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实证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为避免伪回归，确保估计结果的有效性，首先通过面板单位根检验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判断。常见的4种检验方法有LLC、IPS、ADF和PP检验，为了方便，本章只采用两种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即相同根单位根检验（levin-lin-chu, LLC检验）和不同根单位根检验（Fishe-ADF检验），如果在两种检验中均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则我们说此序列是平稳的，反之则不平稳（见表6—1）。

（二）协整检验

由于4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因此可以对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以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根据Pedroni（1999）提出的7种形式的协整检验统计量和Kao的ADF协整检验统计量，本章的协整检验结果见表6—2。从各统计量和对应p值可以看出，多数统计量在1%或者5%的显著水平上拒绝了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因此可以认为实证模型中的4个变量间存在面板协整关系，也即它们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

（三）面板模型的选择与回归

1．对制造业整体的检验结果与分析

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研究，需要确认是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我们首先用Hausman检验确定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原假设随机效应成立，备择假设固定效应成立，根据方程（4）得到的检验结果如表6—3所示。从表6—3可以看到，长三角、江苏、浙江和上海的Hausman检验分别在1%、5%和10%的显著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均为固定效应模型（FE）。

从检验结果来看，作为一个整体的长三角、江苏和浙江的FDI对内资企业的水平溢出和后向溢出效应都为正，前向溢出都为负，且所有溢出效应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说明，长三角、江苏和浙江的外资企业通过购买上游其他行业企业的中间产品和服务，大大地促进了江苏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并通过行业间的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和培训效应等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同行业企业的发展，而没有通过向下游其他行业的企业提供自己生产的中间产品和服务对其产生促进作用。

上海的水平溢出和前向溢出则得出了和长三角、江苏、浙江截然相反的结论，且前向溢出不显著。这意味着，上海的FDI没有促进同行业内资企业生产力的提高，理论上所分析的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和培训效应的总效应为负。前向溢出效应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外资企业生产的中间产品只对那些具有吸收能力的下游行业中的企业有影响，当下游行业的内资企业吸收能力不强时，尽管采用了外资企业生产的中间品，但是不能消化吸收中间品所包含的先进技术，因此不能对生产率产生明显的正向影响。

整体来说，江苏的FDI对内资的关联影响最大，浙江FDI的溢出效应较小，而上海的后向溢出效应最小。两省一市中，江苏每年实际吸收的外资金额远远大于浙江和上海，浙江早期的外资金额小于上海，但近年来发展迅速，与上海基本持平，由此可以理解江苏FDI技术溢出效应最大的原因。

2．对高、中、低技术行业的检验结果与分析

（1）高技术产业。如表6—4所示，高技术产业的技术溢出与27个制造业整体的技术溢出效应相似，长三角、江苏和浙江的后向溢出和水平溢出为正，前向溢出为负，上海则水平和前向溢出均为负，但所有水平溢出效应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这说明，长三角两省一市的FDI对高技术产业有显著的垂直溢出效应，外资企业通过购买上游其他行业企业的中间产品和服务，促进了长三角两省一市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提高，但没有通过向下游其他行业的企业提供自己生产的中间产品和服务对其产生促进作用。

（2）中技术产业。如表6—5所示，对中技术产业来说，除江苏外，长三角、浙江和上海的后向溢出均为正，前向溢出均为负，水平溢出则有正有负，江苏的水平和前向溢出均为正，后向溢出为负，但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这说明，除掉不显著的江苏，长三角、浙江和上海的FDI都对中技术产业产生了显著的垂直溢出效应，外资企业通过购买上游其他行业企业的中间产品和服务，促进了长三角两省一市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提高，但没有通过向下游其他行业的企业提供自己生产的中间产品和服务对其产生促进作用。

（3）低技术产业。如表6—6所示，低技术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与27个制造业整体和高技术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相似，后向溢出和水平溢出为正，前向溢出为负，上海则得出相反的结论，后向溢出和水平溢出为负，前向溢出为正，但后向和前向溢出在统计上都不显著。这说明，忽略不显著的上海，长三角、江苏和浙江的FDI都对低技术产业产生了显著的垂直溢出效应，外资企业通过购买上游其他行业企业的中间产品和服务，促进了低技术产业生产率的提高，但没有通过向下游其他行业的企业提供自己生产的中间产品和服务对其产生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