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人类世界有多广阔，档案世界便有多广阔。随着全球化、（后）现代化、城市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快速推进与深入发展，传统的生产方式、分配方式、通信方式、权力关系、社会结构等皆出现深刻变迁，我们自身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变得愈加复杂多元，人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判断以及捕捉、记录和记忆世界的方式也随之发生巨大转变。这种转变的辐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必然会在档案系统中得到有效反映，其重要表现就是档案资源的结构问题被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档案领域的“社会大挑战”，需要重大的创新性突破以及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共同参与才能得以解决。事实上，当前档案资源发展正处在新的转折点上，其构成要素分化组合，促使档案资源建设进入加速演变和深刻调整时期。具体来说，当今世界各国的档案资源体系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档案资源结构上主要体现为：一是档案资源形式结构的变化，又可称为“档案资源数字化”，所涉及的核心问题为“保存什么样的档案”，主要指向实体档案资源和电子/数字文件资源之间的结构性调整问题；二是档案资源来源结构的变化，又可称为“档案资源社会化”，所涉及的核心问题为“应该保存谁的档案”，主要指向公、私档案资源之间的结构性调整问题。

在新的社会背景和技术背景下，人们处于充满不确定性的新时代，一个多元而丰富的档案资源世界正在开启。档案资源的领域范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档案资源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因此，档案资源正在经历“数字化”和“社会化”两大趋向，这赋予了档案世界以新的“宽度”和“温度”。就这两大历史性变化而言，如果说“档案资源社会化”问题不比“档案资源数字化”问题更重要的话，那么至少也应是同等重要，因为两者都有可能会在档案资源的“永久性遗失”和社会的“永久性失忆”上引发难以弥补的遗憾。由于档案界传统上似乎更热衷于回答“how”的问题，而在面对“why”的问题时就往往显得局促，同时由于与形式维度上的档案资源结构变化相比，来源维度上的档案资源结构变化在原因和影响上都要更加复杂，因此，相较于对“档案资源数字化”的积极应对，档案界在面对“档案资源社会化”问题时，进退之间往往显得迷茫与困惑，甚至不知所措。可见，在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上，我们的想象力、能力和努力都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其中潜藏着大量可供想象和探索的空间。

笔者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求学期间，有幸加入廉思教授研究团队，参与农民工、“蚁族”、“工蜂”等群体的社会调查。这些难得的社会研究经历最终在笔者心中孕育了一份难言的“社会情怀”，让笔者在初入博士生学习研究阶段时，便矢志突破档案领域对于管理问题和实证方法的过多关注，转而回答一个更为宏观的“档案社会性”问题，以“破坏性创新”来探索档案的未来发展方向，最终在档案想象力中实现档案广阔边界的开垦。这个也许并不怎么成功的野心，在研究过程中给我带来了相当大的麻烦和无尽的困扰，这其中经历了多次左支右绌的尴尬、几多纠结的转折，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时不时地引发阵痛。究竟该从何种角度来探索“档案社会化”的庞大领域？由于坚信所有的档案问题终归都是以“档案（资源）”开始，并且以“档案（资源）”来结束，因此，在本书中，笔者试图从社会大系统出发，以对档案资源的发展进行全局性的总体研究为基础，试图从各种碎片化证据中提取论证逻辑，对档案资源结构所正在经历的历史性变化进行描述分析和原因分析，并在最后针对档案资源建设的总体目标、建设政策和主要措施提出建议。分析结果表明：大约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档案资源结构或者说公、私档案资源的关系，确实正在或是即将经历一种由二元对立转向多元共存的重新“编配”，这种“编配”在实质上体现的是“档案资源社会化”的一种趋向（见第三章）。档案资源结构变化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由技术、社会和文化要素所推动的社会转型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档案资源结构变化其实具有无可避免的历史必然性，也是全球档案领域所必须面对的“社会化大挑战”（见第四章）。档案资源结构的变化带来了档案资源图景的变迁，并催生新的档案资源建设目标：通过建设一个拥有更多声音的、充满证据和记忆的“总体”档案资源体系来服务于社会各类主体。同时，它也让集中化建设策略的优越性逐渐丧失，参与式建设策略无可置辩地成为档案资源结构变化背景下档案资源建设的最佳实践，但是这种建设策略也提出了一个面向未来的问题，即如何将分布式的公、私档案资源包容在统一体系中而满足社会对档案资源的“一站式”利用需求。对此，本书认为，从档案资源建设方面来说，应该实现公、私档案资源的信息联通与整合，建立一个“总体”档案资源信息平台；从档案工作者的社会使命来说，则应该走向档案新公共服务，即档案工作者应该在“重视公民档案权”和“建立关于记忆和档案的公共利益”上积极作为（见第五章）。

从整体来看，本书并非一项传统意义上的关于“如何管理档案（资源）”的实证性研究，而是一个“为什么要管理档案（资源）”的解释性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并不是问题的终点，而是问题的起点，属于“未来档案研究”，也就是说，本书并不提供任何绝对的答案，而是试图在引发关注和启迪思考上能有所贡献。当然，所有研究都有一定的解释范畴和适用范围，本书也并不例外，它在分析过程中也必然存在些许分析不到位或关照不足之处，在实践上的操作性也相对较差。当然，这并不是本书所固有的缺陷，而是所有宏观性和解释性研究无法避免的共性问题。如果说本书的最终结论是试图通过开垦档案边界而提供一种“大方案”或是“大方向”，那么在这个方案或方向下，其实还有相当大的探索空间，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方法论，关于“档案资源建设”“档案资源社会化”“档案社会化”等内容都可以继续进行深入阐释，这也预示着档案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任重道远。

我们正站在不可思议的“起跑线”上准备出发。这是由科技所推动形成的运动域，在这个运动域中，文件与档案领域所信仰和坚守的档案概念和理念正在不断被解构，档案的边界也愈发变得难以捉摸（见附录1）。与此同时，数字化、社会化、资源化作为一种发展轨迹正在不断地分离融合，形成新的前行轨迹，这些轨迹指引着我们向哪些方向前行（见附录2）。在这个意义上，更多的档案学者和实践者能够投入对相关问题的继续研究和探索中，最终形成对档案未来严肃而积极的思考，也许就是本书的最大价值和使命所在。正如加拿大档案学者休·泰勒（Hugh Taylor）所言：“只有无限探索和拓展，触碰整个档案行业的局限……我们才能逃脱死水一潭的状态，这种状态尽管平静、舒适，但却暮气沉沉，行将落伍。”的确，档案世界从来都不单调，而是我们认识得太少。在“变化和流动”的时代，所有事物都在变化和流动，新的形式不断解构并融合着旧事物，然后又呈现出与旧事物截然不同甚至是完全对立的状态，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形成”的方向。但遗憾的是，在很多时候，我们察觉不到“形成”的方向，因为我们并不认同这个方向。档案资源结构的变化已经成为无可回避的重大命题，不管是档案资源数字化转向所带来的“宽度”拓展，还是档案资源社会化转向所带来的“温度”提升，都需要深入其中、细细体会，才能领略洋溢其中的美妙。关于档案的美好愿景——让我们所热爱和守护的档案世界在人类发展远景中获得全新展示——仍然值得我们为之奋斗。

本书是对档案资源社会化的探索性研究，也是对档案社会化研究的初步尝试。由于笔者水平有限，时间仓促，书中错误或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加小双

201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