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网络治理是否存在国家与民族特色
互联网的出现使“工具脱域”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人类社会已迈入网络时代,其日常生活和相互合作几乎全部附着于网络平台之上。那么,在网络大行其道的当下,是否还存在着网络治理的国家与民族特色呢?经验告诉我们,真正使用互联网工具的不是作为“类”的人,而是现实中的自然人,他们在虚拟实践中又往往是“群”而居之的,这就是前文说过的“群”组织模式。恰是这网络中无所不在的“群”,决定了网络治理的国家与民族特色。
首先,“群”组织模式为网民生活范式和网络合作关系打上了国家(地方)印记。在人类学界,一直存在着“普遍主义和历史特殊主义之争”。(21)互联网问世以来,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理论受到“普适性神话”的强有力挑战,盛行于世的绝对主义和普遍主义对所有地方的、民族的实践方式和知识体系都予以贬斥。但实际上,人类生活范式和相互合作模式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个性化、地方化“体验”。从工具的角度看,互联网只是一个为所有人提供创造性体验的公共平台,人们在工具应用过程中得到的都是具体的、经验的个性化知识。从实践生成的角度看,人们似乎对互联网的技术理性维度重视颇多而对其技术体验维度多有忽视,但网民正是通过技术体验创造了地方化、个性化虚拟实践范式。更重要的是,“群”组织模式的具体形态与网民的“惯习”关系极大,而惯习当然是个性化的。这些个性化的惯习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中可以汇聚成网络中的地方性知识,其中的一部分还可能被标准化为局域性的网民生活范式和网络合作模式。
其次,“群”组织模式富集了特定的民族文化元素。互联网工具的任何功能都要依赖于相应的共享符号系统,这就注定了虚拟实践行为一定是虚实共生的。剖开来看,虚拟行为之虚,有赖于语言文化之实;自然人之实,造就了网中人之虚。与此相联系,网络行为人并不是“自在之物”,而是虚实共生的在线者,其网络生活范式必然脱胎于现实的民族文化。网络合作更是如此,意义交换要在同一个符号系统中才能实现,而同一个符号系统内必然富集了特定的民族文化元素。在这个意义上说,网络主体的虚拟性是扎根于现实主体的实在性的,它不过是现实主体在虚拟生活中的一种形态。如此一来,一个具体的“群”,一定是一个富集了特定民族文化元素的组织单元。
综合起来看,活跃在虚拟实践中的各色网“群”,都具有地方元素和民族元素双重富集特征。以此为基础,网民生活范式和网络合作关系就会呈现出特定的地域、民族之风,从而使一国的网络治理具有不同于他国的个性特点。微观地看,互联网工具所依托的虚拟实践群仅仅是一系列富集着特定地方、民族元素的组织单元;就宏观而言,这类虚拟实践群终将会建立起相应的特色行为方式并且彰显其国家民族特色。现实中,一国的网络治理不仅要具有国家特色,而且要兼备世界特征,而要获得这两种禀赋则需经历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会选择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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