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大一统形势下的文化复兴

以士补官　以教辅政　整理古籍　复兴学术　文化发展与新学科兴起　大一统文化观的形成　人本主义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曾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百家争鸣”的局面已经消失。西汉初期，民间虽有少数老学者口授某些先秦学术，但其影响甚微。主政者自高祖刘邦至于文、景二帝，均以黄老、刑名之言为是。朝廷虽置学官，但“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51]。至武帝时，情况大变。他初登皇位，即表示对长期礼坏乐崩的情况甚为伤悼。于是下令招天下方正贤良文学之士，以听取意见和建议。此时，春秋公羊学家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表章《六经》”[52]的建议，主张以“春秋”之说为经典，在政治思想上实现“大一统”。他还建议，在京师长安兴太学，置明师，培养人才，以选拔官吏。他批评了原有的选官制度，如任子和赀选[53]，认为高级官吏的子弟和有钱的人“未必贤”，主张从太学生中选拔“英俊”。他强调说：“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54]董仲舒的建议反映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强大国家的需要，为汉武帝所接受。建元五年（公元前136），置《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博士均为今文学家，这在政治上确立了以今文经学为代表的儒学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元朔五年（公元前124），丞相公孙弘又建议“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又置“如弟子”若干人，这些学生都要由太常及郡国县道邑选拔推荐而来，每年考试一次，选拔优秀者补为中央及地方官府的下级官吏，可逐步升迁。司马迁说：“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士之士矣。”[55]这些士人以儒者为主，奠定了儒政结合的政治规范（图0-7）。

关于古籍的收集，汉武帝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汉书》卷三〇《艺文志·序》曰：“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这当是包括了刘邦初入咸阳时，萧何收秦图籍及少数人从老儒学《诗》《尚书》等事。武帝即位，下诏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56]他为了收集、整理古籍，“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又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命众多学者分类整理校订收集的古籍，由刘向负责对每部古籍写出提要，后来其子刘歆编成《七略》。其《辑略》为总论，下分《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六部，为全部古籍的总目录。其中战国时期的原著不多，由西汉前中期的老儒转口传授的较多，西汉人的研究性著作及新著更多。此目录由班固改写为《汉书·艺文志》，计“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57]。这些古籍的收集整理，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典籍，也为此后的学术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西汉学术以儒学为经学。经学由于始传底本的不同，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分。今文经学被列入学官，由今文经学家任博士，以传授弟子，久之形成学派。至宣帝时，太学中的学官，《易》有三家，《书》有三家，《诗》有三家，《礼》有一家，《春秋》有二家，共十二博士，东汉初，增至十四博士。古文经学亦在民间流传，研究者不很多。东汉的古文经学家贾逵、马融、郑玄等兼通今文经。郑玄破除各家传统，广采众说，遍注群经，得到今、古文两派经学的推崇，号称“郑学”。贾逵的学生许慎为了反对今文经学派根据隶书经典，穿凿附会，曲解经文，用了22年的时间，写成《说文解字》一书，收小篆9353个，古文（战国文字）、籀文（西周、春秋文字）1163个为重文，每字标明字形，注出音读，推究字义，全书分为540部，全部解说13.3万多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编辑完善、内容丰富的字典。其他各学派也有很大发展，各立门户，传其学说。如董仲舒大讲“天人感应”，东汉王充则讲“天道自然”。魏晋兴起“玄虚淡泊，与道逍遥”思想。而后又有《无君论》《神灭论》等。道教兴起，佛教传入，思想文化更加丰富。

两汉时期的文学也很发展，《汉书·艺文志》所著录者，为“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58]，绝大部分为西汉人之作。此时的辞赋最为兴盛，诗歌有新的发展。汉武帝设立乐府采集民歌，配乐演唱，影响极大，其中有不少诗歌反映了人民的悲惨遭遇以及妇女不幸的命运。《古诗十九首》是东汉后期中下层知识分子的作品。这些知识分子在黑暗社会中，为求功名利禄，背井离乡，四处奔走，他们将对社会的感触，倾注到作品中，有些作品反映了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思想，或走投无路、忧愁苦闷的心态。这些诗歌改变了赋体的呆板形式，真实地抒发了作者本人的思想感情。

汉代以后的新兴学科很多，重要学科之一是历史学。其代表著作有西汉司马迁撰的《史记》，东汉班固撰的《汉书》，刘宋范晔撰的《后汉书》[59]，西晋陈寿撰的《三国志》等，后代合称之为“前四史”。《史记》之前亦有史书，如《春秋左氏传》《国语》《世本》《战国策》，贾谊撰《楚汉春秋》等。只有《春秋左氏传》的史观尚算明确，其他只是一些史料而已。“前四史”则不同，如《史记》，在司马谈临终前，执其子迁之手而泣曰：“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60]这番话启发了司马迁形成了“大一统”的历史观，并渗透入《史记》的写作中。此后的主要史书继承了这一观点并发扬光大。如《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及《魏书·地形志》等都载录了当时国家的全部郡县、户口，以及山川、关隘、历史、风俗，还有已经内属或尚未内属的周边民族及其地区。至于《史记》所开创的“纪传体”编写体例，有相当的科学性，为历代史家所继承，成为两千年来史书的主要体例。

新兴的“地理学”也很重要。代表著作有北魏郦道元撰的《水经注》。此书以东汉桑钦撰《水经》所记全国137条水道为纲，补以支流小水1252条，逐一探求源流，述其变迁，详记所经郡县、山陵、原隰、城邑、关津及地理、历史、名胜、古迹等，对有关史事多所考证，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全面系统的综合性地理名著。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秦汉大一统的政治、经济形势改变了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混战时期的狭隘的文化观，而促使大一统的文化观迅速形成（图0-8）。秦汉的大一统不是简单、暂时的军事统一，而是长期、稳定的政治统一，其内涵包括了行政的统一、民族的包容与人格的尊重，这在文化中都有反映。史书中具有大一统的思想内容者，前已述及。这一思想在其他著作中亦有很多。如秦始皇碑文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西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61]东汉王充《论衡》曰：“今上即命，奉成持满，四海混一，天下定宁……周时仅治五千里，汉氏廓土牧荒服之外。”[62]西汉扬雄《甘泉赋》曰：“东烛仓海，西耀流沙，北晃幽都，南炀丹崖。”[63]东汉张衡《应间》曰：“今也皇泽宣洽，海外混同，万方亿丑，并质共剂。”[64]上述所引，不仅反映了国家在政治上的统一，也已包含有多民族（“亿丑”）的意义在内。

由于大一统思想已深入人心，在一些人的政见、言论中，时有流露，即使在全国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下也是如此。如三国时期，占据中原地区的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荡平天下，不辱主命”[65]，表明了他有统一全中国之志向。又占据今四川、云南、贵州的蜀国丞相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曰：“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66]临近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也深受大一统思想的影响。如世代居住在东北地区，过着狩猎、游牧生活的鲜卑族拓跋部，在其内迁河套一带建国时，首领拓跋珪（道武帝）即命部众“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67]，即所谓“息众课农”[68]。此举推动了鲜卑族在文明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其孙太武帝拓跋焘，“制定文字”，“起太学于东城，祀孔子，以颜渊配”，并加强完善了中央集权制度。又征请卢玄、崔绰、李灵等汉人贤俊为谋臣。对内尽力政事，劝农平赋，抑富济贫，平政理讼。对外平乱征暴，开疆拓土，励志“廓定四表，混一戎华”[69]。经过他十余年的奋斗，终于在太延五年（439）最后结束了十六国120余年的混乱局面，实现了北部中国的统一。地理学家郦道元曰：“绵古芒昧，华戎代袭。”[70]可见在他看来，汉族与少数民族互换统治地位是正常之事。

在文学作品中有不少诗歌表现了民族间互相包容的情况。如东汉明帝时，汶山郡以西的白狼、唐菆等部约130余万户、600余万口，请求内属。他们作歌三章，计44句，每句4字，共176字，献给明帝，备述“慕化归义”之意。歌词译成汉文，题为《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71]。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民歌包括了北方少数民族的民歌，亦有不少汉族民歌，多以反映社会情况、北国风光为主要内容，以慷慨爽朗为其特色。著名的如《敕勒歌》，原为鲜卑语诗歌，后译为汉语；又如《木兰诗》，是汉族民歌。这些诗歌的词句通俗，叙事生动，为广大群众所喜爱。

人本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产生，并有初步发展，孔子、孟子等都是这一思想的倡导者。不过那时仍是在封建贵族的统治之下，这种思想要见诸法律，付之实施，很不容易。可是到西汉时期，情况大有不同。汉武帝初即位时，曾以“天人之征”策问董仲舒，仲舒详细阐述了“人之所以贵”的道理，他的主要理论根据是孔子的“天地之性人为贵”。他说：“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72]这就是说，即使奴隶，也不能视同牛马。他又主张：“去奴婢，除专杀之威。”颜注引服虔曰：“不得专杀奴婢也。”[73]在封建社会中，尤其是封建社会前期要完全消除残害奴婢、略卖奴婢等情况是不可能的。能使奴婢在法理上获得“人”的地位，已是进步的表现。西汉末，王莽代汉，在变法时，曾批判了当时对奴婢的不合理处理，拟用朝廷命令的办法，取消“奴婢”之名，从而提高、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所下诏令曰：“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兰，制于民臣，……，逆天心，悖人伦，谬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今更名……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74]对王莽改革的全面评价，这里不谈；但改革奴婢制度一项的进步性不能否定。

东汉初，光武帝即位的次年，又下令解放奴婢。从建武二年（26）至十四年（38），共下令六道。解放奴婢的范围，包括了因贫穷而被“嫁妻卖子”者，王莽时没入官者，被略者等。有违抗命令而不解放奴婢者，以“略人法从事”。刘秀还在建武十一年（35）二、八、十月中，三次下令禁止残害奴婢。如诏令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所举事例，有“敢炙灼奴婢论如律，免所炙灼者为庶民”，“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75]等。

上述解放奴婢、禁止残害奴婢的政令、政策的规定、推行，反映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的进步性。这些政策、法令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社会经济、文化，都有积极的作用。

注释

[1]《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6册，第1640页。

[2]《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第2914页。

[3]《左传》，中华书局，1982年，影印《十三经注疏》本，下册，第1817页。杜注：“吊，伤也。咸，同也。周公伤夏、殷之叔世，疏其亲戚，以至灭亡，故广封其兄弟。”近人杨伯峻曰：“二叔，管叔、蔡叔。杜预本马融之说，谓二叔为‘夏、殷之叔世’误。说详王引之《述闻》及李贻德《辑述》。咸，终也。不咸谓不终也。说详杨树达先生《积微居小学述林·诗敦商之旅克咸厥功觧》。”（《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一册，第420页）

[4]《汉书》，第3册，第722页。

[5]《汉书》，第6册，第1542页。

[6]《后汉书》卷四〇上《班彪列传》，第5册，第1323页。

[7]《毛诗正义》卷一三《小雅·谷风之什·北山》，中华书局，1982年，影印《十三经注疏》本，上册，第195页。

[8]《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1册，第245、247、245、252页。

[9]《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颜注：“师古曰：‘《孝经》载孔子之言也。性，生也。’”第8册，第2516页。

[10]《汉书》，第3册，第730、735、742页。

[11]《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6册，1640页。汉代的零陵、广汉、越隽、武都、陇西、天水等郡都设有道。

[12]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

[13]《汉书》，第4册，第1101页。

[14]《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1册，第238—239页。

[15]《汉书》，第2册，第393、394、395页。师古曰：“《易·睽卦》九四爻辞曰：‘睽孤，见豕负涂’。睽孤，乖剌之意。乖离而独处。”

[16]《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序》，第2册，第395页。

[17]《史记》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第3册，第803页。

[18]《晋书》卷五九《八王列传序》，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5册，第1590页。

[19]《晋书》卷三七《宗室列传·史臣曰》，第4册，第1114页。

[20]《柳河东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卷，第43—48页。

[21]《左传》卷四四昭公七年，影印《十三经注疏》本，下册，第2047页。

[22]《国语》卷一〇《晋语四·文公》，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初版，1959年10月上海第2次印刷，第133页。

[23]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卷，第382页。

[2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4页。

[25]《韩非子》第11卷《外储说左上》曰：“王登一日而见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韩非子集解》，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1935年第3版，第3册，第30页。“卖宅圃”还不同于通常所说的耕地买卖。

[26]《汉书》，第4册，第1137页。

[27]《史记》，第8册，第2447页。

[28]《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集解”引徐广语，第1册，第251页。黔首：农民，百姓。

[29]《汉书》，第4册，第1132页。

[30]《汉书》，第10册，第3073页。

[31]《史记》，第9册，第3001页。

[32]《汉书》，第10册，第3349页。

[3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编》，壹《图录正编》2544A、B；陆《编辑后记》。古，与“沽”通。

[34]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简编”本，1936年10月第3版，上册，第181页。叔，与“菽”通。

[35]张双棣等：《吕氏春秋译注》（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32页。

[36]《后汉书》卷三七《樊宏传》，第4册，第1119页。

[37]《汉书》卷九〇《酷吏传·宁成》，第11册，第3650页。

[38]《后汉书》卷二四《马援列传》，第3册，第828页。

[39]《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第4册，第1133页。

[40]《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第4册，第1137、1142页。

[41]汉武帝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至元鼎三年（公元前114）间，实行算缗钱政策。以违令而没入地主、商人的“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国家在各地设农官，经营没收的田地，没入的奴婢分到诸苑养狗马禽兽。事见《史记》卷三〇《平准书》，第4册，第1435页。

[42]《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第4册，第1144页。

[43]《后汉书》卷四九《仲长统传》引《昌言·损益篇》，第6册，第1656页。

[44]《三国志》卷一五《魏志·司马朗传》，中华书局，1971年标点本，第2册，第46页。

[45]《晋书》卷二六《食货志》，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3册，第785—786页。

[46]《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10册，第3277、3279页。

[47]郭沫若：《盐铁论读本》卷六《水旱》，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70页。

[48]《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10册，第3261页。

[49]《史记》卷三〇《平准书》，第4册，第1425页。

[50]《盐铁论读本》卷一《复古》，第12—13页。

[51]《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序》，第1册，第212页。

[52]《汉书》卷六《武帝纪·赞》，第6册、第10册，第3117页。

[53]任子：二千石以上的官吏任满一定年限者，可举子弟一人为郎。赀选：有赀五百万钱以上者，可以为郎。

[54]《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8册，第2512—2513页。

[55]《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序》，第10册，第3119—3120页。

[56]陈国庆编：《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中华书局，1983年，第4页。又注引王先谦《汉书补注》引《刘歆传》语。

[57]《汉书》卷三〇《艺文志·跋》，第6册，第1781页。

[58]《汉书》卷三〇《艺文志》，第6册，第1755页。据陈国庆编《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统计，为106家1321篇。

[59]《后汉书》90卷，只有纪、传，无表、志。萧梁时，刘昭把西晋司马彪撰《续汉书》中的八志收入，并为作注，分成30卷，至北宋时，合刊为一书，成为今本，共120卷。

[60]《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第10册，第3295页。

[61]《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1册，第245页。

[62]王充《论衡》卷一九《宣汉》，见黄晖撰《论衡校释》（三），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825页。

[63]《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第11册，第3532页。

[64]《后汉书》卷五九《张衡传》，第7册，第1904页。“万方亿丑，并质共剂。”言全国各民族互相进行经济、文化交流。质、剂，交易中使用的契约，《周礼》卷一四《地官·质人》曰：“凡卖价者质剂焉，大市以质，小市以剂。”《司市》疏谓：质，长券，用以购买马牛之属。剂，短券，用以购买兵器、珍异之物。

[65]《曹操集》文集卷二《让县自明本志令》，中华书局，1959年，第43页。

[66]《诸葛亮集》文集卷一《后出师表》，中华书局，1960年，第6页。

[67]《魏书》卷八三上《外戚上·贺讷传》，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5册，第1812页。

[68]《魏书》卷二《太祖纪》，第1册，第20页。

[69]《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世祖纪下·史臣曰》，第1册，第70、71、109页。

[70]《水经注·序》，见《水经注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上册，第1页。

[71]《后汉书集解》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第16册，第3157—3158页。文山郡，今四川茂汶一带。白狼等部为古羌氐等族之后，今彝族等的祖先。歌词为当时的犍为郡掾田恭译。注引夷人本语录自《东观汉记》。

[72]《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8册，第2516页。

[73]《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第4册，第1137、1139页，注（11）。

[74]《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第12册，第4110—4111页。

[75]《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第1册，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