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研究问题

基于以上现实与理论背景，本书对“制度环境、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母国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这一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第一，探究了制度环境的内涵演进与理论发展，构建了“中国化”的制度环境指标体系。

诺斯在其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指出，制度在一国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因素。制度环境更是解释过去250年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制度环境差异而非要素禀赋是解释穷国和富国之间差异的重要变量，是一国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和诱发国际直接投资的因素（Belloc & Bowles，2011；Acemoglu et al.，2011），也是导致技术创新在国家、区域、企业层面非均衡发展的主要原因（宋跃刚和杜江，2015）。因此，考察制度及制度环境的内涵演进与理论发展是研究技术创新非均衡发展的重要内容。本书在充分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制度及制度环境的内涵演进，深入探讨了“中国化”制度环境指标的构建，从而为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第二，深入剖析制度环境、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非均衡发展影响的内在机制。

中国区域制度环境处于不断的发展变革当中，制度改革是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动力，技术创新是企业生存和发展以及保持持续竞争力的源泉。技术创新活动是一项多部门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在运行过程中必然存在协调与合作等诸多问题，因此，组织和制度因素成为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新因素。那么，制度环境影响技术创新能力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另外，OFDI按照投资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绿地投资和并购投资，但是考虑到两者的重要性以及篇幅的限制，本书将主要从绿地投资视角分析我国跨国公司从东道国获得OFDI逆向技术溢出，进而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内在机理。

第三，在微观层面，制度环境、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提升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纳入空间相关性与空间交互作用后的回归结果是否有显著变化。

哪些具体的制度因素真正推动了我国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与全要素生产率进步？国内多数研究采用宏观数据来分析此类问题。然而，企业的生产率进步与技术创新始终是微观企业的行为，本书从微观数据切入，弥补和改善了之前研究存在的不足，更具有现实意义。本书从制度环境、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理论探索与多维要素出发，建立了全要素生产率进步与制度环境、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分析框架，从规范经济研究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相结合的新视角分析了制度环境、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关系，并创新性地将面板数据分析与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应用于实证分析。

第四，在区域层面，制度环境、OFDI逆向技术溢出是否提升了区域技术创新能力，考虑空间自相关性与空间异质性的回归结果是否会改变。

跨国公司能否通过OFDI快速获取新技术、提高竞争力，关键在于跨国公司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获得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跨国公司通过OFDI能否获得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迅速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否促进母公司所在国的区域技术创新？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计量软件应用的限制，在实证分析过程中，从空间视角分析制度环境、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影响的研究较少。随着新经济地理学与新增长理论的兴起，以及空间计量经济学、空间统计的逐步发展，从空间计量经济学视角分析制度环境、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为本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第五，在国家层面，东道国制度环境（双边制度距离）、OFDI逆向技术溢出是否提升了国家层面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

东道国良好的制度环境以及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能否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OFDI逆向技术溢出能否促进国家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上述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同时会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以及产业优化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