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王集团决定利用义和团

端王府，此时应该有两个人在那里面面相觑、惺惺相惜：

“哥们儿，你为什么来啊？”

“巡抚被撤。”

“大人，您为什么愁眉苦脸啊？”

“废立被阻。”

此时的端王是一个被洋人和汉党逼得走投无路、对洋人恨得咬牙切齿又没地儿撒气的人，而此时的毓贤是一个内心充满着悲愤和委屈，急于证明自己的人。

在党争激烈的朝廷，想证明自己，就必须先站队。

毓贤当然是有本钱跟端王集团站队的，因为他刚从拳民第一线回来，最清楚拳民的情况。而端王集团的权贵们之所以对拳民有兴趣，并不是突然对老百姓的利益诉求和纠纷有了兴趣、突然关心起民间疾苦来，而是洋人一次次妨碍了他们的夺权行动，他们对洋人恨之入骨：“毓贤大人，这些人‘灭洋’灭得怎么样啊？”

一拍即合！一群天涯沦落之人，因为一个叫“义和拳”的组织，走到一起来。

当然，在毓贤的嘴里，是不会称“拳民”的，也不会称“拳匪”，而是“义和团民”。

毓贤告诉端王以及他的核心成员：义和团的团民忠诚可靠，他们绝不是乱民，是真心扶清灭洋的！王爷您不是恨洋鬼子、恨那些汉官吗，袁世凯入主山东后，一定会对团民围追堵截，团民在山东肯定不好容身。王爷您可以代表朝廷，去暗中支持他们、策应他们，暗中扶植他们和鼓动他们，而且还要将他们引向北京。天子脚下守卫森严，团民如果只顾眼前利益，烧烧教堂、抢抢粮食，绝不会自动去往北京的，但王爷您就有办法。只要团民进京，他们就是一支可以利用的重要力量，帮助您去威胁那些顽固不化的公使，帮助您去打洋鬼子，帮助您去斗垮那些汉臣，斗垮反对废立的官员，扫平夺权路上的一切障碍！

这样的话，自然是不用明着说出来的，大家都清楚。接下来就看表演了。

毓贤叫来了一名“大师兄”，让他当众表演起“刀枪不入”。当然，毓贤很清楚这只是表演。在离开山东之前，毓贤下令处死了朱红灯和心诚和尚。这两个人反正要死，不能把他们留给袁世凯。连两大头领都被证实了是肉身凡胎，难道毓贤还对其他人的“刀枪不入”抱有幻想？

但表演还是需要的。毓贤需要，端王需要，其他观众也需要。

表演完毕，在场的人士啧啧称赞。

端王当场拍板：如此团民，不仅忠勇爱国而且神通广大，值得肯定，应该重用！

就这样，“义和团”终于成了毓贤投靠的筹码和新的进阶礼物。毓贤的内心原本是积郁着愤怒、委屈和不满的，现在，位高权重的端王竟然跟他“深有同感”，这让毓贤有种莫名的心安。要知道那时候在官场，能够“紧跟”一个上层也是相当不易的，更何况还能去抱紧他的大腿！

之后毓贤在皇宫觐见了慈禧。对于太后大人来说，她只知道袁世凯去了山东，毓贤的去职多少有些委屈，于是她又搬出了“搞平衡”的那一招：按惯例赐毓贤一个“福”字，让他去山西当巡抚。

而端王集团也终于不用把希望寄托在谣言上了，在一次次造谣失败之后，他们找到了新的“外援”，终于不再把目光局限在皇宫内部，而是投向广袤的民间。有了接下来端王集团对团民的暗中扶植、幕后策应和帮助，官方出于党争需要的“灭洋”和民间出于利益诉求的“灭洋”捆绑在了一起，这才是“义和团运动”的真相。

对于端王集团来说，他们是否就真的相信了团民的“刀枪不入”，这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团民是否真的能够“刀枪不入”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是一支对扫除废立障碍有帮助的生力军、一支对实现政治阴谋有帮助的生力军，也能够让追随者相信，端王集团已经找到了一个对付洋人的好办法、一支对抗洋人的庞大队伍——广大的团民能“刀枪不入”最好，即使不能，也要继续让更多的团民有“刀枪不入”的信念而不惧洋人，那会是多好的靶子啊。

起用这样的一支队伍，成本是很小的，比再去组建一支军队的成本小多了。一个人很容易冷静，群体却反而很容易变得疯狂。你需要做的只是煽动他们原有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如果不是从对利益入侵的恐惧中迸发出来的恨，那就最好是为激情去献身的壮怀激烈的爱。

而义和团竟然可以两点都占：他们是“恨洋人”的，但这种“恨”在骨子里也是对“洋”的恐惧，只要操纵这种恐惧，就能将它转化成可怕的破坏力量，就能形成针对“洋”的群体性恐怖；他们也是“爱大清”的，但这种“爱”并不是他们认为大清值得他们去爱，而正是因为他们对大清失望了才“扶清”，只要放大他们心中的这种期望（赶走洋人，大清就会变强，我们大家就会过好日子），就能带来神挡灭神、佛挡灭佛的群体性疯狂。这难道不比单个人的“刀枪不入”更具利用价值吗？

也就是说，在端王集团这样有政治阴谋的集团眼里，义和团的利用价值首先是作为“一个群体”“一支生力军”的利用价值，而不是某个武艺超群、“刀枪不入”的“大师兄”和团民的利用价值。同样是朝廷的高官，同样经历国门被洋枪洋炮轰开后的60年，同样经历洋务运动30多年，不是汉党就天然嘲笑“刀枪不入”而端王集团就天然迷信“刀枪不入”。端王集团看中的，是这支队伍能够为他们带来的超过“刀枪不入”几倍、几十倍的疯狂！

端王集团以官府的幕后力量，不遗余力地去渲染“灭洋”，鼓动“爱国”。义和团原本的“灭洋”只针对跟团民利益相关的传教士、教会，团民也只是在乡村活跃，而这对于端王集团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只去烧教堂、攻击教民和传教士怎么行呢？必须将“灭洋”符号化，去灭大清所有与“洋”有关的东西，比如铁路啊，火车啊，电报啊，等等。

一切都尘埃落定了。一年多以后，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后死不瞑目的李鸿章大骂：“可恨毓贤误国至此！”然而，误国的又何止毓贤？李鸿章只敢骂一个毓贤，不敢骂的有太多。

就是从这里开始，在经历赵三多的“维权版本”、朱红灯的“抢粮版本”之后，“半官方版本”的义和团捆绑上了朝廷党争、政治小集团的权力野心和权力斗争，从此再无回头路。团民们或许不知道，他们高喊“扶清灭洋”，其实到头来还是需要被“清”扶——被大清某一个有政治野心的权势集团扶。

从这一刻起，他们不仅将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也将无法主宰义和团这个组织的命运，而将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左右。他们的“恨”（灭洋）会变味——从原来的利益诉求变为极端排外；“爱国”也会完全变味——从事实上说，洋人是欺辱了大清，损害了大清子民的某些正当利益，爱国是正确的，但被政治阴谋家利用的“爱国”就有问题了。

史料记载，大清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前后（1900年4月前后），正当袁世凯已在山东恢复“稳定”，山东的义和团归于沉寂之际，在直隶的义和团却经过几个月的发展，终于达到爆发式的高潮！大量团民如雨后春笋，一夜之间冒出来，迅速遍布整个直隶；直隶不仅取代山东成了义和团运动的中心，更因在数量和规模上远远超过山东而成为团民的天下、红头巾的海洋！从构成上看，他们可以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从山东境内过来的“老团”，一部分是与山东交界的直隶南部原有的团民，而更多的，则是新的团民，在1900年春新加入的团民。

义和团，起山东，

不到三月遍地红。

孩童个个拿起刀，

保国逞英雄！