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院子和街道

我所认为我们“永远”居住着的那所房子，坐落在一条小胡同里，这条小胡同通向一个小的广场。有好几条路汇集到这广场上；其中两条是通向墓地的。

这两条路里面有一条叫做“公路”。在这公路上常常走着邮政马车，车子上的铃是扎住的；但是因为城市的最繁华部分到这里已经告终，所以有时邮递员们在这里停了马车，把铃放开。邮车再往前走的时候便响出铃声，这铃声越来越轻，越来越远，逐渐消失，直到那马车也越来越小，终于变成一个小点为止。这条路又长又直。两旁的房屋之间隔着围墙、空地或者陷在泥土里的茅屋；这条路的远处消失在从围墙里挂下来的重重绿叶中间。路的这边是“正教”墓地，另一边是某一所住宅的花园。从这条公路向城郊走远去的一切，都在这重重绿叶之间作最后的闪现，然后消失在渺茫无边的远方了……我和弟弟常常在我们的胡同的角上或者爬在围墙上眺望邮车、高大的犹太马车、笨拙的驿马车和农家运货马车向远处消失的光景。如果有人出殡，我们就一直在胡同角上看，直到送殡的行列走到这消失点为止。这时候那团无定形的人群仿佛又一次清楚地闪现出来。旗幡招展着，在大门和树枝底下倾侧下去，柩车横过来向着门口，于是一切都进入墓地的围墙里去了。这时候我们就知道“一切都完了”……我对于远方的最鲜明而深刻的第一印象，关联着“公路”的这种漫长的远景；也许，这种对于殡葬和死亡的联系，使这些印象更加深刻，并且促进了一种大致类似远方观念的幻想……

这条路渐渐远去，就渐渐地高起来；因此，从这条路上向市中心走近来的一切，都好像是滚下来的……我现在还记得我在很早的童年时代所体验到的一种惊讶的感觉：有一次，一小块方形的东西从这条路远处的地平线下爬下来，越来越大，越来越近，过了不久，整条路上都填满了兵士的纵队，充满了千万只脚的踏步声和震耳的乐队演奏声。兵士们都戴着没有帽檐的圆帽子，穿着短小破旧的外衣。军官们都戴着有羽饰或金属帽顶的坚实的军帽。他们的步调很整齐，在这匀称的动作中有一种严肃的气氛……

旁边的人都说，他们是从“塞瓦斯托波尔附近”的战地上回来的……

公路上还有囚犯走过，铿锵地发出手铐脚镣的声音；有一次载过一个垂头丧气的人，是去受“商场鞭刑”的……前面走着一排兵，四个鼓手敲出严肃、均匀而急速的鼓声。……鼓手们每跨一步，鼓就在他们的左腿上耸一下，鼓声继续不断地响出，照旧是匀称而可怕的……他们后面开着一辆马车，马车上耸起一只高椅子，上面坐着一个人，他的两只手被反绑在椅背上。他的光秃秃的头低低地挂下，跟着车子的震动而摇摆；他的胸前斜挂着一块板，板上写着白字……这个垂头丧气的人全身高高地浮出在人群上面，仿佛支配着这人群的急流……马车后面走着一排兵，大群的人跟着跑……广场上当然是不准我们去的，但是仆人戆头老曾经跟着人群到那里去看，后来他在厨房里津津有味地讲给我们听：在刑场上刽子手怎样把这“杀人犯”安放到“拷问台”上，怎样准备鞭子，同时好像在对他说：

“你的爹娘没有把你教训好，现在我来教训你。”

后来他大喝一声：“着打！”于是整个广场上传遍了鞭子的嗖嗖声和挨打的人的凄惨的叫喊……我们那些女仆们听到这里也叫喊起来，并且划十字……

这似乎是我们城里的最后一次“商场鞭刑”……

总之，有许多有趣味的、新鲜的或者可怕的东西，从这条长而直的公路上进城或出城……

走出我们的胡同向左急转，便是另一条通墓地的路。这条路通向天主教和新教的墓地，很广阔，人烟稀少，路上没有铺砌，盖着很厚的砂。灵柩车在这条路上开动时声音很轻，纯净的黄砂没到车毂上，除此以外就很少有人走这条路。

在这条路和我们的胡同相交叉的尖角上有一个警察岗亭，里面住着一个年老的看守人（他带着一把戟，可是不久这岗位就取消了）；岗亭后面，在某人家的花园的绿荫中间，耸立着一个大“神像”，这是一个老式的波兰十字架，上面有一个顶棚，遮盖着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像。有一个虔诚的人把这神像建立在这交叉路口，它扩展着两肩，仿佛在目送从公路上远去的人，以及柩车的马踏着黄砂悄悄地拉向“波兰墓地”去的那些人，送他们到长眠的地方。“神像”对面有一家年代久远的酒店，是一所坍损而阴暗的房子，歪斜得厉害，用大木头从街上支撑着。这里面几乎不停地拉着提琴，响着铃鼓。有时送丧的女人的响亮而尖锐的号哭声跟这种粗野的响声和醉人的叫喊声混杂在一起。

那时正是清闲的时代。

我们的院子舒适而幽静。院子和大路之间隔着两幢石造房屋，即土话所谓“石房子”。其中一幢石房子里住着我们的房东，他们的房间和家具在我看来奢华富丽到极点。大门开向胡同，上面低低地挂着老白杨树的繁茂的枝条。房东家的马车夫穿着灰色制服，样子很神气；他每次驾着车子开进大门的时候，总要低下头去，免得树枝掠下他那有带子和饰结的高帽子……

我们的旁屋位于院子深处，一面靠着石屋，另一面靠着一个茂盛的花园。这旁屋的后面还有一所小旁屋，里面住着一个军医杜达辽夫，也是从古以来就住在这里的。

我们的房东是一个波兰人，人们尊称他为“测量师老爷”。他是一个年纪很老的人，高个子，体格端正（虽然略微胖些），胡须是灰色的，头发也是灰色的，剪成环形。平日他一清早就穿着蓝色的外衣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像一个热心的管家一样忙着家务。每逢星期天，他就穿上蓝色或深红色的、有折袖的、华丽的波兰外套，淡色的马褂，天鹅绒的宽裤和出角的波兰方帽，腰里束着华丽的腰带，挂着弯刀，和一个祈祷者一同到天主堂去。他的妻子（比他年轻得多）和女仆们都坐马车，驾着极漂亮的马，但是他总是步行的。他一生病，就吩咐把厨房里的暖炉生得很旺，里面铺些稻草，然后脱下衣服，爬进炉炕里。后来他满身大汗地从炉炕里走出来，喝些菩提花茶，第二天早晨照旧在院子里和马厩里忙碌奔走。

这一切我都是后来听人家说的；至于这位柯良诺夫斯基本人，我只有在他的生涯的最后几天内才十分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他觉得身体不舒服，就照例采用那种治疗法，但是没有效用。于是他就对妻子说：

“现在我要死了……”

他的妻子请了好几位医生来看。在我们的院子里有时出现带着那条蛇的同种疗法医生车尔文斯基，有时出现一个异常肥胖的韦采霍夫斯基……这位老“测量师”对这一切奔忙都表示很怀疑，他再三确定地说他不久要死了。

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我正在病人的房间里。我坐在椅子旁边的地板上，玩着一串流苏，一连待了几个钟头。我现在不能明确地说出，那时我心中怀着怎样的念头，只记得有一个客人看见我坐在椅子旁边，就问我：“小弟弟，你在这儿做什么？”我就一本正经地回答：

“我在看守柯良诺夫斯基公公。”

病人的肚子动起来，他惨然地微笑着，说：

“看守不了的（nie dopilnujesz）。”

的确，我没有把他看守住：此后过了两三天，老柯良诺夫斯基就威严而庄重地躺在灵柩上了。人们像星期天一样给他穿上淡黄色的马褂和蓝色的外套，把弯刀放在他身旁，把那顶有羽毛的出角波兰方帽放在他旁边的椅子上。他的脸生前是红润的，现在像他的胡须一样了……第二天，我们院子里来了许多人，拿来了旗幡；可是那辆庞大的灵柩车不能从胡同里开进来。于是有一个仆人就爬到白杨树的干子上，把一大丛低垂的树枝砍下了。当这丛树枝横在地上的时候，我对它看看，又对大门上面因此而显出来的空隙看看，心里发生一种感觉，就同看到柯良诺夫斯基的奇怪的身体时的感觉一样。我也许知道这是死，但是那时候我对于死既不觉得可怕，也不觉得可悲……我只觉得树枝带着叶异样地倒卧在地上，这是从来没有的事。而柯良诺夫斯基呢，穿好了衣服不到天主堂去，却整天躺在尸床上。

出殡之后，有一个时期院子里有人说，他们夜里看见老“测量师”像生前一样奔忙着家务。这又是他的一种奇怪的行径，因为以前他总是在白天奔走忙碌地管家务的……但是在那时候，假使我在院子里、花园里或马厩旁边遇见这位老人家，我大概不会很惊奇的，我只是想问问他，为什么自从我“不看守”他以后，他有这种奇怪而荒唐的行径……

在那几年，老式波兰服装已经不入时，或者竟可说是被禁止了。但是这位富裕而顽固的“测量师”对新习惯不肯让步，他生前和入土之后，都忠实于自己和自己的时代。我现在回想起这个特殊的、与众不同的、倏忽闪现在我眼前的人物，就发生这样的印象：这仿佛正是我母亲的祖国波兰的史迹，特殊、巩固而有独特的美，它退避到世界的一扇神秘的门里，正在这时候，我替自己打开了另一扇门，用明亮锐利的儿童眼光来目送它……

我们院子里的生活很安静，保持着向来固定的习惯。我的哥哥比我大两岁半，弟弟比我小一岁。因此我和弟弟自然比较亲近。我们起身很早，那时候两所石房子里的人都还在酣睡。只有马夫们在马厩里洗马，并且带它们到井边去。有时他们让我们牵着马缰绳，这种信任使我们觉得很兴奋。

在马夫们之后，厨娘们也起身，到仓房里去取柴。

在八点半的时候，仆人们替父亲准备一辆小马车，他就坐着去办公。这情况每天都一样，在我们看来是自然的规律；同样，在三点钟左右，母亲一定忙着准备食桌。三点钟的时候，又响出车轮子声，父亲走进屋里，厨房里就端出汤钵来……

在白天这一段时间里，我们的院子里很岑寂。马夫们没有事情可做，就躺下来睡觉；我和弟弟在院子里和花园里玩耍，从围墙上眺望胡同或公路的远景，探听新闻，互相谈论……太阳越升越高，灼热了院子里铺砌的石板，使我们这座庄园充满了一种十分萎靡的困倦和沉闷……

我回想起了这些炎热而困疲的无聊时间内所发生的一件奇怪的事……我们的院子里跑来了一只猫，它的一条腿是受伤的。我们喂养它，它就住在我们家里了。有时在炎热的中午，我把这只猫找来，带它到后面的院子里，那儿放着我家的几个旧雪橇的车身，我就带着猫躺在一个车身里，开始抚爱它。这只猫感激地发出呼呼声，舔我的脸，看我的眼睛，似乎完全有意识地在那里报答我的好意和怜爱。这种对动物友爱的感情有好几分钟，有时甚至好几个钟头充满在我的心里……

但是后来它的腿渐渐地好起来，它吃得很饱，养得很胖，越来越健康了，它的感激心也就渐渐地消失了。以前每逢我唤它一声，它就立刻不知从哪个角落里跑到我跟前来，可是现在它看见了我，常常溜走，显然是“假装”没有看见。

有一个炎热的日子，我和弟弟吵了架，觉得特别需要这只猫的友爱，那时候它也采取这种行径。它从花园的围墙旁边走过，听见我唤它，便狡猾地想钻进围墙的隙缝里去。但是我终于把它抓住了……

这一次它很冷淡地对付我的抚爱。它的眼睛里没有以前那种互爱的表情，它找到一个机会，就想逃走。我动怒了，因为我觉得它的行为忘恩负义之极，而且我渴望着恢复我们从前的友爱关系。突然我心里闪现出一种粗暴的念头：原来它只在自己不幸而我怜爱它的时候才爱我……我就抓住了它的尾巴，把它抛过我的肩膀。

那只猫尖声地叫起来，用脚爪拼命地抓住我的背。我放了它，它像箭一般飞奔而去，我独自站着，只感觉到自己的罪过和剧烈的惭愧……此后我再要引诱它来，就很困难；当我捉住了它的时候，我就用尽种种方法来向它表示：我已经承认自己的错误，现在捉住它，只是为了要跟它讲和……以后我们之间的关系虽然十分冷淡，倒还算和睦；但是我到现在还记得：在灼热而看厌了的院子里，在困倦无聊的影响之下，我这种做作的怜爱这么奇怪地爆发……

这是毫无办法的！任何感情只有在自然的时候才有价值。同样，硬要在人类关系中恢复这种感情，其结果也大都是搔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