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绘画图式与时空观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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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对“O”的分析

谈到中国人对时间、空间认识的缘起,自然是十分久远的事情,然而明确提出时间、空间这一概念的,却可以上溯至先秦时代。当时中国人并无时间、空间这一说法,而是由“宙”“久”等指示时间,“合”“宇”等指示空间,“宇宙”一词,是随后逐渐形成的对时间、空间称谓的确定。

把时间、空间作为一个统一的概念同时提出,并将其合而为一的意识是中国人对时间、空间独到的见解。与此同时,我们在古代中国同时期和以后的诸多时空学说中,不管是元气说、五行说、阴阳说、儒、道、释、理、佛等,又都可看出一个共同点,那即是中国人对时间的敏感和偏重,并且都有“循环”的观念(图1-1)。有些学者将中国文化中重整体轻个体,重综合轻分析,重传承轻探索等思维特点归于地理以及生理的原因。譬如,内陆农耕文化相对的封闭和对农时四季的看重问题;又如,左右脑对外界感知的方式和差异问题;再如,中国人思维的女性偏向问题等,这显然都是一些睿智之见,不过当我们从时空观的角度去观察这些特点时,却发现它们很大程度上还与中国人看重时间的文化传承有关,或者说前面所列几点,恰好是形成中国人时间观念的重要原因。下面我们就对时间、空间的基本观念的形成,以及中国人眼中的宇宙是个什么样子作一粗略的介绍和梳理,以便了解中国文化“O”的基本特点和内容,由此,时空观念对中国艺术的渗透和巨大影响作用,也便一目了然了。

图1-1 中国文化的时间之线,正如这幅太极八卦图所示,阴阳之气互为其根,化生万物,对立统一,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先秦时管子(管仲)最早将时间、空间作为一个统一的概念提出。他说:“天地万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管子·宙合》。他将天地比作一个巨大无比的口袋,将万物尽囊其中,而“宙合”比天地还大,又把天地包了起来。“宙”即是时间,“合”是一种“盛物器”,即是空间。这儿用“宙”替代时间,是一个有意思的比喻,因为“宙”字的本意,已有一种旋转不已的含义。据《说文》言:“宙,舟车所极覆也。”《管子·宙合》。“舟车自此及彼,而复还此,如循环然”刘文英:《中国古代的时空观念》,30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车轮一转一进,去而复返,时间周而复始之“圆”的特点,已见端倪。在管子这里,时间空间已有不可分离的意思,这在后世明代的方以智那里得到了明确的解释。他说:“《管子》曰‘宙合’谓宙合宇也。灼然宙轮于宇。则宇中有宙,宙中有宇。”方以智:《物理小识·占候类·藏智于物》。引自刘文英:《中国古代的时空观念》,45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显然,这种时空相涵、互为拥有的意识,贯穿于中国人时空观念的始终。

管子对宙合还有进一步的解释:“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络天地以为一囊。”并且,时间、空间“大之无外,小之无内”《管子·宙合》。,这种对时间、空间所具有的无限性的理解,在庄子那里也有显现。庄子《庚桑楚》中指出:“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空间无边界,时间无本末。《经典释文》对庄子此言有很好的理解:“宇虽有实,而无定处可求也;宙虽有增长,亦不知其始末所至也。”《庄子·庚桑楚》。此处揭示出时间、空间有限与无限的辩证关系,今天看来仍具有一定科学意义。

在管子对“四时”“阴阳”等的表述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中国人在时间意识上特有的觉识,还可以看到对世间万物本原的追问。世间万物生成之源,也与时间空间的相互交织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管子说:“岁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晨序各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时。”《管子·宙合》。此语虽无孔子站在河边上所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的感怀,也无《离骚》中“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以淹流”的苍楚、老子“时不可遏”的无奈,却也说出了时间的流逝一去不回这个道理。然而,这种“流逝”并非真的“流失”,而是纳入了一种大规律的范畴之中,“天覆万物而制之;地载万物而养之;四时生长万物而收藏之。故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管仲等:《管子·形势解》。引自李裂炎:《时空学说史》,5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这种“不更其道”“古今一”,还反映在对历史的观照之中:“疑今者查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万事之生也,异趣而同归,古今一也。”管仲等:《管子·形势解》。引自李裂炎:《时空学说史》,5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往回看,必有收益。在这里,时间已不仅是一个大“车轮”了,不仅日月轮转、四季循环是一种时间性的过程,古往今来,包括天地间万物之生养,也是同有一个“不变其常”的道理。总之,在时空的流转过程之中,属于过去的空间段发生的事物,仍要对今天产生影响发挥作用,这也只是在时间的过程中才会发生。“温故而知新”,正是中国人特有的历史情怀。

时间高于空间,时间统领空间,是儒、道两家对时空关系的共同体认,也是中国人对时空关系的独到见解。明末清初王夫之的一段话,正是这一观点的最好说明:“天地之可大,天地之可久也。久以持大,大以成久。若其让天地之大,则终不及天地之久。”王夫之:《周易外传》,卷四,陈玉森、陈宪猷注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空间是可以大,但大至终极,便成了“久”——时间。与其说空间之大,倒不如说时间之久来得更为重要。三维空间,当其大至超越了人的感知能力所能把握的范围以后,“原有特点已经变得没有意义,这时,人所感觉到的只是一个无限延伸的世界,以人的有限去度量世界的无限,有限就失去了度量的意义。三维因其趋向无限而终于变成一维”赵军:《文化与时空》,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时间对空间的“统领”这一观念,在中国绘画的时空图式中得到了最直接形象的体现。

谈到中国文化,谈到中国人的宇宙观,《周易》是最具代表性的范本,它不仅是儒家的基本经典,而且为各家各派所看重,是我们解开中国文化“圆圈”之谜最好的钥匙。而《周易》思想最形象化的展现,便是太极图——一个阴阳各半的世界。孔庙中有太极图,道观中也有太极图,融儒、道、释三家而成一体的理学,照样看重《周易》和由《周易》而来的太极图。可以说,太极图里包含了中国人对宇宙的根本看法。整个《周易》,讲的都是一个对立互补盛衰变化中的和谐宇宙,并且仍然是一个“无往不复,天之际也”的时间性循环运动着的“圆”。自此“从哲学玄想到文艺创作,从科学研究到宗教信仰,从时空意识到社会历史、人生价值,从宇宙理论到农业、手工业技术……凡是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地方,就可以发现循环观念的踪迹和影响”刘长林:《中国系统思维》,第2版,2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三国演义开篇即说:“天下之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孟子也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传达的,就是周期性的时间信息。动态而非静态、阴阳轮转循环互补的“圆”,成为中国文化独有的特色。

不少先辈、学者总结的中国人的宇宙模式,也是基于《易经》,但常把“气”的观念大大发挥一番,“一阴一阳之谓道”,这生阴阳(两仪)的太极就是道,就是气;宋儒讲,“无极而太极”,这无极就是气;老子说,“万物皆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无就是气;《庄子》说:“通天下一气耳。”中国的宇宙就是一个气的宇宙,气化流行,衍生万物,气之凝聚而成实体,实体之气散而形亡,又复归于宇宙流行之气。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山河动植、飞禽走兽,悠悠万物,皆由气生,人为万物之灵,亦享天地之气以生:“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礼记·礼运》。气,作为本体,是不可见的天地流行之气,是无,是有形事物之始,又是有形事物死亡气散后的归宿。气,成为事物之后,是具体事物的本质,“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无是气,有也是气,“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二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第一章。。中国宇宙之道——从图形看是圆形的太极图,从概念上看,就是与形而上的道、天、无、礼相连,又与形而下的自然、社会、历史具体现象相连的气。纵横天地滋生万物吐纳生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气”,亦成为中国宇宙模式之圆动态且生态的“生化系统”。

我们不妨再摘几句中国思想史上的有关语录,以观其两千余年来“一成不变”的中国人眼中宇宙模式的基本面貌。

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老子》,第二十五章。冯友兰对此言有精到的释解:“第一是大,因为道是‘众妙之门’,一切事物都处于它。第二是逝,一切事物都出于道,其出就是道的逝。第三是远,一切事物出于道以来,都各有生长变化,这就是道的远。第四是反,一切事物生长变化以后,又都复归于道。‘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这就是道的反。从逝到反,是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每一个这样的过程,就是一个道的‘周行’。这种‘周行’没有停止的时候。这就是‘周行而不殆’。”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修订本),二册,4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

孔子:“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

庄子:“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庄子·齐物论》。

荀子:“始则终,终则始,若环之无端也,舍是而天下以衰矣。……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荀子·王制》。

邵雍:“是以万物皆反生,阴生阳,阳复生阴,阴复生阳,阳复生阴,是以循环无穷也。”《皇极经世书·观物外篇》。

朱熹:“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说道有,有无底在前,说道无,有有底在前,是循环物事。”《朱子语类》,卷九四。

王夫之:“治乱循环,一阴阳动静之几也。”王夫之:《思问路·外篇》,18~23页。引自刘长林:《中国系统思维》,22~2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对时间、空间的认识与中国人的宇宙观可以说根本就是一脉相承,它对中国文化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文化意识中延续性、周期性等诸时间型特点如此明显之原因所在。这种延续性、周期性的时间特点在孔子那里引申到社会政治及管理领域里来,表现为严格的等级制度,礼教与纲常。君臣父子,忠孝节义,“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在道家那里则表现为对自然的崇尚和变易之道,“天变物化,无有定所”,两家遵循的,同为时间之理。以至于中国上千年的封建王国,也是灭了又起,起了又灭,同样遵循或说暗合了循环往复的时间性法则。

对中国人的历史观有一种比喻,很能说明中国人的“时间性格”:历史是条河,中国人对历史的感觉是站在河岸面对流水的感受。未来从后面经过,在掠过身边时成为现在……现在是当着人的面蜕变成历史的。这倒很像孔老夫子站在河边慨言“逝者如斯夫”时的情景。孔子当时一定也是这样面河而站,而且很可能是朝向下游,若面对上游观水迎面而来则不会有“逝”的感觉,面向下游看滔滔大水逝去才易引发对过往的无限感怀。中国人对历史的怀恋,大概与这河边的情形相仿也说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