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研究意义

（一）语言学意义

南部吴语内部差异比较明显，但实际上各种方言之间也存在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地理方言上的连续体”。“如果我们按照一定的方向，从一个村子旅行到另一个村子，我们就会注意到不同村子语言上的差别。有时差别很大，有时差别很小，但他们是累积起来的。我们离出发点越远，这些区别就变得越大”，“处在地理外层边缘上的方言也许不能互通，但它们是被一连串的可沟通度连接起来的”（Chambers & Trudgill,1998:4）。温岭话，作为台州片吴语的一员，正处在北部吴语宁波片和南部吴语瓯江片之间，其语音、词汇和语法既表现出北部吴语的特征，也表现出南部吴语的特征，一直是吴语分区问题上的难点。但是，温岭方言研究却一直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从目前屈指可数的几篇文章来看，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关注温岭方言的语音（李荣，1978,1979,1992；阮咏梅，2012），也有一些文章关注温岭方言的词汇和语法（曹广衢，1959；李荣，1990；阮咏梅，2010）。1992年版的《温岭县志》虽然介绍了温岭话的语音、词汇和语法，但却没有深入，仅仅是简单罗列。真正意义上的温岭话参考语法直到2012才由阮咏梅以博士学位论文的方式发表，但她重点讨论了语音方面的问题，对于词汇和语法仅有所涉及。综上所述，温岭话研究和温岭话在语言学上的地位严重不对等，同时，有关温岭话的研究都关注语言本体，即曹志耘（2012）所谓的“方言学理研究”，未见相关的社会语言研究。生态语言学视野下的方言研究将语言的地理差异和社会差异有机结合起来，对于温岭话的生态考察能填补该方面研究的空白，有助于加深对温岭话的理解。

（二）社会学意义

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从农村走向城市，再走向城乡一体化的过程（张先亮，陈菲艳，2012）。现代社会语言学研究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时候绝大多数的西方国家都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城镇化，因而并没有很好地记录城镇化进程中的语言生态格局演变，而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为相关议题的考察提供了很好的时空背景。根据国家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数据，中国流动人口已达2.6亿，占国家总人口的16.53%（王玲，刘艳秋，2013）。大量的人口流动，使得中国的语言现实正由基本同质、单一、静态的乡村状态转向异质、多元、动态的城市状态，而在城市的大熔炉中，不同语言的接触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语言的竞争、变异、转用和融合等现象（袁咏，2013）。城市中语言的使用状况和语言的城市变异以及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行为、语言态度，都能够直接反映该城市诸多的问题（董洪杰等，2011）。温岭作为一个新兴的沿海城市，在近十几年的城市发展中，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涌入，使得原本以温岭话为主的语言格局变成了温岭话和普通话并重的双语格局。语言与社会具有共变的特征，对于濒危方言的研究如果单从语言本体和语言结构方面找原因，往往找不到消亡的根本原因。而对方言开展有关生态语言学的研究，将方言放置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背景下，往往能很好地揭示语言演化和社会形态发展的过程与趋势。因此，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温岭方言生态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发现温岭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社会问题，也有助于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和谐语言生态建设。

（三）人类学意义

文化是由历史沿袭而来的风俗、道德、思想、艺术、制度、生活方式等一切物质和精神文化现象的有机复合体。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在历史进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都随着历史演变而代代延续，都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占主导地位的基本精神（覃光广，1988）。语言的发展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一个社会的历史文化发展史，人类社会丰富多彩的文明正是由多种色彩鲜明、结构丰富的语言来体现的。张公瑾（1988）认为，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更是文化的组成部分，语言的文化价值不仅体现在词汇所反映的文化意义上，而且还体现在语音、语法、语言的结构类型、谱系分类以及语言的地区分布和文字等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中。温岭话，无论是其独特的语音和语法，还是其丰富的本地词汇系统，都是江南吴语文化的宝贵财富。所谓“醉里吴音相媚好”，温岭话更是当地族群维系族群认同，承载共同历史文化的精神纽带。因此，方言的濒危和消亡必然会给语言族群的社会、文化、心理和历史等带来严重的消极后果。生态语言学强调对于语言进行前瞻性（predictive）和治疗性（therapeutic）的研究，认为语言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因此通过对温岭话的语言生态环境研究，针对其消亡或者濒危的症候提出建议，必将有利于该族群语言和文化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