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亚当·斯密与保守经济学
著名的哲学家
1790年6月，亚当·斯密死于爱丁堡，而这一时间正是欧洲革命时期的开端。
在18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他都被当作一名颠覆分子和法国哲学界的朋友；直到18世纪末，他才重新被人们看作一名理论家。关于斯密身后不寻常的往事构成了本章的主题。它包括了三个连续的片段：斯密被视为法国大革命的激励者，促进了人民对大革命的讨论；斯密有关自由的观点被再次解释，他的第一位传记作者，哲学家杜格尔德·斯图亚特，通过重新界定斯密对自由的看法，捍卫了斯密的记忆；以及在对稀缺性和工资的政策争论中，斯密第一次作为保守派哲学家而被援引。
在英格兰甚至苏格兰，斯密的死都未受到关注，所发布的讣告也十分稀少。《年度记录》（Annual Register）在其死亡纪事中只用了12行来记录斯密，却在同一类别中用了65行来记录一位对晴雨表感兴趣的陆军军需副总长少将雷（Major Ray）。而在《苏格兰杂志》中对他的评介仅有9行。而《时代》杂志对他的第一个评论竟是挖苦他与多疑的休谟之间的友谊。第二个传记性的评介关注他在反宗教方面和在法国的影响力：“教堂被他视为不合宜的，因为在宗教事务中他早就成为一名伏尔泰思想的信徒。”斯密被说成是关注“那些在欧洲大多数国家中很遗憾地正处于流行中的主题——维里伯爵（Count Verri）、迪恩·塔克（Dean Tucker）和休谟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斯密博士的体系与他们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重印了《时代》评介的《绅士杂志》补充道，《国富论》已被议会和法国国民议会所引用，而且“促成了目前非常盛行的自由精神”。
相比之下，法国本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斯密逝世所带来的损失。革命性的《箴言报》（Moniteur Universel）曾写道，“欧洲已经失去了这位著名的哲学家”。它将引进新翻译的《国富论》——这一版本有着孔多塞所做的大量评注——特意作为法国的一次机遇，“因为每个公民都能在政府中有一席之地”。它补充道，“你几乎不能相信，后大革命时期的编辑们胆怯得不敢出版斯密的著作”；“现在这不再是一个冒险的行为”。《箴言报》将孔多塞的评注称为“一份可以自成一体的文稿”，这些评注从未发表过。但是，孔多塞的确在其1790～1791年的《公众人物的图书馆》（Bibliothèque de l’homme public）中发表了一篇220页的《国富论》概要，它被看作“向大不列颠致以最高的敬意”的著作之一。
在斯密去世后的几个月中，法国大革命“思想的战争”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愈演愈烈。杜格尔德·斯图尔特在后来的自辩中写道，“（就目前我所能获悉的而言）在这个时代没有一个煽情的作者提到过我的观点”。但这不适合斯密思想本身的情况。1791年托马斯·潘恩在《人权论》中不适宜地比较了伯克和斯密，这是他对伯克的《法国大革命反思录》的答复。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在她1792年的《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中详尽地引用了斯密的作品，并于1790年在她本人对伯克的第一次答复中使用了《道德情操论》中的语言。1791年詹姆斯·麦金托什（James Mackintosh）赞赏地提到了斯密。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在1793年的《政治正义》（Political Justice）中使用了与斯密的语言风格接近的表达方式；一项对戈德温著作的研究使得埃利·哈勒维（Elie Halévy）发问道，“用几乎相同的术语表达出来的相同的观点，如何能够在不同作者笔下得出如此不同的结果呢？”少数小册子的作者也满怀愤慨，其中一人这样维护斯密，认为斯密是法国封建主义的敌人；或者是“伴随着纵欲的憔悴的随员们的专制主义”的敌对力量。
伯克本人在《法国大革命反思录》中没有提到斯密。但是这本书的大部分抨击了斯密的朋友们，以及《国富论》最后一部分的语言表述。我们将会看到，伯克对斯密观点看法的改变，对于随后的斯密名誉的改变十分重要。在《法国大革命反思录》中，伯克对政府的歌颂扩展到了政府支出（“它是公开的装饰行为”）、政府收入（“国家的收入是国家……在其管理中的每一个积极美德的领域”）和政府官员（“他们代表上帝本人”）。伯克所斥责的那些法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是公认的斯密的鼓吹者，不义的贵族们则是斯密的资助团。对伯克而言，孔多塞是“哲学强盗与刺客派系”的领导者，还是“动荡和煽动的诽谤者”。而伯克所维护的“偏见”，却又恰巧是贯通《国富论》全书，以及斯密最后写作的几段当中为他所一直滥用的词语。而伯克所支持的“迷信”一词，同样也是斯密（像休谟一样）用来形容英国国教建立的词语，对此，伯克希望要“奉献”和“赞颂”。但伯克在提到这位英国人时，借助《时代》（和《绅士杂志》）用于斯密身上的话说道，“我们不是伏尔泰的信徒”（此处指不同意斯密的观点——译者注）。
直到1793年，前首相兰斯多恩勋爵（Lord Lansdowne）才断言斯密是法国政策的激励者。他在上议院说过，“在法国的准则方面，那些准则已经从我们这里出口到法国了……并且由亚当·斯密博士在他的著作《国富论》中加以灌输”。斯密在爱丁堡的老朋友拉夫堡勋爵（Lord Loughborough）当时的确维护了斯密，他坚称《国富论》“对于公民政府的准则、道德或人类的宗教并无坏处”。但是，与此同时，据称斯密“带着一种宗教般的尊敬”论及卢梭；据称斯密极为崇敬伏尔泰，“与那些只有少数人读到其著作的一本正经的哲学家们相比，伏尔泰为了人类利益付出更多”；据称斯密一直都“不是一名基督教徒”；据称斯密“在他的政治原则上已经接近共和制了”。
实际上，斯密本人没有写过任何明确涉及法国大革命的书。直到晚年他才开始了解法国的政治。在1788年6月，杜邦·德·内穆尔就正在发生中的政治“革命”写信给他，信中提到了斯密对革命的影响：“我们正快速地向一个好的体制发展……你为这一有利的革命的快速进行已经做了很多，法国的经济学家们不会对它不利。”斯密甚至拥有四册孔多塞成书于1789年9月的关于法国宪法改革的小册子；在其中一个小册子中，孔多塞提议成立另外一个由杰出公民组成的立法机构，“在英国”，这些人中的洛克、休谟、斯密和普莱斯（Price）可能会是首批入选的人。但是，这些趣事只是在斯密后期的政治著作中间接得以反映出来。
第六版扩展修订的《道德情操论》在斯密去世前的几周出版，而且新的部分在很大程度上与政治公正的理论有关。它们有时是用一种强力的愤慨的语调写成的。例如，就像在斯密提到“民族偏见的平均原则”的时候，或者当他提到由“对崇拜、财富和强势”的倾向所带来的“我们的道德情操的堕落”的时候。从斯密频繁涉及伏尔泰和拉辛（Racine）来看，他也特别受到法国思想的影响。但是，只有几个段落与当前的政治事件有关。其中某些——与社会环境有关，在这些环境中，“甚至是明智的人都可能会认为宪法或政府形式中的一些改变是必需的”——这似乎受到法国当时的思想论战以及杜邦信件的影响。它可能也反映了1788～1789年乔治三世（George III）生病期间的英国宪章危机。另外一些——最为慷慨激昂的——似乎与腓特烈二世“经常性的”普鲁士专制君主统治有关。在这些段落的基础之上，斯密被视为对早期法国革命事件的批判者，以及改革的支持者。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他变化的名声是基于许多关于当前政策的评论的。在1790～1792年的英法政论战中他不站在任何一方，也不属于声称他是支持沃斯通克拉夫特与潘恩的那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