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星期二，下午2∶30

那天下午，在宽敞的司法部长办公室与美国秘密对抗卡斯特罗的负责人会面时，罗伯特·肯尼迪眼里仍然带着怒火。他下定决心要跟他们传达总统对猫鼬计划的“不满”。计划已经进行了一年，却颗粒无收。他们规划了一次又一次的破坏行动，却不见一次成功。卡斯特罗和他的留着胡须的革命派多掌权一天，美国就多一天受辱。

来自中情局、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官员面对司法部长围成半圆而坐。墙上是这位司法部长的孩子创作的水彩画，以及政府统一规格的艺术品。在凌乱的、铺满纸张的桌上有一份文件，是两页纸的备忘录，上面写有“猫鼬机密”。除此之外，还有在古巴酝酿暴动的最新方案。肯尼迪兄弟曾要求方案应更加“大胆”，中情局的人因此制定出了这样的方案。罗伯特读着这个清单，赞同地点了点头。清单上列有：

·炸毁比那尔德里奥省（Pinar del Río）的铁路桥梁

·手雷袭击中国驻哈瓦那使馆

·在通往古巴主要港口的路段埋地雷

·对哈瓦那或马坦萨斯（Matanzas）郊外的储油罐放火

·使用燃烧弹袭击哈瓦那或圣地亚哥的炼油厂

司法部长的头衔掩盖了罗伯特在政府中的真正角色，其实他的地位近似于美国副总统。他除了头衔的职责以外，还要带领一支秘密的委员会，名为“特别小组”（“增强组”）。这个小组的目标是“除掉”卡斯特罗，将古巴从共产党的统治中“解放”出来。总统弟弟加入这个小组，尤其是“增强组”这个神秘的用词，表明这个小组相对于其他机构的重要性。自1961年11月接手猫鼬计划起，博比就曾表示“古巴问题是美国议程的当务之急，必须不惜一切人力、时间、资金和力量解决”。巧的是，就在他安排对小组行动计划进行远期回顾的那天，美国在古巴发现了苏联导弹。

对特别小组讲话的时候，博比的措辞显得十分谨慎。这间屋子里的半数官员都不了解事态的最新进展，而总统也强调要完全保密。然而，在谈到“过去24小时里美国政府氛围发生的变化”时，他仍然按捺不住自己的怒火。他对破坏行动毫无进展而感到十分失望，宣布他将把更多精力放在猫鼬计划上。为此，在得到进一步通知前，他将于每天早晨9点30分和猫鼬计划行动成员开会。

对博比来说，苏联导弹出现在西半球并不仅仅是政治上的挑衅，更是对人的挑衅。他是肯尼迪家族中较为情绪化的一员，相比于文雅而安静的哥哥，他显得急躁而鲁莽。约翰·肯尼迪一次又一次被卡斯特罗和赫鲁晓夫羞辱，作为弟弟的他很想出口恶气。博比争强好胜，即使与肯尼迪家族一贯争强好胜的作风相比，他也尤甚，而且他有怨必报。肯尼迪家族的家长约瑟夫·肯尼迪曾说：“肯尼迪家族的人都是懂得原谅的，博比除外。”

他在早上接到约翰的电话，得知了苏联导弹的消息。“我们有麻烦了”，总统这么告诉他。他立即赶到了邦迪在白宫的办公室，对着侦察机拍到的照片仔细研究。“他妈的，他妈的！”他怒喊着，拳头狠狠打在另一只手掌上。“狗娘养的俄国佬。”面对坏消息，约翰显得更加冷静而沉着，而博比则是在屋内踱来踱去，一边骂娘一边将拳头举到胸前，好像随时会给谁来一拳似的。

博比对赫鲁晓夫十分恼火，但他也对美国的官爷们非常不满，这些人天天嘟囔着要解放古巴，却从没有过任何实际行动。他对自己也十分恼火，虽然反卡斯特罗人士和在古巴境内潜伏的中情局特工源源不断地给他消息，可当苏联否认导弹基地的时候，他竟然也信以为真了。后来他写道：“当时大家都十分震惊，表示难以置信。我们被赫鲁晓夫耍了，但其实我们自己也耍了自己。”

过去一年里，肯尼迪兄弟为报复卡斯特罗想尽了法子，只差全面入侵古巴了。博比在1961年的备忘里这样写道：“我的想法是让古巴人对自己的国家进行间谍、破坏以及干扰活动来搅乱局势，不敢说这样会成功，但至少我们不会损兵折将。”只要能达到目的，再下作或旁门左道的办法都不为过。国务院草拟了一些扰乱古巴经济的方案；国防部提出要轰炸华盛顿和迈阿密，以嫁祸给卡斯特罗；中情局派遣反卡斯特罗流亡者潜入古巴去存放武器，准备酝酿一场暴动。中情局曾多次协助暗杀卡斯特罗的计划，包括正在进行的利用黑手党走私武器和毒药来除掉这个“最高领袖”（el lidermáximo）。还有一个备用计划，就是用化学药物毁掉卡斯特罗的胡子，让他成为古巴人的笑柄。

博比对推翻卡斯特罗的每个方案都饶有兴趣。他邀请反卡斯特罗人士到他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大宅。博比和他们讨论如何推翻这位独裁者，也不管自己的孩子正躲在床下玩着火车。博比避开官方渠道，亲自打电话直接联系古巴流亡者的社区。他甚至有自己的中情局全职联络官，且这名联络官的行动独立于中情局其他人员，可执行司法部长的任务，无须通报上级。

在肯尼迪时代的编年史家小阿瑟·M.施莱辛格看来，猫鼬计划是“罗伯特·肯尼迪明摆着犯蠢”。但是，犯蠢的还不只有博比。罗伯特·肯尼迪的确是肯尼迪内阁中最积极的反卡斯特罗分子，他又得到总统哥哥的全力支持。参加特别小组会议的每个人对此都心知肚明。白宫会议记录员托马斯·帕鲁特（Thomas Parrott）这样形容：“博比坐下来，嚼着口香糖，领带松垮，双脚放在桌上，绝不轻饶反对他的人。他是有点混账，但他是总统的弟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得不听从他。大家都觉得，要是不顺从或支持他的意见，他就可能向他大哥告状。”

肯尼迪兄弟之间的关系就像杰基尔博士和海德先生一样。急躁冲动的弟弟就像是稳重随和的哥哥的粗糙版。白宫一位名叫理查德·古德温（Richard Goodwin）的官员对肯尼迪兄弟之间的交流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他认为弟弟的口若悬河“正是总统藏在内心的情绪的表达，这种默契源自两人私下亲密的交谈。约翰·肯尼迪和蔼、深思和克制的外表下面藏着的，正是一颗冷酷而喜怒无常的心”。

当冷战进入最严峻的危机时期时，杰克（约翰·肯尼迪的昵称）正好45岁，也就是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总统的第二年。博比则是36岁。

执行肯尼迪兄弟古巴对策的一个重要人物是爱德华·兰斯代尔（Edward Lansdale），这位气势汹汹的空军准将现在正坐在司法部长的前面，认真地记着笔记。兰斯代尔胡须整齐、笑容迷人，一副充满干劲的气势，俨然盖博·克拉克再世。他给肯尼迪兄弟留下了敢于担当的印象。他的正式头衔是“古巴计划”的“作战部长”。

兰斯代尔曾是黑色宣传的执行官和专家。他帮助菲律宾政府镇压了共产党的叛乱，在东南亚树立了自己的名声。他也在越南当过美军军事顾问。有些人觉得他就是格林的小说《文静的美国人》里那位真诚但天真的英雄，一心想向亚洲丛林输出美式民主，却到处留下灾难。

从1962年1月起，兰斯代尔下达了一系列推翻卡斯特罗的指令和计划，这些指令和计划分别列在“心理战”“军事指导”“破坏活动”板块下面。“关键一击”的预定日期是10月中旬，这个时间距离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仅有几周，正好符合肯尼迪兄弟的政治目标。在兰斯代尔2月20日的最高机密备忘录上写着进程时间表：

·第一阶段：1962年3月，行动。开始进入古巴。

·第二阶段：1962年4～7月，积累。在古巴境内启动军事行动，同时里应外合，从外部给予军事、政治和经济支持。

·第三阶段：1962年8月1日，预备。检查最终决策过程。

·第四阶段：1962年8～9月，抵抗。开展游击战。

·第五阶段：1962年10月的前两周，策反。开始策反和推翻卡斯特罗政权。

·第六阶段：1962年10月，终结。建立新政府。

不过，兰斯代尔只是个光杆司令。古巴境内没有多少能听从他指挥的人，甚至在派别林立的美国官场，他也说不上话。看似服从于他的中情局猫鼬计划成员实际上却认为他的计划“不切实际，考虑不周”。他们给他取了“陆军元帅”“全美游击战士”等绰号，称他为“傻瓜”“异想天开”“疯子”。他们几乎无法理解，为什么他有“魔力”说服肯尼迪兄弟。在中情局局长约翰·麦科恩的助手乔治·麦克马纳斯（George McManus）看来，兰斯代尔的计划就是一副“花架子”。

计划在古巴境内制造混乱的日期日益临近，而实际行动却毫无进展，兰斯代尔想出的策略越来越千奇百怪。在他10月15日的方案里，他计划让美军潜艇半夜浮出水面，朝向哈瓦那，对着海岸发射照明弹。照明弹将照亮夜空。同时，中情局特工将在古巴散布消息，说卡斯特罗是反基督教分子，说天空闪过的光是基督再世的前兆。兰斯代尔认为行动当天正好是万灵节，能使迷信的古巴人更加深信不疑，中情局中对此质疑的人则调侃这个计划是“光照消灭法”。

兰斯代尔的另一个方案是让古巴抵抗势力标榜自己为“自由的蠕虫”（gusano libre）。在古巴的官方宣传中，反卡斯特罗的古巴人通常被称作“蠕虫”（gusanos）。兰斯代尔想把这种官方修辞用来反击卡斯特罗，鼓励异见者把自己当作“自由的虫子”，借这种不痛不痒的破坏行动颠覆古巴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但是这场公关活动扑了个空，古巴人自视甚高，即使真的不自由，也不愿让自己和虫子联系到一起。

兰斯代尔通过小型游击战，结合宣传活动，煽动古巴国内反卡斯特罗的叛变，这是效仿卡斯特罗推翻美国支持的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时的做法。卡斯特罗当时是学生运动领袖，入狱两年，流亡至墨西哥。1956年12月，卡斯特罗坐船返回古巴，有81名轻装的追随者。这些胡子军（barbudos）在他们位于古巴东部马埃斯特腊山的藏匿处发起了农民起义。而当时，巴蒂斯塔的手下有50000兵力。到1958年12月底，独裁者被打跑了，卡斯特罗成了古巴的绝对统治者。

对肯尼迪政府来说委实不幸的是，卡斯特罗的革命和兰斯代尔想要策划的革命相差万里。卡斯特罗的胜利来得迅猛而彻底，却少不了长期的准备工作。即便在卡斯特罗流亡以前，他已经打下了发动起义的坚实基础。他充分利用公众对巴蒂斯塔政权的不满，袭击了位于古巴第二大城市圣地亚哥的军营，并且将自己的受审当作反对巴蒂斯塔的宣传资本。卡斯特罗革命的能量和动力来自古巴内部，而非外部。而且，卡斯特罗是个成功的革命家，深知如何对付像他一样的人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上台之后，卡斯特罗把古巴变成了一个秘密警察的国家，举国上下，处处都有告密者和监察委员会。

此外，肯尼迪政府也给了自己太多束缚。白宫不愿人们把这场革命追究到美国政府的头上，但这却是致命的矛盾。博比一次又一次在猫鼬计划行动会议上要求更多的“轰动和爆炸”，却又嫌之前的行动“太过张扬”。如此一来，肯尼迪兄弟的革命最后也只是装订整齐的“纸上革命”，有完整的进程阶段、具体的预计目标完成日期，以及源源不断的高级机密备忘录。到了10月，兰斯代尔和他的行动计划小组对发动革命完全不知从何下手。他们不像卡斯特罗身经丛林鏖战，经历过数月没有食物补给的日子，他们只是一群官僚，而不是一群革命者。

最典型的例子，就体现在一份递交给政府机构的9月11日备忘录之中。该备忘录来自“行动总负责人”，上面要求保证通信安全，并要求在五角大楼战争指挥室有足够的文档存放空间，以应对古巴发生“紧急状况”。兰斯代尔以军方的姿态要求国务院相关部门一周内答复，而国务院的答复也是典型的官僚作风：一台秘密电话和一个文档柜“足以满足需求”。

如果猫鼬计划只是用于训练自我幻想，就像邦迪后来所形容的“光说不做的心理安慰”，那么后果也不会多么严重。事实上，这计划却是一次最糟糕的外交政策组合：张扬、咄咄逼人而低效。任何注意到美国媒体的爆料或者听到古巴流亡者的传言的人都会知道肯尼迪想要对付卡斯特罗。猫鼬计划虽然不足以动摇卡斯特罗的权力，却足以提醒卡斯特罗和他的苏联后台们要做好应对准备。

肯尼迪似乎已经忘记猪湾事件失败后对前任总统做出的承诺。1961年4月，艾森豪威尔曾这样教导肯尼迪：“卷入这种事只有一条路：只许成功。”肯尼迪那时候回答：“没问题，我可以保证，再发生这类事，我们必定会成功。”

在猫鼬计划实施后的第一年年末，它就已经是彻头彻尾的败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