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一、大革命时期的政策

1.制定革命纲领，发动工农运动。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中国革命就呈现出了新面貌。在中国的革命斗争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指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明确对象、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以往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对于这个在长时间里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基本解决了。1922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明确地指出，加给中国人民“最大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这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当前阶段的纲领应当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这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

开始采取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和政治派别没有采取过、也不可能采取的革命方法，即群众路线的方法。相信不相信群众、依靠不依靠群众是关系革命成败的一个大问题，以往的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未能充分地发动群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不久，这种情况也有了根本改变。中共二大指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这个党不仅“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而且“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都“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推动下，从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到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中国掀起了第一个工人运动高潮，全国发生了包括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开滦五矿工人罢工等在内的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者有30万人以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斗争，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坚定的革命性和坚强的战斗力，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孙中山正是从这个斗争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支新兴的、生机勃勃的革命力量，因而下决心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合作。通过领导工人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密切了同工人阶级的联系，党的自身建设也由此得到了加强。在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开始从事发动农民的工作。

2.实行国共合作，掀起大革命高潮。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罢工遭到北洋政府镇压之后，中国的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了低潮。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虽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所以在二七惨案之后，中国共产党决定采取更为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大体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尽管这个党几经挫折后，并没有多少实力，并且成分复杂，严重地脱离群众，但是，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是比较革命的民主派”，因此首先应当争取同国民党进行合作。

关于合作的方式，1922年7月中共二大提出，先行邀请国民党召开代表会议，经协商后，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各革新团体，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即实行“党外合作”。而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组成为各革命阶级联盟的主张，是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马林提出来的。1923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作出了正式的决定。1924年1月，在广州孙中山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在民族主义中突出了反帝的内容，强调对外实行中华民族的独立，同时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在民权主义中强调了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应为“少数人所得而私”;把民生主义概括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原则，并提出要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这个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共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一致，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孙中山在大会上说:“现在是拿出鲜明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来唤起民众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时代了!”大会实际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这样，国民党一大的成功召开，就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国共合作的形成加快了中国革命进展步伐。1924年，工人运动开始复兴，农民运动也有了初步开展。国共合作创办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为未来的革命战争准备了军事力量的骨干。

1925年5月，以五卅运动为起点，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在此基础上，举行了胜利的广东战争，征讨地方军阀陈炯明、邓本殷，统一并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随后，将黄埔军校校军和驻广东的粤军、湘军、滇军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6个军，共8. 5万人。1926年7月，以推翻北洋军阀统治为目标的北伐战争开始。国民革命军在工农群众的支援下，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先后基本上摧毁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革命势力发展到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响彻了大江南北、大河上下。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中国形成了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运动。以湖南为中心，广大农村掀起了大革命的风暴;工人运动迅速走向高涨;国民政府进行了收回汉口、九江的英租界的斗争;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受到严重的打击。1925年至1927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比之以往任何一次革命，包括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群众的动员程度更为广泛，斗争的规模更加宏伟，革命的社会内涵更加深刻。

二、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

1.开展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在大革命的猛烈打击下，北洋军阀势力迅速崩溃，感到震惊的帝国主义列强便在中国集结兵力、制造事端，企图以武力相威胁，阻挡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同时开始把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看作国民党内的“稳健派”，进行拉拢。蒋介石“虽曾组织黄埔军校，指挥北伐，但他的军阀思想和投机思想却与他‘参加’革命相随而来”。在大革命初期，他“起了一般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作用”。1926年3月，他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打击共产党和工农的力量。他的立场就转到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变为新右派”。[1]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政变，以“清党”为名，在东南各省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同年7月15日，当时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并在其辖区内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搜捕和屠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最终失败。

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没有改变。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城乡，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加入共产党成为最大的“犯罪”，共产党的组织不断遭到破坏，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许多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被捕、被杀，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革命的工会、农民协会等也到处被查禁或解散，工农运动走向低谷。在严峻的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人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投入战斗了。在革命的危急关头，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了三件大事:第一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第二组织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暴动;第三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和决定新时期的方针和政策。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共产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2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并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在会上着重阐述了党必须依靠农民和掌握枪杆子的思想，强调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还提出了“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的任务。八七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开始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转折。9月9日，毛泽东等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军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在攻打长沙遭遇严重挫折后，起义部队决定南下，向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农村区域转移，并于10月7日抵达江西省宁阻县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发动了又一次英勇的反击。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28年初，中国共产党还先后在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领导了近百次武装起义。总之，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中国革命由此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称十年内战时期。

2.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为了坚持中国革命，在当时的条件下，必须进行武装斗争。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共中央依据“找着新的道路”的要求，在领导各地武装起义的过程中，也初步提出了占领某个县或几个县、建立革命政权、实行武装割据的思想。1928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继续把城市工作的复兴视为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的同时，肯定了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新高潮的更大的发展基础和重要力量。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在中国，找不到一个经济力量能够统治全国的大城市，所以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要有红军，必须要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的帮助。同年9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更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1930年5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发表署名信件，明确提出共产党应当以大部分力量甚至全副力量去发展乡村工作;认为革命势力占据了广大农村之后，即可以联合起来包围城市、封锁城市，用广大的农村革命势力向城市进攻，这样，革命必然可以取得胜利。这些事实说明:以农村为工作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依靠了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而毛泽东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革命的进攻方向指向了农村，而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思想。在1928 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明确地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同时还科学地阐述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思想。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进一步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还明确地提出了“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思想。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是对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的科学概括和实践政策的总结，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当局感到震惊和恐慌。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1932年底，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反“围剿”战争也取得重大胜利。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是同土地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的。开展土地革命，就是要消灭封建地主的土地私有制，使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得到翻身，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这与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的正确指引是分不开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在巩固根据地的斗争中，积累了经验教训，制定了对待俘虏、对待驻地群众的一系列政策。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这是毛泽东的著名词作《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的上半阙。毛泽东在这首大气磅礴的战歌中点到的人物张辉瓒，时任国民党第九路军第十八师中将师长，是“围剿”红军的前线总指挥。随着张辉瓒的被捉，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大“围剿”宣告失败。由于张辉瓒被捉，引来了20世纪30年代初的一次国共谈判。这次国共谈判因为张辉瓒被捉后不久即遭砍头处死而最终流产。

张辉瓒被杀，给共产党、红军上层带来了麻烦，也带来了深刻教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和红军领导人认真地记取总结了这个教训，并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不虐待俘虏”、“缴枪不杀”、“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等条款逐渐明晰，并被制度化，最后收进了伴随共产党军队日益发展壮大的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

三、全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政策

1.武装抗日的政策。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逐渐发展成为军国主义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进一步控制本国政权，对内镇压人民，对外侵略扩张，制定并实施灭亡中国的计划。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阶段由此开始。1932年2月，中国东北全境沦陷。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以后，随即开始入侵中国华北地区。1935年制造了“华北事变”。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动员几乎全部军事力量，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向华北、华东、华中地区发起战略进攻，相继占领了北平(今北京)、天津、太原、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一大批城市。日本的大举进攻，使中国的大片土地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在这些地方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犯下了空前严重的罪行，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难。

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与当时国民党当局采取的不抵抗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九一八事变后，9月20日中共中央即发表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目的是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中共中央发布一系列文告，号召全国工农武装起来，进行民族自卫战争。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中国共产党不仅积极参加和推动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而且直接领导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和广大的工人、农民是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坚力量。国民党军队中的部分爱国官兵进行了局部抗战，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同这部分国民党官兵的抗日合作。

2.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在中国共产党关于救亡图存、全民抗战的号召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今北京)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喊出“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12月16日，北平学生和市民1万多人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会后，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这就是一二九运动。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之际，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攻策。早在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都应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捐弃前嫌，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在抗日的条件下与民族资产阶级重建统一战线的新政策。

日本对中国华北的扩大侵略，进一步威胁到美、英等国的在华利益和国民党当局的统治地位。蒋介石的对日态度及内外政策发生了某些变化，并开始着手整军备战工作，还开始试探“政治解决”共产党和红军问题的途径。国共两党通过国外、国内的不同渠道开始接触，就合作抗日问题进行初步磋商。193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第一次公开把蒋介石作为联合的对象。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出“逼蒋抗日”的总方针。

当时，蒋介石还没有根本改变对日本的态度，仍然准备组织力量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新的“会剿”。他于1936年12月初到达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攻打陕甘的红军。12日凌晨，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对蒋介石“哭谏”无效的情况下，为了实现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毅然实行“兵谏”、扣留了蒋介石，这就是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为了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确定促成事变和平解决的基本方针，并派周恩来等到西安，参加张、杨同南京方面代表宋美龄、宋子文的和平谈判，终于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承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

为了促进国共两党的合作，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如果国民党将这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愿意实行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中国共产党的上述政策主张，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也得到国民党内抗日派的赞同。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许多人联名要求恢复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全会表示同意国共两党进行谈判，并在会议文件上第一次写上了“抗日”的字样。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中国共产党实时地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3.全面抗战的政策。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日军的进攻，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国性抗战的新时期。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就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8月，国共两党达成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不久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等协议，接着除琼崖红军游击队外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9月，陕甘宁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仍是中共中央所在地。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

第一，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方针。如何坚持抗战、争取抗战的胜利?这是必须首先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确信，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坚持抗战，并使抗战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与国民党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不同，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主张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即人民战争路线。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强调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为此，必须实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必须改革政治机构，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并适当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会议强调，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

采取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抗日战争是一场弱国对强国的战争，战争的基本走势究竟怎样?应当坚持什么样的战略方针?这是必须作出回答的又一个重要问题。1938年5月至6月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总结抗战10个月来的经验，集中全党智慧，系统地阐明了持久抗战的总方针。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一方面，日本是强国，中国是弱国，强国弱国的对比，决定了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另一方面，日本是小国，发动的是退步的、野蛮的侵略战争，在国际上失道寡助;而中国是大国，进行的是进步的、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在国际上得道多助。中国已经有了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在政治上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人民军队。毛泽东还科学地预测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即: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其中，战略相持阶段，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最关键的阶段。只要坚持持久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将在这个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毛泽东阐明的持久抗战战略思想，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和坚持抗战、争取抗战胜利必须实行的战略方针，对全国抗战的战略指导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二，敌后战场的开辟与游击战争的发展。为了贯彻执行全面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开辟敌后战场的战略决策。八路军刚开赴前线时，主要是直接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中国抗日战争逐渐形成战略上互相配合的两个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主担负的敌后战场。在敌后军民的艰苦抗战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和中期，被提到了战略的地位，具有全局性的意义。

在战略防御阶段，从全局看，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正规战是主要的，敌后的游击战是辅助的。但是，游击战在敌后的广泛开展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迫使敌人不得不把用于进攻的兵力抽调回来保守其占领区，从而对阻止日军的进攻、减轻正面战场压力、使战争转入相持阶段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战略相持阶段，敌后游击战争成为主要的抗日作战方式。日军逐步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人民军队，以保持和巩固其占领地。人民军队在大部分时间里所进行的，主要是游击战。削弱敌人、壮大自己，逐步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为实行战略反攻准备条件，这个任务主要是由人民军队进行的游击战来完成的。游击战还为人民军队进行战略反攻准备了条件，敌后军民的大反攻就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在八年全国性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等为坚持抗战、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第三，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然而国共两党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参加抗战的目的不尽相同，实行的是不同的抗战路线，统一战线内部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因此，全民族抗战一开始，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了“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强调，必须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既统一，又独立。因此，共产党必须保持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必须坚持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必须对国民党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取得的阵地，尤其是为了发展这些阵地，以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质上就是力争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使自己成为团结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这是把抗日战争引向胜利的中心一环。

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以后，由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团结抗战的局面逐步发生严重危机，出现了中途妥协和内部分裂两大危险。针对这种情况，1939年7月，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三大口号，坚决揭露打击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降活动，继续争取同蒋介石集团合作抗日。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持、扩大和巩固，中国共产党总结反“磨擦”斗争的经验，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

第四，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是认真贯彻和实现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坚持抗战和争取胜利的坚强阵地。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较完整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基本政策，为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指明了方向。1941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全面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根据地建设的基本方针。

抗日民主政权普遍采取民主集中制，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机构的领导人都经过人民选举产生。抗日民主政权努力发扬政治民主，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等还专门通过有关保障人权的条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抗日的基本政策，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试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国情出发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创造。

各地抗日民主政权十分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根据地内停止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普遍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以便使广大农民减轻负担，得到实惠，提高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同时又照顾地主的利益，以利于保障根据地的社会稳定。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抗日民主政府动员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发动农民组织劳动互助，提高劳动生产率;帮助农民改良耕作技术，推广优良品种。为了克服根据地面临的严重困难局面，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农业生产和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为坚持抗战、争取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了革命者向往的“圣地”。大批知识青年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奔赴延安。中共中央及时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把发展抗日的革命文化运动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鲁迅艺术学院等一批干部学校和专门学校创办起来。各根据地还创办了大量的中、小学校，吸收农民子女入学，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也得到重视。

第五，推进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工作的政策。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是在敌后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同时也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促进团结抗日等方面的工作。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各界人士要求国民党实行抗战民主。1939年10月，国民参政会中一些党派的代表发起宪政座谈会，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宪政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普遍开展起来。全民族抗战开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影响下，文化界各抗敌协会相继成立，成为文化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重要标志。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工作，是全民族抗日战争中的一条重要的战线，对于激发大后方人民的爱国民主意识、坚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支援抗战前线、积蓄革命力量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六，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的政策。为了胜利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密切地联系着党的政治路线，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抗日战争开始后，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他根据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关于中共抗战应该依靠国民党的指示精神，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把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活动限制在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对王明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1938年3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到苏联，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的抗战情况、国共两党关系及中共所采取的路线和政策。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国，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来解决统一领导的问题。1938年9月至11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会上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命题，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为了将丰富的中国革命实际经验马克思主义化，以便更好地指导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毛泽东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重要理论著作。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纲领。即:政治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经济上，没收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建立国营经济;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并引导个体农民发展合作经济;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富农经济的存在。文化上，废除封建买办文化，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泽东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的法宝。

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得到很大的发展。广大新党员有很强的抗日精神和革命斗志，但是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在他们身上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老党员要适应新形势，也需要进一步提高自己。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来，党的路线已经走上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但对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进行认真的清理。这就有必要集中开展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总结和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此，在20世纪4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以延安为中心，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整风运动。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确立起来。

四、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政策

1.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方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广大人民热切希望实现和平、民主，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这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1945年5月中共召开七大时，毛泽东就提出，对蒋介石拟采取“洗脸”政策而不是“杀头”政策。1945年8月24日，根据时局变化，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抗战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中央正考虑同国民党进行谈判，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建国。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对时局的宣言中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

为了争取和平民主，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于1945年8月28日偕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1945年10月10日，双方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确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38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密切合作，同国民党当局认真协商，推动政协会议达成五项协议。关于国家的政治体制，政协协议规定，改组国民党一党政府，成立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委员的一半由国民党以外的人士充任。改组后的政府为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到实施宪政的过渡时期的政府，负有召集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的任务。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规定，立法院为相当于议会的最高国家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并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宪法草案又规定，中央同地方分权，省为地方自治的最高单位，省长民选，省可以制定省宪等。这对于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存在也提供了一种可能的保障。

2.“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政策。1946年6月底，国民党军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挑起了全国内战，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凭着军力和经济力的优势，蒋介石声称，这场战争“一定能速战速决”。中国共产党清醒地估计了国内外形势，坚决认定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为了打退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中共中央指出，在政治上，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在党的领导下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军事上，必须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

战局的发展，从根本上粉碎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速战速决计划，并使他们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难以逃脱遭遇灭顶之灾的命运。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之不能持久的方针，中共中央作出出人意料的决定:不待完全粉碎敌人的战略进攻，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立刻将主力打到外线去，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迫使国民党处于被动地位，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由此揭开。各个战场上的攻势作战，构成了人民解放军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总形势。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不仅老百姓不要蒋介石，就连上层分子(除了少数反动集团外)、中产阶级也不想给蒋介石抬轿子，也要推翻他。这个口号的提出，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和全国人民的斗志。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制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行动纲领。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也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他要求全党同志，必须牢牢掌握党的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必须十分注意政策和策略，注意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善于把党的政策变成群众的行动;必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加强组织性纪律性，以便把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地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