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评“《批判》《问题》《导言》不成熟论”

如前所述，在以往苏联和我国学界的主流观点中，《批判》《问题》《导言》被定性为马克思创立新哲学过程中的“不成熟著作”。对于这些著作，该观点采取了基本否定的态度。那么，此评价是否客观、公允呢？笔者在本书导论第二节中探讨、论证了界定马克思早期六部著作（《批判》《问题》《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神圣家族》）历史地位的五个方法论原则：对马克思各早期著作的文本展开个案研究，充分领会其核心思想、主要观点；在马克思上述著作与他的前后期著作之间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对马克思毕生著作和革命实践活动进行全面考察和整体把握，科学揭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精神实质；认真辨析马克思上述早期著作与旧哲学的关系；借鉴马克思本人对上述早期著作的评价[50]，它们构成了解决上述六部著作历史地位问题的一条循序渐进的方法论思路。在笔者看来，这五个方法论原则不仅有助于正确解决《批判》《问题》《导言》的历史地位问题，也有助于科学评价上述“不成熟论”的是非得失。以下我们试根据这五个方法论原则来评估“《批判》《问题》《导言》不成熟论”的可信度。

一、评“《批判》不成熟论”

根据第一个原则，为了科学评价《批判》的历史地位，我们首先需要对《批判》的文本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概括出它的核心思想、主要观点。在对《批判》的历史地位进行整体评价时，应主要依据它的核心思想、主要观点而不是其中处于次要、从属地位的思想、观点。不难理解，如果《批判》的核心思想、主要观点是“不成熟的”或“不科学的”，那么对《批判》做出“不成熟著作”或“不科学著作”的整体评价就是合理的、可取的；如果其核心思想、主要观点并非“不成熟”或“不科学”而仅仅是该著作的某些次要思想或观点是“不成熟”或“不科学”的，那么将该著作从整体上判定为“不成熟著作”或“不科学著作”便是欠妥的、不科学的。事实上，通过对《批判》文本的个案研究可以发现，该著作的核心思想或主要观点（唯物主义立场与辩证法因素有机结合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唯物主义矛盾辩证法思想、“具体对象具体分析”的方法论思想、“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私有财产决定政治国家”的观点）绝非什么“不成熟思想”“不科学思想”，而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科学思想或观点，那么，将该著作认定为“不成熟著作”或“不科学著作”便是值得商榷的。

根据第二个原则，为了科学评价《批判》的历史地位，我们还需要在《批判》与马克思的前后期著作之间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其中最具实质性意义的比较研究便是在《批判》与马克思后来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成熟著作”之间进行的比较研究。显然，如果《批判》的核心思想、主要观点与他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成熟著作”的相关思想、观点之间不存在“对立”或“断裂”，而是基本一致的，那么将它认定为“不成熟著作”或“不科学著作”的做法便是不科学的，反之（即二者之间确实存在“对立”或“断裂”）则是合理的、可取的。而我们通过《批判》与马克思后来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成熟著作”之间的深入比较研究，可以发现：《批判》的核心思想、主要观点与后者的相关思想、观点之间根本不存在明显的“对立”或“断裂”，后者并未抛弃《批判》的上述核心思想、主要观点，而是对其做了继承和发展。由此看来，“不成熟论”也是不可取、不公允的。

根据第三个原则，为了科学评价《批判》的历史地位，我们还需要对马克思毕生著作和革命实践活动进行全面考察和整体把握，在此基础上科学揭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精神实质。如果《批判》与马克思创立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马克思主义”在基本特征、精神实质上一致，那么我们便没有理由将它从整体上判定为所谓“不成熟著作”或“不科学著作”（在这种情形下，否定了《批判》也就意味着否定了整个“马克思主义”）。通过对《批判》文本的仔细辨析，我们可以发现，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有机统一”、唯物主义矛盾辩证法、“具体对象具体分析”的方法论原则以及“经济因素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肯定民主制和人民主权、以人为本等正是《批判》的基本特征，而追求人的解放[51]、为人类幸福而斗争正是该著作的精神实质。不难看出，《批判》的这些基本特征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该著作在精神实质上与后者也是一致的。由此也可看出，“不成熟论”是不恰当的、偏颇的。

根据第四个原则，为了科学评价《批判》的历史地位，我们还需要认真辨析《批判》与旧哲学的关系，其中重点思考：在《批判》中占据主导地位、构成其核心思想、主要观点的，究竟是马克思当时接受后来又加以抛弃的旧哲学思想、观点，还是他自己创立的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新哲学思想、观点？如果是前一情形，“不成熟论”便是可取的，而如果是后一情形，“不成熟论”便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如上所述，《批判》中占主导地位的核心思想、主要观点（比如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唯物主义矛盾辩证法思想等）并非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对立、后来被马克思抛弃的旧哲学思想、观点（这些思想或观点绝不是持唯心主义立场的黑格尔或严重缺乏辩证法思想的费尔巴哈所能提供的），而是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基本一致的马克思自己创立的新哲学思想、观点。由此可见，“不成熟论”也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根据第五个原则，为了科学评价《批判》的历史地位，我们还需要借鉴马克思本人对该著作的评价。毕竟，作为创立“新唯物主义”的思想历程的亲历者，马克思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上述思想过程，他也有足够能力对《批判》在其思想历程中的地位做出准确判断。那么，研究者关于《批判》历史地位的具体结论就不宜与马克思本人关于《批判》的评价或意见过度冲突，更不宜与之完全相反。而我们知道，马克思本人后来曾对《批判》等早期著作给予了较高评价，比如他曾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充分肯定了《批判》的思想价值，指出该著作是他为解决“使自己苦恼的疑问”而写的“第一部著作”；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1月24日）中，也充分肯定了《批判》《手稿》等早期著作对其确立唯物辩证法的历史功绩；此外，他还在1858年11月12日致拉萨尔的信中明确宣布，1843年至1858年，这十五年正是他一生中从事理论研究的“黄金时代”。[52]我们知道，《批判》正是写于1843年。在马克思心目中，《批判》等早期著作并非简单的“不成熟著作”“不科学著作”，至少是对他创立新哲学有重大价值或积极意义的著作，对其历史地位应给予基本肯定而不是基本否定。根据以上情况，我们不难看出，所谓“不成熟论”是与马克思本人的相关评价或意见背道而驰、相互矛盾的，是片面的、不宜采纳的。

综上可见，将《批判》定性为马克思早期的所谓“不成熟著作”或“不科学著作”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甚至是有失公允的。就整体而言，该著作是马克思在进行哲学革命、创立“新唯物主义”的思想历程中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具有重大的哲学创新，对其哲学价值与历史地位应给予基本肯定。实际上，正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已经“成为马克思”了（虽然只是“刚刚成为马克思”），成为现代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了。[53]写于1843年的《批判》正是“刚刚成为马克思”、哲学个性鲜明的马克思为探索新哲学、创立“新唯物主义”哲学体系而创作的第一部实质性著作，对他后来完成其哲学使命、实现哲学革命有着不可估量的思想价值和理论意义。

二、评“《问题》《导言》不成熟论”

根据第一个原则，为了科学评价《问题》与《导言》的历史地位，我们首先需要对这两部著作的文本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概括出它们的核心思想、主要观点。在对二者的历史地位进行整体评价时，应主要依据它们的核心思想、主要观点而不是其中处于次要、从属地位的思想、观点。通过对《问题》《导言》文本的个案研究可以发现，这两部著作的核心思想或主要观点（人类解放理论、关于宗教的唯物主义观点[54]）绝非什么“不成熟思想”“不科学思想”，而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思想或观点，那么，将这两部著作认定为“不成熟著作”或“不科学著作”便是值得商榷的。

根据第二个原则，为了科学评价《问题》与《导言》的历史地位，我们还需要在二者与马克思的前后期著作之间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其中最具实质性意义的比较研究便是在它们与马克思后来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成熟著作”之间进行的比较研究。我们通过这两部著作与马克思后来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成熟著作”之间的深入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它们的核心思想、首要理论（人类解放理论）与后者的相关思想、观点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实质上”“根本上”的“对立”，后者并未抛弃《问题》与《导言》的上述核心思想、首要理论，而是对其做了继承和发展。比如，《共产党宣言》继承了这两部著作关于无产阶级基本状况、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思想，并对其做了重大深化；《德意志意识形态》在继承这两部著作关于人类解放基本条件的主要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对其做了重大发展：它深入思考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对人类获得自由与解放的制约性，将物质生产的高度发展确认为人类解放的根本条件，该著作还考察了自然因素对人类的奴役，这是对《问题》《导言》关于人类遭受的奴役或压迫的来源的思想的重大补充；《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著作继承了《问题》《导言》关于人类解放的过程性的思想，并对人类解放的阶段性及漫长历程做了进一步思考和分析；等等。由此看来，上述“不成熟论”也是不可取、不公允的。

根据第三个原则，为了科学评价《问题》与《导言》的历史地位，我们还需要对马克思毕生著作和革命实践活动进行全面考察和整体把握，在此基础上科学揭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精神实质。通过对《问题》《导言》文本的仔细辨析，我们可以发现，如前所述，“以人为本”“以人类解放为终极追求”“以无产阶级为阶级基础”“注重实践和斗争”、批判宗教等正是《问题》与《导言》的基本特征，而追求人的解放、为人类幸福而斗争正是这两部著作的精神实质。不难看出，这两部著作的上述基本特征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它们在精神实质上与后者也是一致的。由此也可看出，上述“不成熟论”是不恰当的、偏颇的。

根据第四个原则，为了科学评价《问题》与《导言》的历史地位，我们还需要认真辨析二者与旧哲学的关系。事实上，如前所述，《问题》与《导言》中占主导地位的核心思想或主要观点（人类解放理论、关于宗教的唯物主义观点）并非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对立、后来被马克思抛弃的旧哲学思想、观点，而是与马克思主义相关观点基本一致的马克思自己初步创立的新哲学思想、观点。很显然，作为《问题》与《导言》核心思想的、具有鲜明战斗色彩、倡导无产阶级革命与“武器的批判”的人类解放理论绝不是为专制势力辩护的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和鼓吹“阶级调和论”、幻想建立所谓“爱的宗教”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费尔巴哈[55]所能提供的。由此可见，上述“不成熟论”也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根据第五个原则，为了科学评价《问题》与《导言》的历史地位，我们还需要借鉴马克思本人对这两部著作的评价。如前所述，马克思本人后来曾对自己1843年以来的早期著作给予了较高评价，比如他曾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充分肯定了写于1843年的《批判》的思想价值，指出该著作是他为解决“使自己苦恼的疑问”而写的“第一部著作”；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1月24日）中，也充分肯定了《批判》《手稿》等早期著作对其确立唯物辩证法的历史功绩；此外，他还在1858年11月12日致拉萨尔的信中明确宣布，1843年至1858年，这十五年正是他一生中从事理论研究的“黄金时代”。[56]而我们知道，《问题》与《导言》写于《批判》之后，和后者同属马克思所说的“黄金时代”（1843—1858年）的理论作品，马克思显然是对它们给予了较高评价的。另外，我们不妨设想一下，既然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写作时间更早的《批判》[57]的思想价值和历史地位，而1843—1848年又是其哲学成就高歌猛进的时期，那么他又怎会对“更加成熟”的《问题》与《导言》持整体上的否定性评价呢？显然，在他心目中，《批判》《问题》《导言》等早期著作并非简单的“不成熟著作”“不科学著作”，至少是对他创立新哲学有重大价值或积极意义的著作，对其历史地位应给予基本肯定而不是基本否定。此外，恩格斯、列宁的相关评价也有助于我们正确评估这两部著作的哲学价值与历史地位。恩格斯曾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在《德法年鉴》（1844年）中所概括的“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应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的基本原理（而我们知道，《问题》与《导言》正是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最重要的理论作品）；列宁则在《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1914年11月）一文中认为，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所写的《导言》《问题》都是“马克思的特别出色的文章”。[58]根据以上情况，我们不难看出，上述“不成熟论”是与马克思本人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恩格斯、列宁）的相关评价或意见背道而驰、相互矛盾的，是片面的、不宜采纳的。

综上可见，将《问题》与《导言》定性为马克思早期的所谓“不成熟著作”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甚至是有失公允的。就整体而言，这两部著作是马克思本人探索人类解放问题的思想历程中的第一座里程碑，代表了他早期人类解放研究的最高成就，具有重大的哲学创新，对其哲学价值与历史地位应给予基本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