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核心概念界定

本书的概念框架主要是依据结构主义方法论而建立的。将该方法论运用在本书中，可以确定本书的三个核心概念：档案资源结构以及构成档案资源结构的两个变量——公共档案和私人档案。但是，如果要对上述三个概念进行界定、阐释和理解，首先必须要分别对档案和档案资源这两个概念进行界定。

2.1.1 档案

“档案”并不是一个纯理论性的抽象概念，也不是某种天然存在的客观实体，而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客观产物，深受特定时空范围内，人类社会认识水平以及社会实践发展水平的影响，因而该概念本身会呈现出明显的发展性和建构性特征。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语境、不同的学科背景对“档案”有着不同的解释和界定，这导致“档案”概念本身充斥着不确定性，概念之争在档案领域中似乎从未被真正化解。“档案”概念发展至今，依然存在许多争议，就目前来看，对该术语的解释范畴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的档案包括书写文件（纸质的和数字的）、文学作品、口述历史等人类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各种类型的记录到文件管理领域所使用的更为精准和狭隘的定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多元档案存在”成为当代档案领域的重要特色。

“多元档案存在”本身是文件档案领域对社会和时代发展的积极适应，当然，也有档案学者称其为“被迫妥协”，甚至仍在极力捍卫传统文件档案管理所确定的基本边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档案”从来就不是文件档案管理领域的专有术语，在文件档案管理领域之外，“档案”概念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自然地被使用。“档案”可以被“泛化”用来表示各种各样的信息集合，这些信息集合可能并不符合文件档案领域中对档案“来源”“有机体”“原始顺序”等原则的强调。目前来看，档案界似乎也已经习惯了其他学科和普通大众使用“档案”来指代其并不称之为“档案”的东西，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对于“档案”并没有专有权，更无法阻止其他学科和普通大众对于该概念的使用，尽管许多档案学者都对档案概念的这种“泛化”表示忧心忡忡。当然，现在越来越多的档案学者更愿意将档案概念的“泛化”作为一种新机遇，于是他们以更加包容和积极对话的态度来重新建构档案概念，在这个过程中，档案的记忆属性开始不断得到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第36届全体会议通过的《档案共同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Archives）中将档案界定为“各种形式的决策、行动和记忆的记录，是代代相传的独特且不可替代的遗产”。这个表述实际上充分尊重了档案在证据和记忆之间所形成的巨大张力，体现了对“多元档案存在”的认可和肯定。

可见，证据和记忆已经构成档案的两大核心要素。当前我们对于档案的认知必然离不开对证据和记忆的同时解读，特里·库克用“硬币的两面”来形容档案中的证据和记忆，强调两者互相矛盾但又彼此依赖。在这个逻辑下，既存在“证据-记忆”的档案，也存在“记忆-证据”的档案，在证据和记忆所形成的空间里，无数的文献材料在证据和记忆间“流动”，或是呈现明显的时间性特征，或是呈现明显的空间性特征。很显然，档案在证据和记忆之间所形成的差异性张力，既大大增添了档案的不确定性，又给档案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创造力，这种差异性存在为档案理论和实践创新提供了原材料，触发了档案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在这个认识基础上，本书在论述过程中将“档案”理解为“档案是见证和记忆的运行成果形式，可以为我们的个体和集体生活提供证据和记忆”。我们的存在，我们的活动和经验，我们和他人的关系，我们的身份认同，我们在世界上的位置……最终都能从档案中得到理解和支持。

2.1.2 档案资源

要解释什么是档案资源，就必须理解什么是资源，有学者提出在讨论资源问题时，必须考虑和解释的逻辑问题为“存在即资源”还是“有用即资源”。本书认为，根据量子理论，意识和物质不可分开，意识促使了物质世界从不确定到确定的转移。以该逻辑为基础，对于事物而言，其“存在”和“有用”的状态其实并不确定，而是会呈现明显的“既是又不是”的“叠加态”特征，而要确定其“是否有用”，就需要经过测量，也就是要有意识地参与，不同的意识参与会形成“坍缩”，进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同一个东西处于不同状态的叠加，要消除这种不确定性，主要取决于主体意识是否对“事物”进行测量，不测量它，它就处于“叠加态”，一旦进行测量，“叠加态”就“坍缩”变成了“唯一态”。在这个逻辑下进行理解，档案既是资源又不是资源。

档案资源是档案的一种“不确定性状态”，这种不确定性能否消除，最终取决于人类是否对其进行测量。不同主体的测量显然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也正是如此，才会带来多元而丰富的档案资源世界。而当我们对档案的资源状态进行测量时，会指向两大标准——“存在”和“有用”，这两个判断并非彼此分割的，而是同时出现并作用的，因为：一方面，如果从“存在”角度来消除“档案是否是资源”的不确定性，那么就必须回到档案的生成，因为只有生成才会存在，其主体意识会指向档案的“生成者”，而档案生成本身对于其生成者来说一定是“有用”的，此时，“存在”和“有用”是同生的；另一方面，如果从“有用”角度来消除“档案是否是资源”的不确定性，那么其前提是档案一定已经存在，当意识对其有用性进行测量时，“存在”和“有用”实际再次实现同生。可见，要消除“档案是否是资源”的不确定性，一定是“存在”和“有用”同时在起作用，强制区分并没有实质性意义。而在众多对档案是否是资源进行测量的过程中，一定存在一种或多种测量结果，会认可该档案是存在且有用的，即在某种时空范畴中，档案必定会被测量为资源。

回到具体层面，档案在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独特价值的信息资源。它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客观产物，是能够被人类进行开发和利用的重要信息和知识，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都有其特殊的价值和意义。王旭东在其博士论文中充分肯定了档案文化资源在科学研究、教育、文艺创作、记忆遗产、民族文化、文化产业、文化休闲、文化人力等方面的作用。2011年发布的《档案共同宣言》也宣称，档案是信息的权威来源，并着重强调了其作为资源在实现问责、服务记忆、促进民主、保护权利、提高生活品质等方面的作用。2016年《首尔公报》也强调：“档案是一种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信息资源。”这些国际宣言的发表表明，档案是一种资源的观念已经成为国际共识。这种资源导向的档案观念为档案领域带来了新视角和新元素，冯惠玲教授将“档案资源观”的主流思想总结为：档案是一种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文化财富和社会资源；档案资源应该尽可能全面地反映社会面貌，因而不可避免地走向领域拓展；档案资源建设应该注重满足公众的需求和可获取性；数字档案已成为档案资源的重要组成；收藏和开发是构建档案资源的重要途径；档案工作者是档案资源的积极建设者，对于资源质量、价值和易用性承担重要责任。

尽管国内外档案界已普遍认可档案具有资源属性，属于信息资源的一种，“档案资源”这个术语的使用亦愈发频繁，但是目前档案界并没有形成关于该概念的专门界定。本书在研究过程中将其界定为“在某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形成并保存的可供开发和利用的各类决策、行动和记忆的记录总和”。从该界定中可以看出，“档案”成为“档案资源”的关键在于“可供开发和利用”，即“可获取性”成为档案实现资源化的关键所在。需要说明的是，“档案资源”并不等同于“馆藏档案资源”，前者属于理解认知层面的逻辑性概念，而后者属于可测、可量层面的实体性概念，虽然后者往往构成我们认知前者的依据，但是很显然，前者的范畴要远远大于后者。

需要进一步补充的是，尽管“档案资源”和我国既有的“国家档案资源”在概念上存在部分的一致性和交叉性，但是两者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并不相同。前者主要针对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应该）形成和保存什么样的档案遗产”的问题，更偏向于理论范畴，解决的是档案的理论性和社会性建构问题；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针对的是“中国应该怎样保管其档案遗产”的问题，更偏重于实践范畴，解决的是档案所有权和管理原则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国家档案资源”是从“国家档案全宗”发展而来的概念，而国家档案全宗是档案的一种管理方式，它实际解决的是档案的所有权和管理原则问题，强调“国有”“国管”“不可分散”。事实上，“国家档案资源”概念的提出虽然打破了“国有”的限制，但是并没有忽略对“国管”和“不可分散”的强调。此外，“档案资源”是一个可以适用于多语言、多文化、多传统的通用性概念，而“国家档案资源”只在特定语境，甚至是只有在中国语境下才能得到阐释和理解。

2.1.3 档案资源结构

“结构”一语古而有之，拉丁文为“structum”，意为“经过聚拢和整理之后构成某种有组织的稳定统一体”，现在，它被广泛地理解为“系统内部的整套关系”。只要各构成部分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就会产生出体现关系和规则特征的结构，因此，各种事物和各个领域都具有由其自身要素所组成的不同组合和配比的特有结构。针对不同事物和领域，结构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它可以是某一种类似建筑脚手架或身体骨架的实体框架，也可以是一种体现结构性特征的“构成要素或位置间客观关系或规则”的虚拟性分析框架。相较而言，后者更具有抽象性色彩和认识论意义，主要指向社会现象或文化意义，本书所提出的档案资源结构在认识归类上属于后者，即档案资源结构并不是肉眼可量或数据可测的客观存在，而是受外部要素影响的各类档案资源（及其相关利益主体）在竞争和博弈中所生成、维持和再生成的体现地位和作用的关系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档案资源结构会体现出明显的建构性和动态性色彩。

社会中的每个个体、群体、社群、组织或机构都会在其“生命”周期里出于各种原因或动机生成或保存各种类型的记录和档案，人类的各项活动都是以形成档案而告终。没有档案或者轻视档案都是无法想象的，故而从理论上来说，理想状态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各个主体的各类档案都得到保存，但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社会上所保存的档案永远只是世界上极其微小的一部分，如南非档案学者哈里斯（Harris）所言：“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国家里，文件所提供的仅仅只是事件的一个碎片。尽管部分国家的档案工作者试图保存这片土地上生成的每一份文件，但是他们拥有的仍然只是这个国家记忆的‘碎片’。”因此，档案资源概念本身就深藏着“记忆”和“遗忘”的选择性问题，这种选择在广泛的时空内，集中体现在对“来源”的选择和对“形式”的选择上。由于本书主要关注的是前者，因此，这里主要从来源维度上对档案资源结构进行界定，即档案资源结构是指现代国家范畴内，不同主体所生成和保存的档案资源在类型、地位、作用等方面的组合与关联状况。该概念对档案资源结构的界定设有两大限定：一是将国家或地区限定在现代国家范畴内；二是主要以“现行档案资源”作为分析对象。设置上述限定的主要原因为：

一方面，现代国家范畴内的现行档案资源才具有研究的可考性和必要性。以“现代国家范畴”为限定是因为：“资源”概念在本质上强调事物的可用性或可开发性，而档案是在现代国家范畴内才真正具有了“公众性”。对历史进行溯源会发现，法国率先在世界上确立了“公共档案向社会开放”的基本原则，1790年法国《国家档案馆条例》和1794年法国《穑月七日档案法令》明确规定，法国各级档案馆都要实行“档案开放原则”。发展至今，公共档案开放原则已经成为各国档案事业建设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开放利用”的实现使“档案”在普遍意义上具有了可用性和可开发性，因而“档案资源”这一概念本身要放在现代国家范畴内才可以被理解。而以“现行档案资源”为限定则是因为现代国家的建立和定型往往伴随着内部政权更迭和外部战争冲击，这些都或多或少地导致各国主动或被动地与过去进行“断裂”，历史性档案资源在这个过程中也随之遭到有意或无意的“损耗”，因而鲜有国家或地区能够有完备的历史档案遗产遗留下来。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称，太多的东西在20世纪遭到了毁灭，也正是这种苦难深重的经验让“记忆”主题变得如此重要。当然，也正因为残留下来的历史档案资源往往是残缺的“碎片的碎片的碎片”，因而我们现在已经很难还原到其生成和保存的原始背景中去从整体上对其关系性结构进行考察，这和本书的基本目标相悖。当然，现在也并没有太大必要再去考察历史档案资源的结构，因为其结构已经在历史中“定型”，并不具有“转换”意义。综合以上考虑，本书主要是以现代国家范畴内的现行档案资源为基本分析对象。虽然这里没有将历史档案资源纳入分析框架中，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这些历史档案不属于档案资源或者不重要。事实上，在档案实践领域，这些历史档案都作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而受到高度重视，各国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确定了应该保存全部档案的年代界限，例如德国为1700年，英国为1750年（也有文献称是1660年），法国为1830年，意大利为1861年，美国为1861年，土耳其为1839年，中国为1949年，阿尔及利亚为1962年。

另一方面，档案系统（包括档案职业、档案事业、档案理论、档案教育）是在现代国家背景中发展成的相对独立的社会领域，并逐步形成具有自身内在特征的档案范式，这标志着档案资源结构开始成为档案共同体的一种有意识的建构性行为。“范式”（paradigm）最早由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意指“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应用到某个具体科学，即指一个学科在其特定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定义其学科基础的解释框架。推及档案领域即为“档案范式”，目前，档案学界对于档案范式的共识性理解即为“档案范式由档案科学的理论和应用层面共同构成，它包括档案共同体里普遍认可的假设、原则、实践以及档案共同体活动和展望的模型”。特里·库克（Terry Cook）称其为“思考档案的框架、档案心态或想象档案和档案管理的方法”。以上述理念为依据，可以看出，尽管档案和档案管理实践具有悠久的历史，几乎可以追溯到古代社会文字的产生和国家的形成，但是档案范式在19世纪晚期才得以正式形成。现在，档案界普遍将《档案的整理与编目手册》（又称《荷兰手册》）作为档案范式形成的标志，这主要是因为该手册对档案的性质和档案整理原则“来源原则”的阐释成为国际档案理论和实践的一种“共同的标准化框架”，谢伦伯格（Schellenberg）将其视为“档案学圣经”，特里·库克（Terry Cook）将其视为“现代档案理论发展的起点”。

2.1.4 公共档案与私人档案

如前所述，几乎每个个体、群体、社群、组织或机构在其生命周期里都会出于各种原因或动机而生成和保存某种文献集合，因而档案在“来源”上是广泛而普遍的。但是，如果我们对各个具体的来源进行“归类”，可以将大部分现代国家的档案资源从整体上大体归为两大类：公共档案和私人档案。这两大类档案资源往往是以“非此即彼”的姿态出现，并在整体上共同构成档案资源（或档案文化遗产）的全部内容（见图2-1），形成所谓的档案资源体系。

“公共档案”可以理解为“官方来源的档案”，是指“由主权国家及其代理在合法治理行为或公务活动中所形成和保存的档案”，其来源主体主要指向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具有公共性质或承担公共职能的机构和组织，并且这类档案往往是基于业务或职能等要素而集成，一般由国家专门开设的专业性档案机构来进行管理，是现行国家机器运作的基本产物；与公共档案相对应的是“私人档案”，它可以理解为“非官方来源的档案”，即指“非官方性质的个人、团体、组织在私务活动中所形成和保存的档案”，其来源主体主要指向个人或家庭、社群或社区、非公企业或组织等。私人档案又可以具体分为以下两类：

（1）“证据-记忆”性的私人档案。这类档案往往来源于具有结构化的证据导向的私人建档实践，它更偏向于“决策和行动”，体现出明显的“业务性”和“组织性”特性，最为典型的是非公企业档案和社会组织档案。这类私人档案和公共档案一样，呈现系统的、科学的和正统的特征，体现业务维度和管理维度，具有“证据为先，记忆在后”的证据-记忆属性，更偏向于法律和制度层面的理性关怀。这一部分私人档案位于档案资源体系中的“灰色地带”，因为它们虽然不属于公共档案的范畴，但是和公共机构一样采取的是“行政官僚”组织形式，因而所形成的档案也具有与公共档案相同的档案品质，即是组织在业务活动中形成的具有客观凭证性（impartial evidence）的副产品（by-products）。这类档案资源属于非公组织管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公共档案是公共机构管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属于文件在生命周期上的管理性延伸，且其理论基础和管理方式与公共档案存在较大的趋同性。

（2）“记忆-证据”性的私人档案。这类档案往往来源于具有非结构化的记忆导向的私人建档实践，体现出明显的“记忆性”和“主题性”特征，最为典型的是个人/家庭档案和社群/社区档案等。同时，这类档案资源往往呈现出混乱的、混沌的、另类的、凌乱的和非正统的特征，体现社会维度和文化维度，具有“记忆在先，证据在后”的记忆-证据属性，更偏向于道德和文化层面的人文关怀。

由于不同国家对第一类私人档案资源的控制程度不同，即有的将其视为国有或公有档案，有的将其视为私人档案，这其中存在较大差异而很难进行共性分析；而且这类私人档案往往很难实现“资源化”而成为面向公众的“资源”，因为这类私人档案往往具有较大的“资本”属性，因而在更广范畴内的“可获取性”上会大打折扣。综合以上考虑，本书在分析过程中暂时将其排除在外，也就是说，本书所称的私人档案资源主要指向的是“记忆-证据”性的私人档案资源，当在研究中有必要突出强调第一类或需要进行对比分析时，会使用“‘证据-记忆’导向的私人档案（资源）”概念。

当然，学界还有许多人是从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角度来对公共档案和私人档案进行解释和区分，本书不予苟同，窃以为如果是以“所有权”为界定依据，那么相对应的概念应为“公有或国有档案”与“私有档案”。此外，从所有权对其进行界定的话很难保证概念的精准性，特别是在实践领域，某些国家将其视为私有，而另一些国家却将其视为公有或国有。因此，本书对于公共档案和私人档案的界定主要是基于理论上的“来源”角度，在这个意义上进行理解，档案的公共性和私人性是“天生”的和“命中注定”的，并且应该从其生成的那一刻开始界定，而非从接收或保管的那一刻开始。也就是说，档案的公共性和私人性并不受档案的所有权和保管场所的限定，更具体的解释为：保存在个体或群体手中并且所有权归其所有的公共档案依然具有公共性，而保存在公共档案馆等其他官方存储机构的私人档案仍然具有私人性。

2.1.5 小结：研究边界的确立

通过上述概念框架的建立，本书的研究边界确定如下：

（1）本书对于档案资源及其结构的考察建立在现代国家范畴内；

（2）本书对于档案资源及其结构的考察以现行档案资源为基本对象；

（3）“私人档案”可以分为“证据-记忆”性的私人档案和“记忆-证据”性的私人档案。而本书所指的私人档案资源主要指向的是“记忆-证据”性的私人档案资源。

总的来看，本书的研究边界为：以现代国家范畴内的现行档案资源为基础来对档案资源及其结构进行分析和考察，其中档案资源结构的构成要素可分为“公共档案资源”和“私人档案资源”（主要是“记忆-证据”性的私人档案资源，“证据-记忆”性的私人档案资源“游离”在这两大类之间的“灰色地带”，因而本书将其排除在论述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