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国内外研究状况

1.2.1 基于SSCI的技术转移研究热点与知识图谱分析

科学知识图谱（Mapping KnowledgeDomains）通常具有“图”和“谱”的双重性质与特征，既是可视化的知识图形，又是序列化的知识谱系，可对知识单元或知识群体之间存在（或形成）的网络结构及其互动、交叉、衍化等诸多复杂关系进行表达和描述，是用于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种图形。基于共引分析理论和寻径网络算法等，以探寻出学科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及其知识拐点，美国德雷塞尔大学副教授、大连理工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陈超美开发了基于JAVA平台的CiteSpace可视化软件。自2004年9月推出以来，CiteSpace产生了较大影响力，得到国际科学计量学界的广泛使用。在使用中不断优化和升级，目前开发使用的CiteSpace II把研究领域概念化成研究前沿和知识基础间的映射关系，在这个映射概念框架下创建的“突变探测”“中介中心性”“异质网络”三个概念对解决以下三个问题非常重要：识别研究前沿的本质，标注研究领域，及时识别新趋势和突变。

笔者采用词频分析的具体方法，通过对主题词、关键词出现的频率探测和变动分析，以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SSCI）为数据来源，检索辨识2001—2013年间技术转移的研究文献，确定技术转移的研究热点、前沿与发展趋势。使用的数据来源于美国科学情报所（ISI）的Web of Science数据库，时间跨度为2001至2013年，采集数据时间为2013年10月23日，引文数据库选择“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SSCI）—2001年至今”，以“technology transfer”作为检索词在主题中进行检索，得到3773条题录数据，然后选择文献类型为ARTICLE进行精炼，得到3461条题录数据。之所以选择SSCI的文献作为分析样本，一是因为SSCI与SCI、A&HCI并列为全球最著名的三大引文数据库，作为世界最重要的社会科学期刊索引，收录了世界社会科学领域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可以用来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科学论文进行统计分析；二是技术转移始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我国起步较晚，对此领域的研究尚待提高和加强。因此选择SSCI收录的技术转移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可以反映研究热点和趋势，获得借鉴和启发。

共被引分析认为文献（作者）共被引的次数越多，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越密切，“距离”也就越近。我们通过对2001—2013年SSCI所刊载技术转移研究主题论文的引文分析，深入揭示其研究热点的知识基础。在CiteSpace II导入下载的数据源，网络节点选择“共被引文献（cited reference）”，其他设置同前文。运行生成一个文献共被引图谱（见图1-1），节点112个，连线238条，每个圆形的节点代表共被引文献，节点越大说明这个文献出现的频次越多，表明其在技术转移研究中地位越重要。

图1-1和表1-2显示，Cohen WM（1990）的论文《吸收能力：基于学习与创新的新视角》（Absorptive capacity：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是最高被引文献，而且中介中心性也最高，是技术转移研究极为重要的经典文献。该文在《管理科学季刊》（ADMIN SCI QUART）发表，对企业技术转移吸收能力的理论基础做了论证，从组织角度就知识吸收能力的因素做了分类。Nelson R R（1982）的著作《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是技术转移研究最高被引的著作，以企业（类比生物有机体）为研究对象，以企业惯例为生物基因类比物，借助于搜寻、创新、模仿、选择机制等概念，构建了企业技术变迁、产业演化和经济增长的一般演化模型，从而形成了演化经济学范式。Szulanski G（1996）在《战略管理学报》（STRATEGIC MANAGE J）发表《内部黏性探索：企业内部知识转移障碍》（Exploring internal stickiness：Impediments to the transfer of best practice within the firm），认为技术转移的障碍不是传统所认为的激励因素，而在于知识吸收能力、知识的模糊性以及接收者与知识源之间的关系，是技术转移研究的重要知识基础。

表1-3显示，创新（innovation）是频次最高的关键词，为245次，中心性为0.15，说明创新在技术转移中至关重要。高频关键词反映出技术转移研究热点还包括政策（policy）、溢出（spillovers）、绩效（performance）、知识转移（knowledge transfer）、吸收能力（absorptive-capacity）。这说明，提升技术转移能力、提高工业领域的吸收能力、强化技术溢出、技术转移的绩效研究、完善技术转移政策，是技术转移研究的热点。

通过CiteSpace II信息可视化软件的主题词探测技术，我们发掘出技术转移研究呈现几大发展趋势：技术转移研究的视阈不断扩展，由对一个企业、一个组织的研究，到对一个地区的研究，对一个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甚至跨国家的全球范围技术转移研究；技术转移研究的焦点呈现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趋势，技术转移的绩效、政策和战略联盟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和前沿；创新是技术转移的起点，经济增长是技术转移的落脚点，二者一直是技术转移研究的热点。

1.2.2 技术转移的绩效

据文献调研，关于高校技术转移的效率问题国内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Siegel，D.S.et.al.（2005）及Anderson，T.R.（2007）指出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和随机前沿分析（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SFE）是学者们研究高校技术转移绩效最为广泛使用的工具。Siegel，D.S.et.al.（2003）采用SFE测算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技术转移效率，研究表明高校薪酬待遇、技术转移办公室员工配置情况与收入报酬、大学与企业的文化差异是影响高校技术转移绩效的关键因素。Chapple，W.et.al.（2005）分别采用DEA和SFE的方法测算了英国高校的技术转移绩效，研究表明英国高校的技术转移绩效偏低，且呈现规模报酬递减趋势，作者提出精简TTO人员并加强培训提升员工的商务技能等建议。Anderson，T.R.et.Al.（2007）采用DEA方法评估了美国54所高校的技术转移绩效。Rory P.O Shea（2005）以美国1950—2001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从高校知识溢出绩效、资源、金融、制度、人力资本等方面，研究了美国校企导向和技术转移、溢出绩效之间的关系。表1-4列举了国外高校技术转移绩效研究的部分代表论文，随机前沿分析（SFA）和数据包络分析（DEA）是高校技术转移绩效分析的主要方法，学者们发现组织激励、环境因素、教师收益分配激励对于高校技术转移绩效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相比而言，薛敏（2007）分析了影响技术转移绩效的相关要素，提出了评价高校技术转移绩效的五项指标：人力资本、政府奖励、技术成果转化率和投入产出比、市场与经济的发展、机会成本；廖述梅、徐升华（2009）对我国27个省市高校2000—2006年的样本数据进行了SFE效率测算和非效率模型估计，研究结论表明高校技术转移受到了诸如地区人均研发投入、专利等内外部因素的影响。这两篇论文是定性研究成果，作者虽然提出了一些指标但是对这些指标如何细化及定量化未作分析。

陈腾等（2006）采用DEA法C2R模型，以人员投入、资金投入、技术投入、时间投入为四个输入指标，以转化成果销售收入为输出指标，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进行了评价；成玉飞（2008）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天津市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做出了客观评价；刘威等（2008）应用ANP方法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进行了评价；阎为民和周飞跃（2006）利用模糊评价法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进行了研究；涂小东等（2005）利用系统观点，从科技成果转化潜力、科技成果转化实力和科技成果转化环境三个方面构建了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与模型。此外，张健华（2010）采用数量分析、问卷调查、比较分析等方法，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的政府职能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我国政府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的职能定位：“强政府、强社会”和“督导—服务型”；Rosa Grimaldi（2002）利用英国联合研究计划（The UK LINK Scheme）的产学研合作数据对产学研合作的经济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

在行业技术转移绩效评价方面。李树德和吕福旭（1994）用投入产出比、科技成果推广度、科技成果推广率、科技成果推广指数、农业技术进步度等五个指标对农业技术转移的绩效进行了评价；石善冲和高风彦（2004）从科技开发能力、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科技成果转化的直接效果三个领域，构建了由15个基本评价指标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河北省工业科技成果转化进行了实证分析；魏后凯对我国地区工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行了综合评价；金南等建立了环保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评价指标体系。

区域技术转移绩效评价方面。Fdler和Anderson（1999）对纽约州的科学技术投资所获得的利益进行了计算和评价；张逸（2006）首先从科技基础、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三个模块建立了由28个基础指标构成的科技成果转化综合指数评价指标体系，然后运用层次分析法和专家打分法确定各指标权重，计算得到1998—2003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综合影响指数的排名，最后重点对2003年四川省科技成果转化进行综合评价和分析；尹航（2007）以23个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为研究对象，从直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资源的减量化和综合利用效率、扩散效应和科学价值等四个方面对科技成果转化绩效进行评价，采用AHP-Entropy方法，引入粗糙集信息熵理论，建立了基于AHP-Ent ropy方法的科技成果转化绩效评价模型，对23个科技成果的转化绩效进行了研究。

谢丽云（2009）从科技成果投入、科技成果转化科技中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中试推广、科技成果转化效果四个领域构建了由21个基础指标构成的科技成果转化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得到2004—2007年全国各地区科技成果转化综合能力得分及排名，最后进行了聚类分析；唐敏（2010）首先从社会效益、转化过程、资源投入三个模块构建了由18个基础指标构成的科技成果转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然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2006—2008年全国30个地区进行了科技成果转化综合评价和排名，最后重点对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进行综合评价、分析和提出对策建议。

刘璇华和李冉（2010）从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科技成果产出、科技资源投入等三个领域构建了由35个基础指标构成的科技成果转化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和专家打分法对2006年7个省市的科技成果转化进行实证分析；徐晨和邵云飞（2010）选取R&D经费支出数、R&D投入强度、R&D人员数、R&D人员投入强度等4个指标为输入指标，以转化成果销售收入、转化收益对GDP的贡献率、专利授权量、三大核心期刊收录的科技论文数、就业带动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率、“三废”处理率等7个指标为输出指标，利用2005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采用DEA法对全国30多个地区的科技投入及科技成果转化绩效进行了研究。

可见，国内外对高校技术转移绩效的研究较多，并呈现以下特点：

（1）高校技术转移绩效的研究方法较多，既有定性研究也有定量研究。定量研究方法有：专家打分法、聚类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DEA方法、模糊评价法。其中，专家打分法和主成分分析法运用较多，但是专家打分法易受主观因素影响。

（2）高校技术转移绩效的评价指标，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和选择。一方面，前文所列的关于区域技术转移绩效研究中，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指标个数有的达到18个、有的达到21个、有的达到28个，让人感觉指标庞大、复杂、臃肿，这些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合理性和精炼性、针对性也值得进一步商榷。另一方面，我们在评价技术转移绩效时如果以科技投入和科技产出为指标建立指标体系，那么就会忽略科技投入的效率问题，导致各地区盲目扩大科技投入；因此，对于区域性的科技成果转化评价的研究中，应该既考虑科技资源投入的效率问题，又应该建立具有针对性的精简的指标体系。

（3）在技术转移绩效的分析中，注重各地区之间的横向比较，对我国及不同地区在技术转移绩效的纵向比较较少，聚焦高校技术转移绩效的研究成果不多。

1.2.3 技术转移的政策

国外关于高校技术转移政策研究的文献比较丰富，其主要见于学术期刊论文，如《研究政策》（Research Policy）、《研究管理评论》（Research Management Review）、《技术转移杂志》（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等。主要研究方法有文本分析、实证调研、数理统计等；从研究的主题看，主要集中于高校技术转移政策的历史、内容和效果等方面的研究。

美国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政策的发展历史久远，高校技术转移政策法规是政策研究的重点。刘易斯·M.布朗斯克姆（Lewis M.Branscomb）在《美国科技政策：1990s的问题》研究报告中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科技政策中关于大学技术转移政策的变化特征。Lawrence Rudolph（1993）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美国联邦资助的技术转移法律的发展历史，并对90年代初联邦一些机构的政策和程序进行了分析。大卫·布鲁门撒尔（David Blumenthal）从生物医学界的大学与工业的关系视角简要分析了联邦政府的技术转移政策的发展。霍华德·W.布里莫（Howard W.Bremer）在《大学技术转移：演进与变革》一文中从政府政策层面分析了美国大学技术转移政策的演进过程。

在校本技术转移政策方面，Pavitt（1991）在《什么促使基础研究具有经济使用价值》一文中对美国高校技术转移和商业化相关政策内容作了一定分析，他指出，具有直接使用价值的基础研究高度优先的政策忽视了那些广泛的兴趣驱动的研究发现的巨大间接利益。Fishman（1996）在其《MIT专利政策1932—1946：大学与产业技术转移的历史先驱》的博士论文中，研究了1932—1946年间MIT专利政策形成历史。Mowery和Sampat（2001）研究了1925—1980年间美国大学专利政策的发展历程，对二战前后、20世纪60—70年代以及20世纪70—80年代的美国大学校本专利政策的发展做了阶段性比较分析。亨利克森（Henrekson）和罗森博格（Rosenberg）在对美国大学专利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后指出，鼓励科学为基础的企业活动的政策应该强调个人激励方式、人力资本投入以及大学与公司内部的企业化行为；核心政策领域包括对企业化收入的优惠税收率，合理的税收体制以及分权和竞争的大学管理体制。美国商业部技术政策办公室2000年发表的《技术转移2000：加强伙伴合作》的研究报告中，从合作研发协议角度分析了联邦实验室与大学、工业部门合作过程中的知识产权问题的相关法律。Brent Goldfarb和Magnus Henrekson（2003）通过比较瑞典和美国的大学技术转移政策的不同，认为虽然两国在大学R&D方面的投入都比较大，但是大学科技商业化的成果却大不相同，这归因于瑞典自上而下的大学科技转移政策形成了一种不鼓励学者主动参与技术商业化的学术氛围，而美国自下而上的大学科技转移政策更容易形成大学之间为了研究经费和研究人员而进行的竞争，进而形成大学和企业之间积极的、互动的学术自由，甚至也会产生大学衍生企业（Spin-offs）。Bo Carlsson（2005）用比较法分析了美国与欧洲国家学术企业化的公共政策，结果显示：美国学术企业的法律环境与其他国家存在诸多差异。美国大学技术转移政策更强调正式的、目的性的技术转移，而欧洲更强调学校的外部文化和商业环境。

美国高校技术转移政策的联邦评估机构主要有美国审计总署（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简称GAO）和美国大学技术管理者协会（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chnology Managers，简称AUTM），负责对美国联邦技术转移政策的实施情况定期评估。1980年《拜杜法案》要求美国审计总署每年提交关于《法案》第六节联邦代理机构的实施报告。此后，该机构向国会提交了一系列关于《拜杜法案》及其修订案的高校技术转移评估报告。大学技术管理者协会（AUTM）从1991年起，每年对美国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的实施情况进行调研，并发布调研统计报告，是美国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政策实施评估的最核心机构之一。关于技术转移评估的主要出版物有：《更好的世界项目》（The Better World Project）、《大学技术管理者协会期刊》（AUTM Journal）、《许可调研》（Licensing Survey）（1991—2005年）等，其中《许可调研》是该机构每年对美国大学技术转移实施情况的调研评估统计，是一个主要以定量统计方式评估大学技术转移的进展情况，主题包括：高校研发经费、从高校进入市场的新产品数量、新衍生公司的创建、高校专利和许可等发展情况。

1980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了由参议员Birch Bayh和Robert Dole的《拜杜法案》，并由卡特总统签署发布，1984年又进行了修改，也称《大学、小企业专利程序法》《专利和商标法修正案》，是美国第一部针对保护大学科研成果转移的法案，这是美国技术转移政策发展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公共政策。该法案制定后，影响非常广泛，促成了美国国家层面强有力的专利技术转让体系，为技术转移以及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2002年《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新闻杂志上一篇报道对《拜杜法案》给予高度评价，称之为创新的金鹅。《拜杜法案》在美国成功实施，引起了许多国家积极借鉴和模仿，提高高校技术转移能力，促进国家工业创新。大卫·C.莫尔利和博海文（2004）在《1980年拜杜法案与大学——产业技术转移：其他经合组织政府的模式吗？》一文中，就《拜杜法案》的国际模仿进行了研究分析，指出经合组织的许多成员国政府正在考虑或已经采纳模仿《拜杜法案》。如德国、日本、法国、加拿大、丹麦等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都制定了“拜杜型”的大学技术转移政策，成立技术转移办公室，将政府自主的大学研究成果所有权保留给大学等。Bottiger与Bennett（2005）在《拜杜法案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讨论的主题》一文中，对非洲许多国家仿效《拜杜法案》，加快大学技术转移，以促进国家创新的做法进行了研究；并提出发展中国家仿效《拜杜法案》应结合自己的国情适当借鉴，不应照搬照抄。Kim与Younhee（2013）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90所高校在1999—2007年期间技术转移的投入与产出进行了分析，发现这些高校平均每年的生产力增益在30%以上；并提出高校和公共政策应更加注重刺激技术转移中的商业活动。

相对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我国对技术转移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的关键词包括技术转移，而且还以科技成果转化、技术转让、产学研合作等概念出现。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技术转移方面的经验、机制、模式、理论、法律政策及借鉴；我国高校技术转移的理论分析和与实践总结；我国高校技术转移的影响因素与对策。

桑赓陶（1996）在《美国大学的技术转移与产业联络计划》《美国大学的技术转移与专利管理》的论文中系统地阐述了美国大学技术转移与专利管理，其中专门就产业联络计划的种类、组织形式、管理和监督以及问题等做了分析和研究，是我国比较早而系统地介绍美国高校技术转移的文献。郑笑（2004）在《美国技术转让法律政策简介》一文中就美国技术转移的背景、政策沿革以及主要法律等做了介绍，是比较系统的介绍美国技术转移法律和政策的文献。邬文兵、闫涛（2006）在《北美主要国家技术转移政策比较》中，对美国、加拿大技术转移政策、相关的法律法规、实施效果进行了比较分析，以期对我国技术转移政策的制定有所借鉴。武学超（2012）在《美国联邦政府提升大学技术转移能力政策的价值分析》中，指出美国的这些政策所表达的学术资本主义、国家创新竞争力提升、公共利益最大化以及“成本—效益”的核心价值取向，为美国大学技术转移实践提供了重要理念指导，从而确保了美国大学与产业之间协同创新能力的提升。这些价值理念对于我国当前高校协同创新能力建设和技术转移实践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

在技术转移基本理论的分析和实践方面，章琰（2004）在《大学技术转移的双重过程分析》中，对技术转移的本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大学技术转移过程是技术的两种形态（嵌入态和知识态）转化和重构过程。朱方伟等对技术转移中隐性技术的转移进行了研究。高峰（2005）在《论技术转移理论与我国科技成果的转化》中，对技术转移的理论、国外经验进行研究，并提出转化效率、注重市场引导的对策建议。骆新华（2006）对技术转移的基本理论和政策做了系统的研究和评述，认为技术转移可以获取高额的技术转让费、延长技术生命周期、扩大技术效益、迅速占领市场等目的，为技术转移理论提供了参考和指导。胡冬云、李林（2008）阐述了美国学术技术转移的研究成果，以及我国对技术转移学术研究的主要情况，认为技术转移案例和实证分析不多、来自企业的专家研究成果不多，这固然与我国目前技术转移市场不够成熟有关，也折射出高校尚未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尚未与企业开展卓有成效合作的事实。

郭晓川（1996）对当时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研究现状评述的基础上，指出高校技术转移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应该把它放到整个高等教育和经济与社会的背景下去研究。复旦大学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高校技术转移的机理、过程和政策分析》课题组的研究成果《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动态过程的实证研究》（1997）、《提高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对策研究》（1997），从政府行为、企业行为、驱动机制、决策机制、要素投入机制、转化机制、组织机制等方面探究技术转移成功率的影响要素，提出“在高等学校内部建立研发生产一体化的新体制”“建立行业中试基地和成果商品化孵化基地”“加强立法、执法工作，保护知识产权”等建议，是研究高校技术转移的重要理论研究文献之一。

制度创新和案例分析是21世纪以来国内高校技术转移研究新的成长点。张婕（2001）提出了提升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的关键是加快制度创新的步伐的主张。受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项目资助，李平（2002）运用创新理论及公共管理理论，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角度，研究和探索地方政府的管理创新问题，其重点之一是国家创新体系中高校、地方政府、企业之间的关系问题。受天津大学重点学科建设资金资助，贡振宇等（2000）采用文献调研、走访天津大学等8所全国名校、大规模问卷调查等多种方法，系统分析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历史阶段和现状、成绩和经验、主要问题等，并提出相应对策。

原长弘等（2003）对“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研究新进展：1994—2002”进行了研究，指出我国尚缺乏一套完善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统计体系，需要提倡定量分析、规范研究方法、深入研究内容。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支持，孙鹏、曾刚（2011）在《西方国家大学技术转移研究的进展和启示》中，指出21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在大学技术转移到研究中逐渐注重量化分析，大量的数量方法和指标建模被运用到研究中，而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是目前国外在大学技术转移评估中最常用到的方法。国内大多数对大学科技转移的研究基本上处于感性的认知和借鉴阶段，以探讨技术转移的定义和介绍国外知名大学的技术转移模式、方法和经验为主，鲜有对大学技术转移的过程、方式乃至理论体系做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对于大学技术转移产生的影响、评价以及技术转移能力等方面的量化研究也很少涉及。

1.2.4 国内外研究的不足

以上国外和国内研究的大量文献分别从不同视角对高校技术转移政策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得出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前提和参考。但是，我们通过前文综述也发现，由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重点、视角和方法不同，也给本书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对中国高校技术转移绩效与政策的研究不够系统。从国外研究文献看，对中国高校技术转移的研究涉猎较少，针对中国高校技术转移的绩效与政策方面的研究则更是鲜见。国内学者和研究机构对我国高校技术转移政策有一些研究，但是对于发达国家政策借鉴和启示、对策与建议、政策主张较多，而对政策的变迁、实施效果、政策评估研究较少，国内就高校技术转移的政策研究缺乏综合性和系统性。

对中国高校技术转移绩效与政策的研究有待于深入。原长弘等（2003）指出的高校技术转移不够深入的问题没有根本改观；孙鹏、曾刚（2011）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研究成果也表明：国内大多数对大学科技转移的研究基本上处于感性的认知和借鉴阶段，以探讨技术转移的定义和介绍国外知名大学的技术转移模式、方法和经验为主，鲜有对大学技术转移的过程、方式乃至理论体系做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对于大学技术转移产生的影响、评价以及技术转移能力等方面的量化研究也很少涉及。

综观国内外现有研究文献，对于我国高校技术转移政策的价值取向、政策发展规律，政策对我国高校发展、自主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对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及国内外高校技术转移的绩效量化比较等方面缺乏研究。

从研究视角看，国外和国内的研究文献从科技管理、经济等视角研究较多，而从高等教育、公共管理等跨学科较少。同时，国内文献还缺乏从高等教育发展角度对我国高校技术转移政策的实施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的相关研究，以及如何根据我国高等教育体制和企业文化特征有效借鉴的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