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孔子之所以成为中国史学之祖的原因

孔子的史学之所以博大渊深而成为中国史家的祖师，这当不是无缘无故，而是有他自身因素、客观条件的。

（一）自身因素

孔子从十五成童以来（古以十六为成年），即有志于学（《论语·为政》），自强不息，以至“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如此“有始有卒，日久常新”（张栻《癸巳论语解》），也就终于成了史学“述作设教之圣”（《史记·太史公自序》正义）了。

孔子本是一位天纵多能（《论语·子罕》）、“博学多识”（《列子·仲尼》）的通才。但他温恭谦让（《论语·学而》），认为自己的资质，只能是个“学而知之”的次等人（《论语·季氏》）。“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决不内而欺己，外而欺人。不知就得虚心向人请教（《论语·乡党》）：“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吕氏春秋·仲秋纪·当染》）、项橐（详见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一《项橐考》），学琴于师襄（《韩诗外传五》《史记·孔子世家》），问官于郯子，问乐于苌弘（《国语·周语下》）。那么，“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尚书·仲虺之诰》），故能集众学于一身，师心独学，强力专精，而以贯之，允为中国史家崇奉之祖、不祧之宗呀！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师道尊严，而孔子却独不以长者自居，而是诱导学生们自由发言，不受拘束（《论语·先进》）；而是认定师生之间，要当质疑问难，相互启发，且谓颜回、子贡都是能对他起帮助作用的（《论语》之《先进》《八佾》）。这是何等的坦荡胸怀，并不以为老师事事贤于弟子，而允为万世师表！

（二）客观条件

我国古代，史是由史官掌记的，史官也就是史家，“故掌文书者谓之史。其字从又持中。又者，右手，以手持簿书也”（江永《周礼疑义举要》）。然自周室东迁，王官失守，于是政权与教权分离。原来总司政教之权的史官，只是撰修史书，不能参与政治。在这种情形下，孔子也就得以在野的身份修史。所以章学诚说：“春秋以前，凡有文字，莫非史官典守；即大小术艺，亦莫非世氏师传，末有空言著述不隶官籍，如后世之家自为书者也。”（《章氏遗书·逸篇》）这就足见“史氏之职，旧矣。自周衰失官，旧章隳紊，仲尼因鲁史记之文，考其真伪，刊而正之，以为劝戒”（《册府元龟·国史部二·采撰》），才撰成了《春秋》。如其生活在西周时代，史由史官掌记，孔子又哪有可能私修史书呢？

我国古代，自王室以至诸侯之国，所藏的典籍，“皆令人臣得以阅读”，以故孔子删订《尚书》，著作《春秋》，既“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得观其史记”（《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又能西去参考王室所藏典籍（《史记》卷十二《十二诸侯年表序》），得见百二十国的宝书（《公羊传》徐彦疏）。如其如元朝的国史院，且不许以所藏的国史供官修《经世大典》的参考（《元史》卷一百八十一《虞集传》）；如明代将“所收多南宋以来旧本，藏之秘府，垂三百年，无人得见。……虽以夫子（孔子）之圣起于今世，学夏、殷礼而无从，学周礼而又无从也”（《日知录》卷十八《秘书国史》），又将何以删《尚书》而著《春秋》呢？

我国古代，国史诚然是由史官撰修的。但国家并未设立史馆，更未设什么监修之官，而是由史官自行撰修的，从而史官也就能执行其尊严的职责，成为君臣善恶、功过，皆得直书不隐的“谔谔之臣”（《韩诗外传七》）；所撰史书，也就自然而然地是国家的法典，史官是大义凛凛，主旨是非自主，只知“唯实”，而不“唯上”的，是不为权势、威武之所屈服的！周成王剪桐封弟，自己以为只是戏言，史佚却以为“天子无戏言”，致使王不得不封其弟康叔于唐（《史记》卷三十七《晋世家》）；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太史董狐以为赵盾是晋唯一掌大权的正卿，而逃不越境，返不讨贼，便公开地直书“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致使权威炙灼“如夏日可畏”的赵盾，虽然不以为然，却也对他奈何不得（《左传》宣公二年、文公七年注）。所以刘知幾说：“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体统各殊，指归咸别。夫《尚书》之教也，以疏通知远为主；《春秋》之义也，以惩恶劝善为先。……顷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是非不一，“虽使尼父（仲尼）再出”，也都无法秉忠执直，撰述一字之间都成褒贬之史了！（《史通》卷二《忤时》）

所以那位深明世故，洞悉史法，而“尤长《春秋》”之学的刘永之说：“夫《春秋》之为《春秋》，明王法，彰乱逆，诚圣人之旨……今之与古远矣而其理弗异也。设使有一孔子，生乎今之世，立乎今之朝，非君之命与其职守，而取今之国史而损益焉，予夺焉，褒讥焉，而公示之人，其不为僇民（即戮民，受刑辱的罪人）者，鲜矣！”（《曝书亭集》卷六十四《刘永之传》）总之，“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扬雄《解嘲》）。孔子本来就是个主张正名定分，“事君尽礼”（《论语·八佾》），坚决反对“犯上作乱”（《论语·学而》）的学者。那他也就只能给自己提出说明世界的任务，决不能提出改造世界的任务。说穿了，他若不是生在春秋允许私自撰述史书的时代，而是活在后代，他敢私自去修国史吗？更莫说资料秘藏，无由得见，而不可能呢！

再说，任何一部史学名著，都不是专靠某个个人的学力才智，独自创造出来，而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提高，有所发展而成的。所谓“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孟子·离娄下》）；所谓“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文心雕龙·物色》），不都正是这个意思吗？所以在孔子未作《春秋》之前，也都有了鲁的《春秋》（《左传·昭公二年》），以及周、燕、宋、齐的《春秋》（《墨子·明鬼下》）。至于《春秋》之义之在正名分，褒善贬恶，则管仲已说“《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管子·法法》），申叔时已要楚庄王以耸善抑恶之义教太子（《国语·楚语》），是《春秋》之书，《春秋》之义，都已先乎孔子而存在，而阐述过了。只是“后浪催前浪，新人胜旧人”，孔子作了《春秋》以后，各国的《春秋》随即废弃，《春秋》的名之与义，就都专属于孔子一人了。

再说，“孔子修《春秋》，鲁史旧文不见，故无从参校圣人笔削之处。今以汲冢《纪年》书考之，其书‘鲁隐公及邾庄公盟姑蔑’，即《春秋》‘公及邾仪父盟于蔑’也；书‘晋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即《春秋》‘虞师灭夏阳’也。据此可见当时国史，其文法大概本与《春秋》相似，孔子特酌易数字，以寓褒贬耳”（《陔馀丛考》卷二《〈春秋〉底本》）。是孔子作《春秋》，且有底本了。

最后，还得指出。孔子作《春秋》，删《尚书》，诚然是非常谨严，一字不苟的。然而因此便谓其中所载，都是真实的信史，那就未免“法天贵真”，而饱有一股浓厚的稚气了。试看“夏桀让汤，武王斩纣，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史通》卷十三《疑古》）。因而即便是最尊孔子的嫡派孟轲，也都说“《尚书》之文，不可尽信”，而于《武成》仅取二三策而已（《孟子·尽心下》及疏）。再看，春秋“二百四十年中，鲁君之见弑者四（隐公、闵公、子般、子恶），见逐者一（昭公），见戕于外者一（桓公），而《春秋》不见其文；孔子之徒，犹云‘鲁之君臣未尝相弑’”（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三章“史之改造”）。这就未免过于矜智饰愚、爱憎由己了！又何怪那慷慨纵横，其词具有深厚的爱国感情、广阔的社会内容的辛弃疾，不胜感叹系之地说，“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稼轩词·遣兴》）呢！

总之，孔子作《春秋》，删《尚书》，是有他为亲者贤者讳的目的的。以故不顾事实，而以私意击断之。宜乎汉代今文经师，谓《春秋》乃经而非史，吾侪不得不宗信之。甚而“著《春秋》，隐、桓之间则彰，至定、哀之际则微”（《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赞）。这就可见他著《春秋》，还是将明哲保身、以免时难放在第一位，而将传存史事放在第二位的。否则，为何删订古代的《尚书》，则略于远的唐、虞，详于近的三代；作《春秋》，则彰于较早的隐、桓之际，而微于近现代定、哀之时呢？尤其是，因为孔子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自己又做过司寇，也就不能不打上他的阶级的烙印。所删《尚书》，既是一部先王的政典；所作《春秋》，又是偏重王室、诸侯，而于整个社会情形则不给记载，甚至排斥创造历史的“庶人（广大人民）不得见于史”（《潜研堂文集》卷二《春秋论》），这都给后代史家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198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