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那片天，还是那块地，如今的界首杨小寨已经物是人非，风光不再。2012年9月的一天，弟弟陪我重走一次青春路，回到了阔别34年的第二故乡。因为这是我插队的地方，也是梦升起的地方。

我们沿着一条水泥路开车前行，左找右找，终于来到过去的大队部前。时隔几十年，大队部已不是原有的模样。门楼不是过去的门楼，院子还是过去的院子，只是不见了过去的广播室，不见了做饭的小厨房，不见了唯一的压水井，不见了人来人往的卫生室、供销社、会议室。到处树叶零落，砖瓦散地，残垣破壁，一片狼藉。

其实，当时的大队部是政治中心，开支委会、开社员大会、开广播会司空见惯，抓阶级斗争、抓生产进度、抓卫生工作习以为常；是文化中心，组织宣传队，排练文艺节目，安排放映电影，广播宣传；是经济中心，会计室设在大院最里面，来往经济账目都在此进行；是接待中心，接待来自京城、省城以及阜阳、界首等地的领导前来视察指导卫生工作，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学习人员，接待来此锻炼的卫生工作干部……

曾记得，在这个大院里看电影，讲故事，谈理想，记录了懵懂的青春岁月；曾记得，在这个大院里接待亲朋好友，欢歌笑语似乎还飘荡在乡间小道上；曾记得，在大院里跟随朱朝起书记到沙地里摘西瓜，收麦子，学开拖拉机，自由自在的知青生活令人难忘；曾记得春节在此过年，书记送的水饺、自己炸的丸子、煮的红芋干特别香……

有一年收麦子的印象最为深刻。白天天气晴朗，割好的麦子都放在地里，大家回去休息。谁知，夜里要下雨，书记喊大伙抢收麦子。听到吆喝声，我们一骨碌从被窝里爬起来，急忙赶到地里。一趟一趟地将割好的麦子抱到架子车上，运到场上盖好。没多久，就下起一阵雷阵雨。夏天的雨来得快，去的也快。雨一停，我们就回家了。

在回大队部的路上，看见一块稻田，明晃晃一片都是水。几个知青觉得浑身又是汗，又是雨，就撩起稻田的水洗个痛快，回去就钻被窝睡了。第二天再路过稻田，看见上面漂着一层大粪，只得回去又重洗了一遍。

我印象中的杨小寨，自1966年至1988年是出名的全国卫生模范村。一条条林荫大道笔直幽静，房屋整齐划一，村庄四周的沟渠清澈见底。随便走进哪户人家，堂屋一尘不染，厨房洁净卫生，院落干净利索。长年累月，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来这里参观学习。

20世纪70年代，农村爱国卫生运动进一步发展为“两管五改”，即管水、管粪、改水井、灶、畜圈、厕所和改善环境卫生。界首“两管五改”发展迅速，走在全省的前列。杨小寨作为试点大队，用小钢锥打小口井的方法解决了全村饮水问题。这种方法作为“五改”中改水的一种形式在全县推广。以后又改省柴灶、改畜圈、改厕所、改善卫生，使得杨小寨基本上达到人有厕所畜有圈，做到厕所有盖有便池，畜圈有棚；粪便日产日清，人畜粪与垃圾杂草混合堆肥或制作“5406”菌肥，既提高了肥效，又达到无害化。

1974年1月8日，《光明日报》全文刊载新华社记者、通讯员采写的《爱国卫生运动新发展——安徽省界首县开展“两管五改”的调查》，这篇调查报告介绍了界首县“两管五改”的做法和经验。

同年2月，时任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来界首视察指导工作。3月，受国家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和卫生部委托，安徽省卫生厅在界首举办国家北方16省市自治区农村卫生“两管”“五改”学习班。人民卫生出版社将这次学习班上各地交流的书面材料汇编成《我国北方农村卫生“两管五改”资料汇编》，全国发行。

1974年春节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来杨小寨拍摄农村卫生“两管”、“五改”纪录片。记得拍了我们几个知青站在众多农民的前面，扛着锄头大步向前走的影像；记得导演让我拍一组画面，从打开暖瓶瓶盖、倒水、盖上瓶盖依次去做，反复去拍。因为当时没有条件看电影，这个纪录片到底拍得什么样，我至今也不知道，也未看过。

由于历史和政治原因，杨小寨不再是车水马龙，而是车马稀少；不再是人来人往，而是门前罗雀。现在家家年轻人外出打工，老年人进城看孙子。整个村子几乎没有人了，谁还打扫卫生？

得知原来的大队书记邢华山、副书记朱朝起、大队委员朱凤鸣都已作古。原大队会计朱俊芝还健在，仍住在花园村，我们赶往那里。多次打听，车子终于停靠在花园村19号门前。从远处看，院子里有一个老人，身高、胖瘦、头型还可辨出朱俊芝以往的模样，唯一不同的是标志之一的大牙不见了，取而代之是一口整洁的假牙。

“是周颖吗？是周颖吗？”已经73岁的朱俊芝反复说了几遍，才相信来到他眼前的人真的是我。坐在他堂屋里，我们叙起了老一辈大队干部的传奇故事，聊起了上海知青张慧君的不幸婚姻和优秀人品，提起了阜阳知青李力、孙颖等人的今昔对比，不知不觉已是中午时分。

“走，吃饭去！今天我请客。”在当地最好的志广大饭店，我们落了座。同去的司机师傅很会点菜，荤素搭配，粗细搭配。卤驴肉鲜香软烂，拌萝卜丝清脆爽口，大葱烤鱼风味独特，槐花炒蛋香气四溢，烧羊尾酥烂味美，羊杂汤清淡可口，清炒茼蒿油光发亮，豆杂面营养丰富。弟弟还特意拿出一瓶口子窖，烘托出“故地重游、故人重逢”的美好氛围。

酒足饭饱，送朱俊芝回家。他一路念叨着，“薅点毛豆带着，薅点毛豆带着。”我说北京什么都有，便婉言谢绝了。

在他门前仔细看，院外的木棉树花开正旺，院内的柿子压弯了枝头，不大的四合院白墙青瓦，收拾得干净整洁。堂屋门上“四化繁荣人间乐，八方安定岁月丰”的对联，仍出自朱俊芝的手笔。

想当初，他是响当当的风云人物，也是一方的大秀才。两位书记不识字，是他走南闯北签合同，发公文，写材料；是他钻到会计室加班到深夜，报费用，记账目，做报表；是他逢年过节给人写春联，贴对子，送东西。

1979年至1987年，他接任大队书记8年，为当地百姓的具体事情跑断了腿，操碎了心。如今，他也是年迈之人，一脸沧桑。当初，“大牙”的名气高于“朱俊芝”这个大号，如今他凸显的大牙掉了，小一辈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外号了。他原来醒目的大眼有些浑浊，但说话依然还是过去的腔调。

“喂，你是周颖吗？我是周艳玲，现在上海。”我正在北京家里写这篇文章时，突然接到从上海打来的长途电话。原来我离开杨小寨时，曾留下了手机号码，让人转告周艳玲。

电话得知，她曾在北京找过我，但不知我的具体地址，始终没有找到。我一听，鼻子一阵阵发酸。

过去在杨小寨，周艳玲是大队卫生员，负责中药调剂和计划生育等工作。大队部西北角三间屋是卫生室。西边是药房，如同一面墙的药柜子占据房间的主要位置，一排排药斗子装满了各种中药饮片。中间是医生诊室，接待患者。那时的赤脚医生就是靠一根针，一把草，维护着当地百姓的健康。东边是卧室，我和周艳玲同住。夏天一人一张床，冬天为取暖，两人同睡一张床，同一个被窝。

记得一个夏夜，天气很热，我和周艳玲以及来杨小寨短期锻炼的阜阳专署医院妇产科主任王阿姨一起在外乘凉。聊着聊着，王阿姨讲起了生命故事。“胎儿孕育初期像蝌蚪一样，并随着月份增大慢慢成为人形。这种工作很有趣，很有成就感。”阿姨一脸喜悦，边说边比划着。当时没有一点医学知识的我如听天书，惊奇地睁大了眼睛。这可能就是我妇产知识的最早启蒙。

记得一次我搞路线教育回来，同组知青都不在，周艳玲拉我到她家去吃午饭。她捉了一只鸡，手脚麻利地很快收拾好，加上葱姜盐在锅里干炒直到炒熟。不大工夫，满屋飘香，吃到嘴里，肉烂骨酥。那时的鸡是散养的，吃活食，肉紧致，味鲜美。

记得高考期间我回城复习功课，周艳玲来城里接受妇产知识培训，我还专门到县妇幼保健站去看她。那时，她也给我灌输了一些妇科常识，并介绍一些预防治疗痛经方面的中医方法。如喝姜糖水，按摩合谷穴等等。同时得知她已结婚，生活很幸福。从此，我们再没有见面。

“你来北京时，与我联系啊！”我嘱咐道。“好的，我一定再去找你。”她回答。

电话断了，可纷乱的思绪一直没断。她找我时，没有找到；我找她时，她不在家。阴差阳错，彼此没有见面。但有这份心，这份情，这份牵挂，相信我们一定会在某一天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