相搏击，而便捷猛鸷终勿逮。婉贞挥刀奋斫，所当无不披靡，敌乃纷退。婉贞大呼曰：‘诸君！敌人远吾，欲以火器困吾也，急逐弗失！’于是众人竭力挠之，彼此错杂，纷纭拿斗，敌枪终不能发。日暮，所击杀无虑百十人。敌弃炮仓皇遁，谢庄遂安”[80]。
中国人民在反侵略战斗中是十分英勇、十分坚决的，可惜这种自发的小规模的抵抗还不能够扭转战争的全局。清朝官僚们见兵临城下，打定了投降的主意，留在北京的豫亲王义道首先释放了巴夏礼等人，要求迅速议和。北京城墙高大，城内尚有数万清兵，侵略者知道，“以他们所有的兵力来估计，要想攻破象中国京城这样伟大的城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81]，所以侵略者趁机提出，要占领一个城门，作为议和的条件。胆小如鼠的清朝王公大臣答应了这个要求。10月13日，侵略联军不发一弹，占领了安定门，在城楼上设炮竖旗，分布岗哨。清朝官僚干脆自动地缴械，“各城上兵丁帐房军器及城门守兵，并枪刀弓箭等物，全行撤去”[82]。几百年来中国封建王朝的京城就这样未经抵抗地第一次被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所占领。
侵略联军占领北京期间，还干了一件极其卑鄙无耻的勾当，这就是抢劫和烧毁了圆明园。圆明园是中国劳动人民精心创造的园林艺术的典范，是世界上最豪华瑰丽的宫殿之一。该园本是明朝的一个故园，历经康、雍、乾、嘉、道、咸六朝150年的大规模增修扩建，花费了无数的人力、财力而成。其中包括三园（圆明园、万春园、长春园）一百多景和无数楼、台、殿、阁、廊、榭、馆、轩，珍藏着古今中外许多历史文物——孤本秘籍、名人字画、鼎彝礼器、金珠珍品、铜瓷古玩。它不仅是中国封建时代建筑的精华，而且也是世界上最伟大壮丽的博物馆和艺术馆。正如一个侵略军官所说：“在我们的欧洲，没有任何能给予我们那样豪华的观念的，在这几行文字中，要我描写它的华丽景象是不可能的。那些令人眩迷的奇迹，特别使我深刻难忘。”[83]这样一个由中国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所凝结成的名园，却遭到侵略联军的大肆蹂躏和抢劫。据英军书记官斯文侯（Robert Swinhoe）记载抢劫的情形说：
后来帮助清朝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常胜军”头子戈登（Gordon）当时也参加了劫掠，他写道：
为了掩盖罪恶的劫掠行为，侵略者竟想出了一条放火灭迹的毒计。英使额尔金发表无耻的声明说：“只有焚毁圆明园一法，最为可行……至于此举之足以使中国及其皇帝生极大的震动，余尚有理由：圆明园乃是清帝所最宠爱的行宫，是他燕居之所，如焚毁足以稍戢其骄佚。今宫中宝物既已荡然无存，大军所到，非在掳掠，乃在初肆罪恶者能警惕耳。”这个万恶的主张得到法国侵略者的赞同。10月17日，侵略军有计划有组织地点火焚烧。一个参加了焚园的侵略分子记载说：
就在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的同时，恭亲王奕訢正在忙忙碌碌地和侵略军互换照会，接洽投降。俄国公使伊格那提业幅从中起了媒介作用，英法所提出的条件被全盘接受下来。
1860年10月24日，中英《北京条约》签订，共9条。25日，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共10条。除前年所订《天津条约》完全有效之外，又增加了以下内容：（1）开天津为商埠；（2）准许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拐骗贩卖人口出洋做苦工；（3）割让九龙司给英国；（4）赔还从前没收的天主教堂，“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5）赔偿英法军费各800万两，恤金英国30万两，法国20万两。
条约签订之后，沙俄以“调解有功”，要求续订条约。已经吓得丧魂失魄的清朝政府不敢违抗。11月14日，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共15条，内容为：（1）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地区划归俄国；（2）开放新疆的喀什噶尔为商埠。
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侵略者不但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一切权利，而且迫使中国的封建政权不得不驯顺地和自己合作，而这种合作，对于扩大侵略利益是绝对必要的前提。一个美国资产阶级学者在总结两次鸦片战争时得意地说：“以前中国是处于命令的地位去决定国际关系的各种条件，而现在则是西方各国强把他们的意图加在中国身上的时候了。”[86]侵略者对中国封建政权通过“打”的手段，达到了“拉”的目的，这样就顺利地完成了侵略中国的第一个步骤。接着，摆在侵略者面前的任务，是怎样来扶持这个遍体鳞伤的腐朽清王朝，使它足以维持下去，以便为自己的侵略利益服务。这样，外国侵略者和中国统治者的眼光就自然而然地转移到对付太平天国革命的问题上。在这个问题上，它们找到了初步进行合作的基础。
注释
[1]马克思：《贸易与条约》，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91页。
[2]参见英国外交大臣克勒拉得恩致包令爵士的信，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767页。
[3]英使的修约说帖中有“彼此会同设法肃清海滨盗匪”的条文，美使对两江总督怡良的谈话中亦称：“如蒙奏准，自当襄助中华，削平反侧”。
[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八，35页。
[5]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468页。
[6]1858年至1859年参院档案，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1卷，160页。
[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四，17页。
[10]琴阁主人：《触藩始末》，卷上。
[11]转引自马克思：《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61页。
[12]转引自马克思：《划艇亚罗号事件》，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37页。
[13]转引自马克思：《中英冲突》，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54页。
[14]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305页。
[15]琴阁主人：《触藩始末》，卷中。叶名琛当时的情报来源，大多得自英领事馆通事张同云。叶名琛说：“彼第作战势来吓我耳！张同云在敌中，动作我先知之，我不与和，彼穷蹙甚矣！”（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实际上张同云是一个十足的大汉奸，故意拿些不可靠的情报来愚弄叶名琛。
[16]《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七。
[17]同上书，咸丰朝，卷一九。
[18]琴阁主人：《触藩始末》，卷中。
[20]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
[2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八，4页。
[23]琴阁主人：《触藩始末》，卷下。
[2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二，38页。
[25]同上书，咸丰朝，卷二二，39页。
[26]同上书，咸丰朝，卷二六，33页。
[27]同上书，咸丰朝，卷五六，6页。
[28][29][30]《中西纪事》，卷一三，《粤民义师》。
[31]琴阁主人：《触藩始末》，卷下。
[3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一，5页。
[34]同上书，咸丰朝，卷三〇，4页。
[36]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597页。
[37]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596页。
[3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〇，5页。
[39]同上书，咸丰朝，卷三〇，17～18页。
[40]同上书，咸丰朝，卷三一，11页。
[4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一，10页。
[42]恩格斯：《波斯与中国》，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77页。
[43]同上书，78、79页。
[44]威廉士的生平及其书信。
[45]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581页。
[46][48][49]《中西纪事》，卷一四，《大沽前后之役》。
[47]《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四，23页。
[5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四，33页。
[53]同上书，咸丰朝，卷二二，31页。
[54]同上书，咸丰朝，卷三五，6页。
[55]同上书，咸丰朝，卷二六，23、29页。
[56]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587页。
[57]《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七，1页。
[58]恩格斯：《俄国在远东之成功》，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101页。
[59]《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二，9页。
[60]《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二，12页。
[61]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648页。
[6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八，18页。
[65]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653页。
[66]麦卡瑟：《现代史》，第3卷，266页，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655页。
[67]转引自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一）》，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106～107页。
[6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五五。
[69]薛福成：《书科尔沁忠亲王大沽之败》。
[70]《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五五，35页。
[71]同上书，咸丰朝，卷五七，1页。
[72]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669页。
[73]据《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三殷兆镛奏称：“今令军中多采买旧絮被，愈旧愈妙，以水濡透，横张为蔽，上下贯以粗索，两旁缚以竹竿，竿末嵌小铁刃，可插诸地。上端之索紧系竿首，下端之索系于竿者，令长数尺，可收可放，以防敌人钩竿。每一被用两兵张之，各带长腰刀，马步各队随其后。遇夷匪则棉被军当先，前层蹲、次层立，将全军遮住，酌留空隙，为瞭视与放火之地。布阵既定，任敌人多方冲突，我军屹立不动，俟敌稍懈，则棉被军疾驰前逼，彼火器刀矛，都无所施……再炸炮落地时不能即时炸开，可亟以湿棉被盖之，总以多备为妙。拟请饬下各路统兵大臣，参酌施行。”
[7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〇，30页。
[75]吴可读：《英法联军时代之北京景象》。
[77]佚名：《英夷和议纪略》，载《近代史资料》，1956（2）。
[79]《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五，27页。
[80]徐珂辑：《海战轶闻》，《冯婉贞胜英人于谢庄》。
[81]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685页。
[82]《刘毓楠日记》，见《史学集刊》，第2期。
[83]1860年10月8日孟德邦将军函，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684页。
[84]《文物参考资料》，1953（1）。
[85]贺翼柯：《戈登在中国》。
[86]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6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