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重新理解性别公正
摘要：本文在梳理当代西方性别哲学逻辑演进及内在困境的基础上，揭示当代西方性别哲学研究以文化批判代替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倾向。通过用阶级和性别辩证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分析全球化背景下的性别公正和女性解放，尝试性探索未来中国性别哲学研究的发展走向。
关键词：身份政治 身体政治 历史唯物主义 全球化 性别公正
一、当代西方性别理论的逻辑演进及性别公正诉求的困境
在当代西方性别理论中，女性主义哲学的出场一直与对流行的自由主义、公民共和主义、社群主义等观点的批判相关，并通过与诸种政治哲学派别的论争而发展出新的权利观念、平等观念、正义观念的理解，从而给传统的民主理论以及传统的自由、权利、正义观念增加了新的维度。女性主义哲学的努力一直致力于从理论上处理妇女和其他被压迫群体的政治代表权问题以及歧视和支配的消除问题，并进一步将哲学的推理应用到由妇女经验和女性运动所引发的议题上，与此同时，以对妇女经验和女性运动的反思来重构哲学问 题本身。
女性以及女性主义哲学从开始就是多种理论诉求、争辩丛生的一个领域，这种理论诉求的多元化根源于女性社会学角色的复杂性。在社会学意义上，女性的性别身份和其出身、血统、种族、所处社会阶级深刻纠缠在一起，因而很难作为一种统一的社会角色象征。当代西方性别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逻辑阶段：第一，以平等对待为正义诉求，展开对历史上和当代的“主流”政治思想中性别歧视和性别缺失的批判。然而，在反对男性偏见和虚假普遍主义，要求获得和男性一样的平等对待的同时，女性自身却不得不面对女性的性别本质化以及普遍主义正义伦理的难题。第二，女性主义的政治需要和指导原则开始通过要求主张差异以及与之相伴的承认而实现社会正义的扩展，性别关系和性别分歧被明确地加以讨论，差异性的立场和身份政治为女性主义所关注。然而，身份政治局限于一种对“女性身份”和“他者身份”之对立的框架，忽略了差异并不仅仅存在于女性和男性之间的事实。也就是说，女性内部也有着差异性的背景和历史，遭受多样的、不同类型的从属和歧视，她们在社会中的境况是阶级关系、民族关系、种族关系以及宗教等等不同关系的复杂产物，因此，单一维度的对“女性”差异性身份的强调和承认必然是不充分的，可能会被指责为是另一种性别本质论。第三，通过对妇女运动中的女性主义理论和政治行动之经历的反思，当代西方性别理论的发展旨在超越性别意识，在多元争论的基础上寻找统一的理论基础，得出更为一般的政治哲学结论。[2]在这种旨趣之下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一种是力图找到一种兼顾差异的普遍性的身份，从而使得女性群体内部多样化的差异能够统合在一种共同的概念之下，从而为差异丛生的女性群体寻找一条走向团结的路径；另外一种则进一步解构女性身份，解构女性主体性，甚至解构女性概念本身。前者发展出对女性友好的公民资格观念与公民政治，[3]后者则与 后现代主义合流，发展为后现代主义的身体政治。
后现代女性主义者致力于性别的解构和重写，甚至采取彻底取消性别的形式。通过取消或者解构“男性”和“女性”、“同性恋”和“异性恋”这些概念，向传统的性别规范和性规范提出挑战。在解构的视野下，只存在此一时的性别和彼一时的性别，或者此一时的同性间的性行为以及彼一时的异性间的性行为，甚至，不存在绝对的传统意义上的男人或女人，只存在着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在性行为与性倾向上均具有多元可能的人。对于更宽泛的女性主义批判和后现代批判而言，任何“概念化”的企图都是一种消除独特性、局部性、特殊性以及具体的个体性的暴力：概念化就等于整体化，而整体化则被视为极权主义。[4]因此，更为具体的身体正越来越成为表述新的文化理解的首要场所。近来女性主义文化研究中最具创新的人之一巴特勒，她的《性别麻烦》一书中，就以这种后现代的身体表述取代了主体并且在基础之上建立了一种性别和性的理论。[5]众多的女性主义者如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南希·哈特萨克（Nancy Hartsock）、伊丽莎白·格罗斯（ElizabethGrosz）都试图以这种对身体的关注在当今差异纷呈的女性主义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此，身体，这种女性的具体化被认为是对男权主义、理性主义的二元论的克服，正如南希·哈特萨克所指出的：“精神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来自于如下事实，即女性的身体，不像男性，她们能够自身成为生产工具。”[6]由此，哈特萨克力求以其“性的可能性”和“对权力和社群的重新理解”而把一种非异化的生产建立在女性的“身体性的、感觉的、创造性的”经验基础之上。[7]简言之，身体已经成为这样一种拥有特权地位的非异化的、具体的、统一化的经验，社会关系的理论最终被建立在一种生物学的和性的繁殖上：建立在女性身体的月经、怀孕、哺乳等经验基础之上，似乎这些是不证自明的 、始终如一的、本质的过程。[8]
毋庸置疑，这种从身份政治向身体政治的转向表明西方女性主义者进一步解构性别本质论，将差异化关怀渗透到各个层次的努力，然而与此同时，身份政治的政治解放内涵也在这种进一步的解构中被不断消解，沦为一种话语政治。在这种话语政治的模式下，重点在于肯定现存的差异而不是解释这些差异为什么以及如何成为差异，肯定现存差异本身成为一种后现代背景下抵制男性话语霸权的有效模式，肯认女性独特的身体经验被后现代女性主义视为实现性别公正的基础。然而需要追问的是：这些差异究竟是如何从剥削体制中产生？如果我们想要改变这些体制以及由这些体制所造成的差异，我们是否能够免于对这些体制的批判？ 面对如下一系列事实：为了养活孩子而导致印度妇女出租子宫；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妇女成为所谓“全球化平台”的出口加工区血汗工厂中收入微薄的工人，并越来越成为穷国中的穷人，底层中的底层，无产者中的无产者；伴随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削减社会福利项目而导致的经济地位本已低下的妇女的生活状况雪上加霜……在这一系列事实面前，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对社会差异做出解释并且使之合法化，而是去批判社会差异从而解释作为其基础的社会剥削关系并且 去改变它”[9]。
通过梳理西方性别理论的逻辑进展，我们发现，不论身份政治还是身体政治，由于缺乏一种历史的维度以及一种阶级的分析，或者陷入性别本质论，或者沦为话语政治，失去对现实的政治改造，从而使性别正义的理论诉求面临困境。在西方女性主义的当前发展中，这种后现代的重写差异已经意味着一种转变，即从关注父权制以及性别之间的差异到关注女性范畴之内的差异，伴随作为历史主体的女性的消除以及其作为欲望主体的建构，女性主义放弃了在父权制下由于其性别而被剥削的作为集体性主体的女性，从而陷入一种文本化的解构路径，并由此失去了其作为政治主体对现实进行变革的能力。[10]女性主义如果不仅仅止步于从理论上瓦解种族主义的、父权制的、资本主义的压迫，而是旨在通过变革系统的剥削关系从而产生非剥削的社会安排，就需要引入一种唯物主义的对差异的重新理解，将对差异的解释和剥削的社会经济体制联系起来，特别是将激进的话语批判和文化批判与劳动的性别分工联系起来，特别是在当前父权制资本主义的全球性的结构变换中，这一任务显得更加迫切。[11]在此，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妇女观中所蕴含的女性主体性论述以及阶级和性别的双重分析视角将给我们提供更为有益的启示。
二、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阶级视角和性别分析视角的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是否是一种性别分析的方法曾引起广泛争议，例如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海蒂·哈特曼（HeidiHartmann）就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范畴没有解释为什么家庭内外都是女人屈从于男人、而为什么不是男人屈从于女人。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范畴，就像资本本身，都是没有社会性别视角的。[12]之所以有如此讨论，源于批判者根据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性别平等、妇女解放的专门性探讨有所不足，存在着“性别盲点”，因而当然不会是一种性别分析的视角和方法。这种说法其实是一种双重误解，一方面是误解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原意，一方面是误解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深刻含义。正如国内学者分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质疑的是经典理论对于性别不平等问题的有效理论分析与解决，而非质疑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性别分析的视角和方法。也就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并不是指责经典作家们没有认识到性别平等、妇女解放的重要性，没有性别分析的视角，而只是说仅仅 以这些理论来解决性别平等问题可能有一定的难度。[13]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蕴含着独特的阶级和性别的双重分析视角，从而弥补了单纯性别视角的分析所不可避免的缺陷。首先，单纯性别视角的分析，容易止步于女性获得的政治选举权等看似平等的权利，而忽略对形式平等背后“实质不平等”的根源进行探究。众所周知，始于18世纪末的“第一波”女性主义浪潮伴随女性选举权的获得、相关法律权利的保障而告一段落，作为这场运动的成就，妇女获得了法律上平等的公民资格。然而，女性在这场运动中所寻求到的不过只是形式上的平等，正如米切尔所说：“在20世纪早期……选取权——一种政治权利——已经被彻底赢得。然而，尽管资产阶级社会形式上的法律平等得到基本的实现，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却依然没有得到实质意义上的改变。选举权带来的更为广泛的平等依然等于零。”[14]1885年7月5日，恩格斯在致盖·吉·沙克的信中指出：“英国那些女斗士们争取妇女形式上的权利，让妇女和男子受资本家同样厉害的剥削，她们自己多半同资产阶级对男女劳动者的剥削有直接或间接的利害关系。”[15]在这里，恩格斯明确表示：如果妇女仅仅获得如西方女性主义第一波浪潮后所获得的那种形式上的平等，妇女就还远未实现真正的解放，因为脱离了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妇女解放，必然无法真正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如此，其推动历史进步的主体力量就仍然是被“遮蔽”的，其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就仍然只能停留于 空谈。
其次，单纯性别视角的分析，容易导致女性陷入“平等”和“差异”的两难吊诡，或陷入性别本质论的泥潭，或沦为后现代主义无穷解构下的虚无化存在。在单纯的性别视角下，女性和男性被置于一种平面的两极对立之中，似乎女性的解放要么意味着变得“和男人一样”，要么意味着彻底抹杀“性”和“性别”，前者要求女性按照男性模板塑造自己，从而忽视了女性的独特特征和所需要的独特关怀而陷入性别本质论和事实上的不平等，后者则在抹平“性别差异”的过程中也放弃了作为统一政治主体的女性自身，从而沦为后现代主 义无穷解构下的虚无化存在。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视野中，性别问题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男女两极对立的问题，而是和阶级、种族、民族等因素纵横交错的多维复杂体系。事实上，在女性—男性这种表面的两极对立关系中，潜藏着的是更为深刻的阶级关系、支配关系。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总是实践着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人，即社会的人。因此，在分析妇女问题产生的根源时，一方面要看到男女两性间的自然差异，要承认两性间的生理和性别差异，避免将男女平等视为抽象的绝对的平等，甚至应给予女性以差异化的关怀和对待。[16]不仅如此，更要进一步看到男女两性的社会差异，即因性别差异而导致的性别歧视，并探究造成这种性别歧视的历史根源。也就是说，离开妇女问题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脱离对妇女问题的阶级分析，妇女解 放只能停留于表面。
综上所述，与西方性别理论从对性别差异的关注转向对差异化的身体体验的关注不同，马克思主义在承认性别差异的同时，进一步洞悉到性别问题和阶级问题的内在复杂缠绕。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解放、妇女解放相一致道路的分析恰恰呈现出阶级、性别问题的内在关联。虽然性别压迫并不等于阶级压迫或种族压迫，妇女解放也不能因而归结为阶级解放或民族解放，但是，离开了阶级压迫、种族压迫，也就无法深刻洞悉到性别压迫的复杂性，换言之，离开了阶级解放、民族解放，真正的妇女解放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后现代的西方性别理论在从身份政治到身体政治的转变过程中止步不前，也引起女性主义理论家内部的反思，有些后现代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如特里萨·艾伯特（TeresaL.Ebert）逐渐认识到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意义，并指出当前情势下，需要把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带入到关于性别的文化分析之中。[17]从深层逻辑分析，性别关系是阶级关系在两性领域里的体现，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跨越民族边界去压迫和剥削其他民族的人民，不仅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纠缠在一起，父权制、性别关系也纠缠于其中。因此如果我们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基本分析范畴扩展为“父权制”“性别”“民族”，我们就可以看到，全球化背景下，阶级关系、父权制、性别关系和民族关系日益跨地域地纠缠在一起，阶级压迫、父权制、 民族压迫和性别压迫相互连锁、相互强化，从而形成三维的压迫体系。
首先，父权制和性别压迫内在相关，从而使得女性成为父权制剥削和压迫结构中的相同主体。作为一个剥削的体制，父权制在建构非对称的、不平等的劳动划分以及对社会、经济和文化资源的不公平获取过程中产生并强化性别差异，它不仅从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中保证并强化着一个性别（男性）对另一个性别（女性）的特权，而且在这种对“他者”性别的征服和剥削中不断积累财富并更加强化父权制的统治力量和地位。全球化背景下，这种性别剥削的不平等体制不仅成为世界上大多数社会经济体制存在和繁荣所“必需的”体制 ，而且成为对于全球化扩张和资本主义殖民化而言根本必要的体制。
其次，阶级压迫和父权制相互适应、彼此勾连。父权制是一套使男人控制女人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按男人在社会中不同阶级的等级模式来划分妇女，把妇女定位为与下层阶级同样地位的群体，并进一步形成对妇女的压迫。在此，性别压迫和阶级压迫呈现出相似的压迫模式。父权制和阶级关系都有其在社会历史中的发展变迁，但正是因为其相似的压迫模式，二者在发展中相互适应，彼此勾连，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利用父权制，把无产阶级妇女定位为比无产阶级男性报酬更低、更少被雇用的弱势群体，当资本主义经济需要时，就把她们吸纳进来，不需要时她们比无产阶级男性更早、更容易失业、更贫困。而无产阶级妇女在经济上的不利和从属地位又进一步加剧了其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并反过来强化了父权制。此外，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利又会损害男性无产阶级的利益，由此造成阶级压迫的不断加剧 。
再次，父权制、阶级压迫和种族压迫彼此相联，造成经济全球化时代第三世界妇女更加不利的处境和地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对其他种族的压迫、对第三世界下层阶级的阶级压迫和对第三世界妇女的性别压迫跨地域地彼此关联在一起。在跨国生产中，国际劳动分工和性别分工的普遍存在，正是性别压迫、阶级压迫和民族文化压迫彼此相联的新形式。第三世界的下层无产阶级妇女，她们处于多重压迫系统的最底层，不仅遭受到国际劳动分工中来自第一世界资产阶级的种族压迫、经济剥削、阶级压迫，遭受到来自本民族内部父权制的压迫，而且还要遭受国际分工下性别分工带来的压迫。在跨国公司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如缝纫和组装等工作中，第三世界无产阶级妇女从事比男性无产阶级更低层次的工作，获得更低的报酬，受到更多失业的困扰，成为跨国资本生产的流动工、季节工和劳动后备军 。
综上所述，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广大第三世界妇女不但没有享受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福利，反而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受害最大的群体之一。因此，在分析全球化背景下的性别公正和女性解放问题时，必须综合运用以阶级分析为主，兼顾民族的、阶层的、性别的分析方法。伴随着阶级关系的改变，妇女问题既不表现为尖锐对立的阶级关系，同时，妇女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没有差别的群体，我们不是在“阶级”和“性别、种族、性”等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正如布鲁斯·布劳恩（BruceBraun）所言，阶级的议题没有被性别遮盖，对种族压迫的关注也并不排除反对经济剥削的斗争。渐进的政治必须是有关阶级和性别（以及种族等等）的，我们应尽可能地强调它们彼此连接的方式，而不是简单的对立或合并。[18]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性别公正与女性解放
西方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强调性别视角，差异化、多样化身份诉求，却有分解和消散女性作为权利斗争主体的危险，阶级和性别的双重视角是把全球化背景下分散化的女性解放斗争重新联合起来的唯一路径。如果说性别的视角在女性反抗父权制压迫，争取男女平等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阶级的视角更是一把利器，直指全球化背景下女性不平等地位问题的根源和中心。如果说阶级的视角曾经遮盖了性别视角下独特的社会不正义及其表征，那么，今天的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对阶级分析视角的放弃则等于放弃了作为集体的女性进一步寻求自身彻底解放的有力工具，从根本上无益于促进性别公正和社会变革。[19]与西方性别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性别理论的特色正在于深入到阶级关系当中去探究性别压迫的根源，其阶级分析的方法启发了全球化背景下妇女研究中的阶层分析、地域分析，并为全球正义 和女性解放提供一条现世的路径。
一种唯物主义的社会分析，绝不仅仅止步于差异性身份的承认以及对差异性身体体验的迷恋，而是把性别分析重新放置到社会经济、政治关系中，放置到作为一种剥削体制的父权制的机制中，把性别、性和劳动、劳动的性别分工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抛弃了性别概念的唯物主义的和历史的建构，抛弃了对现存社会经济政治关系的分析，抛弃了对剥削体制和父权制的批判，女性解放将沦为概念的游戏、话语的呻吟。正如特里萨·艾伯特所指出的，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性别与阶级、民族、种族相互缠绕，是一种剥削的社会经济体制即父权制的历史的和意识形态的后果，并且特别是一种劳动的性别划分的后果。它与日常生活的经济现实紧密相连，特别是与妇女的劳动以及她们在劳动中的地位、角色、分工紧密相连。从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出发，任何对性别剥削和性别压迫的理解总是无法脱离基于剥削体制之上的社会冲突，因此，女性要想获得自身解放，就必须首先揭露种种隐藏的权力运作，揭露潜在的剥削体制和父权制的全球联系是如何产生了性别、性、种族和阶级的差异。从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批判的立场出发，西方女性主义性别、性以及身体理论中最为严重的和最有害的盲点就是对劳动的避而不谈，特别是没有把身体、性和性别作为不公平的劳动分工的后果，因而具有不可回避的阶级盲视。事实上，性别和性不仅仅是建基于身体之上的话语实践或意义实践的结果，更为重要的，它们还是劳动分工的后果，这种分工是根据身体、在身体之上、以及通过身体而进行的，这是一种根据劳动分工和不平等地使用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历史分工。[20]毕竟，文化的批判不能代替现实的斗争，只有女性真正拥有在公共生活中的经济权利，其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才能真正落实 。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在带来国与国之间、阶级之间、种族之间新的不平等的同时，也造就了新的性别上的不平等，全球资本主义通过新的国际分工和分配体制对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落后地区贫困妇女进行剥削和压迫，把她们置于层层盘剥和重压之下。全球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消除或减轻两性差别，反而产生了新的矛盾和问题。因此，全球化背景之下，对妇女劳动的剥削仍然广泛存在（不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而其根源仍在于性别的劳动划分。全球化背景下的女性正处于国家、阶级、种族、性别等各种压迫的交叉点上，成为各种歧视和不平等对待的最大受害者。[21]然而，西方后现代的女性主义在将话语实践作为解释性别和性得以产生的基础时，却 对性别和性剥削的社会经济关系视而不见。
因此，我们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构性别理论。首先，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揭示了性别不平等的起源，指出性别不平等的发生是客观历史的产物，性别关系受制于客观历史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并构成性别问题上一个最基本的信念：“妇女受压迫并不是个人蓄意行动的结果，而是个人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产物。”[22]因此，妇女的社会地位是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化而变化的，必须对妇女现实的生存和发展境况进行历史的、动态的分析和考察。女性处在多元化的历史现实中，女性经验是独特且多样化的。全球化进程是一个多元文化、不同种族、多种宗教交织在一起的进程，再加上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不同地区的女性遭受不同程度的剥削和压迫，又由于经济发展程度和经济模式的不同，女性所遭受的压迫和剥削方式也存在差异。基于女性经验的多样性，全球化背景下的性别理论建构一开始就具有多元性和多重含义。不同文化、种族和语言决定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性别哲学必然是多元对话的哲学，必然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然而，无论如何，性别从来不是与所在的文化及社会关系剥离开来的独立的领域，全球化背景下，我们需要进一步将父权制影响和殖民主义等不平等关系结合起来进行考量，从而探究种族、性别、民族和跨民族的要素在性别压迫和性别剥削中 所起的作用。
其次，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的关系上要坚持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一方面，妇女解放具有人类解放的普遍特点，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妇女解放又有一些特殊性，特殊性在于：除阶级、民族、阶层等种种社会关系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关系，即性别关系。它渗透到所有社会关系里，深入到社会结构制度的各个层面，因此，性别视角有助于更好地解释为什么经济、社会的发展等不同于妇女发展的问题。在当前全球化时代，我们更需要突出存在于女性主体之间那种跨国跨种族的广泛联系，把性别因素置于一种更为广阔的跨文化和国际化的背景之下，突破本质主义的二元论和过于强调差异性的局限，为重新确定性别观念指出方法和道路。重新确定性别观念，就是不仅仅要从区域本土和民族文化角度，同时也要在跨文化、跨种族和跨民族的全球化进程中来审视女性，在家庭、工作、学术界、甚至教会等各个特 殊领域中考察女性。
女性主义从身份政治到身体政治的转向彰显了西方女性主义对女性性别、性差异的关怀和重视，强调女性群体乃至具有独特身体体验的女性个体的特殊性权利，这无疑有利于男女平等的政治文化目标的实现，然而，这种对差异的强调如果脱离了对剥削的经济体制的批判，脱离了对父权制影响和殖民主义等不平等关系的考量，必然无法从容应对全球化背景下女性解放与发展所 面临的新挑战。
在阶级和性别的双重视域中，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下， 性别正义并非仅仅是基于男性和女性之性别机械划分基础之上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思维范畴内的公正诉求，也不应该仅仅止步于基于多元差异身份之划分基础之上的碎片化的话语公正诉求，而应该是基于处于特定社会经济、政治关系之中，置身于特定的性别劳动分工框架之中的现实的“人”的公正诉求。也正是这种意义上的公正诉求才使得女性有可能既充分认识、尊重自身之差异性特征，又能够逃脱自身性别、身份的束缚，真正以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充满女性特质但同时又是一个大写的“人”来反观自身，反观两性之间的关系，反观世界。从此理解出发，女性解放的步伐与人的解放的步伐是相一致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也必然是女性解放的最终目标。
[1] 宋建丽，女，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本文为2013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南茜·弗雷泽反规范的正义理论研究”（13YJA710038）和2013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当代资本主义正义批判理论前沿”（2013221019）阶段性成果。
[2] Diemut Bubeck，Feminism in Political Philosophy：Women's Difference[A]。in Miranda Fricker and Jennifer Hornsby（ed.），Feminism in Phillosophy[C]。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186—187。
[3] 关于这一发展趋势及潮流作者已在其他文章中有所论述，本文主要对第二种发展趋势即后现代主义的身体政治进行讨论。
[4] Teresa L.Ebert，Ludic Feminism，the Body，Performance，and Labor：Bringing“Materialism”Back into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Cultural Critique，No.23（Winter，1992—1993），P7。
[5] Ibid.，P22。
[6] Nancy Hartsock，Money，Sex and Power：Towarda Feminist HistoricalMaterialism，Boston：Northeastern UP，1985。P.243。
[7] Ibid.，P.257。
[8] Teresa L.Ebert，Ludic Feminism，the Body，Performance，and Labor：Bringing“Materialism”Back into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Cultural Critique，No.23（Winter，1992—1993），P.24。
[9] Teresa L.Ebert，Ludic Feminism，the Body，Performance，and Labor：Bringing“Materialism”Back into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Cultural Critique，No.23（Winter，1992—1993），P.8。
[10] Ibid.，P.15。
[11] Ibid.，P.42。
[12] Heidi I.Hartmann，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Lydia Sargent（ed.），Women and Revolution：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Marxism and Feminism，Boston：South End Press，1981，PP.1—41。
[13] 参见王宏维：《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性别视域中的演进与拓展》，《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8期。
[14] Juliet Mitchell，Woman's Estate，New York：Vintage Books，1971，p.120。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52—453页。
[16] 比如恩格斯在致盖·吉·沙克的信中强调女权主义是争取形式上平等的资产阶级运动这一性质时尖锐地指出，劳动妇女“由于她们的特殊生理机能，需要特别的保护，来对付资本主义的剥削”。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52—453页。
[17] Teresa L.Ebert，Ludic Feminism，the Body，Performance，and Labor：Bringing“Materialism”Back into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Cultural Critique，No.23（Winter，1992—1993），P42。
[18] Bruce Braun，Review：A Politics of Possibility without the Possibility of Politics？Thoughts on Harvey's Troubles with Difference，Annals ofthe Association ofAmericanGeographers，Vol.88，No.4（Dec.，1998），P.715。
[19] Mike Cole，A Marxist Critique of Claims for Postmodernism and Poststructuralism as Forces for Social Change and Social Justice，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Vol.24，No.4（Sep.，2003），P.495。
[20] Teresa L.Ebert，Ludic Feminism，the Body，Performance，and Labor：Bringing“Materialism”Back into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Cultural Critique，No.23（Winter，1992—1993），pp.38—40。
[21] 参见李丹：《女性在全球化中的地位及其反全球化的理论与实践》，《福建论坛》2007年第2期。
[22] 〔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