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说卦》三篇后得问题

“《说卦》三篇后得”问题，事因王充《论衡·正说》篇中的有关叙述而起。《论衡·正说》曰：“说《尚书》者，或以为本百两篇，后遭秦燔《诗》《书》，遗在者二十九篇。夫言秦燔《诗》《书》是也，言本百两篇者妄也。盖《尚书》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李斯之议，燔烧五经。济南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孝景皇帝时，始存《尚书》。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错往从受《尚书》二十余篇。伏生老死，《书》残不竟。晁错传于倪宽。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同篇又说：“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北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夫《尚书》灭绝于秦，其见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时，得佚《尚书》及《易》、《礼》各一篇，《礼》《易》篇数亦始足，焉得有法？”在此基础上，学者由对这篇逸《易》的追问，产生了“《说卦》三篇后得”的问题。

1.“秦燔《诗》《书》”说与缪（穆）生考

《论衡·正说》篇所言“秦燔《诗》《书》”的说法，多见史载，《史记》《汉书》皆有之。《史记·秦始皇本纪》记李斯之言曰：“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李斯对秦始皇的这番奏言，主要是针对民间学术和诸儒的妄议而发的，维护的是强秦的既得统治利益。秦所燔《诗》、《书》、百家语，乃民间此类书籍；秦博士所职及皇家所藏，则不在燔烧之列。秦所藏图书殆毁于项羽焚秦之时。不过据《史记》所言秦燔《诗》《书》及“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这两点，一般认为《易》因本卜筮之书而得不燔，此说可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汉书·艺文志》曰：“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隋书·经籍志》曰：“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而《史记·儒林列传》曰：“乃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者。《汉书·儒林传》亦曰：“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六学”即“六艺”。“六学从此缺矣”，对此，学者有多种理解，或说《易》因卜筮之书不焚，其他五经皆焚；或说《易经》因卜筮之书不焚，而《易传》及诸说《易》之文章，同其他五经、百家语皆在焚烧之列。前一说，在《论衡·正说》篇中可以得到旁证：“或言秦燔《诗》《书》者，燔《诗经》之书也，其经不燔焉。夫《诗经》独燔，其‘《诗》《书》'，五经之总名也……秦始皇下其议丞相府，丞相斯以为越言不可用，因此谓诸生之言，惑乱黔首，乃令史官尽烧五经；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者刑，唯博士官乃得有之。五经皆燔，非独《诗》家之书也。传者信之，见言《诗》《书》，则独谓《诗经》之书矣。”这一段话第一、二句有点费解，可能有误字，不过大意是清楚的。王充云秦“尽烧五经”，联系它文，当指《诗》《书》《礼》《乐》《春秋》, 《易》因卜筮之书不焚。而后一说尚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史记》《汉书》皆言《易传》曾经孔子之手整理或由他亲自创作，经过几百年的传播，《易传》已具有经典的意味。《史记》《汉书》中易学的传承线索比较分明，与其他五经的传承显有较大的区别。《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曰：“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菑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汉书·儒林传》曰：“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因此，《易传》及说《易》之作是否列入“百家语”的范围而予以烧焚，应当慎重考虑。而只要《易经》不在禁绝之列，则随其传播、应用，传说之学必然兴盛、流衍。马王堆帛书有大量《易》书，这些《易》书当有不少传自先秦，有些亦有可能在秦始皇统治时期被传抄过，因此《易经》及《易传》在传《易》诸学派之间，比较可能是自由传播的，不存在禁绝的问题；即使有禁令，亦当是虽禁而实未禁。马王堆帛书《易传》自身表明的研《易》诸家有孔子、子贡、缪和、昭力、吕昌、吴孟、庄但、张射、李平等人，皆其证。

顺便指出，李学勤先生根据《昭力》《缪和》的题名认为这两篇“很可能是楚人作品”。他说：“昭力的昭，如所周知是楚氏，楚同姓昭、屈、景三族之一。缪和的缪，通穆，也可能是楚氏……两篇（《缪和》《昭力》）以缪和、昭力冠首命题，说明它们很可能是楚人作品。”在此说的基础上，王葆玹和王博做了发挥。王葆玹认为：“帛书中的缪和其人显然即是荀子的再传弟子穆生。”王博进一步认为：“《缪和》中提到的缪和或即是穆生，而穆生也同时是《缪称训》的作者。”不过《史记》《汉书》所记与申公相关的缪（穆）生有二人，一为申公同学，一为申公弟子。《汉书·楚元王传》曰：“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此穆生即申公同学，鲁人，年岁可能长于申公，二人俱为荀子再传弟子。鲁穆生善《诗》，习《易》，能以《易》理“见机而作”，以微知彰。《楚元王传》曰：“初，元王敬礼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及王戊即位，常设，后忘设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称疾卧。申公、白生强起之曰：‘独不念先王之德与？今王一旦失小礼，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称：“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先王之所以礼吾三人者，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与久处！岂为区区之礼哉？’遂谢病去。申公、白生独留。”穆生察几微之动而预知吉凶，后楚王戊果然“与吴通谋”，起兵作乱。而穆生离开楚王戊之后是否立即投入淮南王刘安的门下啜食残羹？史书未言。但从穆生的智慧与性格来看，不当刚刚离开狼窝旋即又入虎口。淮南王刘安封于文帝前元十六年（公元前164年），自杀于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在位共四十二年。《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曰：“孝景三年，吴楚七国反。吴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发兵应之。”后一直阴密谋反，“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畔逆事”，终致杀身之祸。因此，穆生不太可能托身淮南王刘安门下以寄生糊口。至于刘安门下是否还有其他穆生，或谁作《缪称》篇，因问题不在本章讨论之列，故不议。既然穆生不太可能投入淮南王门下，那么他离开楚王之后，是否远游到了长沙，而作帛书《缪和》篇？衡量时间上的差异（楚王戊继位在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帛书下葬年代为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以及缪和在帛书中自称为弟子这一身份来看，此种可能性是很难成立的。如此，则《缪和》又是不是鲁穆生年轻时的学《易》作品呢？穆生年轻时与白生、申公、楚元王习《诗》于浮丘伯，习《易》的可能性是有的，因古人在精研一经（或一书）的同时常兼读诸书，但谓此鲁穆生即为缪和，恐流于推测、附会而已矣。而帛书《缪和》中的缪和只是六位问《易》的弟子之一，没有可靠证据说明该篇为缪和所作。又，帛书中的缪和是不是《缪称》篇的作者（所谓“缪生”）？衡量证据的多少与可信的程度，实不敢妄断。

《史记》《汉书》所记还有另一缪生，是谓兰陵缪生，乃申公弟子。《史记·儒林列传》曰：“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兰陵缪生至长沙内史……言《诗》虽殊，多本于申公。”《汉书·儒林列传》所叙亦同《史记》。不过，此兰陵缪生并非鲁穆生。兰陵与鲁地望有别，而“缪”与“穆”两字史载有异。虽然，“缪”可通“穆”，但字音上的相通并非必定姓氏用字上的相同。帛书《缪和》之“缪”正与兰陵缪生之“缪”相同，且兰陵为楚故县，因而即可谓此兰陵缪生作《缪和》篇吗？兰陵缪生当系楚王戊“胥靡申公”，申公耻之而归鲁教授时期的百余名弟子之一。学成，缪生为《诗》博士，后官至长沙内史，与帛书《缪和》的下葬年代已差有年矣。如果《淮南子·缪称》亦为某一缪生所作的话，那么我们可知的就有四位缪（穆）生，帛书《缪和》篇之缪和、申公同学鲁穆生及所谓《淮南子·缪称》的作者缪生，三人皆通习《周易》，而作为申公弟子的兰陵缪生于《易》是否熟习，则难以确知。总之应把四位缪（穆）生分别开来，一为帛书缪生，一为鲁穆生，一为淮南缪生，一为兰陵缪生。当然四位缪（穆）生从其地域看，皆与楚密切相关，但帛书缪生（名和）必定出自荀门么？实难推定。不应把四位缪（穆）生混作一团。

回过头来再论暴秦是否焚《易》的问题，在史书及帛书中有些补证。《汉书·艺文志》易类记有汉初几家《易》书，这些都有助于说明从先秦到两汉的易学传承头绪比较复杂，秦帝或未曾焚烧诸研《易》之书。而从逻辑上推论，设若《易》（《经》）因卜筮之书而不焚，可以任由民间传播、研习，则此间学习者必然甚夥；而既然研《经》不已，则说《易》之作前后衍生、相传，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周易》经传大体皆在未禁之列，这也是易学昌明，到汉代跃居五经之首的原因。帛书《要》篇曰：“《尚书》多於矣，《周易》未失也。”而这两句话出自何时，目前尚难断定。如果认为它们出自汉初，那么“《周易》未失”一句正表明《周易》经传的传播未经秦火。

2.“得逸《易》一篇”与“《说卦》三篇后得”问题

《论衡·正说》曰：“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逸《礼》《尚书》各一篇具体指什么，今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只就《易》来说，所益逸《易》一篇，王充并没有指明。又所谓得逸《易》一篇，并云“《礼》《易》篇数亦始足”，可知未得此逸篇之前，官方《周易》或正统派《周易》所据的传本原当有一个固定的篇数；而得此逸篇之后，则合乎《周易》经传十二篇本或当时易师所云的流行说法。而河内女子所得逸《易》一篇到底是何篇？是《说卦》三篇、《序卦》还是《杂卦》？这是一个有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黄晖《论衡校释》注解《正说》上述一段，引《经义丛抄》徐养原曰：“充言‘益一篇’，不知所益何篇。以他书考之，《易》则《说卦》, 《书》即《大誓》，唯《礼》无闻。”所谓以他书考之，但不知考之何书，这是后人“《说卦》三篇后得”说的先导之一。不过，《隋书·经籍志》早已有这种看法，曰：“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论衡·正说》云孝宣帝时得逸《易》一篇，《隋书·经籍志》则云得《说卦》三篇，不但指明了篇名，也说明了篇数。但这两种说法之间的差距是颇为明显的。于是为了撮合两者，抹平裂痕，故有《说卦》一篇变为三篇的说法，三篇具体指《说卦》《序卦》《杂卦》。今观《易传·说卦》以下三篇，大体各有其中心内容和编连方式，而谓此三篇本为一篇，实淤塞不通，不足取论。又，至河内女子得逸《易》一篇之时，《说卦》以下三篇本为一篇的说法如果可以成立，那么根据《淮南子·缪称》引《序卦》文字来推断，《说卦》以下三篇在汉初都存在。如此，何来“得逸《易》一篇”之说？

《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序”，今人一般理解为动词，有“叙”“编系”“作”等义。张守节《史记正义》则曰：“序，《易·序卦》也。”依此句读，原文可标点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如此，《易》十翼，《史记》所载唯缺《杂卦》一篇。不过，对于这个“序”字，今人一般不作《序卦》看。单凭《史记》的这段话来看，《说卦》在当时是独立存在的，而《序卦》没有被纳入《史记》的记载中。既然《序卦》没有纳入《史记》的记载，那么何来当初将其合为一篇之说呢？《汉书·艺文志》曰：“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这表明《说卦》《序卦》《杂卦》三篇皆是先秦作品，而未见将《说卦》以下三篇合为一篇的痕迹。《淮南子·缪称》曰：“动而有益，则损随之。故《易》曰：‘剥之不可遂尽也，故受之以复。’”此即引《序卦》所云：“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这两段话虽有不同，但语义是相同的，且《缪称》直接称之为“《易》曰”，可知《序卦》必出自于先秦。张岱年先生即有此论。笔者同意这一观点。这样，加上后得的一篇《杂卦》,《易》十翼其实都传自先秦。

何以见得后得的一篇《易》书即是《杂卦》，而非《说卦》呢？首先，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曾明言先秦有所谓《说卦》一篇，这可间接说明《说卦》在当时似已流行。李镜池认为“《史记》不特没有‘《说卦》’二字，连‘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这一句也是宣帝时京房等插入”的这一看法，除了浮想臆断之外，一无是处。其次，马王堆帛书《易之义》（即《衷》篇）已包含了《说卦》前三章的文字，说明《说卦》的成立已有较早的渊源；而后人直谓《说卦》作于焦京之后，河内女子所发一篇逸《易》即是《说卦》的观点，确实失之武断。最后，《说卦》的许多内容已散见于子、史诸书。《说卦》的八卦诸象说，多见于《左传》《国语》《易·彖》《象》《文言》《系辞》，而八卦的时空分布说亦有悠久的渊源。《说卦》曰：

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说卦》“帝出乎震”这段文字的要义，就是以四时八方与八卦相配合，并做易学的解说。实际上这仍然是阴阳家学说与易学的一次结合，也就是阴阳五行学说与八卦的一次配合。其渊源与《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天文》以及邹衍的五德终始思想是难以分开的。

《汉书·魏相传》曰：

（魏相）又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曰：“……天地变化，必繇阴阳，阴阳之分，以日为纪。日冬夏至，则八风之序立，万物之性成，各有常职，不得相干。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兑执矩司秋；北方之神颛顼，乘坎执权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执绳司下土。兹五帝所司，各有时也。东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兴兑治则饥，秋兴震治则华，冬兴离治则泄，夏兴坎治则雹。……”

魏相，武帝至宣帝时人。上引文乃魏相上奏宣帝之言。《魏相传》云相“少学《易》”，又说“相明《易经》，有师法”，可知魏相的易学颇有渊源和成法。魏相奏文把阴阳五行思想与八风、八卦配属起来，亦当渊源有自，所谓“又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即是明证。《明堂月令》或谓即《礼记·月令》，郑《三礼目录》云：“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月令》属于《明堂阴阳记》的一篇。《月令》是阴阳五行系统的扩展，但是并未纳入八卦方位。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曰：“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其子迁亦曰：“《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至武帝时，阴阳家早已把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和二十四节等因素统合起来了，而在此系统中的“八位”一环，也非常容易与八卦配合起来，因此我们不应该武断地否定阴阳五行与八卦方位早已有机结合的那种可能性。

《易阴阳》为何书？顾名思义，以及看魏相所言，可知是易学与阴阳家理论相结合的作品。因此《易阴阳》一书不当缺少八卦与阴阳、四时（甚至五行）相配合的内容。这样看来，《易阴阳》确有同于《易·说卦》“帝出乎震”章的内容，而成为当时的流行内容之一。但《易阴阳》并不就是《说卦》篇，也不等同于《说卦》篇，不然当时的学者即会如此指出。那么，到底《说卦》出自何时？是宣帝时吗？答案恐非如此。细察《说卦》“帝出乎震”一章，文字与思想都比较原始。文中特别强调“震，东方也”“巽，东南也”“离也者……南方之卦也”“乾，西北之卦也”“坎者……正北方之卦也”“艮，东北之卦也”等内容，可见其时八卦尚处于与四时、八节、八方相配合的初创阶段。因此，《说卦》当出于《易阴阳》之前，而为先秦作品。此外，《说卦》在西汉时被引用多次，见于《汉纪》《汉书》二书，因此那种认为《说卦》必定出自汉宣帝之后的看法，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既然《说卦》在汉初仍然流行，那么河内女子发老屋所得逸《易》一篇就只能是《杂卦》了。《杂卦》虽然晚得，但因为是发老屋所得竹简，故其制作很可能在先秦，而有可能匿迹于秦颁禁书令之时。

对于《易传》还需要指明的是：其一，《易》十翼的名称应当是后起的，《汉书·艺文志》才正式有“十篇”之说，而《史记》则只记载六篇。《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及《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俱载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一文，该文开篇即载“《易大传》”言：“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易大传》很可能不是今本《易传》，二名在《太史公自序》《司马迁传》都同时出现了，不太可能是这两个名称的混用。但裴骃《史记集解》、颜师古《汉书注》引张晏言：《大传》“谓《易·系辞》”。后人通常沿袭此说，今人信之颇笃。《汉书》卷二十五《郊祀志》刘向对曰：“《易大传》曰：‘诬神者殃及三世。’”但是这一句不见于今本《系辞》和今本《易传》，而且帛书《易传》也没有这一句话。看来，《易大传》可能别为一书，虽然有些语句与《系辞》相同，但终究不是今人所谓《系辞传》。

其二，仔细考察司马迁在不同地方对孔子与《易传》关系的记载，用字都准确一致，然则否定孔子与《易传》的关系是不正确的。《史记》只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等，而《汉书》更说孔子作《易传》，以帛书《易》观之，否定孔子与《易》有很深关系的看法，已经完全错了。

其三，比较《史记·孔子世家》所记《易传》的编排顺序，与今本的距离颇大，但是《汉书·艺文志》所记十篇的顺序则较合于今本。《汉书·艺文志》曰：“《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又曰：“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汉书·艺文志》所记《易传》篇目顺序不但与今本基本相同，而且篇文的分解亦相同，这表明《易传》经过汉儒的章句解析已经演变成熟和定型了。而《史记》记孔子研《易》或“正《易传》”，似乎暗示《序卦》在当时是存在的，而不同卦序表明了不同的传本（包括经文的编排）及不同的易学传承流派。笔者认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和《儒林列传》所云先秦至汉初的易学传递脉络，乃是孔门传易的正宗嫡传，未尝不可信也！帛书《易经》卦序与今本颇异，更强调八经卦相重的有序性，黄寿祺、张善文说它的组织原则是“上卦为纲，下卦为目”，这是很有见地的。帛书《周易》经传与楚地易学传承颇有干系。以帛书反证孔门易学的嫡传，可知把《序卦》列为今本诸传之首，从以显与他家的分别及作为自家的标志来看，这是十分必要的。按照孔颖达的说法，今本卦序是按照“二二相耦，非覆即变”的原则来组织的，不过卦序的目的着重在于阐明如此组织六十四卦次序的道理，并通过其所蕴含的道理来有效地规范孔门所传《易经》的卦序。帛书《要》篇说孔子“我观其德义”而“后其祝卜”，在观念上正与此相一致。

总之，从出土材料和传世文献相结合的角度来看，“《说卦》三篇后得”说是不正确的。《说卦》《序卦》《杂卦》皆当出自先秦，其中《杂卦》篇是否必定传自孔门，这有待进一步的考虑；而按《史记》的记载，《说卦》《序卦》两篇则与孔子本人有较大的干系，虽然两篇未必即是孔子亲著。又，“河内女子得逸《易》一篇”，此篇当是《杂卦》，说《杂卦》后得可，但说《杂卦》出自汉初传《易》家之手则不可。而人们把《论衡》的“得逸《易》一篇”一分为三，而云“得逸《易》三篇”，也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