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圣人与历史
本章主旨是要通过描述宋以前圣人观念的变化，及其与现实政治的互动关系，来对一个问题进行非常初步的思考：为何中国历史自孔子之后再无圣人。这个问题初看起来无甚关乎大义，与朱陈之辨也貌似无关，故须简要先行说明。
子贡曰：“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1]孟子谓：“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2]元武宗诏书曰：“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3]近人柳诒徵先生曰：“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4]这些古往今来对孔子的经典表述都在表明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严格说来，自孔子之后只有亚圣（颜子或孟子），而再无圣人出，法孔子者皆非圣也，这本身也暗示着孔子的特别之处。另一方面，成圣是儒学自孟子以降学者理想的最高境界，尤其是在宋明道学中，更是为学的根本义：“学必如圣人而后已。以为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此秦汉以来学者大蔽也。”[5]
不过，当我们站在今天再回看道学之时，与龙川类似的困惑也会再现：若谓汉唐道学不明，皆是霸道，那么宋明又当如何定性？若谓宋明皇帝虽是私心把持，但有明道之士大夫辅佐，挽回些许天地正道，那么为何学者孜孜不倦追求成圣的近千年间，除了少数自大狂徒之外，竟无一人得以成圣？人皆可以为尧舜，尽管只是就可能性而言，为何这种可能性从来没有在现实中得以落实成真？在朱陈之辨中，也是因为成圣之学，即道统的中辍，朱子关于千五百年间，道学不明天地无道的判断才得以证成。进而言之，朱子道统说认定的“孟轲死道不得其传”的断裂中辍，王霸说描述的千五百年道未尝一日行乎天地间，这不仅是道学家对历史的重构，对于宋朝以降的几乎所有士大夫而言，这也是一个“历史事实”—道统大明、王道复兴需要圣王作为实现的载体[6]，没有圣人王道何以兴？当然，所谓“历史事实”绝非真的如此确凿自明，而必定是在历史人文中不断重塑、颠覆、改造的。
所以，仲尼殁后再无圣，这样一个宋儒视域下的基本“历史事实”，尽管在朱子来说几乎构成了他道统说王霸说的天然证据，但无论是对于龙川而言，还是对于我们今天来说，都不是那么自明—在龙川需要松动和瓦解，在我们需要思考和解释，尽管这个解释或许并不构成对朱子思想本身的直接研究价值，但它能够在间接意义上对朱子思想构成回应，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朱陈之辨，理由如下。
首先，成圣不仅是学者理想，也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根基。所谓内圣外王之道，王道不可能离开内圣之学而证成；反之，对于三王三代的理解也不可能脱离那些古之圣王形象，这一点在《孟子》书中尤为明显。因此，朱陈对于汉唐政治的定性始终围绕着其君王的政治与伦理德性而展开，背后的尺度标杆总是三王三代之圣人。如果我们将朱陈之辨不仅视为宋学内部的一场辩论，而是想要将其置于更大的历史视域中理解，圣人观念与现实政治互动关系的考察必将是不可或缺的环节。
其次，圣人观念与国人史观之间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历朝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大多数时候总是源自对古代王道与经典的效法，可是古之道能否兴乎今之世？应当效法的是先王之道，还是先王之法？古今之辨中每一位思想者都会依据自己的立场来重新解释与塑造圣人观念（譬如先秦诸子对于圣人谱系、先王后王的不同态度），其背后总是蕴含着不同的历史观念，在朱陈之辨亦然。
本章试图完成的任务是从观念史、学术史、思想史的角度去观察，来提供一个历史性的描述与解释。本书第三章则会在发详朱陈之辨义理的同时，也尝试从道学思想内部给予此问题以一定说明。
还要说明的是，在本书中，无论是使用的“史观”或“历史观念”这样比较含混的说法，或是诸如“历史哲学”或“历史理论”这样更加学术化的概念，都只是想指称一个泛泛意义上对历史的理解或思考，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学术概念。这是因为笔者并不确定中国古代有没有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理解，遑论在历史演进变迁背后的融贯性哲学解释。即便在西方思想中，历史哲学也是一个相当晚近的概念，它的哲学根基源自基督教创世与末世理论下建构起的世界历史图景，而在古典思想中并没有一个完整融贯的历史范式。这无论在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还是亚里士多德《诗学》那里都是昭然若揭的。中国诚然是一个非常早熟且历史意识非常发达的文明国度，但是古代的历史概念与现代差别很大。历史二字连用较早见于裴松之注引《吴书》：
﹝吴王﹞志存经略，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不效诸生寻章摘句而已。[7]
这里的“书传历史”当断开来读：书、传是指经典及其传注。所谓“历”，本义为经历、经过，既可以指时间，也可以指空间或者行为事件，在这里乃是指节令历象阴阳消息如《律历志》《天文志》之流。所谓“史”，与吏、事两字隶变之前本为一个字，其本义或曰手执笔记录文书档案，或曰执中，或曰执叉而会意为做事[8]，难以确定，但大体来说，当是指涉人的事迹尤其是政治行为及其相关记录档案。这些义涵虽然与今天的“历史”概念颇有关联，却也绝非能够直接等同。
上述简要说明，并不是要简单质疑中国是否有历史哲学，或者证成中国式的历史哲学的合法性，笔者只是想要悬置这些概念的已有内涵，把它交与更加开放性的理解，在讨论问题的过程中小心地给出某些角度的暂时性意见。因为如果我们将现代历史理论套用在中国古代史观上，便会发现多有难以圆融证成之处。譬如，若是从大家熟悉的“一治一乱”“五德”“三统”等学说来看，似乎能证成所谓的“历史循环论”；若从“三科九旨”或“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似乎又能证成“历史进化论”；若从“皇帝王霸”说又能得出“历史衰退论”；这些学说在中国古人这里往往可以并行不悖甚至存乎一人之身，而一旦我们贴上上述理论标签却又显得如此扞格难通。然而，换个角度进行观察，我们又会发现，上述学说大多都沿着圣人的诸多面向—如圣人的出现、圣人的变迁、圣人的作用、圣人与天道等—而展开与证成的。笔者以为从圣人观念出发去进行中国人史观的疏解或许是一个有待尝试的道路，本书部分章节所进行的是一个这样的初步尝试。
本书第三章义疏中也将展示，朱陈之辨的问题集中在，三代与汉唐在不同史观视域下呈现出的差异性上：三代作为理想政治的载体是否能够免于史学或心术层面的考证质疑，汉唐作为政治典范无论多么为后世艳羡是否也不可能上跻三代圣域。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三代的地位与意义在国人史观中是如何形成的，与之相伴的古之圣王与后世帝王之间的判然分际又是如何形成的，故而，朱陈视域的差异放在这个圣人观念的传统下来考镜源流，而不仅仅视为学术性格区别，或许亦能见出几分真际。
[1]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34页。
[2]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15页。
[3] ﹝元﹞苏天爵：《元文类》，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129页。
[4]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63页。
[5] 《宋史》，中华书局，2013年，第12724页。
[6] 尽管道统说对于圣人再世的要求做了一定的退让，大贤亦可接续道统，所谓河南程氏二夫子续夫千载不传之绪；但明道之贤君的出现显然要困难得多，即便是“治教休明”之大宋，士大夫们“得君行道”的理想也始终未能获得实现。
[7] 《三国志》，中华书局，2013年，第1123页。
[8] 参看《说文解字》《汉字源流字典》《汉语大字典》《古文字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