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经历了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发展正面临三十余年未有之巨变。近五年来，宏观GDP增速不断探底下行，从2011年的9.2%逐渐下降到2015年的6.9%，“L”形经济走势下宏观经济的整体回暖仍未明朗；与此同时，国际市场需求持续疲软，出口增速从2011年的20.3%快速滑落到2015年的-1.8%；而多年来“稳增长”所依赖的投资驱动、需求刺激等政策，其边际收益也逐渐下降。近五年来，尽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始终保持着年复合增长率高达15.98%的快速扩张，然而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利润的增速，却从2011年的25.4%跌落到2015年的-2.3%，投资效率不高且难以持续。此外，虽然政府在耐用消费品、生活性服务业等领域出台了一系列消费补贴、信贷刺激等优惠政策，然而国内需求却始终难以提振。剔除价格因素后，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更从2011年的17.1%逐年下降到2015年的10.6%。站在2016年的当下，我们不免疑问：为什么传统的“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对于宏观经济增长的拉动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曾经屡试不爽并有效支撑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总需求扩张政策，为什么出现了边际收益递减甚至“政策失灵”？中国的经济发展究竟出现了怎样的结构性问题？解决上述问题的结构性改革路径又究竟是什么？

对于上述问题的探索，既是国内经济学界一直研究的热点，更事关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方向与前途。尤为严峻的是，在人口红利减退、劳动成本快速上升的背景下，留给中国经济通过转型升级从而实现宏观经济企稳向好的战略机遇期已然不多，结构调整任务日益紧迫。一方面，对于中国经济这艘巨轮而言，如果听任其沿着既有惯性在低要素成本推动、大规模投资需求刺激的老路上颠簸前行，则将在内生增长动力衰减、外部要素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下，或在较大概率事件上陷入经济长期停滞的“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使经济发展失去十年甚至二十年。另一方面，如果准确找出困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增长的关键瓶颈，则将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明确、有效的路径指引，从而使中国经济的创新活力持续增强，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稳步提高，进而实现中国经济发展从速度型的1.0版本向质量型的2.0版本的华丽转身。

然而，困扰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究竟是什么？基于研究视角的差异，现有文献对此给出的解释也有所不同。然而，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长期经济增长的宏观角度进行定量观察，学者们则普遍发现如下特征性事实：尽管中国经济在长期保持了宏观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数量、规模的快速扩张并未引致产业结构状况、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相应提高，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仍有较长的路要走。此外，来自于国际经济学、内生增长理论的大部分微观经验证据表明，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相比，众多的中国企业仍处于国际价值链分工的低端环节，产品质量不高，消费替代弹性较大，溢价能力与经营绩效的内生调整能力较弱，企业经营发展容易受到外部市场需求环境的影响。与此同时，劳动经济学领域的大量实证研究发现，在人口红利背景下，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为中国的长期高速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供给，然而劳动力教育程度、技能水平、健康状况等人力资本质量与先进经济体的差距仍然较为明显，投入的要素质量不高也显著制约了中国经济从质量阶梯低端向质量阶梯高端的跃升。总结上述现有研究，我们发现：

微观要素投入和产品质量不高是造成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质量偏低的重要原因，而切实提高质量创新能力，则是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为此，本书以《质量创新与中国经济发展》为题，系统运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上述主题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本书共有十九章，分成三个部分。从宏观角度出发，本书第一部分首先对质量创新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理论阐述。通过对发展经济学、内生增长理论的系统梳理，该部分对质量创新、经济发展质量等核心概念的内涵进行了清晰的理论界定，并从经济学角度对质量创新与经济发展质量的测评体系、作用机制以及两者之间的理论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完整的模型构建。在此基础上，该部分结合当前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状，运用大规模的一手调查数据，还对质量创新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并提出了具体的相关政策建议。

理论分析发现，供给侧结构性失衡问题是制约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而提高微观主体的质量创新能力，则能有效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高质量需求，对于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再平衡、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可持续增长能力具有重要作用。然而，中国微观企业的质量创新状况究竟如何？不同群体消费者质量需求的评价现状究竟怎样？质量创新对于中国企业的转型升级、产业质量竞争力的提高又具有怎样的作用？由于一手经验证据的缺失，现有研究对上述问题的实证研究并不充分。为解决上述问题，本书第二部分将系统运用2015年“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2012—2015年“中国质量发展观测报告”等微观数据，对当前中国企业质量创新现状、不同群体消费者质量需求评价状况等问题首次进行定量考察。在此基础上，该部分对当前中国企业如何从“速度型盈利模式”向“质量型盈利模式”转型升级，如何提升质量竞争力以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质量需求，结合实证结果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实证研究表明，基于质量创新的“质量型盈利模式”能充分满足消费者差异化、多样化的质量需求，从微观角度将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改善、质量竞争力的提升具有正向因果效应，并对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型”向“全要素驱动型”转型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调查数据也揭示出，现阶段中国微观产品和服务质量水平仍然不高，消费者的质量满意度依然偏低，众多企业仍然延续传统“速度型盈利模式”的固有惯性向前发展，质量型发展的转型升级仍然步履蹒跚。中国微观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升遇到了怎样的制度阻碍？以历史为镜鉴，以他山之石为观照，中国的质量治理水平应如何提升，质量治理方式应该如何改革？为此，本书第三部分的相关章节，则给出了笔者对于上述问题的若干思考。在这一部分，通过对传统中国质量治理体制的长时段梳理，揭示出中国质量治理从“政府单一主导”向“市场多元共治”演进的历史脉络，并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治理方式的改革路径、制度安排进行了系统研究。此外，通过对美国等成熟市场经济质量治理方式的系统分析，并基于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该部分提出了经济发展质量治理一般性理论。在此基础上，运用现场案例访谈、一手调查数据计量分析等方法，本部分还对代表性行业质量创新的经典模式、现阶段政府质量治理的政策绩效等问题展开了细致的实证研究。通过长时段的历史梳理、详细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笔者认为：为实现中国质量从侧重于安全、健康、节能、环保等“底线型要求”向满足消费者差异化、多样化质量需求等“发展型目标”的转型，首先，应加快改革政府主导的质量治理体系，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力量。其次，要切实改革现有质量治理体制中不利于企业质量创新能力提升的政策扭曲因素，激活微观主体，通过提升要素投入质量、优化资源配置结构以实现更高的质量收益，使基于消费者需求评价的市场选择机制成为引导中国微观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的核心动力。最后，大力推动质量信号的市场化改革，加快转变中国现有行政主导下的质量信息供给体系。促进标准、认证、认可等领域第三方质量中介服务机构的广泛培育，最终构建符合经济发展要求、以“政府、企业、消费者、第三方机构”等市场主体多元共治为特色的质量治理体系。

同本领域其他研究著作相比，本书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本书的研究视角较为独特。与现有经济学著作多从技术创新、研发投入等不确定性因素以及制度改革、人力资本提升等长期性因素角度探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有所不同，本书首次从质量创新角度出发，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道路，提供了兼具理论性、现实性与可行性的路径设计。围绕质量创新与经济发展的研究主题，本书对质量创新与经济发展的理论关系、质量创新对于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作用机制、质量创新对于微观主体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效应、质量治理体系改革对于微观产品服务质量与宏观经济发展质量的“双提高”的政策绩效等关键问题，从理论与实证角度均进行了深入研究。此外，与现有质量研究著作多从企业质量管理方法、质量管理模型等角度进行探讨有所不同，本书对于质量问题的研究，则始终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视野，着重研究质量创新、质量提升对于中国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意义，以及质量创新对于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型”转向“全要素驱动型”的关键影响，而不囿于产品质量管理、企业质量管理的微观视角。

第二，对于大量一手调查数据的系统应用。与现有著作多运用统计年鉴数据、官方企业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有所不同，本书各章对于质量创新与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实证研究，均基于2015年“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2012—2015年“中国质量发展观测报告”一手调查数据。上述调查均由笔者所在机构主导开展，并联合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国图卢兹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等国内外一流学术机构的知名学者共同参与。基于前后多年的试错调整、大规模的人员资金投入与严格的质量控制，上述调查数据在样本抽样随机性、指标问项多元性、样本信息及时性上均达到了很高的质量标准。运用上述一手调查数据对质量创新、经济发展质量等问题进行实证研究，既可有效解决宏观经济数据由于难以规避“加总谬误”，从而对实证研究结论的偏差影响，也可有效解决由于官方公开调查数据具有较强的时滞性，从而对研究结论具体政策价值的潜在干扰。同时，本书各章研究均采用相同的调查样本进行量化研究，也避免了数据来源不一致性所造成的样本选择偏误，有力保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与可靠性。

第三，理论建模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与现有著作或仅从理论上对质量创新、中国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行探讨，或仅采用简化的定量分析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实证检验有所不同，本书各章对于质量创新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均较为系统、全面地采用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借鉴发展经济学、内生增长理论、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方法，本书对于质量创新与宏观经济发展的理论关系、宏观经济发展质量的一般性理论、利益一致性的标准理论等重要问题，采用规范的经济学理论分析范式构建了较为完备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本书各章分别采用工具变量法、联立方程估计、倾向得分匹配等主流的因果效应识别策略，对质量创新对于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质量的贡献度、质量型盈利模式对于微观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效应、质量治理的政策绩效等相关问题，也进行了严格的计量分析。基于理论建模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本书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逻辑自洽性，也使本书对上述问题的政策建议具有了更高的可信度。

在具体内容的安排方面，第一章首先从宏观角度探讨了质量创新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的重要意义。在系统梳理内生增长理论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该章首次从经济学角度对质量创新的内涵进行了重新界定：质量创新就是通过技术、管理和文化等多种方法，实现固有特性持续不断地改进和提高，从而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和使用方的需求。在这里，质量创新不再是管理过程中所谓的固有特性和一般标准，而是具有更强的经济学意义。从目标上说，质量创新是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从本质上看，质量创新以实现更高的经济收益为结果，质量必须以效益为最终的衡量标准；从方法上分析，对不同代表性群体消费者海量质量需求数据的有效挖掘，是质量创新的重要方法。在此基础上，本章对质量创新与经济发展质量的理论关系进行了深入阐述，笔者认为：质量创新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基础，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质量长期得不到有效改善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质量创新能力不强抑制了微观产品服务的质量水平，从而导致宏观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缺乏基础支撑。进一步分析表明，质量创新是新常态下的新动力，能够创造和释放新的需求，是企业实现从“速度盈利型”向“质量盈利型”转变的关键，从而在供给侧推动我国宏观经济发展质量的长期可持续提高。针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该章作出如下政策建议：在“十三五”期间，要以改革释放质量创新的巨大红利，破除限制质量创新的体制机制，发挥市场在质量创新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快建立促进质量创新的国家质量公共服务体系。

值得强调的是，第一章是本书的核心章节，从一般性理论角度对质量创新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是对全书的研究主题、研究内容的凝练与概括。并且，该章论述深度聚焦当前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性问题，从理论层面对质量创新在供给侧创新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释，并重点论述了质量创新在牵引有效需求增长、引致消费需求转型升级中的核心动力机制。通过该章的论述，读者将对质量创新对于实现宏观经济稳健、均衡、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作用有一个较为深入的理论认知。该章的论文版本笔者发表在《宏观质量研究》2015年第4期上，该刊也是由笔者所在机构主办、中国优秀的质量经济学学术期刊。原文共3.1万字，已被中国学术界公认的三大学术类文摘刊物之一的《新华文摘》在2016年第8期以6个整版的篇幅全文收录，获得了学术界同人较高程度的认可，也引起了政府有关质量管理部门的关注。

从微观产品质量视角着眼，第二章则对宏观经济发展质量的一般理论进行了阐释。在系统梳理国内外发展经济学、内生增长理论对宏观经济发展质量的现有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发现：现有的经济发展质量理论主要是结构调整的宏观思路，其在理论上的局限性是忽视了支撑经济发展质量的微观基础。宏观经济发展质量是经济中具体的微观产品（一、二、三产业中具体的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加总，因此必须以微观产品质量为基础构建发展质量的一般理论。研究发现，以微观产品质量为基础的经济发展质量一般理论，在定义、动力机制和政策含义上与现有理论有显著差异。与现有理论在基本概念上强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结构的不断优化、居民幸福感提高的经济发展结果”有所不同，一般理论更加重视微观产品与服务的质量总和在增长可持续性、结构优化、投入产出效率、标准提升、社会福利改善等方面满足社会需求的程度。同时，与现有理论在动力机制上强调“外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与结构调整行为”有所区别，一般理论更为强调内在市场中的微观主体的质量创新行为对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推动作用。此外，与现有理论在政策建议上强调政府对于结构失衡的外部干预、侧重需求扩张对于社会福利损失的校正有所差异，一般理论更为关注有利于激发微观主体质量创新活力的供给侧改革。在此基础上，运用“中国质量发展观测报告”数据，该章对微观产品质量与宏观经济发展质量的理论关系进行了初步的经验验证。计量分析发现，微观主体的质量创新能显著促进宏观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

第三章则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模型建构与测评方法进行了完整的梳理。在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政策背景进行充分梳理的基础上，该章发现：现有研究多采用GDP、广义货币增长率、三大产业总产值与增加值等数量指标作为经济发展质量的代理变量，由于无法有效控制经济发展的福利效应指标，单纯数量指标的测评体系并非经济发展质量的有效衡量方法。在充分借鉴美国密歇根大学顾客满意度指数（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 CSI）测评模型的基础上，该章提出了经济发展质量的一般性测评模型。该测评模型充分引入产品与商业服务、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方面的17项经济活动客观指标，同时纳入区域居民在产品与商业服务、公共服务、生态环境、质量满意度、质量忠诚度等方面的一系列主观评价指标，并运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对上述指标进行有效的加权平均。该章为经济发展质量的测度构建了一个主观与客观相统一、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分析模型，并为经济发展质量的时序变化分析与横向指标对比提出了一个统一的测评标准。在章节安排上，该章也为后续章节对于经济发展质量的定量分析提供了理论工具与实证方法。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选择问题，第四章提出了基于质量创新视角的理论思考。通过对中国经济发展现状的分析，笔者发现在改革开放之后的35年间，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进行阶段性的战略调整。具体而言，面对2010年以来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投资效率不高且不可持续、人口红利减退、对外贸易增长疲软、经济结构失衡、财政和货币政策效应递减等一系列严峻的挑战，为实现经济发展质量的有效提升，中国经济必须从现有的以“数量”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阶段，转变到以“质量”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阶段。在“质量时代”，经济发展要以经济总量的稳定和可持续增长为基础，以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为手段，以要素投入的创新和配置为方法，以微观产品服务质量提高为动力，来实现社会总福利水平和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最终发展目标。在现实与理论背景的基础上，该章对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质量时代”的主要特征进行了全面分析，提出质量自觉、消费者感知、质量创新驱动、平衡增长和质量信息充分是“质量时代”的五大主要特征。最后，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从“速度时代”向“质量时代”转型，该章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应转变政府职能，激活企业追求质量的内生动力；改革现有标准体制，完善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整合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大力发展市场化的质量中介服务组织；转变经济考核方式，建立以国民生活质量为依据的评价体系；跳出产品低价竞争的陷阱，打造具有国家品牌意义的“中国制造”。

第五章对中国经济内生增长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前瞻性的理论分析，研究发现：实施质量强国战略是提高中国质量创新能力、实现微观产品与服务质量与宏观经济发展质量“双提高”的有效政策选择。通过对现有理论文献和实证研究的系统梳理，该章认为，质量强国战略并非仅侧重于“强大质量”本身，而是要通过质量创新能力的提升、微观产品与服务质量的不断改进，实现经济发展质量的跃升，即“通过质量发展实现国家强大”。围绕质量强国战略，第五章还对质量强国战略的实施路径、策略手段、资源与要素条件进行了全面分析，建立了通过质量创新实现强国目标的一般理论、逻辑关系、路径方法与制度体系。

延续前面章节对经济发展阶段、质量发展战略等重大问题所进行的理论分析，第六章则从实证角度出发，就质量创新对于宏观经济发展质量的经验关系进行了严格的计量分析，从而就前面章节的理论推论进行了逻辑自洽的实证证明。运用2014年“中国质量发展观测报告”，该章研究发现：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趋于边际递减，而质量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有了显著提升，质量创新已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通过详细的计量分析，该章发现，质量创新对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主要表现为如下五个特征性事实：产品服务质量评价的波动与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趋势高度一致；质量评价的结构性差异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质量信息的不对称抑制了中国有效需求的增长；城乡质量二元性的降低缓解了中国经济的二元性；产品质量评价影响了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经过详细的弹性测算，该章发现，质量发展对于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大约为0.21，质量创新对于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通过前文所述的六章内容，本书对质量创新与宏观经济发展质量的理论机制、实证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详细论述，从第七章开始，本书将从微观主体的视角出发，就质量创新对于微观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不同群体代表性消费者的质量需求评价差异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其中，基于“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数据，第七章对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基本状况与路径选择进行了全面考察。基于大样本、随机抽样的一手调查数据，该章研究发现：整体绩效趋稳、结构分化明显是现阶段中国企业发展的整体状况，而企业绩效增速下滑但趋于稳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绩效贡献度趋于下降、落后企业退出市场趋势明显、企业家精神不足阻碍转型升级步伐、劳动力成本上升推动企业人力资本升级、企业质量创新投入显著增长、“速度型盈利模式”与“质量型盈利模式”企业分化明显七大特征则是当前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经验事实。据此，该章提出了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重点选择路径：形成面向市场的创新型企业家精神；加快从“速度型盈利模式”向“质量型盈利模式”转变；加大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以形成人力资本红利；注重质量创新能力的持续性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第七章是基于2015年“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的重要实证研究成果。通过对上述高质量一手入企调查数据的系统运用，笔者对于新常态下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基本现状从财务绩效、全要素生产率、企业进入与退出、企业家精神、劳动力成本、人力资本积累、质量创新、盈利模式分化八大维度进行了全景式的实证分析，并对新常态下企业如何通过质量创新实现转型升级的可行性路径进行了完整的梳理。此外，通过运用“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数据这一兼具样本抽样随机性、问卷指标多元性和样本信息时效性的高质量微观企业数据，研究结论也规避了“加总谬误”“选择性偏误”等统计误差对实证结果的潜在干扰，使研究结论具有较为充分的可靠性与针对性。通过该章论述，读者可对新常态下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现状、发展趋势与路径选择问题有一个较为全面的理解。该章的论文版本已发表在经济学界一流的学术刊物——《管理世界》上，并被中国学术界公认的三大学术类文摘刊物之一的《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的《企业管理研究》期刊全文转载。

基于相同的调查样本，第八章对不同盈利模式企业在经营绩效方面的异质性进行了基于因果推断的实证分析。通过对2015年“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数据的系统整理，笔者发现，面对相同的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在部分企业经营绩效受到较大冲击的同时，另一部分企业却能实现“逆势上扬”，基于内在质量创新能力的盈利模式差异是重要原因。为了对盈利模式差异对于企业经营绩效的因果效应进行计量验证，该章运用2015年“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数据，将2013—2014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低于地区GDP增长率的企业分类为“速度型盈利模式”，而将高于地区GDP增长率的企业分类为“质量型盈利模式”。通过构建涵盖质量投入和质量绩效的综合性质量创新能力指标，该章采用因果效应检验的工具变量法（IV）、有限信息最大似然估计（LIML）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SM），对不同盈利模式企业应对宏观下行压力的差异进行了基于质量创新能力差异的实证解释。结果表明，质量创新能力对于企业经营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因果效应。

在本书的章节安排中，第八章也是一个重要章节。围绕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型”向“全要素驱动型”转型的重要研究课题，该章对质量创新对于企业全要素提升的因果效应进行了稳健的实证研究。通过对中国企业经营绩效大分化的深入观察，该章发现：与不进行质量创新的企业相比，采取质量创新战略的企业不仅全要素生产率普遍较高，而且质量创新企业的内生增长更为强劲，也更能抵御宏观经济波动对企业发展的外部冲击。因此，基于采用质量创新与否的盈利模式差异，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组间差异。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国际主流的因果效应识别策略，该章进一步从因果关系上论证了采取质量创新战略的“质量型模式”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因果性影响，结果发现其贡献度在8%—10%之间。通过该章论述，读者也可就质量创新对现阶段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作用有一个更为清晰、直观的认知。同时，该章也是本书收录的有关“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的最新研究成果，原稿已发表在中国经济学界具有较高声誉的学术期刊——《南方经济》上。

随着中国经济从“速度时代”向“质量时代”过渡与转型，准确把握当前中国各区域的质量竞争能力状况，对于清晰理解“质量”这一转型要素的核心作用十分重要。为此，从经济发展质量理论、产业经济学理论的现有研究出发，第九章选择以制造业这一国民经济的核心主导产业为例，对质量竞争力的一般理论与测评模型进行了全面的研究。通过对文献的梳理，笔者发现：现有的基于顾客满意度为核心的质量竞争力测评方法，无法反映“质量竞争力是一种促使竞争主体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的质量要素”的理论定义。为此，在综合现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质量要素+市场竞争+环境影响”的制造业质量竞争力的一般理论内涵，并构建了包括质量要素、质量需求、相关产业支持、行业结构与竞争、政府质量监管与区域发展机会六大维度的质量竞争力评价模型及指标体系。通过对质量竞争力测评体系的研究，该章进一步拓展了本书关于质量创新能力的研究方法，并为后续章节对于质量创新能力的定量分析提供了方法论指引。

由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消费者能够自主地在互联网上发布关于企业的各类质量安全信息，能否有效分析网络消费者质量安全评价数据，将对企业的质量安全风险控制与经营绩效稳定性产生显著影响。为此，第十章对质量安全、风险治理与企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基于网络消费者质量评价数据的理论建模与实证研究。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该章提炼了已有文献中产品质量性能、服务质量和运营质量的三个成熟分类指标，并基于互联网文本数据的智能分析方法，引入了适用于互联网消费者评价观测数据的安全性、公众形象和经济性三个新的分类指标。基于上述分类指标，该章构建了完整的企业质量安全风险信息的评价模型，并就质量安全信息与企业发展的实证关系进行了多角度的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运用质量风险信息分类模型，能充分降低企业质量安全风险的治理成本，并将有效防范突发性质量安全事件对企业经营绩效稳定性的影响。

基于2012年“中国质量发展观测报告”数据，第十一章对质量创新与内需增长的实证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通过对消费需求阶梯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的系统梳理，笔者发现：随着市场需求从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向差异化、多样化消费阶段的转型升级，质量创新对于内需增长从理论层面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基于“中国质量发展观测报告”的大规模消费者质量评价数据，该章从总体特征、结构特征、制度设计以及质量主体四个维度构建了消费者质量需求的评价模型。通过严格的计量分析，研究发现：质量创新能力对于消费者质量需求具有明显的正向效应；实证结果表明，质量创新能力对于内需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成立。与此同时，该章的实证研究还揭示出，政府提供的质量信息公共服务有效性不高、质量发展的“软实力”不足以及消费者质量行动能力较弱等结构性问题，对当前企业质量创新能力的提升、消费者质量需求的进一步释放产生了阻滞效应。

环境质量是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福利指标，就更加深入而全面地评价经济发展质量而言，对不同群体代表性消费者对环境质量评价的实证研究，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由于一手调查数据的缺乏，现有研究对于环境质量的分析多侧重于环境污染的客观数据，来自居民真实环境质量感知的实证分析并不多见。为此，通过“中国质量发展观测”项目对全国29省77个城市的居民对环境质量评价的问卷调查，第十二章对不同区域居民的环境质量评价状况进行了大样本的实证分析，并按照收入、年龄、文化程度等人口特征对不同群体的评价结果进行了分类比较，探讨了不同群体对环境质量评价的差异及其可能解释。基于2013年的观测数据，该章发现：中西部地区面临较大的潜在环境风险；农村地区的环境质量评价低于城市；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对环境质量评价也较低；居民收入的提升使其对环境质量的预期更高，从而导致其对环境质量的评价更低。为实现以环境质量改善为代表的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笔者建议：应防止社会极少数群体对环境治理话语权的垄断；加大对农村地区的环境治理以及基本环境公共服务的投入，增加对面临较大环境风险群体的环境补偿和教育；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环境治理的投入，设立严格的环境准入门槛，防止环境污染转移至中西部地区。

从第十三章开始，本书从质量治理视角出发，对制约当前中国质量创新能力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改善的制度性因素进行深入剖析。通过对中国质量治理体系的历史嬗变研究以及对美国等发达国家质量治理体系的经验分析，为当前中国质量治理体系的改革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其中，第十三章是对中国质量治理体系的历史分析。通过对秦汉、唐宋、明清等不同代表性历史时期政府质量治理的机构、职官、职能和管理方式的分析，该章对传统中国政府质量治理体系发展演进的特点进行了经验归纳，结果发现，从直接质量治理逐步转向间接质量治理，是传统中国政府质量治理体系历史演进的一般规律。其具体表现为：从生产过程的质量治理向流通和交易环节的质量治理转型；从以直接行政干预的质量治理为主向充分发挥市场竞争、习惯性规则在质量治理中的作用转型；由单一政府主体治理质量向依靠牙侩、行会等多方社会主体参与质量治理转型。通过对传统中国质量治理体系的历史考察，为深入理解中国质量治理体系改革的未来趋势提供了充分的历史镜鉴。

发达市场经济的质量治理经验，则为中国质量治理方式的变革提供了重要的“他山之石”。为此，第十四章选取美国为例，对该国质量治理体系的发展进程、一般性特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结果表明，风险驱动是美国质量治理体系演进与发展的核心特征，独立监管是美国政府质量治理体系机构设置与运行的主要模式，共同治理则是美国政府运用市场和社会资源进行质量安全风险管理的基本制度。在借鉴美国一般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现实的质量国情，在该章结尾部分，笔者对中国政府质量治理体系改革与创新的基本思路、制度安排和治理模式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理论探讨。

遵循治理理论的一般性分析范式，第十五章、第十六章分别就经济发展质量治理的基本理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治理的改革与创新等问题展开了较为系统的实证研究。其中，通过对经济发展质量治理理论的系统梳理，第十五章构建了经济发展质量治理的基本理论体系。笔者认为，质量创新能力的提高与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是经济发展质量治理的重要目标，而产品与商业服务领域、公共服务领域及生态环境领域则构成了经济发展质量治理的基本边界。经济发展质量治理的主要任务，则是在构筑社会最低质量安全保障底线的同时，通过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激发微观主体的质量创新活力，最终实现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基于上述理论分析，第十六章则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治理所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进行了深入的探究，研究发现：“消费者缺位”“政府越位”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治理体系的重要结构性问题，其不仅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不匹配，更制约了中国微观主体质量创新能力的提升与宏观经济发展质量的改善。为此，切实改革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质量治理体系——市场质量监管体系、社会质量监管体系和政府质量监管体系，则是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治理体系改革在路径选择上的主要制度安排。

基于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工业洗水机产业的典型案例，第十七章对质量治理体系改革对微观主体质量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中国现行标准体制的根本问题是制定者和使用者在利益上缺乏高度的一致性，存在强制与自愿、稳定与变动、制定和执行的利益冲突。而联盟标准则是由某一产业中的成员，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所制定的标准，反映了成员的内在利益，适应了行业和技术的变化，因而能够得到较好的执行。基于对利益一致性的标准理论分析，笔者认为：以联盟标准为代表的质量治理体系创新，对于微观主体的质量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促进效应。通过对沙湾镇案例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采用联盟标准后，沙湾镇工业洗水机产业的质量创新能力有显著增强，产品质量水平也有显著提升。质量治理体系的改革创新，对沙湾镇洗水机产业的再度崛起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基于2015年“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数据，第十八章从行业差异视角出发，对当前中国政府质量治理的政策绩效进行了稳健的实证检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政府的质量治理政策存在较为显著的行业偏向性，重点行业接受政府质量监管的力度要显著大于一般性行业。同时，大样本的稳健性回归表明，政府主导的质量治理行为对于产品质量的提升并无显著的相关关系。该章的经验研究发现，虽然政府的质量治理政策偏向重点行业监管，但其对产品质量起到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基于政策绩效评估的实证结果，笔者认为：对不同行业实施公平的“双随机”抽查机制、构建企业产品质量自我声明制度、利用大数据平台促进质量信号的有效传递是提升政府质量治理政策绩效的有效途径。

最后，运用多年度连续的“中国质量发展观测报告”数据，第十九章对质量创新驱动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趋势进行了全方位的展望。通过对多年度、连续性的消费者质量评价数据的统计分析，该章发现：当前中国的质量发展正处在全新的历史转折点，中国总体质量水平正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但基础并不稳固。与此同时，消费者对质量安全的评价出现了总体向好的根本性逆转，并且质量满意度需求超过质量安全需求的历史性变化也正在悄然发生。上述经验证据表明，经过多年的徘徊与痛苦转型，现阶段中国经济的质量创新能力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了“质量型盈利模式”作为企业转型升级的发展道路。此外，该章的实证研究表明，在中国总体质量状况迎来历史性转折的同时，政府质量治理水平的短板仍显著影响着中国质量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质量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为此，笔者认为：质量发展的新趋势，促使中国必须大力推动政府质量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加快调整质量治理方略，并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破解中国质量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同时，应加大质量公共服务力度，将现有的以政府宏观结构调整为主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做法，转变到主要依靠提升微观主体质量能力驱动经济发展质量改善的道路上来。

总之，本书采用规范的经济学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范式，对质量创新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质量创新能力的提升如何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等问题展开了系统研究。此外，由于篇幅限制，本书对于企业家群体和企业家精神在质量创新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中的重要作用，仅在章节之中进行了论述，而并未分章专述。然而，作为转型升级的重要微观主体，企业家在质量创新能力提升、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型”向“全要素驱动型”转型升级中的推动作用不容小觑；不同类型企业之间企业家精神的群体间差异，也是造成当前中国企业在质量创新能力、财务绩效状况、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上存在较大分化趋势的重要原因。围绕企业家精神这一研究选题，笔者及其所在机构近年来也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考虑到企业家群体、企业家精神在质量创新和中国经济发展之中的重要地位，笔者拟以《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新常态》为题在近期出版另一本全新的研究专著，就上述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值得说明的是，书中大部分研究结论均基于笔者所在机构开展的“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中国质量发展观测报告”等大规模一手调查数据，高质量的调查数据对本书研究结论的稳健性与可靠性提供了有力保障。自2010年以来，笔者及其所在机构一直深度聚焦质量创新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主题，每年暑期均带领数百名调查员深入企业、居民等中国经济一线领域进行问卷调查，对中国企业发展、劳动力状况、居民质量需求评价等领域的海量数据进行细致的现场搜集。通过搜集大规模、连续性的一手调查数据，笔者所在机构获取了有关中国质量创新与经济发展质量的众多实证材料。目前，“中国质量发展观测报告”已完整覆盖中国32个省级行政区（省、自治区、直辖市），获取了超过5万名不同年龄、性别、收入、受教育程度的代表性消费者对于经济发展质量、质量安全、质量满意度等方面的评价数据，并形成了2012—2015年的完整微观面板数据。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为对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发展现状进行深入研究，笔者所在机构联合香港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其他三家专业机构，开展了“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这一大规模入企现场调查项目。该调查最初启动于2012年，经过2年的问卷设计、试调查以及沟通协调，并通过2014年10月—2015年5月先后5次实地仿真调查及总结试错经验，最终于2015年5—8月完成首次实地调查，并于2016年6—7月成功完成新一轮调查样本的扩充与原有样本的追踪访问。问卷调查由200余名调查员（含辅助人员）通过“直接入户、现场填报”的方式完成，企业问卷覆盖包括企业财务绩效、企业家精神、生产经营、销售与出口、技术创新、质量创新、公司治理、人力资本状况、劳动权益保障等维度在内的200余项重要指标，与之匹配的劳动力调查问卷则囊括个人基本信息、当前工作状况、技能水平、工资薪酬、劳动合同、健康状况、工作历史、劳动力流动、性格特征等方面在内的300余项指标。2015年首次调查选择了中国经济总量最大、制造业规模最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显著的广东省作为调查区域，2016年第二次调查则拓展到广东、湖北两省。此外，“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采用了严格的随机分层抽样方法，首先根据制造业规模分布，每省随机抽取19—20个县级行政单元作为受访区域。然后，以第三次经济普查清单（2013）为总体，根据就业人数规模大小随机等距抽取50家企业，并按抽样编号顺序对前36家企业进行现场调查，问卷回收率严格控制在70%以上。对于员工的抽样，是根据受访企业提供的全体员工名单，首先将中高层管理人员和一线员工分类，然后分别在每一类中进行随机数抽样，中高层管理人员占30%，一线员工占70%。截至目前，“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已有效搜集2013—2015年度超过1000家企业、10000名员工的相关信息。在样本抽样的随机性、调查指标的及时性和全面性上，“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有效弥补了现有企业—员工数据在抽样误差、样本信息时效性和多元性上的缺陷。并且，从企业—员工匹配性来看，本次调查是全世界范围内关于发展中经济体的首个企业—员工匹配研究样本。

本书各章节是笔者作为首席专家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质量安全评价与网络预警方法研究”（2011—2014）、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宏观经济整体和微观产品服务的质量‘双提高’机制研究”（2015—2018）等科研课题以来对部分研究成果的阶段性集成。全部科研成果都已经过学术界严格的同行专家匿名评审，并发表在《管理世界》《中国软科学》《南方经济》《管理学报》等国内经济学界一流或优秀的学术期刊上。大部分章节也是笔者与同事和学生合作的成果。具体地，在第一部分中，第一章是笔者与笔者的博士研究生许伟合作的研究成果，初稿发表在《宏观质量研究》2015年第4期上，该刊也是由笔者所在机构主办、中国优秀的质量经济学学术期刊。原文共3.1万字，现已被中国学术界公认的三大学术类文摘刊物之一的《新华文摘》在2016年第8期“新华观察”栏目以6个整版的篇幅全文收录。第二章则是笔者与博士毕业生李丹丹合作的研究成果，发表在《武汉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上。第三章是笔者与李清泉教授合作的研究成果，发表在《管理世界》2009年第1期上，原题为《我国区域总体质量指数模型体系与测评研究》。第四章是笔者独立发表在《宏观质量研究》2014年第4期上的论文成果，原题为《中国经济增长从“速度时代”转向“质量时代”》，该论文已被中国学术界公认的三大学术类文摘刊物——《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的《国民经济管理》《经济学文摘》两个期刊全文收录。第五章则是笔者与博士毕业生陈昕洲、罗连发副教授合作的研究成果，原文发表在《宏观质量研究》2013年第3期上，已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经济学文摘》两个期刊完整收录。第六章是笔者与笔者的博士研究生李艳红合作的研究成果，初稿发表在《宏观质量研究》2015年第1期上，已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的《国民经济管理》期刊全文转载。

在第二部分中，第七章是笔者与博士毕业生刘三江、罗连发副教授合作的研究成果，也是基于2015年“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数据的重要科研成果。论文原题为《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基本状况与路径选择——基于570家企业4794名员工入企调查数据的分析》，发表在《管理世界》2016年2期上，并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的《企业管理研究》期刊2016年第5期全文转载。第八章则是笔者与博士研究生陈川、李唐博士合作的研究成果，也是本书收录的关于质量创新与宏观经济发展质量问题的最新实证研究。论文原题为《速度型盈利模式与质量型盈利模式——对企业经营绩效异质性的实证解释》，发表在《南方经济》2016年第6期上。第九章则是笔者与博士研究生陈川合作的研究成果，发表在《管理学报》2015年11期上。第十章则是笔者与博士毕业生范寒冰、肖宇博士合作的研究成果，原题为《企业质量安全风险有效治理的理论框架——基于互联网信息的企业质量安全分类模型及实现方法》，发表在《管理世界》2012年第12期上。第十一章是笔者独立发表在《宏观质量研究》2013年第1期上的论文成果，已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的《国民经济管理》期刊全文收录。第十二章是笔者与博士毕业生陈昕洲合作的研究成果，原题为《我国不同群体对环境质量评价的调查和分析——基于2013年全国29省77市的问卷调查》，初稿发表在《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上，并被中国学术界公认的三大学术类文摘刊物之一的《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

在第三部分中，第十三章原题为《中国古代政府质量管理体制发展历程研究》，是笔者与博士毕业生陈昕洲合作的研究成果，原文以3.4万字、17个版面的篇幅发表在我国人文学科领域一流的学术期刊之一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上。第十四章是笔者与范寒冰博士、罗英副教授合作的研究成果，原题为《美国政府质量管理体制及借鉴》，发表在《中国软科学》2012年第12期上。第十五章则是笔者独立发表的研究成果，刊于《武汉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十六章是笔者与李丹丹博士合作的研究成果，原题为《中国宏观质量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发表在《中国软科学》2009年第12期上。第十七章是笔者与博士研究生刘芸合作的研究成果，原文发表在《宏观质量研究》2013年第2期上，并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收录。第十八章是笔者与硕士研究生王晓路合作的研究成果，原文发表在《广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上。第十九章是笔者与李丹丹博士合作的研究成果，原文发表在《宏观质量研究》2014年第2期上。

本书是笔者对近年来部分研究成果的一个系统总结。如同笔者的其他著作一样，本书的撰写和出版离不开许多人的帮助。笔者要感谢同事罗连发副教授和李唐博士，正是两位年轻同事勤奋刻苦的钻研精神以及对质量经济学研究的挚爱，对于笔者从事质量创新与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支持。此外，笔者还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同人对本书出版给予的大力帮助。笔者的博士研究生胡德状、硕士研究生宁璐同学帮笔者校对了本书，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由于时间匆促，本书肯定还存在不少谬误和不足。恳请读者诸君多提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修正（笔者的联系方式：919637855@qq.com）。

程虹

2016年8月于武汉大学樱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