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合理调整“严打”

与轻微的刑事犯罪相比，对严重刑事犯罪实行严厉打击，这在刑事立法、司法等方面都有体现。作为常态的“严打”，往往在正常的司法活动中得以贯彻，几乎没有什么非难和争议。引发争议的是集中统一的“严打”方式，一方面主要通过运动式的集中严厉打击来应对犯罪是否合理存在疑问，另一方面即使它是合理的，在实施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我们认为，集中统一的“严打”方式虽然表象上具有传统阶级斗争的特点，但是，在特定的时期，当严重刑事犯罪即将触及或者超越正常社会的容忍限度而应对犯罪的社会资源又相对贫弱的情况下，运动式的集中统一“严打”还是必要的。我们利用的是集中统一“严打”这种形式，而不是传统的应对犯罪就是阶级斗争的理念。在科学的应对犯罪理念的指导下，适当利用集中统一的“严打”应对犯罪，也未尝不可。

我们认为，对于集中统一的“严打”，只能作为特殊时期不得已的应急举措，不应当作为应对犯罪的常设举措予以依赖，因此，我们不主张这种“严打”经常化，但是，我们不反对“严打”机制的常设化，因为就一般“严打”而言，是贯彻于正常的刑事立法、司法中的。另外，我们也不反对集中统一“严打”工作机制的常设化，因为虽然集中统一的“严打”偶然为之，但是，将其限制在固定的机制中开展，有利于避免运动式应对犯罪的一些弊端。集中统一的“严打”必然具有时段性的特征，也就是说，实际的社会状况决定了是否实施集中统一的“严打”和集中统一“严打”的对象、目标等内容。那么，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中开展的“严打”斗争与改革开放初期开展的“严打”斗争必然不同，需要适时调整集中统一“严打”的内容。

首先，对象要进行调整。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治安形势，设定不同的“严打”对象，这已经在历次集中统一的“严打”实践中得到体现。有论者指出，历次严打，官员贪贿都没有成为专门的对象，目前，这类犯罪有增无减，正给社会带来空前危害，造成人民血汗钱的大量损失，极为严重地损害党和国家的威信，破坏社会秩序并瓦解公有制基础，加剧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毒化社会观念和风气，造成恶劣的国际影响，还促成其他犯罪滋生，使执法环境严重恶化，损害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渎职失职直线增长，疏于管理下的社会不能消解矛盾反而激化矛盾。当腐败成为妨害和谐社会之构建的关键因素和主要矛盾时，严打贪官应当成为刑事政策的重心。[26]其次，目标和重心要进行调整。有论者提出，和谐社会首先应是常规的生活状态，那种试图建立严打长效机制的主张不切实际，严打不仅应在时空上受到严格控制，而且“集中资源”应成为基本模式，从重从快应逐渐淡出。[27]

我们认为，这些建议可供借鉴，但是，即使在“和谐”社会中的集中统一“严打”，“集中资源”并不意味着“依法从重从快”的淡出，因为就应对严重的刑事犯罪而言，在一定时段内集中资源必然是“依法从重从快”处理。所以，调整的重心不在于“依法从重从快”模式的抛弃，而是在于“预防犯罪”基调的改变，也就是说，集中统一“严打”通过“依法从重从快”解决特定时期的社会治理资源贫弱问题，其主要目的不在于“预防犯罪”，而是短时期内对某些严重犯罪的即时压制，使其处于社会容忍限度之内，“预防犯罪”的目标应当交给其他措施来完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集中统一“严打”的作用，避免“滥打”“乱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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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被《2008年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收录，并获得首届“马克昌杯”优秀论文奖。

[2]作者简介：严励，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政法学院副院长，中国犯罪学学会副会长；王娜，法学博士，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系讲师。

[3]陈维扬：《我国“严打”刑事政策的刑法学思考》，载《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2期。

[4]姚建涛：《关于“严打”的若干问题分析》，载《理论界》2005年第7期。

[5]马克昌：《关于“严打”的刑法学思考》，载《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6]陈兴良：《严打利弊之议》，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7]赵秉志：《对“严打”中几个法律关系的思考》，载《人民检察》2001年第9期。

[8]孙国祥：《刑事一体化视野下“严打”的理性思考》，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9]尹吉：《“严打”刑事政策的完善》，载《华东刑事司法评论》（第五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10]李远军、李建国：《严打政策的事实根据和价值分析》，载《当代经理人》2005年第14期（下半月刊）。

[11]肖扬：《中国刑事政策和策略问题》，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83页。

[12]朱长春：《“严打”刑事政策研究》，黑龙江大学2003年法律硕士学位论文。

[13]金诚：《再论“严打”的属性定位与价值分析》，载《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2期。

[14]姚建涛：《关于“严打”的若干问题分析》，载《理论界》2005年第7期。

[15]朱长春：《“严打”刑事政策研究》，黑龙江大学2003年法律硕士学位论文。

[16]王怀章、孙飞翔：《试论严打的命运归宿》，载《河北法学》2002年第20卷增刊。

[17]马克昌：《关于“严打”的刑法学思考》，载《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18]屈耀伦：《再论“严打”的属性定位》，载《甘肃高师学报》2005第3期。

[19]包卫星、解少君：《公正视野下的“严打”政策分析》，载《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20]王怀章、孙飞翔：《试论严打的命运归宿》，载《河北法学》2002年11月第20卷增刊。

[21]齐文远、周详：《“严打”方针的刑法学思考》，载《法学论坛》2002年第5期。

[22]游伟、谢锡美：《“严打”政策的回顾与科学定位》，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23]杨春洗、余诤：《论刑事政策视野中的“严打”》，载《人民检察》2001年第12期。

[24]严励：《“严打”刑事政策的理性审读》，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25]唐皇凤：《常态社会与运动式治理——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严打”政策研究》，载《开放时代》2007年第3期。

[26]夏勇：《构建和谐社会与严打刑事政策的调整》，载《人民检察》2006年12月（上）。

[27]夏勇：《构建和谐社会与严打刑事政策的调整》，载《人民检察》2006年12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